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

作者简介

孙若风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

孙若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一）
文言是中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它建立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并在诸子和史学家的手中成熟起来。汉代的口语与文言已拉开距离，但文言没有退出语言舞台。汉代文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文言，而且开创了书面语与口语分离的局面，使之成为绵亘两千年的传统。两千年里，文言在书面语中的至尊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虽然白话也曾试图分庭抗礼，并也确实占据了一些领地，但终究没有成为文言那样的正统。白话、俗语不能登大雅之堂，稍有越轨，就会立即遭到驱逐。语录是口语的记录，虽然经过加工和提炼，但仍保持口语面貌。先秦时期，语录体是人们最得心应手的文章样式，《论语》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语集锦，《孟子》记录了孟子与人的大量对话《庄子》中的对话多为作者杜撰，但足见语录体是怎样的受欢迎。史书也有以记载口语为主要内容的《战国策》、《国语》等。汉以后，因为文言与口语分道扬镳，语录体也受到冷落。清顾炎武就严厉批评过后世的语录体:今讲学先生从语录从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1]。钱大昕解释这段话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心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2]他们反对后代语录的理由主要是，语录用的是口语，缺少必要的熔裁，因而鄙俗乏采。这种观点并不为所有文人所赞同，但有相当的代表性，顾炎武说:
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及文，于是王元美之劄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3]。
文言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语录体还没有热起来，就因“人知语录之不及文”而被抛弃了。语录成了书面语的禁忌，清李绂在《古文辞禁八条》中将语录列为所禁的第一条:禁用儒先语录。语录一字始见于学佛人录庞蕴语，相沿至宋，始盛其体，杂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千矢橛”之类，秽恶不可近。而儒者弟子无识，亦录其师之语为语录，并仿其体，全用鄙言，如“彼”、“此”自可用，乃必用“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无论理倍与否，其鄙亦甚矣。《鲁论》具在，孔门弟子记圣人之言，曷尝如是鄙语哉！南宋以还并以语录入古文，展卷怃然，不能解其为何等文字也^[4]。“这”、“那”、“的”、“了”这些词在白话文翻身之后可进入任何庄严的场合,但在当时文言的压迫下，统统被打上“鄙”的耻辱标记,并成为语录不当存在的理由。
文言的另一对手是大众语，即所谓的市并俚语和村竖野词。下层社会的语言活泼恣肆，一派天真，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方巾学究尚能稳住阵脚，拒绝大众语的挺进，斥之为下里巴人，视之同郑卫之声，维护文言的一统天下。也有一些文人则没有固守文言城池，让出部分地方作为大众语的立脚之地，如部分文学体裁，但即使在这些人的眼中，文言也是正式的书面语言。明代冯梦龙《序山歌》、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肯定了“田夫野竖”、“里巷妇女”的矢口寄兴，但都没有表示文人也可用这种语言。清代袁枚欣赏诗歌中的口头语，认为“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 ^[5],但又将口头语限定在诗歌语言的圈子内,文章语言则是“不可俚”、“不可时”（《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李绂在《古文辞禁八条》中将这种语言也视为文章禁忌:
禁用市井鄙语。诗有俗语，若子夜歌、竹枝词多用谚语。至于古文必须典雅。《戴记》谓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子长亦谓“言有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昌黎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柳州谓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庶可免市井之陋。
严格地说，诗歌语言常常并非书面语言，因为相当多的诗歌就是口头文学，历代民歌是这样，包括被文人奉为圭臬的《诗经》中的“国风”。这就是文人在诗歌上对民间语言网开一面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正式的书面语只能是文言。
文言就这样雄视书面语世界，口语在流水般地更迭着，文言王国却岿然不动。直到五四时期，文言才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经过几番激烈较量，即文言与白话之争，文言终于勉强退让。文言作为旧时代的声音，与旧时代一起过去，它也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成为那个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标志。
与语言学上尊从以先秦语言为基础的文言相对应，文学上有“文必秦汉”的口号。虽然这一口号出现在明代，但它所代表的倾向很早就发端了。
“文必秦汉”意即文章写作以先秦两汉为榜样，而先秦文章又是最高范本。两汉之所以会成为文章写作中的“亚圣”，是因为在时间上与先秦最近，“去圣未远”，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文学传统。扬雄很难说是两汉文学最有成就者，但他无疑是文学上的多面手，而且他既是创作者，又是文学理论家，因此，他的见解特别值得重视。他在《自序》中说: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高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惟刘歆及范边逸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6]。

扬雄取法的对象主要在先秦，傍及汉代司马相如。由于他首倡在先秦散文规范中写作,故被后来的古文运动推为先驱人物。

魏晋六朝文学在一定程序上偏离了先秦两汉轨道，但很多人并没有忘怀于以前的模式。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他认为，所有文体都萌芽于先秦，以先秦的某类文体为根端。先秦文章不仅是后来文章的源头，还是不可企及的范本和无法超越的疆域:“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他相信先秦散文是后代文章写作的宝库：”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刘勰的这一思想虽然并没有彻底地贯穿在他的所有理论中，而且，在当时的创作实践中也很少有响应者，但是，通观魏晋六朝文论，几乎没有人敢正面否定先秦散文。人们在创作中可以自由活动，但不能在理论上无视以前的权威。

对先秦两汉散文范式强调最力的还是古文运动旗手韩愈。他在《答李翊书》中主张向古人看齐，“志乎古者必遗乎今”，写好古文要学慎始习，以先秦两汉文章为师: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7]。

他提出，学习古人就要学其正宗，“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只要学的是三代两汉之书，而且是好书，那么写作古文时就能“取于心而注于手，汩汩然来矣”。柳宗元也是古文的大力倡导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盛赞”恢恢然有古人形貌”的作品，并总结了先秦两汉优秀散文的特征，主张有针对性地借鉴它们: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盂、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8]。

在柳宗元看来，先秦两汉文章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表达方式，都可以给后人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韩柳对于古文的再发现，为文章写作树立了不变的样板，宋代的欧阳修、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试图接近这个样板。

                                   （此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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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日知录集释》卷十九。

[2]同上。

[3]同上。

[4]奉国堂版《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别稿》卷四十四。

[5]《随园诗话》卷二第六十九.

[6]《汉书·扬雄传》,百衲本《二十四史》

[7]《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8]《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此文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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