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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成原子弹，著名的爱因斯坦信件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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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2023年观看过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想必对曼哈顿计划已经有了相当感性的理解。要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有一部经典佳作不容错过——《横空出世：核物理与原子弹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该书原作出版于1987年，受到了曾参与原子弹研发人士的盛赞——真实还原了那段秘史。而它在今天仍被AI研究人员重读，因为他们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招致毁灭。本文为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记者William J. Broad撰写的书评。
[美] 理查德·罗兹 著；江向东 廖湘彧 译；方在庆 译校；中信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翻译 | Bin
《横空出世》（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历史著述，栩栩如生地讲述了把我们带向核时代的人和机器的故事。本书不仅情节引人入胜、悬念重重，而且视野广阔、内容深入，揭示了新的联系、见解和惊喜。整本书饱含细节和反讽：有浣熊皮大衣，也有东京大轰炸；有重水，也有讽刺戏剧；有专利权之争，也有防晒霜（在1945年新墨西哥州沙漠那个黎明前的黑暗中，物理学家们抹上它，以免被第一颗原子弹的闪光伤害）。在广岛和长崎的余火仍未燃尽时，甚至第三枚“小玩意儿”正准备投向日本。《横空出世》不仅是20世纪这一关键事件的最佳概述，还深入分析了其对未来的意义。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作家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撰写了一部全面且详尽的作品，涵盖了20世纪初原子物理学的诞生直至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超弹”——也就是氢弹——诞生的历史。这部作品详细地描述了二战期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之间一场秘密炸弹的制造竞赛。具体来讲，书中涵盖了从科学发现、工业发展到武器设计和制造的方方面面，对每个方面的描述都清晰而又严谨。《横空出世》不仅阐述了相关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发现，还描绘了他们所处的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暴行震撼了世界，而书中展现了这些不同寻常的人是如何被它们塑造的。令人欣慰的是，作者避免了说教和末世色彩——这些往往会给核武器和原子主题的作品蒙上阴影。他也没有指责性的言辞，书中没有英雄和恶棍，引人入胜的情节中是一个个复杂的人。
这部作品最出色的一点是，通过大段的直接引述，让书中的人物自己发声。书中能有如此多的这种自我表达，要归功于有关原子弹制造的大量文献积累。罗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意识到挖掘这一庞大资料库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些资料包括回忆录、口述历史、书信以及大量的解密政府文件。整本书的参考文献超过600篇。通过采访在世的主要人物并访问创造原子时代的重要场点，罗兹进一步充实了他的资料来源。这部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似乎很大程度上源于罗兹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科普作家，而是一位聪明的“外行”，这使他可以不受学科规范和设定的束缚；当然，它也得益于罗兹的小说写作技巧。作为多部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的作者，罗兹借助其杰出的写作才能，找到了原子弹诞生故事中必然存在的深度和戏剧性，没有屈从于任何将这段历史小说化的诱惑。
多年来，陆续问世了一批有关原子弹起源的优秀作品。1958年，记者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出版了开创性的作品《比一千个太阳还亮》（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1962年，曼哈顿计划的军方负责人莱斯利·R. 格罗夫斯中将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聚焦这一项目与工业界的通力合作。1967年，记者史蒂芬·格鲁耶夫（Stephane Groueff）全面的概览式著作《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出版。1979年，历史学家、物理学家斯宾塞·R. 沃特（Spencer R. Weart）出版了《科学家掌权》（Scientists in Power），重点介绍法国科学家的原子研究，并显示出原子弹相关著作逐渐走向专业化的趋势。1984年，历史学家费伦茨·莫顿·萨斯（Ferenc Morton Szasz）的《太阳两次升起那一天》（The Day the Sun Rose Twice）考察了使新墨西哥州中部沙漠首次原子弹试验得以实现的一系列事件。
罗兹的书开篇于1933年伦敦的一个街角。35岁的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因那天早晨《泰晤士报》上的一则评论陷入沉思，他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难民，逃离了纳粹德国。这则评论说，解锁原子中蕴含的能量的想法纯属“镜花水月”。“西拉德跨出街沿，”罗兹写道，“就在他横穿大街时，时间在他面前裂开了一道口子，他看到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西拉德的设想是，一种被称为中子的亚原子粒子可以穿过将原子核聚拢的电势垒，使其分裂，从而触发一种链式反应，释放出能够用于工业或者战争的核能。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触发链式反应的具体方法，但西拉德仍然对它的可行性深信不疑，因此他为这一想法申请了专利，最终成为曼哈顿计划背后的推动力量。
正如罗兹所述的迷人细节，物理学家自20世纪初就开始思考释放原子中能量的可能性。1904年，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注：192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在给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原子的潜力。索迪告诉在场的军官：“大自然通过一根杠杆来审慎地控制原子释放的能量，谁控制了这根杠杆，谁就将拥有一件武器，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毁灭地球。”此外，我们还从书中得知，正是索迪为H. G. 威尔斯1914年的小说《获得解放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提供了灵感。在这部小说中，全世界的主要城市都被炮弹大小的原子弹摧毁。一些作家认为，是威尔斯的书启发了西拉德。但罗兹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展示了现实、小说和那个早晨的报纸间的复杂作用，是如何使流落他乡的西拉德成为第一个明确设想通往核未来之路的人。
书中有关原子弹历史的另一项修正涉及爱因斯坦1939年10月写给罗斯福总统的著名信件。传统的观点认为，是三位匈牙利难民物理学家——西拉德、尤金·维格纳（注：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爱德华·特勒——说服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警告他德国可能制造原子弹，从而促使美国率先开始研发原子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罗兹以详尽的细节展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是由华尔街金融家、罗斯福总统的朋友亚历山大·萨克斯（Alexander Sachs）精心策划的。根据书中的描述，当萨克斯去见总统时，罗斯福倒了两杯白兰地，递给他的客人一杯，向他敬酒，然后坐了下来。罗兹写道，萨克斯确信，科学家的言辞无法传达出必需的紧迫感，因此他大声朗读的“不是爱因斯坦那封后来非常著名的信件，而是他自己写的八百字的概述，这是提交给一位国家元首，有关使用核能制造战争武器可能性的第一份权威报告”。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罗斯福曾读过爱因斯坦的信。这一细节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科学家与美国联邦政府关系的脆弱开端。在这场战争期间，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对原子政策的制定施加任何影响。
那段早期年代，就已产生了一些非凡的远见。罗兹引用了一份英国政府1940年的报告，报告中暗示了后来被称为“核威慑”的概念——基于相互毁灭威胁的国际克制。“必须认识到，不会存在任何有效并且可以大规模使用的避难所，”这份报告在权衡应对纳粹原子弹的威胁时指出，“最有效的对策就是利用类似的武器给予反威胁。”事实上，尽管德国已经战败在即，美国在其盟友英国的不断敦促下，仍在不懈追求赢得核优势。
书中最频繁出现的人物是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因为他对原子结构的深入见解、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哲学的热爱，玻尔备受同行推崇。1944年玻尔刚从欧洲的恐怖走出来，他来到新墨西哥州高山上的洛斯阿拉莫斯——开展原子弹设计的实验室，为那里的科学家带来了希望。洛斯阿拉莫斯的资深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原子弹制造成功将会引发的长期后果，随着第一次核试爆测试的临近，他们的疑虑在不断增加。洛斯阿拉莫斯的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维克多·韦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后来回忆说，玻尔教导他们，“每个巨大而又深刻的难题都有它自己的解决办法”。
即将迎来60岁生日的玻尔告诉他的同行，原子弹可怕的破坏力有可能会创造新的政治格局，从而为人类带来福祉。他说，原子弹项目中的国际合作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最终可能发展成通过谈判实现禁绝所有核武器的和平。但他也警告说，另一种可能是军备竞赛，许多国家都会加入其中，因为原子的秘密是没有办法垄断的。玻尔指出，当各国试图通过核武器谋求国家安全时，它们会矛盾地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接近毁灭的边缘。罗兹记述了玻尔在1944年试图向罗斯福和丘吉尔传达这一信息的努力。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以各自的方式倾听了玻尔的观点，但早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他们就已经达成共识，决定保守原子的秘密，背后的目的是使西方得以垄断原子弹技术。
1945年7月16日，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聚集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黎明前的黑暗中。对于多年来有关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以及艰辛工作的结果，他们非常没有把握。远处就是第一枚原子弹。它的闪光如此明亮，罗兹在书中记录道，“如果天文学家在观察，他们可能会看到它从月球上反射回来，字面意义上的月光”。
在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摧毁后，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通过游说、劝说、发表演讲和担任政府职务来宣扬玻尔首先阐释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今天被视为极端保守派的爱德华·特勒也曾呼吁建立“世界政府”，并与苏联开展和平合作。
在1946年的一场毕业典礼演讲中，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二战期间的负责人J. 罗伯特·奥本海默说：“让人类渴望和平并不需要原子武器，但原子弹是一个转折点，使未来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堪忍受。它引领我们走上了通往山口的最后几步，山的那一边是一个不同的国度。”
从原子弹诞生的传奇历程以及它作为武器发展所带来的遗产中，人们可以汲取的道德教训是，简单地说，科学可能被用诸恶行，既然其诱惑无法抵御，那么就应该对其使用权加以严格的限制。然而，没有哪个现代国家会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巨大的力量交到政府手中而对他们加以限制。因此，技术不可避免的进步使一些观察家深感绝望。
罗兹从他讲述的历史中总结了不同的教训。虽然他无法从科技的飞速发展中找到太多希望，也不认可当前追求“星球大战”反导系统的努力，但他看到了科学作为社会变革推动者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罗兹在这本书的尾声中指出，科学在1945年首次成为一股强大到足以挑战现代民族国家权力和权威的力量，而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并非总是一个纯粹向善的存在。罗兹指出，有合理的估计称，各国在20世纪的战争和其他人为暴力事件中累计杀害了约1亿人。然而在今天，尽管超级大国的核武库足以摧毁一百万个广岛，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力量和影响力却大不如前。罗兹还指出，由于间谍卫星和其他监控核时代危险的技术出现，超级大国也被迫参与科学交流、谈判和签订条约，其主权也在被削弱。
罗兹在这一切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即使曾经被用作执行恐怖的工具，科学有一天也可能催生一种超越国家的秩序。“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跨国共同体是科学，”罗兹在书中写道，“随着20世纪上半叶核能的问世，这个模范联合体有力地挑战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这种对抗仍在继续，并不可避免地存在致命的风险，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种遥远但乐观的前景。”
“我们面前那个仍未关闭的大门后的不同国度，是玻尔所设想的开放世界。”
本文由出版社供稿，经授权译自William J. Broad, The Men Who Made the Sun Rise, The New York Times, 19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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