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李政道与季羡林、季承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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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记述于本文的情况，就是李政道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季承父子的关系及《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一书出版的实情。

撰文 | 柳怀祖（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主任、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杨振宁和李政道

有关李政道与杨振宁两位先生的争论，在学术界和媒体已平静许久。近日，一位网络匿名人士发了一篇表示“澄清李杨之争”的文章，重新让平静已久的争论再起波澜。尽管该文开头将李政道和杨振宁定位为“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在结尾处也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不必去斤斤计较科学家之间的八卦琐事，把它们的矛盾到处扩散和宣扬，八卦这些私人恩怨对我国发展有何益处？我们要多宣传他们的贡献，这才是主流，是正能量。”但文章却通宣扬二人的矛盾，以作者的“推测”和编造来中伤李政道先生，非但不是“澄清”，反而是“搅混水”的负能量。

该文编造谬误之处很多，一篇文章很难全面反驳，仅举几例。比如，该文说：“李政道为了反击，和好友季承合作完成了一部《李政道传》。季承是季羡林先生之子，季家和李政道先生的父辈就有深厚交往，可谓世交，而他们二人也关系匪浅，在完成传记之前，李政道与季承已经有超过30年的亲密交往，友谊如同兄弟。”然而，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本人对于李政道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季承父子三位均十分熟悉，对他们的事情十分清楚，无需“推测”。

1963年，我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中关村分部。当时我们支部书记是季延宗（即季承），他是季羡林先生的儿子，学俄文的。他那时候还不到30岁，已是中关村分部党总支委员，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又是中关村分部的团总支书记，同时还兼任赵忠尧先生的秘书，可谓少年得志。他很开明，很随和，处理起矛盾总是很温和，大家都挺喜欢他。那时，我作为年轻党员常协助他组织共青团的活动。当时他很愿意学习，很用功，“文革”中还自学了英文。所以后来1979年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八七”工程时，组织上才会派他去负责高能物理项目驻美办事处的工作。季承是他在“文革”时改的名字。但“文革”后他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与之前判若两人。

季羡林季承父子（资料图）

1978年后，我与他一起参与了我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筹备工作，1979年，我们一起认识了李政道先生。我从此时起，几十年一直负责李政道先生到国内的接待工作并协助他处理国内事务。1983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后，我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不久，季承则去担任了中国新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此后一段时间，李政道先生与季承基本没有来往。1990年后，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工作，同时兼管着李政道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工作。2000年我退休后，李政道先生向中央有关领导提出，希望我仍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协助他工作。季承则在退休一段时间后，由我与另一位同仁推荐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以顾问的名义，帮助做些文字工作。期间，因季承有不端行为，李政道先生曾打算辞退他，后因我与另外几位同仁力劝才勉强留下，何来“李政道与季承二人关系匪浅，有超过30年的亲密交往，友谊如同兄弟。”？

李政道父亲与季承父亲不认识

李政道先生的李骏康是江苏苏州人，南京金陵大学首届农化系毕业生，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化肥生意。季羡林是山东聊城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赴德国留学后于1946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两人没有过交集，李骏康与季羡林从未见过。

在季羡林和季承父子反目互不相见那几年，由于我和季家父子多年的友情，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望季羡林，曾多次试图帮助他们父子和解，未果。我曾将其父子闹翻的事告诉了李政道先生，他好意表示愿出面请季家父子吃一顿饭，调解一下，并让我问季承是否愿意。如愿意，我再与季老沟通。这是因为他与季羡林先生只在某次活动时见过面，握手寒暄过几句而已，几乎不认识，不宜冒然行事。不过季承拒绝了政道先生的好意，表示“这是家事，无需外人调解”，此事也就做罢了。

李政道始终反对季承写《李政道传》

李政道先生认为，他如果出传记，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多次有名作家、记者要为他写传，他均婉拒。同样，他也不同意季承写《李政道传》。我与一些友人也曾劝阻过季承，但他执意要写，这就与李政道先生产生了矛盾。2009年春，季承被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辞退。在他离开前，李政道先生还明确对他说不要出版《李政道传》。

在后来违背李政道意愿出版的《李政道传》中的照片，李先生从未授权季承使用。书中使用的照片和一些我与政道先生来往信件的资料，均是因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2006年编辑出版《李政道文选》时，李政道先生给的。季承当时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因而能接触到这些照片和资料。应该说，季承是用不正当手段窃取的，是很不道德，甚至违法的。

在得知季承所写的《李政道传》要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时，李政道大为惊讶！他于2009年3月20日致函世界出版社社长、总编，明确说明自己不同意此书出版。信中说：“最近获悉贵社将在今年出版季承先生所写我的传记《李政道传》。关于写我的‘传’一事，季承先生曾与我提过，可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何时能够出版此书。季承先生也从来没有为了‘传记’事和我明确并系统地讨论过我的生平和经过。去年我回国时看到了他所写《李政道传》的书稿，出我意外，忽然得知季承先生，已经和贵社签订了今年出版我‘传’的合同。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及学术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认真阅读。只是大略翻了一下，感到其中有不少事实不够准确，一些说法也不够确切。因此，我几次告诉季先生，出版我‘传’之事必须认真。目前不能出版，待我有时间阅改后再定。所以得悉贵社出版此书后，甚为惊讶。几周前我又再次正式告诉季承先生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出版此书，并请他将此意转达贵社。

我非常感谢贵社对我的关爱，但因出‘传’是很严肃的事，需十分谨慎。以前国内几个出版社也曾多次提出出版我的‘传记’，我均婉拒。因此，现不得不十分遗憾的正式向贵社请求，将此书出版搁置，以免造成一些以讹传讹的不良影响。”

“世界知识出版社”为此拒绝出版后，季承又转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因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国内属中国科学院代管，所以，李政道先生还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写信，表达对季承私自强行出版他传记的强烈不满，并请路院长关注。很遗憾，2010年初这本书还是在李政道先生的反对声中出版了。

正如李政道先生所担心的，这本不少断章取义、拼凑及推测出来的书问世后，的确给他造成了“以讹传讹的不良影响”。对此，李政道先生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回答：

“季承先生出版此书（指《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均系季承先生个人行动，所有问题，请直接问季承先生。”

李政道先生之所以没有把来龙去脉公之于众，默默地承受各种非议，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季承与父反目，正遭舆论严厉谴责，各方面都很困难，因而李政道认为：不能给季承这位合作过多年的同事带来生活困难。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两家在普林斯顿大学合影。后排自左至右：杨振宁、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李政道夫人秦惠君、李政道

李政道、杨振宁两位先生无疑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优秀的华夏子孙。“李杨之争”亦无疑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几十年来，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历代领导人都盼望李、杨两位先生和解。国内物理界同仁也都不卷入他们的争端，甚至设法促和。我虽几十年来负责李政道先生的接待并协助他处理些国内事务，但对杨振宁先生也十分尊敬，多次与杨先生会面时，也都很亲切友好，口中、文中从不出不恭敬之言。期盼相关文章作者及其他人不再以不负责任的“推测”来搅混水。

我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记述于本文的情况，就是李政道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季承父子的关系及《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一书出版的实情。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报人刘亚东”，《返朴》发表时对原文有少量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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