“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反映了许许多多父母的焦虑，但起跑线到底要怎么跑？现有的评价系统常常是用大量没有多少价值的事实塞满孩子们的头脑，但科学史上那些伟大的头脑却告诉我们，真正重要并对一生都有用的，是真诚的热爱、无穷的好奇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撰文 | 顾凡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6月24日《返朴》刊登了丁玖博士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能会让孩子输在终点线上》一文，评论热烈，众说纷纭，反映出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笔者响应丁老师的呼吁，但也不能完全同意其论点。不过，真理越辩越明，限于篇幅，本文将只讨论一个问题：有了起跑线，怎么跑？笔者对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旗帜反感久矣。本质上，这句口号就是提倡应试教育的新瓶旧酒，说极端一点，则是沿袭了科举这一“国粹”传统，目的其实和“学而优则仕”也差不多。“虎爸”“虎妈”让子女在学校辛苦学习之余，还在双休日节假日安排了读不完的班，也不问孩子对此是否有兴趣，是否反感，是否真有收益。诚如丁老师所言，在这面旗帜之下，许多孩子“没有自由、没有空间、没有自我、没有尊重、没有爱”，我再加一句，也没有了童年。他们学会的只是死记硬背知识，人云亦云，养成了极坏的学习习惯，读坏了脑筋；却缺少好奇心，以及理性思考、自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成了一台不断往里面输数据的计算机！以存储知识论，人是绝比不过发展越来越快的计算机的。现在的人工智能从“应试”这一点上来说，已经能通过名校考试了。逼着孩子走这条路，除了填满学商的荷包，摧残孩子的心智，剥夺孩子的童年，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作用。本文不想过多重复丁老师和评论者的论点，只想从培养孩子的兴趣、好奇心和理性思维的能力的角度，结合笔者自己的教训和从阅读脑科学家传记中所得到的启发，加入大家一起讨论。是耶？非耶？愿读者诸君在思考之后发表自己的意见。
如果不看“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口号背后的实际内容，单从字面上讲似乎也无可厚非。尽管我们可以说人生不是百米跑，而是万里长征，起跑线上快点慢点并不起决定作用，但是跑好起跑线总不能算错。即使是丁老师文中所提到的那位跑八百米的女同学，一开始就冲刺，最后跑了个末名，也只能说明她在起跑线上就没跑好，所以虽然看起来似乎一开始独领风骚，实际上却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另外，人的发育有个关键期，少年儿童正处于这个关键期。人在刚出生时，脑中神经元之间的联结比较少，在随后一个阶段联结迅猛增多，直至达到顶峰，以后随着“用进废退”的原则，一些联结会加强，而有些联结则减弱甚至消失。这是脑的可塑性，虽然这种可塑性可以伴随一生，但是少年儿童时期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一旦养成某种定势，以后再要改变就要花出极大的努力。因此如果仅从字面看，“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并不算错，确实也需要跑好起跑线。问题是起跑线要怎样跑？怎样才能不输在起跑线上？而学商们所宣扬的那一套其实塑造了极坏的学习习惯，读坏了孩子的脑筋，只知道背诵书本上的结论，既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来的，究竟是否有道理，也不会实际应用。人云亦云，摧残了好奇心和质疑的精神。由于时间都花在题海和读补习班之上，失去了和小伙伴交流合作的机会，缺少体育锻炼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影响到孩子的情商和社交能力，将来却很可能正是“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使我不由得想起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费恩曼到巴西大学任教的一段经历。他到任以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如果完全按照课本上的内容问学生问题，他们都能对答如流，但是只要稍微有点变化，尽管实质上问的还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却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了。个中原因他在旁听了一堂课以后就清楚了。教授在堂上慢条斯理地说：“如果……在两个物体上……加上相等的力矩，而产生了……相等的加速度……那么就认为这两个物体等价。”学生则坐在下面拼命地记。但是教授一点也不结合实际举例说明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例如为什么如果把一个重物挂在门边上，推门就比较费力，但是如果把同样的重物挂在靠近门轴处，推起来就省力。下课以后，费恩曼问一位学生：“你拼命记笔记干什么用啊？”“不难，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考题。”他看了看笔记说：“‘什么样的两个物体等价？’答案就是：‘如果在两个物体上加上相同的力矩产生相同的加速度，那么这两个物体就等价。’”费恩曼这就明白了，他们虽然能够通过考试，但是除了他们背出来的条条以外，什么也没学会。[1]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一位同事听时，她笑了起来说：“我原来还以为只有我们学校的学生才这样呢！”我的一位朋友施拉根霍夫（Karl Scchlagenhauf）在我们合作的一本书里，就不同类型的学生写道：我的一位老师林德（Hans Linde）……把学生按其取向分为两大类。他把其中之一称为“规矩派”（System-Leister ），而称另一类为“兴趣派”（Interessen-Leister）。规矩派完全按照某种“体制”（system，这可以是某个学校、大学或是其教授所在的学派）的规矩行事。兴趣派只对他在某个领域中所发现的谜题感兴趣。他想知道应该怎样想才能解决问题，并且为什么。当他找到答案，他就非常高兴。规矩派追求高分，他也一心要找个好的前途。能在《科学》（Science）或《自然》（Nature）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他的终极目标。
就像所有的理想分类一样，绝不会有纯粹某一类的情形，实际上总是两者兼而有之。林德在其分析中发现了用以区分这两类人的一条经验规则，这对我很有用。规矩派在学校里各门课程都得高分。通常是所有科目全A（在德国是1等）。他们竭力取悦其老师和双亲、忙忙碌碌、雄心勃勃。当他们并不喜欢某个科目或是在此科目上并无天分时，就勤以补拙。他们的目的就是不使人失望并取得高分。他们不太在乎是否真正掌握了课程内容，只要能通得过考试，并且取得好分数就行。教师们一般都很喜欢这样的学生。
兴趣派的特征是分数高高低低，例如数学和物理都是1等，然而英语却是5等。他们的目的是搞懂并且掌握某个主题，而不管其他他们觉得枯燥乏味的事。当他们解开一些谜题，并成为某些特定问题的专家时就高兴。他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枯燥乏味的事上。遭到他们忽视的那些课程的老师觉得他们很笨……当费恩曼抱怨那些得到高分却什么都没掌握的学生的学究式态度时，他无疑指的也是典型的规矩派。[2]我们的教师和家长一般都喜欢规矩派，而对兴趣派忧心忡忡。其实，许多在信息技术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兴趣派，比尔·盖茨大学辍学而成就了一门大产业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贬低规矩派，如果他们是在理解了所读课程的基础上得高分，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是像费恩曼笔下的巴西学生那样拿高分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倡导者主张的正是培养后者。我相信“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如果孩子对某个领域有兴趣，那么他就会自己要学，而不是他人要他学。我想，对于规矩派和兴趣派的孩子都不要批评，而是要引导。规矩派的学生不要那么看重分数，而要真正理解所学，培养对某些领域的兴趣，要多一些课外活动；兴趣派的学生，也不要完全放弃自己不喜欢的课程，而是要像丁老师在其文章末尾所引用的费恩曼的话：“非常努力地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另外设法保持别的科目不要得零分，只要能低空掠过就行了。”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们也许应该更强调一点“兴趣派”！
现在人们往往抱怨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可曾反躬自问，我们自己是怎么跑起跑线的？我们跑得成功吗？我们快乐吗？我们又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我们可曾费心注意孩子的兴趣所在，培养孩子的兴趣，启发孩子的好奇心和好问为什么？我们可曾逼着自己的孩子只知道追求高分而不求甚解？我们可曾把自己的意志和好恶强加给孩子？我们可曾为孩子创造一些条件多读一点各种各样的“闲书”，从中观察孩子的兴趣加以引导？我们可曾关注让孩子多接触一点社会，多和小伙伴们有点交往？1967年诺贝尔奖得主哈特兰（Haldan Keffer Hartline）的父亲是一位自然科学教师，他热爱生物学，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美国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的警句“研究自然，而非书籍”。他的妈妈也在同一学校教英语，同时又是一位业余的园艺师和植物学家。双亲的爱好使他从小就热爱自然。在他还是一个小孩时，当他父亲带着学生到郊外作野外观察和采集标本时，总是带他一起去，并且听他父亲向学生做介绍。因而培养了孩子对大自然的热爱。父子成了很好的伙伴，经常一起去远足，收集和观察。后来他深情地称他的父亲为“我的第一位也是最好的老师”[3]。美国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昵称拉马）出生于印度南部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和外交官，母亲则是一位数学家。双亲对儿子的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但绝不是“虎爸”“虎妈”式的硬性灌输，而是仔细观察儿子的兴趣爱好，“投其所好”，谆谆善诱。拉马从小就对科学非常感兴趣。在八、九岁时，他就开始搜集化石和贝壳，对分类学和进化入迷。稍后又对化学入了迷，在他们家楼梯底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拉马从小就是一个好问为什么的孩子，特别是对一些异乎寻常的现象更是充满了好奇。在十二岁时他读到有关美西螈的一则记事，这种动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蝾螈，但是进化使得它始终停留在水生幼体阶段。通过停止变态而在水中性成熟，它们一直保留着鳃（而不是像蝾螈或者蛙类那样改成了肺）。当他读到只要给它施以变态激素，就可以把它们变回到由之进化而来的、早已灭绝了的、没有鳃的陆生成体祖先的样子时，真是大吃一惊。这不就像使时间倒流，复活一种早已灭绝了的史前动物了吗？他知道蝾螈成体在失去腿后不能再生，那么美西螈（它其实就像是某种“成熟的蝌蚪”）在失去腿以后，能否依然保留再生断腿的能力？要知道蝌蚪有再生能力，而青蛙没有。如果用适当的激素混合物，能不能把人也变成像祖先的直立人那样呢？你看，一篇简单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浮想联翩，涌现出许许多多问题和猜测，这使他从此迷上了生物学。[4]上述的两位科学家虽然没有去读什么班，不过大家仍然可以认为他们是赢在起跑线上了。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人生并非百米短跑，而是万里长征。有些科学家甚至是“问题少年”，或是在儿童时代根本没能进小学，但最后却都成了一代宗师。“神经科学之父”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出生于西班牙边陲小镇的一个医生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位解剖学老师。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在学校里他很不听话，喜欢恶作剧，例如向人丢个石块什么的。而且目无尊长、成绩也很差，还因为逃学而被责打，因此被迫不断转学。十一岁时就因为用一门自制的火炮轰垮了邻居院子的大门而被监禁了些日子。其实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在绘画、艺术和体操方面表现出色，但他的父亲对此却视而不见，更没有对他的这些能力因势利导，刻意加以培养。他的父亲大概只看到他顽劣的一面，曾经想要他去做鞋匠和理发师的学徒，试图以此培养儿子的纪律性和稳重。后来大概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吧，父亲带他去墓地寻找人体遗骸进行解剖学研究，希望能引起他对医学的兴趣，子承父业。谁知这下倒是歪打正着，触发了他喜欢绘画的天性，他对描绘骨架着了迷，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走上医学研究之路。而他的艺术天赋帮助他把从显微镜中看到的神经细胞画得栩栩如生（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显微摄影，观察到的东西都得靠观察者自己手画出来）。[5]图 1 卡哈尔笔下听觉皮层中形态各异的各种神经元。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个细胞体和从它上面发出的树突和轴突。| 图片引自Santiago Ramón y Cajal：“Texture of the Nervous System of Man and the Vertebrates”
也有科学大师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但是孩子的志愿却不在艺术，而在科学。父母虽然有些失望，但是还是尊重孩子的志愿。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记忆研究的前驱米尔纳（Brenda Milner）。米尔纳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里，父亲是《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音乐评论作家，业余酷爱园艺，房子矗立在一大片花圃之中。他还为教堂演奏管风琴，由于才艺出众而得到资助赴德深造4年。除了音乐训练之外，他大部分都是自学成才，他认为当时的正规教育扼杀了创造精神。她的母亲原来是父亲的一位学生，跟着他学习歌唱。就在这么一个艺术家庭里，令父母失望的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却毫无“艺术细胞”。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不硬逼她学琴棋书画。父亲教她算术、莎士比亚和德语。家里有一间藏书室，里面充满了散文和诗集，小米尔纳沉醉其中，但是里面没有一本书和科学有关。8岁那年，米尔纳的父亲突然过世，母亲送她到一所女子学校求学，父亲传授给她的自学能力使她在许多科目上都名列前茅而跳了一级。当时的英国中学是文理分科的，所以到她15岁那年，她就得决定自己是选文科还是理科，她觉得外语和文学，如果需要，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学，但是如果在年轻时不学科学，以后再想学就晚了，因此她选了理科。她的班主任对此大为恼火，因为她觉得米尔纳这样做，以后要想申请牛津或剑桥的奖学金就难了，母亲虽然也希望她念文科，但是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女儿的志愿。这确实是搏了一次，但是结果她赢了，拿到了奖学金进入剑桥，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6]说到起跑线，科学大师中最令人感佩的可能得数我国脑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张香桐院士了。张香桐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贫苦农民，由于家境贫寒，张香桐直到14岁才进小学一年级，却在2年里读完了全部小学课程。在考取北京大学之后头两年的预科时间里，为了谋生养家，头一年半他根本就没去北大听课，而是全职做家庭教师，只是靠同学寄来教材业余自学，并通过邮寄开卷试题完成学业。[7]无疑，是他对学习的强烈愿望、热爱和高度的自学能力成就了他。是他自己要学，而不是家长要他学！所以我想，起跑并没有任何标准模式，但也有某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科学的热爱、无穷的好奇心和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的精神。好的起跑方式，应该是不迷信权威，敢于思考，善于思考，并通过实践来证实或证伪原来的想法，善于提出问题和善于自学。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输在起跑线上”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家长们应该注意孩子的兴趣，让他们广泛接触新事物，读各种各样的书，培养兴趣和好奇心。如果一个孩子对数学特别感兴趣，那么对他进行奥数培训，也并非是“万恶”，倒可能培养出了“知名的数学教授”。“万恶”的是不论孩子是否有兴趣硬要他们上读不完的班。按照现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鼓吹者的那一套，无穷的补习，没有乐趣，没有好奇心，没有自由，一切由家长和老师来安排，不会自学，其结果倒可能是输在了终点线上，甚至到不了终点线。到头来，正如丁老师说的，“在高压下痛苦地学习，反而有可能没学会怎样读书，长大后倘若感到‘一事无成’时却怨恨父母、埋怨教师，就像旧中国包办婚姻的夫妻那样，一辈子怨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我所接触的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只是涉及到科学家的成才之路，其他各行各业情况一定会有不同，不过也总有某些共同之处。我对“万应灵学”持怀疑态度，当然我的想法也不可能“万应”。
诺奖得主冯·贝凯希（Georg von Békésy）在瑞士读大学时，有一件事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影响。有一次伯尔尼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讲课时，要向学生演示如何用氨制作肥料。整个过程相当复杂。在他解释了整个过程后，他打开了设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整个设备一下子就发生了爆炸，所有的瓶子都碎了，幸而无人受伤。一般说来，教师在出了这种问题之后，或者会在下堂课中重复实验，或者干脆就不做了。但是这位老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只是向学生表示了歉意，同时开始当场重建整套装置。学生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工作的，如何将不同的部分连到一起，学生们一直在想他上次可能犯错的地方。钟声响起，课时到了，但即使在下一堂课的铃响之后，他也没有停止工作。学生们都给迷住了，谁也不愿意离开。大约两个小时后，他再次准备好装置并且工作正常。从这位教授那儿，贝凯希领悟到不必为失败而垂头丧气。他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我发现犯错误，即使是一个大错误，也并不总是一无所获。如果人足够聪明，而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总是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来改进他的工作方法。”[8]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的实验室由于战火和火灾曾经数度化为灰烬，但是他都又重建了起来。他后来说道：“如果有人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勇气，我会回答说正是那位化学装置发生爆炸后立刻又重建的那位教授。”[8]
我曾经很喜欢阅读百科全书和里面所讲的事实。百科全书帮助我认识到，如果让我们的头脑只填满事实，我们仍然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读百科全书并不是学习科学的方法，因为即使其中最好的文章也只能给出一个概要；但是知道概要和实际应用这个概要还有很大的距离。由于事实并不十分重要，我感悟到，教师真正应该做的只不过是指出某些方向。我们可以由此开动自己的大脑。所以老师教不了我们太多东西。
他真正应该教给我们的是对工作的热爱，并引起我们对某些领域始终保持兴趣。我总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我的老师，我并不想向他们学习事实。我只是想找出他们如何工作的方法。要是一位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不能教给学生研究方法，那么他就给不了学生什么有用的思想，这是因为后来学生在工作中要用到的事实一般说来总和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事实有所不同。但是，真正重要并对一生都有用的是工作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对方法感兴趣的原因。这当然会给教学方法带来很多困难，因为很难考查一个学生是否懂得思想方法。如果只考查学生是否知道事实，这很容易，也很好评分。因此，今天的整个评价系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和20年前相比，我们的头脑中塞满了多得多的没有多少价值的事实。当然，每个人都必须学习和知晓一些基本事实。[8]他的这段话对呈现信息爆炸的今天尤其重要，其实，除了最基础的知识之外，我们一生中只用到了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少一部分知识，相反，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在工作中所用到的许许多多知识都不是从学校里学到的，我们不得不自学我们在学校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新知识。可惜的是今天许多地方的应试教育还在用大量的事实塞满学生的头脑。作为孩子“第一老师”的父母该不该好好想一想怎样教育孩子的问题呢？按照我的愚见，恐怕为人父母者首先自己得好好反思，不要把错误的一套强加到孩子头上。
我并非是什么教育专家，也并非是什么“成功人士”，写这样一个大题目，未免有点自不量力。不过由于自己也曾身体力行过现在提倡的那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学习方式，或许也曾是一名“昔日学霸”，是这种教育的一名受害者。对于应该怎样成才，虽少经验，却多教训。我有时不免会想，如果不是学校、家庭、社会鼓励我走那样一条道路，如果在我的童年就有师长向我讲讲我现在感悟到的道理，我的生活也许会幸福得多，也许我能为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一切对我来说当然有些晚了，但是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孩子还在走我走过的老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免想吐一吐心中的块垒，虽然不敢说我想的就一定对，但是至少也许能让年轻人或为人父母者想一想这个问题。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我也不能说自己是个成功的父亲，培养了多么优秀的孩子。但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起跑线有反思，所以我从来没有逼我女儿放学回来完成作业之后还要读读不完的教学辅助材料，我从来也没有要求她考第一名，只要各门功课都不低于中等水平就行。当然那时也还没时行补习班。也很少有家教这一说。所以她做完作业之后，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读各种闲书，和小朋友一起玩。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之下，虽然她不是什么学霸，但是也顺利完成学业，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以后还始终不断自学自己缺乏的知识，不断读书，兴趣广泛，充满了好奇心。令我高兴的是，她回顾童年并无对我们的不满，觉得那时很开心，而现在她也没觉得就事事不如人。孩子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只要他们自己觉得满意幸福，家长何必一定要把自己的向往或是年轻时自己未能实现的宏愿强加在孩子们头上呢？固然有在虎爸虎妈们的严酷教育下培养出成功人士的例子，为中国的虎爸虎妈们津津乐道，但是也有昔日神童削发为僧，或者开枪打死导师、饮弹自尽的惨痛教训，这些却少人回顾。但愿我们的后代不要成为一台存储了无数知识的计算机，而是有正常智商、情商、健康活泼、充满好奇心的幸福一代。要想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想首先父母和老师自己要想清楚，应该怎样引导孩子在起跑线上出发，如果自己没有经验，至少应该反思自己的教训。如果父母和老师自己都是丁老师所批评的那一套的信徒，既不总结经验，也不吸取教训；既不学习，也不思考，要期望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也难。这正如如果研究型大学的老师本身不做研究，他们怎么会知道研究应该怎么样做，单凭下功夫备课，就想能教出科研人才也难。
[1] Feynman R (1992)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Feynman: Adventures of a Curious Character. W.W. Norton & Company, Inc.中译本：费曼著，吴程远译（1997）别闹了，费曼先生：科学顽童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顾凡及，卡尔·施拉根霍夫（2019）《脑与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含三册: 《脑研究的新大陆》《意识之谜和心智上传的迷思》《人工智能的第三个春天》）[M].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内出版)
[3] Granit, R.; Ratliff, F. (1985). "Haldan Kefer Hartline. 22 December 1903-18 March 1983".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31 (0): 262–2922
[4] Ramachandran VS (2011) The Tell-Tale Brain: A Neuroscientist's Quest for What Makes Us Hum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5] Cajal, S. R. (1917) Recuerdos de mi vida, Vol. 2, Historia de mi labor científica[M]. Madrid: Moya.英译本: Recollections of my life (trans. E. H. Craigi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 Cano),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37. Reprint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6] Milner B (1998) Brenda Milner. In Squire LR(Ed) The History of Neuroscience in Autobiography. VOLUME 2. pp.276-305.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L
[7] 张维（2003）张香桐传。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8] My experiences in diferent laboratories, autobiographical speech by von Békésy （http://fizikaiszemle.hu/archivum/fsz9905/bekesy.html）
顾凡及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专业是计算神经科学。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先后在中科大生物物理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退休后主要从事科普著译，已出版8本科普著译，曾获七次奖项。他还获得了第四届认知神经动力学国际会议（瑞典）授予的成就奖，以及2017年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个人贡献，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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