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原子弹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时至今日，原子弹在历史和人类命运上的功过一直众说纷纭。美国作家、核历史专家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1937-）1986年出版的《原子弹秘史——历史上最致命武器的孕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一部早期核武器史以及20世纪上半叶现代物理学史的权威著作，是关心原子弹创世全过程及人类命运不容错过的书。本文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为其所撰写的导读，介绍了该书的特色和影响。
此外，1月28日晚，“高山科学经典”直播了由方在庆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高原宁院士对此书的导读讲座，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文末小程序观看回放。
撰文 |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子弹从仅仅只是科学家头脑中的一个构想，到研制成功，再到具体投放，是20世纪上半叶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类迈入了一个随时可能被集体毁灭的后原子弹时代。这一时代始于苏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核军备扩张。苏联解体后的后冷战时代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危险处境。这一过程值得任何一个关心人类未来的人深思。对于原子弹及其早期历史，已有数不清的著作从不同的侧面、相异的立场进行了描述。美国作家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1937-）1986年出版的《原子弹秘史——历史上最致命武器的孕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著作之一。 要将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通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引人入胜而又不过于琐碎的方式呈现出来，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平铺直叙的编年史方式太常见了，吸引不了多少人。过于专业的讲解，又会让大多数门外人望而生畏，毕竟没有几个人会对具体的技术细节感兴趣。如何能神形兼备，有血有肉，逻辑有序，线索分明，非有高超的叙事技巧不可。 罗兹通过交替地切换场景，只用两个人就把整个故事串起来了，呈现出一幅首尾相连，交相呼应的画面。这两个人就是利奥·齐拉（Leo Szilard，1898-1964，通译西拉德）和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他们是罗兹这本书的双核。只算动员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上书一件事，齐拉就可以青史留名。仅用量子力学的奠基者身份，玻尔就能永载史册。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远不止这些。齐拉和玻尔都参加过曼哈顿计划，对于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各自贡献了独特的力量。齐拉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中率先反对实际运用原子弹的人之一，“二战”后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运动。玻尔早就预料到了原子弹可能会导致核军备竞赛，天真地设想通过与苏联分享技术来达到世界和平。他试图影响世界各国领袖的做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差点身陷囹圄。但在他身上体现的“开放”精神在“科学共和国”里生根发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齐拉和玻尔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家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缩影。
一
究竟由谁来告诉我们历史？是专业精深的史学家，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叙事高超的小说家，还是亲历亲为的当事人，具有悲悯情怀的科学家？抑或常显浅薄万金油式的多面手？在我看来，好的历史应该是由兼具以上特点的深刻的多面手写出的。罗兹就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多面手。 让我们体验一下他的叙事风格。故事一开始，作者把齐拉置于大萧条时期伦敦的一个十字路口。齐拉究竟向哪里走还不确定。“他可能没有任何目的地；他常常一边走一边思考。另一目的地随时都会冒出来”。紧接着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就在他横穿大街时，时间在他面前裂开一道口子，他看到了一条未来的路，看到死神将走进这个世界，看到我们的所有悲哀、种种事物的幽灵即将来临。”在这个现实与幻想交替的场景之后，罗兹慢慢引出了齐拉独特的身世。 齐拉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虽然匈牙利在外强中干、虽处于鼎盛时期但矛盾重重的民族众多的奥匈帝国内部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但犹太人在匈牙利的处境并不比在帝国其他地方强多少。教育或经商是他们少有的几条改变命运的途径。齐拉最早在匈牙利学习工程，后到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首都柏林学习物理。在此期间，凭着他的机敏和聪慧，他与许多物理学大师，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冯·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处获得博士学位。爱因斯坦对他的博士论文非常赞赏。齐拉是一个好动的人，热衷于发明。1924年到1934年间，仅他自己（包括与爱因斯坦一起）就向德国专利局申请了二十九项专利。他与爱因斯坦合作申请过电冰箱专利，但因噪音太大，而没有投入实际生产。齐拉比美国物理学家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1901-1958）还早三个月提出了回旋加速器的基本原理和总体设计（劳伦斯因回旋加速器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32年中子被发现后，齐拉就被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这一事实所迷住。他正确地预测了这种反应的后果以后潜在的能量来源。为此，他在1933年为这一想法申请了专利。在哈恩（Otto Hahn，1979-1968）与他的学生和助手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1902-1980）在1939年发现裂变后，没有人比齐拉更为担心。他积极主动地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原子弹先让纳粹德国制造成功的话，那可不是一件闹着玩儿的事。是他动用爱因斯坦这张名片，亲自“导演”了由爱因斯坦签名的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仅凭此项，他在历史上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正是由于齐拉懂得工程设计，因而建议使用无硼的纯石墨作为缓冲中子的装置，才使得他与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两人参与的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得以成功运行。1939年，为了反抗军方对科学研究的横暴干涉，他在纽约发起了科学家之间的自愿保密运动。 一时间，齐拉在科学界里呼风唤雨。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43年，齐拉跌至人生的低谷。他与曼哈顿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1896-1970）之间的冲突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开始，格罗夫斯还勉强能容忍他，因为如果把他置于曼哈顿计划控制区之外的话，可能会更加危险。到后来，格罗夫斯实在忍无可忍了，想直接开除他。 怀有偏见的格罗夫斯把齐拉当成“敌国侨民”，建议“在战争期间拘禁他”。相比于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的欣赏与力保，他对齐拉的敌视与不容耐人寻味。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也存在天敌或“克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齐拉将自己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的文档整理出来，其中包括向罗斯福总统的谏言，以及他在强化美国、英国和法国物理学家中自愿保密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了在与格罗夫斯的较量中取得上风，齐拉决定孤注一掷。他的策略是，曼哈顿计划使用了他在此之前有关反应堆的发明专利，为此必须付费。这让曼哈顿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以及控制曼哈顿计划的科研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OSRD）局长万·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等人始料未及。顽固的格罗夫斯大概也认识到了齐拉并不好惹，曼哈顿计划缺了他还真不行，不得不收敛自己咄咄逼人的锋芒。齐拉也见好就收，明白格罗夫斯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们之间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建立互信。这里面除了双方的个性使然，更是由所持立场不同所致。较量的核心实际上是控制权的问题。齐拉不相信能用命令的方式让科学家发挥作用。他认为只有在曼哈顿计划内部实行真正的学术民主，才能切实推动它的工作。与奥本海默与军方尽量配合，有时甚至委曲求全的协商方式不同，齐拉不惜以冲突的形式来反映科学家的心声。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其间穿插了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妥协收场。作为补偿，齐拉接受了军方象征性的付给的一万多美元。 还在战争期间，齐拉就意识到，如果用原子弹来结束战争，一定会引发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而如果又没有人防患于未然的话，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他逝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不知疲倦地寻找手段减少核战争的威胁。他是“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在他生命行将结束时，1962年组织了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宜居世界委员会”（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目的是减少核武器的威胁，增加国土安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如立法、游说、研讨会以及将支持这一信念的人选入国会等活动来影响武器控制。为了反对核战争、反对试验核武器，防止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他不断地给世界各国领袖写信，呼吁世人关注核武器的危险。 齐拉兴趣广泛，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独创性。除了热衷于专利外，他还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早在1929年，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论一个热力学系统在智能生物干预下熵的减少》（ber die Entropieverminderung in einem thermodynamischen System bei Eingriffen intelligenter Wesen），就引起学界的关注，被认为是现代信息论的一份重要基础文献。他晚年从物理学转向了分子生物学，在该领域发挥了极具影响的作用。他与雅克·莫诺（Jacques L. Monod， 1910-1976）关系很好，后者对他赞赏不已：齐拉“骨子里总是一个生物学家”。试想一下，一个人到了“知天命”的五十多岁时再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会是什么样子。除了对自己的天才极为自信外，还有什么呢？附带说一句，与一些多产的科学家相比，齐拉一生发表的论文数量极为有限。放在今天，他连正常的升等都较难，不用说在晚年时转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了。 这位“火星来客”无异是一个早熟的“阴影下的天才”。齐拉完全献身于理性，从未失去好奇心，无论在科学上，政治上，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可笑的事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有时热情似火，充满活力，有时又粗暴无礼，冷漠无情。成年后，他就生活在流动中。没有永久的居住地，时刻准备流动。参加完某个项目后，随时拿起行李箱走人。在常人看来，这些天才往往行为古怪，不守常规，并非与每个人都能友好相处。他们可能礼贤下士，但对与自己地位相等或更高的人，并不一定表示尊重。齐拉与费米两人关系就不好。 人们对齐拉有着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与齐拉同样来自匈牙利的维格纳（Eugene P. Wigner，1902-1995）这样评价他：“在我看来，齐拉一生都非常古怪，并且基本上表现出同一类古怪的行为。他有很高的天分，这种天分受到了他自己过分庞杂的兴趣的障碍。”“他有突出的眼光、智慧、魄力和口才。”“齐拉对他自己的天分过分关心……”“我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弱点使得齐拉自视得那么高。”“不论齐拉学会了多少东西，他依然喜好争吵……”“齐拉有一些辉煌的一般性观念。但他从来不给出其细节。”“齐拉从来没有给科学带来什么突破性的新想法。”“他是一位二流的物理学家。” 齐拉“喜好争吵”的个性也不为周培源喜欢。当周培源第一次出席帕格沃什会议时，“在这次会议上最令与会科学家讨厌的无疑是西拉德。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也是流亡到美国的匈牙利犹太人。他对去年匈牙利的叛乱分子深表同情，因而对苏联有很深的仇恨。由于他在原子核物理上有一定的成就（他也和流亡在美国的已故物理学家费米及他人1942年在芝加哥第一次造成原子核反应堆），处处表现他的狂妄、自满与无知。每次大会他必说话，而话又说得很多，使人产生极大的反感，……。” 相反，同样是出生于匈牙利，在纳粹兴起后定居英国，被公认为“20世纪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 Polanyi，1886-1964）4对齐拉的评价就非常高：“齐拉是一个罕见之才。他的本性只有在危难之时才显出有用来。对于他所献身的事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意识里，他是一个倾向于实验的唯物主义者，一个不可知论者。这样一来，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其他人也不了解他。” 被大多数人所误解，鲜有人能懂他的动机和旨趣和态度，毫无私利的言行反倒引起不信任。在这种背景下，波兰尼的上述这番话，大可令九泉之下的齐拉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 综观齐拉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思想深邃，天赋极高，行甚于言，对世界的未来持有悲悯情怀的人。在这个道德、政治与科学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极力去寻找构建一个稳定世界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不管如何被人误解，遭人嫉恨，都初衷不改，勇于践行。
二
与齐拉的风风火火不同，另一主角玻尔要沉稳得多。熟悉物理学史的人都知道，在量子力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后生没有受到玻尔的“点拨”？那批在20世纪初年出生，后来在物理学舞台，特别是在曼哈顿计划中大显身手的年轻人，都与哥本哈根这位宽厚的长者结下过不解之缘。按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的说法，玻尔是曼哈顿计划的“精神领袖”。 玻尔是科学中的“开放”（openness）精神的象征。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反对任何形式的“封闭”（closeness）。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在1941年秋天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给玻尔的心灵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但是战后不久，他们之间就恢复了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两家人之间不但互访，假期时还一起到希腊游玩。1961年，在庆祝海森伯六十岁生日出版的专刊（Festschrift）上，玻尔还对海森伯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大加赞赏。5可以肯定地是，如果不是玻尔的宽宏大量，他与海森伯的关系早就行同陌路了。 玻尔一生中经历过几次特别戏剧性的场面。从瑞典坐飞机到英国，差点丧命；海森伯1941年秋到哥本哈根拜访他，留下千古悬案；游说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成，反而徒增怀疑。罗兹不愧为情景剧高手，所有这些情节在书中都有精彩描述。其中玻尔与丘吉尔“灾难性的正面交锋”可谓“最黑色的战争喜剧之一”。玻尔后来承认，他与丘吉尔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他感到既沮丧又愤怒。甚至在七十二岁时，一想起这次会面，就感到刺痛。玻尔倡导的“开放”精神虽然在政治领域碰了壁，但这并没有让他后退半步。战后，他给联合国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间的科学合作。玻尔很清楚，人们不可能在一个缺乏充分开放的世界中有效控制原子能。 玻尔向往的是迈克尔·波兰尼所主张的“科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cience）：在精神上的开放，在规模上的国际化，在文化上超越国家界线。这似乎可以作为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的榜样，即用科学作为解决民族国家冲突的一种武器。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但问题成堆的想法。人们不要忘了：科学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运作的。科学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绝非清一色。在“科学共和国”中，有玻尔、齐拉，也有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也译“泰勒”）和他的星球大战拥护者。 科学家们的性格迥异。有的幽默、有的严厉、有的热情，有的冷漠，有的让人沮丧，有的让人快乐。除了齐拉、玻尔外，罗兹还对下面几位科学家着墨甚多：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特勒、费米、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迈特勒（Lise Meitner，1878-1968）、维格纳和劳伦斯等人。此外，作者对爱因斯坦、海森伯、哈恩（Otto Hahn，1879-1968）、贝特（Hans Bethe，1906–2005）、冯·诺伊曼（Johann von Neumann，1903-1957）、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1891-1974）、阿瑟·康普顿（Arthur H. Compton，1892-1962）、弗里什（Otto Frisch，1904-1979）、乌拉姆（Stanislaw Ulam，1909-1984）等人也有较多描述。作者还用相当篇幅介绍了科学政策制定者，如万·布什和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将军等人。 个子不高的科南特是一个极为精明而有趣的人。年轻时，为了获得女友的青睐，曾向她许下了常人听起来荒唐可笑的三大宏愿：“先成为美国有机化学的领头人；再成为哈佛大学校长；之后成为政府内阁成员，也许是内政部长。”有趣的是，这些心愿科南特逐一实现了。“二战”期间，他与好友万·布什一样，是一个信奉将先进技术应用于战争的忠贞的爱国者。在他当校长的二十年（1933-1953）间，他将哈佛改造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后来他任美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高级专员和大使。按现在的标准，他是一位典型的成功人士，事业有成，位高权重。但科南特或有同时代人，尤其是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种新教徒）身上习而不察或习以为然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和白人至上的潜意识。在希特勒当政期间，他邀请纳粹高官访问哈佛，并让他们在校园里发表演讲。更有甚者，他对犹太学生入学加以限制，在雇用犹太学者方面更是层层设卡。按照世俗标准，科南特等人是非常正派的，行为中规中矩，对国家无限忠诚。但不可否认，他们身上也烙有同时代人的一些通病。 还有一些人，尽管在“政治上正确”，但由于动机可疑，涉嫌政治投机，不但不可爱，反而令人生厌。特勒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与玻尔千方百计地阻止战争不同，特勒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为他的好战精神寻找注脚。出生于匈牙利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见证了1918年“匈牙利革命”的特勒，对共产主义和纳粹政权充满同样的敌视。在某种程度上，他将两者等同起来，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比纳粹更可怕。希特勒上台后，他于1935年从德国移居美国。特勒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尽管对于他是否配当美国“氢弹之父”存在不少争议，但他绝非浪得虚名。早在曼哈顿计划进行的初期，他就倡导进行“超弹”研究。“二战”后，他是美国历届政府和军方的“座上客”，与政府和军方中的好战分子一起，虚张声势地夸大对方（主要是苏联）的核威胁，力主在核威慑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先不顾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反对，力主研制氢弹，后来又极力主张“星球大战”计划等。当他还在世时，他就是美国最富争议的科学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晚年的特勒几近失明，身体欠佳，严重依赖他人。但比这更痛苦的是他解不开的心结。他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所做的不利证词，让他在科学界抬不起头。不过，特勒比他的所有朋友和敌人都活得长，九十五岁时才离世，被认为是“坏人往往长寿”的例证。物理学家I.I.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曾说过：“如果没有特勒，这个世界也许会更好些。” 特勒是一个懂得权力，也需要权力的人。尽管获得了政界、军界极右派的支持，被科学界抛弃的感觉，还是让他非常痛苦。研究特勒的人常常为他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所困惑。几乎在所有重大事件方面，特勒当时所为（有档案为证）和后来所述都大相径庭。他其实是赞成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但后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对奥本海默做出不利证词，但后来又混淆视听。由于他与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1896-1974）俩人在“奥本海默事件”中的不光彩表现，他们成为被人唾弃的对象。一有机会，两人就会为自己和对方美言几句。由于名声太臭，常有激进的学生在特勒的住处游行。出于安全考虑，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不标名字，他的住处二十四小时有警察保卫。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将他作为爱国者、反苏英雄，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加以吹捧。完全清楚地分析特勒的所作所为，需要不短的篇幅。特勒难解的个性，在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家与社会、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 对于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小男孩”和“胖子”的飞行员，作者也作了相当精彩的心理描述。本书的最后部分形象地描绘了投掷原子弹对日本人的心理影响以及在科学界所造成的分裂。 如果说作者有哪些方面的欠缺，我个人认为，主要表现在第三篇和结尾部分。作者在这里采用了大量原子弹爆炸亲历者的叙述（长达三十多页），描述了原子弹所引起的惨绝人寰的经历。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来说，每读到此，心中就五味杂陈。只从字面上看，作者既没有指责，也没有赞扬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但用如此长的篇幅来叙述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可怕后果，对读者会产生明显的误导，人们可能会停留在表面的悲惨景相，而忘了去追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三
《原子弹秘史》1986年在美国出版，1988年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Nonfiction）奖，1990年被纽约《时报》（Times）周刊评为1980年代十佳著作之一。出版者认为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与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相比。美国出版巨头蓝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现代文丛”（Modern Library）系列曾评选过一个“20世纪一百部英文非虚构类作品名单”。这本书与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等书一样赫然在目。甚至《财富》（Fortune）杂志推荐的七十五本“必读书”中也有它。 这本书出版后就好评如潮，受到专业历史学家以及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的科学家的赞扬，被当成早期核武器史以及20世纪上半叶现代物理学史的权威著作。I. I. 拉比在谈到这本书时说：“像密尔顿的史诗般有价值。”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曾说：“这是我读过的关于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发展的最好、最丰富、最深刻的描述。”诺贝尔获奖者赛格雷（Emilio G. Segrè，1905-1989）认为：“在有关这一题材的众多书籍中，本书是最好的一本。”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瓦雷茨（Luis W. Alvarez，1911-1988，也是本书中的一位重要角色）认为：“我看不出有任何人能超越它。” 这一观点至今仍可成立。尽管后来有不少新的材料解密，可以用来弥补本书的不足，但从大的框架来看，至今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越它。考虑本书从问世到现在已过去了二十三年，作者当时就具有这样宏大的历史眼光，就更加让人敬佩。书中所描绘的奥本海默形象，仍然鲜活，丝毫不逊于后来出现的多本关于奥本海默的宏篇巨制。 本书已陆续被译成了至少十种文字在世界上流传，包括德文、日文、韩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丹麦文、瑞典文和中文。其中俄文版是在苏联时期秘密出版的。在这个中文版之前，已有两个中译本。也曾有一个法译本，但最终没有出版。法国出版商希望对内容做大量的删节，理由是法国读者比美国读者受教育程度高，无需书中详述的那么多历史细节。在作者看来，法国出版商的这一做法实在太傲慢无理了，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作者坚持恢复被删的内容，否则宁可不出版。谈判未果，法文版最终流产。 尽管读这本书不会让人轻松，也很不易读（篇幅长、跨度大、人物多、场景复杂），但引人入胜。罗兹清楚地表明了一些特定的天才的极端重要性。为了能理解整个故事，作者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清晰的解释。遇到道德冲突时，他只是客观地加以描述，并不给出自己的意见，把判断留给读者，不像一些道德说教家那样板起面孔训人。作者有叙事天才，将如此恢宏的历史，不急不徐，娓娓道来，读者一旦拿起，很难放下。任何对科学的社会影响感兴趣的读者，都会很快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 尽管本书得到了普利策的“非虚构作品类”奖，但作者旗帜鲜明地不喜欢“非虚构”一词，认为最好用“真实”（verity）来代替“非虚构”。他不理解人们为何一定要用一个否定前缀（“非”）来形容对厚重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叙述”（factual narrative）。在他看来，这只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雕刻”（Sculpture）变成了“非绘画”（nonpainting），双簧管（oboe）变成了“非小提琴”（nonviolin）……这样的表述不是很奇怪吗？ 本书作者罗兹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1937年，他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在他一岁多时，母亲选择自杀离开了人世。他与比他仅大一岁半的兄长随父亲在密苏里的堪萨斯城长大。父亲只上过三年学，是一个铁路锅炉工。罗兹十岁时，父亲再娶。后母对他们兄弟俩十分苛刻。他们经常挨饿，拳棒相加更是家常便饭。后来，身高一米六三，体重不到八十九斤的瘦弱的哥哥勇敢地向当地警察局告发了后母，他们才得以逃离苦海。他们被密苏里州独立市的安德鲁·德拉姆学院（Andrew Drumm Institute）收养。这个学院成立于1928年，原来只收孤儿或贫穷的男孩。他们兄弟俩不在这两个范畴内。高中毕业前，兄弟俩一直呆在该学院。理查德后来进入耶鲁大学，还获得了一个提供学费、膳食和其他费用的四年奖学金。1959年他以优异成绩从耶鲁毕业，命运从此得以彻底改变。 罗兹是国际上公认的核历史研究专家。关于核历史，他总共写了四本书。除了本书外，还在1995年出版了他的姊妹篇：《暗日：氢弹创世记》（Dark Sun: The Making of the Hydrogen Bomb，1995，曾获得普利策奖的提名），讲述了“二战”期间的原子间谍案（富克斯事件、罗森堡夫妇事件等）、是否应该制造氢弹的争论，以及氢弹如何制造出来以及对后来的军备竞争的影响。2007年出版的《耗费巨大而无用的核武库：核库竞争的历史》（Arsenals of Folly: The Making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讲述了冷战时期，尤其是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核武器制造的历史。2010年8月底出版的第四本书是四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核弹的黎明》（The Twilight of the Bombs），讲述后冷战时代世界核武器的历史，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希望不久能看到另外三本书的中译本。 罗兹的写作领域非常宽广，探讨的主题大都是影响人类生存的深层问题。至目前为止，他已有二十二本书问世。有好几本书都成了畅销书。1997年出版的《致命的盛宴》（Deadly Feasts），探讨了疯牛病、朊毒体和197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盖杜谢克（Daniel Carleton Gajdusek，1923-2008）的生平以及克雅二氏病毒新变种与人类食用含有疯牛病的牛肉之间的关系。该书出版后受到热捧，我国台湾地区当年就有中译本问世。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将这一译本引入内地。台湾地区还出过他的另外一本书：《他们为何杀人》（Why They Kill: The Discoveries of a Maverick Criminologist）的中译本。2004年，罗兹还出版了一本《奥特朋传》（John James Audubon）。奥特朋是一位在法国出生的美国艺术家，以画原物大小的鸟和野生动植物水彩画而出名。罗兹还编辑过奥特朋的书信和著作集。罗兹还是一个小说家，写过四本小说，尽管这一点不为人们所知。 罗兹几乎获得过美国几大有名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古根海姆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斯隆基金会的支持。他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成员。经常被邀到各地演讲，甚至就核能政策到美国参议院作证。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中文译名。曾有两个中译本都作《原子弹出世记》。从字面上讲，比起本译名：《原子弹秘史——历史上最致命武器的孕育》似乎更合乎原意。在看到德译本和日译本的标题后，我觉得有必要将这本书的书名译为《原子弹创世记》。德译本的标题为Die Atombombe oder die Geschichte des 8. Schpfungstages，直译成汉语的话，就是《原子弹或第八个创造日的故事》。德译者认为原子弹是自上帝用七天创造世界万物之后，完全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新的创造日的开始，故称为“第八个创造日的故事”。自从原子弹诞生之后，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人类的历史都开始了全新的一页。 ↓↓↓扫码可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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