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作者：《径山报告》课题组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5月《迈向橄榄型社会》作者：中金研究院

戚义明/著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2月《中国的变法：黄遵宪与日本模式》作者：【美】蒲地典子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7月《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作者：朱隽

政邦茶座>>在写作上，韩浩月是个励志的“劳模”，笔耕不辍，时有佳作问世，著作连连，渐入创作黄金期。评论电影，入木三分；评论社会，独具匠心；评论故乡，充盈温情，他每年还以“考生”的名义参与一些媒体策划的高考作文同题创作。在新作《文章之韵》中，他展示了自己关于写作另一面，以及写作背后的“秘诀”。他认为“杂文式评论”已经接近于消失，“时评体评论”逐渐沦为老生常谈，唯有散文元素的注入，可以注入一些鲜活的生机，评论这棵大树应该有另外一种生长方式。“写作者不是作为工具人存在的，每一次挣扎着跃出有形或无形的枷锁，都是诞生作品的机会。”本期政邦茶座邀请韩浩月，一起为“写作”把脉。核心摘要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以“经历与情感”为底色，以“角度加认知”为切入点，以“逻辑性和价值判断”为准绳，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工具……上述几方面互相融合，依据不同体裁与题材各有倚重，找准表达核心和叙述节奏后，一蹴而就高明勇：最近拜读你的《文章之韵》，我在想我们认识之初，除了朋友，我们还是什么关系？结果想到的第一点，还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么多年，不管在报纸还是网站，向你约过不少稿。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几年，你著作不断，甚至一年出版几本的节奏。正常的作品结集之外，有自己的写作规划吗？还是顺其自然？韩浩月：感谢明勇兄的阅读。想起你在凤凰评论时，给你写过不少稿件，有些篇章至今还有印象。编辑与作者凭借一些看不见的气场连结，编辑的选题与作者的撰写，在这两个层面合拍起来，文章的好看几率会高起来。我之前出版的图书，多半为作品结集。在纸媒发表的评论或者散文随笔多了，总是能找到一个主题，把相关的文章收集进去。但后来逐渐意识到，文章合集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受制于时效性，主题不够凝练，阅读感不够连贯等。后来有意识地强化书的选题特征，“故乡三部曲”强化选题意识的产物，但自己觉得，仍有一些缺憾。最近两三年，开始有了更为强烈的念头，要改变写作思路与方向，让以后出版的书，能往心目中向往的好书模样再近一步。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的写作处在被推动的被动位置上，主要时间用在完成评论约稿方面，剩下的时间，写一些散文随笔。但下一步要改变这种顺其自然的状况，干预自己的写作状态，要主动写得长一些、慢一些、辛苦一些。高明勇：职业规划原因，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评论编辑，时间长了，手边有一些倚马可待的“救急型作者”，简言之，就是既能写得广，什么都能写；又能写得快，关键时候能顶得上，填补版面“空白”；还能在快速成稿的情况下可圈可点——至少在我这里，你就属于这种类型作者，都是“执行力”很强的。这种写作素养如何形成的，你对写作有过刻意训练吗？韩浩月：在谈写作素养之前，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及，就是写作热情。如果不热爱写作，不能够投入足够高的关注度，没法用燃烧式的方法去表达，是没法坚持长期且快速的输出的。在此基础上，写作肯定要经历艰苦卓绝的训练，才华型的写作，会把一个人的写作生命变得很短。我做过报纸副刊编辑、新闻版编辑（主笔）、网站编辑、文摘杂志编辑、类型刊物主编，以此同时给大量的报刊撰稿……几乎完整经历了纸媒的黄金时代，也是初代互联网的参与者与受益者。较为复杂的职业经历对个人的从业资格不断提出挑战，反馈到写作方面就成了一种强化训练。纸媒经验与网络生存的融通，让我大受裨益。经过高强度的文字工作磨练后，多数写作工作便成了一种本能反应，优点是写出来的文章质量比较靠谱，缺点是较难实现非常靠谱这个高标准。高明勇：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有没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写作认识论和方法论？韩浩月：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以“经历与情感”为底色，以“角度加认知”为切入点，以“逻辑性和价值判断”为准绳，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工具……上述几方面互相融合，依据不同体裁与题材各有倚重，找准表达核心和叙述节奏后，一蹴而就。我所使用的方法，是在正式动笔前，有一个凝神思考的过程：在焦虑的包围圈下，创造一个宁静的、不受干扰的空间，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空间里，五官全开地感受空间氛围，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和阅读积累，与题目相关的素材便会纷至沓来，剩下的就是精准的描述与刻画，文章完成后冷却一段时间，再用理性去调整并规范。高明勇：关于写作，我发现有一个现象，不一定主流，但比较独特，就是一些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写作者，反而文笔更“洗练”，文风更“瓷实”，你应该也可以属于这类写作者。也说明一下，也可能是我认识的这类作者比较多，毕竟还有一个概率问题。你有什么看法？韩浩月：这其实是个传统，中国近现代文学有大成就者，太多未受过系统教育的写作者了，民国时期的鲁迅、陈寅恪、刘半农、梁漱溟、钱穆、沈从文、巴金，当代作家中流砥柱陈忠实、莫言、王蒙、残雪、冯骥才、史铁生、王朔……70后的这一代，出作家，也是评论员群体的主要构成，当中也不乏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他们多出身于乡野，但继承了前辈作家从乡土出发的文化精神，对立言立论有着某种执念，同时对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也有百折不挠的劲头。他们文笔“洗练”、文风“瓷实”的风格，是可以上溯寻找到文学源头的。另外，他们的内在还保存有诸多朴素的理念，仍然心怀敬畏，体现到文字表达方面，即对传统与经典有尊重、有继承，不吝于呈现真实人格，具有一定的反思能力……高明勇：通过这种对比，你认为对教育体系内的写作教学，有哪些启发？韩浩月：过去一直有人讲，“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这是一种现实，但不应成为必然。写作毕竟是一项创意工作，能有好的读书坏境与交流氛围，可以对写作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在良师有针对性的技巧培训下，可以让一名作家的养成少走不少弯路。现在教育体系内写作教学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教育理念的束缚，如何释放学生的自由写作欲求，引导他们独立表达，成为对教育体制与学校教学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学生本身，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与社会实践，会使得写作失去足够的素材支撑。多创造机会去接触人间烟火，让自己变得敏感、再敏感一些，对过于平顺的生活进行人为干预，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与胸怀，发现当下世界无所不在的冲突，并仔细地去打量并思考它、转化它……写作教学不是为了熄灭欲望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燃起欲望；写作者（学生）不是作为工具人存在的，每一次挣扎着跃出有形或无形的枷锁，都是诞生作品的机会。高明勇：我看你总结的“高考作文十讲”，倒是有点惊喜，你还提到在中学时期，建议养成多读评论、多练习写评论的习惯。关于高考作文，我之前写过一篇论文《评论史上的高考作文》，里面谈到：在高考的特定场景，当题目确定、篇幅确定的情况下，“表达思维”尤为重要。这一点，与评论写作也大致相当。对于评论员来说，新闻议题确定，篇幅（不管是报刊，还是网络评论，都有大致的字数限定）也确定的情况下，谋篇布局也好，遣词造句也好，起承转合也好，都要有“有效思维”，即如何快速有效地通过文章把最想表达的意图传递/传播到受众。你在参加媒体举办的高考同题作文活动中屡获高分，是否与这种“表达思维”或“评论思维”有关？你如何理解“评论思维”？韩浩月：我以媒体评论员身份写高考作文时，无论遇到什么题目，都会把它落实到“写自己”这个出发点上来。我不忌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借作文题目叙说自己的生活、幸福或烦恼、希望与失望。我永远在尝试用感性的方法，来稀释高考作文评论体“高大上”的命题浓度，我认为个人世界里发生的那些“地震”，是对这个世界的真实反馈。当宏大的外界与细小的个体碰撞时，这是一次相互且平等的投射。高考作文如果把握到上述几点，可以做到写得好看的同时又不跑题——没有阅卷老师会拒绝有血有肉的文章，很多时候，“有血有肉”就是最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最近几年，我一直坚持多用散文的手法写评论。杂文式评论已经接近于消失，时评体的评论逐渐沦为老生常谈。唯有散文元素的注入，会给日渐逼仄的评论空间，注入一些鲜活的生机，这不是一种妥协，自然更不是投机，而是到了一个阶段时，评论这棵大树应该有另外一种生长方式。高明勇：在写作者中，你的“故乡”情结算是比较鲜明的。你如何看待“故乡”在你创作谱系中的定位？素材？养分？还是一种内心激情的存储地？韩浩月：故乡是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收留地。我接受所有有关故乡的评述，无论是好是坏，我认为那些评述都是客观的，成立的。对故乡的认知，在当下，成了一个非常个人化、隐秘的选择与判断。我是用“故乡情结”这一简单的刃，破了长时间对故乡心乱如麻的困境。很多时候，是游子内心的复杂，导致了与故乡关系的错位，回归赤子身份，更容易处理与故乡的关系。我写故乡，一方面因为找到了素材，另一方面是找到了我自己，后者更重要。写故乡时，内心是平静的，当然，这种平静也可以被视为是激情的另外一种面貌。高明勇：我前段时间写了篇文章《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里面写道，春读“乡史”，宜读“学者之文”，如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研究中国，从“打捞乡村”开始；夏读“乡恋”，宜读“评论家之文”，如伍里川《河流与柴火》，柴火堆积成垛，乡愁逆流成河；秋读“乡亲”，宜读“作家之文”，如韩浩月《世间的陀螺》，为故乡的亲人立传；冬读“乡思”，宜读“思想家之文”，如陈平原《故乡潮州》，在洋铁岭下，风景的再现。尽管你也经常写评论，我理解你在写故乡的时候，更多是“作家”的角色，但如果你以“评论家”的角色写作故乡，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不知你有没思考过身份角色与写作的关系？韩浩月：我以“作家”身份写故乡，是2019年《世间的陀螺》出版前后才开始的，迄今不过四年。在此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是以“评论家”的身份写故乡，自然言辞之间不乏批判——或者说是表达一份美好愿望，传递一份真诚建议。后来我意识到，以批判的口吻评价故乡，具有不公平的成分——以一线城市的标准，来期望县城或乡村达到某一文明程度，这是不现实的。同时还有一点，“评论家”写故乡的声音，大体仍然是城市居住者的议题，没法到达故乡的层面，对于推动故乡产生变化，起不到多大作用——故乡是一个庞大的存在，离开的人只是故乡的一个远去的“黑点”，能改变故乡的，只能依赖时代潮流推动。毫无疑问，我认为所有对故乡持批判态度的写作者，是深爱那个地方的——痛与恨其实是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比起虚伪的、甜腻的歌颂，我更欣赏直言不讳的提醒。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批判“故乡”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有关故乡的议题，也几乎被讨论殆尽了，除了会在社交媒体上带来一些话题，在局部制造一些言语冲突外，故乡议题因为缺乏深度与建设性，而让更多参与的人感到身心俱疲。但文学上的故乡是永恒的，作家笔下的故乡是多元的，让故乡回到文学层面后，固然会过滤掉一些矛盾与冲突，但也会拥有一些理解与通透。文学用比较柔软的方法，在游子与故乡之间重新建立关联，这种关联是永远阐述不尽的。高明勇：你和绿茶的“村郊通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很期待，差不多每期都看，有一些读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感觉，亲密而温暖。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创意”？你们还都采用手写体，同样是写作，电脑敲字，和手工书写，你认为区别大吗？你是先手写，再输入电脑，还是先敲下来，再手写？韩浩月：2021年末，我邀请绿茶兄作为嘉宾，出席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天津主办的《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读者见面会，我们一起开车去天津的路上，谈到了通信这一交流方式，觉得这会补充其他文体写作所没法涉及的细节，于是约定，从天津回来后，开始我们的通信。迄今为止“村郊通信”已经一年整了，往返共有60封信，在尤其艰难的2022年，写这些信，抒发了一些个人情绪，带来了不小的安慰。也很开心有一些朋友在读这些信，我想，信中传达的友情的温暖，也会让人在阅读中能有片刻的对现实困境的逃离。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手写，没有打字版，后来应网友的要求，把手写版用电脑敲出来，现在形成了打字版在前、书写版在后的固定格式。绿茶兄是先手写，后打字，我则相反，是先电脑写出来，后抄写。还有一个不同是，绿茶兄信末的日期，用的是农历，我的则是用新历。高明勇：“六根”的几个写作者，正好都是我的朋友。同样都是写作，你们有同气相求的地方，也有较大的差异，作为公号的主理者，你怎么看你们之间的写作异同，或者相互鼓励，相互启发，相互刺激？韩浩月：“六根”公号早期只推送李辉、叶匡政、绿茶、潘采夫、武云溥和我六个人的文章，从周一到周六，轮流推送，周日推送一篇大家的荐书合集。从八年前到现在，我一直担任的是催稿者的角色，不停地催促轮值作者交稿，这过程中，制造了不少段子，无形中，也让大家多了些写作的动力。我们六个人在写作上各有侧重，李辉写传记文学，叶匡政写文化评论与诗，绿茶写文化人物与书评，潘采夫写随笔与球评，武云溥写非虚构，我写评论与散文，在写作领域有重叠的地方，也有小小的区别，重要地是，大家有共同语言与审美，彼此认同。六根的存在，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政邦茶座>>疫情三年及其相关防控，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的外在空间生活，还有很多是潜在的性格、心态、精神、心智等精神空间，尤其是孩子、老人等特定群体。这三年，“口罩下的生活”导致很多家庭居家的时间大幅增加，父母远程办公，孩子天天网课，直接影响是父母与孩子共处的时间是几何级增长的，但却导致不少家庭里面，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反而有些紧张，甚至更为严重。这也引发出一个永久意义的话题：今天我们如何做父母？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知名亲子教育研究专家张贵勇博士，请他来谈谈如何做父亲。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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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邦茶座>>日前，知名历史学者郑小悠博士的制度史研究力作《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由世纪文景推出。此前，她的一系列历史普及类作品广为人知，如《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合著）等，不但赢得广泛关注和良好口碑，还先后入选一些重要的年度好书榜单。《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综合编年体官修史书、各类典章、档案、文集、年谱、笔记等史料，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详细梳理。同时，在制度史研究中引入对人、事的考察，刻画了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术型官僚形象，由案件的驳议往来，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地方官员在法理、人情、利益交织情况下的多重博弈。”作家马伯庸曾评价郑小悠的写作“有余裕把一个事件或一个人掰开了揉碎了讲，用大量细节一个点一个点地深入剖析”，“不似学术口那么艰深，比戏谑流更沉着平静”。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郑小悠博士，一起聊一聊著史与读史的问题。高明勇：本期政邦茶座，我想和您着重聊聊著史与读史的问题。您一手写《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这样的严肃历史研究，一手写《年羹尧之死》这样的历史畅销书，作为历史研究者与大众历史写作者，您认为二者的异同是什么？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这本书是我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虽然出版时间比较晚，但写成的时间其实比《年羹尧之死》等书更早，花的工夫也更大。二者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写作对象，学术著作的核心目标读者是本专业的研究者和学生；大众读物的写作面向已有的或者潜在的历史爱好者。第二是写作方式，学术著作的写作要遵守学术规范，引用注释，都有严格的要求，行文也会更加谨慎，算是带着镣铐跳舞；大众读物的写作相对自由一些，谋篇布局，能出新出奇是最好的，引用注释也不宜太多太细，太多太细会影响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不过，《人命关天》这本书虽然是博士论文成书，但出版是按照市场向学术书的路线走的，所以无论是在书的题目、章节标题、正文附录的编排，还是封面设计、后续宣发各等方面，都会倾向于专业性和大众性之间寻求平衡。把历史学的专业研究、前沿知识，更多地向公众普及，也是我一贯的追求。高明勇：历史学者马勇老师在《大众历史写作的意义与方法》中指出，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大众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他认为大众历史写作应该注意文质彬彬，注重文字表达，注意历史的逻辑性，另外要有适度想象和文学性。同样作为历史研究者与大众历史的写作者，您如何理解“适度想象和文学性”？郑小悠：我同意马勇老师说的，大众向的历史写作可以有适度的想象和文学性。因为某种读物，不论他的主旨内容是什么，只要想达到所谓面向非专业读者的目的，就一定要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好读”，把比较复杂的知识用普通人能看得懂、看得舒服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拿得起来放不下，是一个基本要素。“文学性”，就是针对“好读”而言的。当然我所说的“文学性”，不一定是那种辞藻华丽的，富有诗性的语言，犀利老辣的、幽默俏皮的、滴水不漏的、晓畅平实的语言，一样具有“文学性”，而且可能是更有难度的“文学性”。只要写得好，都值得欣赏。至于“想象力”，我认为也是需要的，但这可能要把握一个度。历史学是辨析史料的学问，但史料往往是只言片语的，不能周备，所以在专业研究中，我们会更倾向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没有材料的问题，可以不讨论。但面对大众写作，把“故事”讲完满，且能逻辑自洽，就很必要了。把一个故事讲得坑坑洼洼，没材料跳过去，可读性就完全谈不上。这种情况下，面对那些没材料的部分，想象就变得很重要。高明勇：您的“写作观”是什么？郑小悠：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我自己在写这类作品的时候，会在行文中先明确，这里是没材料的，但在我个人看来，可能有一二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置于当时的环境中，哪种的可能性最大。至于读者是否愿意相信，愿意相信哪个，就见仁见智了。高明勇：似乎存在一个认知上的误区，有些人会把“文学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尤其是“细节的文学表达”，如何体现真实性？郑小悠：关于“文学性”和“真实性”，我认为是不矛盾的，刚才提到，文学性并不仅限于文笔的华美，情绪的充盈，在历史读物的写作中，可能更应视之为一种叙事的技术或者艺术。和“文学性”对立的，我觉得更接近于论文学术规范所要求的那种规整性，或者用个带点贬义的话，是刻板性，而不是写作内容的真实性。田余庆先生的学术著作，文学性就很强，谋篇布局每每意在笔先，文笔也简约严明、清峻通脱。另外当代学者，像罗新老师，叙事的文学性、技巧性也非常强，读起来非常生动隽永，让很多对历史没什么兴趣的读者都爱不释手。当然我看他的采访里面说自己不愿意提倡增加历史写作里的“文学性”，可能是他过于谦虚，也可能是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稍有不同。高明勇：从您所自嘲早期是历史学爱好者的“民科”，到北大历史学博士，你认为最大的“跨度”体现在哪？郑小悠：其实也不算是纯“民科”（笑），因为我在网络上特别是文学论坛上活跃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北大读本科，而且选修了不少历史学系的课程。只是我所属的院系是现在的元培学院（当时叫元培实验班），并不是历史系的“土著”，网上瞎聊的东西也跟学术研究无关，所以我会这样说。试图想突出自己其实是先接触互联网历史爱好者群体，然后才进入专业的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从互联网历史爱好者群体里聊天，写一些非专业的文字，到拿一个历史学的博士学位，我觉得最大的跨度可能还是学术上的问题意识。高明勇：在《年羹尧之死》的自序中，专门谈到“历史学专业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主要指什么？郑小悠：爱好者圈子是我喜欢什么话题，关心什么人物事件，我就聊什么、看什么，但研究选题不能这样，自己的兴趣、性情倾向于哪方面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选题在学术谱系里有没有研究价值，另外还要在史料搜集、理论框架、前序研究等方面把握一下，看看有没有可操作性。选择清代刑部这个问题来做博士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综合评估基础上做出的决定，这就跟我之前作为历史爱好者关心的话题，完全是两回事了。高明勇：尤其是《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您认为对今天的政务运作和社会治理有哪些警示或启示？郑小悠：这个题目很大，而且也有一定以古鉴今的价值，就像我在书的第一章中提到，清朝对司法公正这个问题的认识很深刻，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在当时人看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当然，这种认识和变革，首先基于统治者稳固政权、强化统治的考虑，但与此同时，在行政技术层面，那种比较务实的思考和办法，也未尝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具体说起来非常复杂，其中三点我认为最重要，一是慎重人命，二是尊重制度，三是信任专业人士。高明勇：您现在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要考虑如何利用自身专业背景开展阅读推广和文化传播的问题，您认为历史阅读方面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著史”的问题，还是“读史”的问题？郑小悠：历史阅读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想读历史的普通读者，不太知道怎么去选靠谱的书来看。这几十年出版市场的繁荣，涌现出了不少历史类读物，这里面水平确实参差不齐，如果光看个题目或者封面，一般读者确实比较难辨别，这个读物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内容质量怎么样。特别是青少年，和孩子家长，这方面的困惑就更大一些。而我们现在新书的推荐，一般都是出版社或者策划公司，给出一个宣传文案，通过各类媒体做推广，这种情况下，文案可能就是比较程式化的，甚至是比较夸张的，参考价值就要打不少折扣。高明勇：就阅读体验看，“通史”和“简史”这些年都比较兴盛，但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有耐心去阅读“通史”，而“简史”又容易过于简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郑小悠：我个人阅读会更倾向一些专题的研究或者历史读物，对通史、简史类看得很少，所以不太能够评价。我想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如果需要阅读这类作品，又不是出于纯粹的娱乐目的，而是想借阅读了解一些靠谱的历史知识，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作者的专业背景，看看他对自己写的这部分内容，是不是确有了解，有没有不错的口碑。高明勇：近些年，海外的中国史在国内也很受热捧，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讲谈社中国史，分别是英国视角、北美视角和日本东洋视角，同样研究中国史，您认为海外的“研究”与“写法”有哪些值得借鉴？郑小悠：海外汉学家写作中国史，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往往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视角，能把一些国内学者常见的史料，挖掘出另外的价值，很多都非常有意思，看起来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学习。尤其是像清史这个领域，因为史料规模特别大，不但有各种新发现的古籍，还有海量的、不同层级的、不同文种的档案，都有待开发，所以研究者都会更加关注稀见的、未被使用过的史料，有一种史料越细、越偏，研究越高大上的认识。但真正有价值的选题、高水平的研究、最精妙的见解，未必尽出于这样的材料，把看常见史料置于最适宜的位置，可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一些海外汉学作品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高明勇：之前一些调查现实，其实现在年轻人不少已经不怎么读史了，有些被遗忘，有些被张冠李戴，有些可能需要重新发现，我自己研究新闻评论史，发现不少历史上的评论家、政论家，都面临这种情况。从著史和读史角度看，您有什么建议？郑小悠：其实让我讲历史作品的大众阅读，是有些自不量力的。以现在的出版市场来说，哪怕看起来比较畅销的、出圈的专业人士写作的历史类新书，相对我们的人口而言，也远远谈不上“大众”，只是比纯粹面向学界的专业论著多了一些读者而已。事实上，这些多出来的读者，群体也是相对固定的，主要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对某段历史有所爱好的朋友，并没有也几乎不可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真正的大众，对历史的了解，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教科书、经典文学作品、热播影视剧、综艺节目，包括一些有历史故事背景的游戏等等，所以您谈到很多历史知识的误读，我想这是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高明勇：您认为我们今天该如何了解国史？郑小悠：社会发展的第一义是向前看，我作为历史研究者、写作者，当然愿意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历史、读严肃的历史读物，但相对于大众的生计、生活而言，这确实是“非必要”的，我们有志于从事历史读物写作的人，首先应该勇于面对现实。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对人生有更多想法，更高追求的人，读一读历史，是会找到很多乐趣和精神寄托的。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善于观察生活、观察周围身边的人与事，你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发掘到很多现实的影子，找到一些对当下的启发。当然，这种启发未必是对生活实践的直接指导，但那种见识上的纵深感是如影随形的，可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影响你的判断，指引你做出更有利于长远的选择。对于我个人而言，学习历史，确实有这样的帮助。高明勇：如果一本历史书摆在您的面前，我想知道您是如何来“阅读”这本书的？或者从哪几个方面来确定阅读价值？郑小悠：一本历史著作，如果是专业书，我会更看重选题、理论框架、论证过程，以及史料来源。如果是普及读物，可能会更看重篇章布局、写作视角是否具有匠心，另外文字是否流畅易读，如果再有些个人特点，那就更好了。—

文丨政邦智库研究员

政邦茶座>>疫情及其防控，影响的不仅仅是作为本地人的城里人和农村人，还有很多奔波于二者之间的“漂泊者”。近几年，关于“北漂”的话题，不少是遭遇危机、逃离等关键词。青年作者黄西蒙的《北京流光》，试图通过笔下的“北漂青年故事集”来勾勒一幅“浮世绘”。本期政邦茶座邀请他聊一聊，如何看待近些年的“北漂”群体？高明勇：对文学艺术创作来说，“漂泊”是个永恒的主题。“北漂”叙事方面，如学者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学者廉思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等，“北漂”音乐方面，如歌手汪峰的《北京、北京》，歌手汤潮的《漂在北京》等，在陈平原老师的《“五方杂处”说北京》中，专门提出“

政邦茶座>>疫情及其防控，影响的不仅仅是作为本地人的城里人和农村人，还有很多奔波于二者之间的“漂泊者”。近几年，关于“北漂”的话题，不少是遭遇危机、逃离等关键词。青年作者黄西蒙的《北京流光》，试图通过笔下的“北漂青年故事集”来勾勒一幅“浮世绘”。本期政邦茶座邀请他聊一聊，如何看待近些年的“北漂”群体？高明勇：我的印象里，你一直是个爱读书的评论员，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写这部“北漂青年故事集”？黄西蒙：《北京流光》这部作品的诞生，前前后后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与复杂的过程。2015年，我告别校园生活，进入媒体工作，对于北京的生活，渐渐有了深入的感受。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和写作，我希望能将所读所思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不论是做媒体编辑、评论员，还是继续做研究工作，我都希望通过文字来书写社会，映照现实。当时我还很年轻，是相当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脑子里想的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文字也好，对未来也罢，都充满了热情。由于我比较喜欢契诃夫、巴尔扎克等作家，因此提起笔来，很自然地就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子。更重要的是，当我真正尝到现实生活的锤击后，就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王国维先生在《浣溪沙》一词中所言，“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渐渐意识到，“自我”与“他者”本身并无遥远的距离，我们都是被卷入这场宏大叙事的小人物。因此，我想创作一个以北京现代性叙事为主线的作品，但不会将笔墨落在对任何宏大事物的描述上，而是要去书写各种小人物的现实处境，或是孤独苦闷的求索者，或是背负着现实压力的漂泊者，或是在社会夹层中挣扎的零余者。这些角色，以及他们的故事，往往是被社会主流话语所忽视的，但其中的人生并非没有色彩，应当被记录下来。高明勇：这些故事里有多少你自己的影子？黄西蒙：我也不只是在写别人的故事，也是在写我自己，虽然书中的故事，没有一个完全是我的个人经历，但当我虚构这些内容的时候，创作书中人物的时候，自然也有我的人格与情感的投影。只是对于这些透射的景象，我的态度未必是肯定的，反而经常是批判式的，这也是将自我客体化与反思之后的结果。既然决定要写一部跟北京的年轻人有关的作品，选择合适的体裁就尤为关键了，比起当时很火的非虚构写作，以及不温不火的纪实文学，我更倾向于虚构写作，带有现实关怀的小说创作。虽然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看似“老套”，但好的作品、尤其是“直逼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却远不及人们的预期。我当时有个想法，纯文学的圈子与民众的阅读趣味，本身不应该有多少鸿沟，打破圈层壁垒，在纯文学创作中折射个人趣味与社会现实，应当是有意思、且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样，经过几年的构思和准备，我从2018年正式开始创作《北京流光》，并在“豆瓣阅读”平台上连载，大多内容在2019年底就基本完成了，后来这部作品有幸被译林出版社看中，便有了我这本小说处女作。高明勇：为什么用“北京流光”这个书名，有没特殊的含义？黄西蒙：我最初在豆瓣上发表《北京流光》时，书名是《一百种北京》，是真的打算写一百章，但我渐渐发现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便产生了创作“三部曲”的想法。《北京流光》正是第一部，“流光”有青春光阴流逝之义，也有城市流光溢彩之感，是具象表达，也是现实隐喻。出于篇幅、题材等因素，2022年11月出版的纸质版《北京流光》是豆瓣电子版的删减版，大概删掉了三分之一的内容。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北漂青年故事集》，实际上是在出版前夕才定下来的，大概是出于“精准描述”与“市场定位”的考虑吧，尽管我认为本书内容并非只写了北漂青年，而是城市叙事的“浮世绘”。从文本接受的解读看，一些读者误以为本书是非虚构或纪实文学，作家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竟然让读者觉得十分真实，这大概也是一种有趣的迷思吧。高明勇：媒体评论员的“敏感意识”和“问题意识”，对你的文学创作影响大吗？黄西蒙：应当说，媒体工作的训练对我的文学创作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跟朋友交流时，也不止一次说到这点：时评写作虽然与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但它可以很好地提升写作者的问题意识、逻辑感与简洁、准确的表达能力。这三点，咱们可以分别细细地聊。写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需要很好的问题意识。当写作者面对纷纭复杂的世事时，能否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要素，可谓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世道人情的敏感，也考验着作家的功力。其实，现在我们一点不都缺乏写作素材，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就是个社会学研究、媒体观察的富矿，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复杂多样的人物，可谓俯拾皆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素材并不能直接拿来用，需要进行筛选与辨别：哪些是重复的、无趣的，甚至是被某些话语刻意制造的“伪命题”与“假真实”，而哪些才是真正可以被转化成文学的好素材——对此有清晰的认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明勇：这些有哪些具体体现吗？黄西蒙：我在创作《北京流光》时，确实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思考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我一边探索着写作的路径，一边反思自己的创作，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北京、北漂有关的元素，非常多，比如买房、租房、相亲、考研、就业话题，还有各种形式的阶层差异、性别偏见、观念冲突，等等，但不能不加筛选地都拿来用，更不能搞成“大杂烩”。将素材进行文学转化，就需要很好的“逻辑感”与简洁、准确的表达能力，而这同样是时评写作者所需要和能提高的地方。高明勇：有不少读者，包括一些写作者有个认知误区，认为文学作品不需要“逻辑感”，你怎么看？黄西蒙：是的，说到“逻辑感”，可能有人会不太理解：写小说自然需要感性思维和同理心，难道还需要逻辑能力吗？事实上，写小说同样考验作家谋篇布局的能力，如同在战场上排兵布阵的将军，要能撒豆成兵，而不是胡乱指挥，否则笔下的故事就会走形，人物会走样，最终造成叙事的崩塌，那些读者读起来一头雾水和“烂尾”的作品，往往就是写作者逻辑感缺失的结果。我在创作《北京流光》时，就比较留心逻辑框架的真实与清晰，并对那些有悖现实逻辑或文学叙事的地方进行校正。基于此，我便拟定了一个清晰的叙事结构：每篇最后登场的人物，是下一章故事的角色，由此循环往复。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每个人也都是故事的旁观者，我们在北京互不熟悉，却又彼此相关——不同个体之间的命运相互关联，但个体却又是十分孤独的，这也是现代性的症候之一。高明勇：我看你一直在说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写法上你有什么特别的吗？黄西蒙：简洁、准确的表达，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写作所需要的。但仅从文风上说，我过去受茨威格的绵延风格的影响更大，意象丰富，长句颇多，甚至常用缠绕句式，但从汉语写作的维度来看，小说创作中过度的欧化语体，还是要有所克制的。好在时评写作经验，让我的表达变得更加简洁、清晰，尤其是对于细节的精准描述——能用一个准确的词来表达，就无需替换成其他模糊的概念。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创作与评论写作的思维方式差异很大，写小说时，需要尽量避免“评论腔”。善于对一些事物发表看法，是时评作者的优点，但写小说时，要压抑这种评论意识，尤其是论断、定性的冲动。学者思维、评论思维强大的作者，在写小说时需要格外留心这点。高明勇：在“时评体”和“文学体”之间切换，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黄西蒙：因为我过去的写作经验，多以研究思维为主，真正开启小说写作后，就出现了一个创作思维转变的过程。要让笔下的人物去讲话，去行动，而作者站在一个评判者的姿态去描述、点评，甚至是主题先行，则是写小说的大忌。我在创作之初，上述观念还不是很清晰，幸好随着写作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找到了写小说的感觉，并全身心地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高明勇：你说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也是“真实”的。是用“虚构的手法”去写“非虚构的故事”，为什么没有选择“非虚构写作”？黄西蒙：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我其实从创作之初就在不断问自己：如今书写现实问题的优秀的社会学著作很多，新闻作品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的精彩作品也很多，甚至很多B站UP主、短视频创作者也在展现丰富的生活，如果仅仅是为了呈现或批判现实，还需要小说吗？我想，我之所以选择小说创作，首先是对纯文学还是有点执念的，希望能在这个领域长期耕耘。更重要的是，纯文学还是不可替代的——对于人物非必然命运的关心，对于精神世界的个人探索，都是社会学与新闻写作往往涉及不到的地方，但这些正是小说家的着力之处。即便是再精确的计算，也无法预料到规律与公式之外的不确定性，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无法预知、难以琢磨、含混不清的东西，才是最常见的。真实的人生没有绝对的黑白，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不断波动、冲突的现实元素，充满了戏剧性，这也是我在小说中力求展现的东西。如果说这是横向层面的文学事物，那么在纵向上，书写深邃的心灵秘境，也是我着墨颇多之处。在《北京流光》里，有大段的心理描写，意识流、隐喻等现代主义技法，也不时出现，甚至《亦庄小夜曲》这篇，多数内容都在写一个空巢女青年独居时的自由联想，读者可以浸润在心灵独语与纵深探索的世界里，从而获得迥异的阅读体验，这也是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高明勇：疫情/疫情防控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黄西蒙：疫情之后的世界，对我现在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但因为《北京流光》基本上在201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所以疫情对这本书的内容，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我现在也在不断写新的小说，自然难以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高明勇：我看你说“历时五年零距离观察”，如果在这三年开始写，这些“北漂青年故事”、“北漂浮世绘”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黄西蒙：如果在这三年开始写《北京流光》，书中故事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本质上并无不同。我认为疫情前后的社会心态虽然大有不同，但内核并没有改变，只是一些矛盾更加显现，《北京流光》里讲到的一些人的焦虑也好，苦闷也罢，在今天依然如此，只是更多人有了体验与共鸣而已。比如，书中《未名湖畔的边缘人》这篇，讲的是几名考研学子的故事，故事背景设定在2015年前后，当时考研内卷形势之严峻，远不及今天。与之相关的复杂情感体验，自然也有所不同。如果说，这样的故事在我创作的时候，还只能让一小部分读者极有共鸣，但在今天却可以引起很多人的痛感。与之相反，还有一些我曾经认为很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年轻人买房，在今天却未必能引起很多共鸣——不少人选择了躺平，干脆不买房了，过去那种为了梦想而奋斗的话语，一度是牢不可破的，但在今天却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调侃。在“内卷”之后的“躺平”与“逃离”，反而是更真实的社会心态。书名：《北京流光》作者：黄西蒙出版社：译林出版社高明勇：你如何看待现实素材与文学表达的关系？黄西蒙：以上种种，都说明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文学创作如果完全与社会现实亦步亦趋，把小说仅仅当成呈现现实的镜子，那么它就难免具备时代局限性。那种与现实贴得太紧的小说，自然可能博得一时的喧哗，却也可能是速朽的。一旦时过境迁，读者就不会再感兴趣了。但是，完全远离现实，沉浸在想象的海洋里，固然是一种有特色的文学风格，但我还是希望能在《北京流光》中书写现实，就不得不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既要贴着现实逻辑写，但在选题与写法上，不能完全被现实元素带着走，就像前面说到的，作家要对现实元素有所筛选与取舍。《北京流光》有一条贯穿全书的时间线索，这是我从创作之初就设定好的，但这条线索多数时间是掩藏在文本之下的，只会偶尔在某些细节上露头，暗示读者，故事大概到了哪个时间段。比如，在《未名湖畔的边缘人》这篇中，通过吴梦学这个人物的日记，我提醒读者，这是何年何月。而在《风起成府路》这篇，我则通过人物看到的手机新闻提醒，告诉读者当天新闻：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去世。读者可以凭此得知，这个故事的发生时间。这看似是闲笔，实际上是我的有意设置，但不会写得很明显。诸如此类的细节，在书中还有很多很多，留待有心的读者去挖掘。高明勇：你刚才说《北京流光》是你的“三部曲”之一？黄西蒙：我有一个庞大的创作计划，如前所说，《北京流光》只是《一百种北京》的第一部，第二部《北京孤月》，我正在创作中。我想通过“三部曲”来展开长达十年的北京叙事，《北京流光》讲述的就是2014年底到2017年底的故事。我现在创作的《北京孤月》《寂城怪人》等长篇小说，或许就能让读者看到与《北京流光》很不同的“浮世绘”了。高明勇：疫情下很多快递员、美团骑手、滴滴司机的北漂故事同样很丰富，有没计划去写他们？黄西蒙：在接下来的写作里，这些角色与故事应该会出现。但还是那个老问题，在很多非虚构写作已经涉足这些群体的情况下，作家需要找到更好的切口，更有文学意味的写法。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或者发出一些慨叹，做一些社会学层面的分析，这些还不是很难。最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将现实素材与文学经验结合起来，以更新锐、更有创造性的文学表达方式，将那些看似寻常的事物写出来。在这方面，我也在不断思考，慢慢探索。—

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169篇文章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先生103岁了。今年，她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市。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馆、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是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这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从1919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世纪回眸中，她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学者余斌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余斌在万字《书成漫记》中写道：“我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杨先生和读者的中间人。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史。”壹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杨先生的人生经历了几个时代，见证了无数的人与事。百年中国战乱频仍，动荡不定，个体的生活也裹挟其中，家与国、个人与社会无从分拆，如果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的话，她更有资格提供一份特殊的见证。杨苡出生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我说自己‘生正逢时’，那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环境，可从小环境，也就是我们家的情况说，我出生的就太不是时候了。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转折点。”童年深宅里，祖辈的煊赫、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1927年，八岁的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中西十年是她最愿意回忆的日子。同窗情谊、少女心事、诗歌与话剧，乘着歌声的翅膀，无忧无虑。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她一直珍藏着十八岁的毕业照，姑娘们穿着“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薄纱”做的旗袍，配白色皮鞋，象征春天的气息。接过毕业证书，“兴奋又激动”。1937年杨苡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未来得及入学，“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华北局势直转急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天津、上海、香港辗转至昆明，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们，在轮船、火车、闷罐车上，一路尽情高唱《松花江上》。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陈嘉、吴宓……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在她的记忆里是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弦歌。1940年杨苡与赵瑞蕻结婚，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与母亲、哥哥杨宪益、嫂嫂戴乃迭、姐姐杨敏如、姐夫罗沛霖一家人在重庆团聚，赵瑞蕻担任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杨苡也于1942年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直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乘船北返南京，“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集体的记忆、民族的记忆与国家的记忆，都建立在鲜活的个体记忆基础之上，正如纪录片《西南联大》《九零后》导演徐蓓所说：“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同学们——那些不同信仰、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这注定了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同时也是过去一百年间的家国史。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有温度的历史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汇集与交响，见证个体命运，也是在“见证历史”。杨先生是翻译家，翻译的《呼啸山庄》声名远播，她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也写过不少散文，但在余斌看来，相比于成就，她更关心她的家，她的亲情与友情，她的“日子”——“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的经历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的戏剧性。也就是说，她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这也是其口述自传区别于一般“名人传记”的独特价值。贰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与温度这本书的来由，要从一个“登门送书”的故事说起。余斌是赵瑞蕻先生在南大中文系的学生。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诉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杨苡先生家在南京北京西路一条小弄堂里，在余斌的回忆中，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慷慨陈词，生活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私下则非常之放松，很是健谈。△图为余斌和杨苡先生“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杨先生聊天兴之所致，旧人旧事是其中大关目，这恰恰是余斌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那是1996年，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余斌是赵先生与杨先生家中常客，“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她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最近很忙？有时有客来访，想我可能感兴趣，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起聊天。”在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场以倾听抵抗遗忘的谈话持续了20余年。杨先生的讲述中留下了许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她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做传。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趋于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余斌认为，她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杨先生打趣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提起家族的声势，她的态度是：“新闻报道里把‘贵族’什么的安在我们家头上，我觉得莫名其妙。”《读库》主编张立宪用“祛魅”概括这本书的精神内核：“这些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年龄、身份这些外在的东西，它破除了我们对所谓‘最后贵族’‘簪缨之家’司空见惯的膜拜和讴歌。”杨苡把回忆比作电影，“一个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她的“场景式记忆”带来大量细节。“我更在意的是指向细节的那种‘繁’。这部口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经常是聊天拉家常的状态，里面许多的人与事，杨先生反复讲过多次，虽然没有大的出入，却非全然是重复，每每会冒出一些前所未道的细节”，溢出的细节，但凡有“一言可采”者，余斌就倾向于想方设法加进去，“我想达到的，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而通向这真实的，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余斌形容自己对细节的渴求是“贪得无厌”“锱铢必较”“集腋成裘”，力图带给读者对过去时代的沉浸式体验。当无数的细节以一定脉络组织成上下文，片段化的口述也向着完整自传的方向发展。同样出于“沉浸”的考虑，本书收录150余张珍贵照片，杨先生出身世家，留存有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照片。“倒不是为了形式意义上的图文并茂，我坚信文字的力量和它的不可取代”，余斌希望图与文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关系，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所释者，有时是照片本身，有时指向照片之外，可视为口述的某种延伸和补充。”翻看照片，似伴在杨先生身边，她时不时在某一页停驻，陷入对往事的怅惘，讲起泛黄影像背后的故事。叁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杨先生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在波澜不惊的叙述后面，读者能不期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而记忆里，故人还是当年的模样，“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真是年轻”。“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她的赤子情怀，跌宕起落间的从容优雅，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忆起哥哥杨宪益，杨苡又回到了童年时光，“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我哥的跟屁虫、哈巴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哥都会想着我”。对“大李先生”的记忆定格在海河边，“那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读书了。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昆明青云街的老旧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个小破桌，阴雨绵绵的日子，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学的歌，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房顶往下掉，倾斜了，东西都震掉在地上，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乱七八糟，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在大学被评上“最好的卫生奖”，奖品是辅食部的小白馒头，“那时真感觉这小馒头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岁月呼啸，美无倦意，百岁高龄的她依然喜欢收藏洋娃娃，有穿着玫瑰花长裙的公主、戴帽子的小男孩、石膏雕刻的小天使，还有一橱柜猫头鹰玩偶，它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说：“每次去看望杨苡先生，都能感受到她的安静，同时也能感受到她的冲击。她能够安安静静地激励别人、鼓舞别人。她是批判的，更是令人尊敬的。”记忆是杨苡抵抗时间的方式，在余斌看来，这本口述所恃者，重在杨苡先生令人称奇的记忆力，“至少十多年前，杨先生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随着年岁的增长，记忆力的下降不可避免，她不肯轻言放弃，要退也得是“且战且退”。杨苡先生年过期颐，她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与余斌合作完成口述实录，第一本新书送到杨先生手中，她眼眶含泪：“可惜母亲看不到……”余斌回溯成书种种：“我得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但她又交代，你不改也无所谓——只是有时还要追加一句，‘我保留我的意见’。唯其如此，我不敢造次，取舍之间小心翼翼，以期不负杨先生授予我的‘生杀予夺’之权。”百年回眸中，许多人，许多事，她眼神清澈，依旧信心满怀：“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一如1940年她留在昆明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后出现的彩虹！”出处：译林出版社—

政邦茶座>>本期的政邦茶座，我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以前的媒体同行，他叫杨潇。一年前就想邀请他，因为疫情，也因为其他因素，阴差阳错，拖到现在，不管如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邀请的直接原因，是他出了一本书，反响挺大，叫《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是杨潇重走了1938年西南联大西迁路，他以徒步为主跨越三省1600公里穿过西南腹地，然后将这次旅行的记录写成了书。我在读这本“重走”时，记了一些笔记，更列出了不少问题，我比较好奇，他为什么凭一己之力“重走”，前后对比，他是如何“重新”认识西南联大当年的“西迁路”？在“史和远方”的路上，他都有哪些奇思妙想？高明勇：咱俩年龄差不多，我比你年长几岁。我也经常有“时不我待”的感受，28岁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我自己对“三十而立”的理解；38岁时也写了一篇文章，谈我对“四十不惑”的理解，就是提前两年去感受自己生命的重要时刻，等你到那个年龄的时候，再回头看当时的思考和写的文章，实际上有一种自己给自己做比较的意思。38岁的时候，我重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书，有一个特别大的触动，一下子就“醍醐灌顶”，他说他的一生为两个问题所困惑，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中国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人生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年轻时也读过他的书，但到这个年龄再读，感受真不一样。我就在想，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评论，一直写到现在，这二十年其实就在做一件事，就是围绕“中国问题”。当时我在想，“四十不惑”为什么“不惑”？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个“人生问题”，所以我说从四十岁以后，“中国问题”肯定还会持续关注，作为一个学者、知识分子咱们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人生问题”也要开始去探讨。所以我看到你写的那一段对人生选择的文字很有感触，说白了人生是很短暂、很有限的，我们下一步怎么走，你的这一段徒步经历，也许有的人会很羡慕，但也许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对你个人来说，这段经历或许会对你的人生选择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杨潇：其实你这些话也启发到我了，我觉得自己最大的确信感就是人还是需要创造的，人是创造的动物，或者说人是文化的动物，那你人不在了之后真正留下什么东西，那可能就是你的创造吧，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创造，哪怕创造孩子也是一个创造，可是创造一本书或者一个机构都是一生，以前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而且创造对此刻或者此生来说，是保持活力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大理这个地方我在写书之前几乎每年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发现人不创造是不行的，像我们这样的都很难接受不创造的状态。高明勇：你引用约翰斯坦贝克在《横越美国》的话，我也很有共鸣。今天，也许自媒体更为繁华，但确实很多人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很多人的印象都是“记忆”中的，“记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残缺不全、偏斜不正的储藏所。”作为媒体从业者，有没思考过问题所在？有没好的建议？杨潇：我没有系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它会零星的冲到你面前，而且以前做媒体的时候，也负责过新媒体，所以时不时也会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都离我越来越远，就是我有意做一个退守的状态，尤其是我离开最后一个媒体工作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开心，尤其是碰到什么大事，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用对这个东西做出什么回应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我就把自己越推越远了，就是这样一个退守的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还挺开心的，这样我会有一个更长的时间段让我去写作、去生活、去找一个更长的时间刻度，我就不用再去追这些东西了。高明勇：“重走”中，有没让你刻骨铭心的故事或细节？有没有让你一瞬间想要放弃的时刻？一个人行走在乡间道路上时，有没有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杨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会有一个模糊的怀疑，因为我是要写书的，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这条路走得有意思，足够给我准备写的书提供有意思的材料，这个担心一直是有的。但好在是“双线写作”，一条线是现实，现实中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儿都是不可预期的，还有历史这条线，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焦虑，如果是为了写作而旅行，只写自己，没有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可能这一天就浪费掉了，我因为有双线叙事，在这方面还好。当然也不是没有想放弃的时刻，但确实中间刚到湘西没多久，就有了甲沟炎，当时有点疼，后来很快就好了，当时担心说走不了路了，这个是有的。过程中有挺多细节和画面，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在湘西碰到一个老人家，他给我看他们的家谱，他自己也作诗，后来他给我念了一首他的诗，当时我还是在那个媒体状态里面，就感觉和媒体衰败的景象颇有共振之处，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感慨的。高明勇：这些年，一些大学、社会机构也在“重走联大路”，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杨潇：他们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走之前就有好多在“重走”，但他们不是那种真正的“重走”，他们是到一个地方跑一小段路或者一个马拉松，或者是到一个地方做一个活动、走一小段，象征性的那种。我就觉得其他每个都不一样，就是各行其是吧，对他们我没什么看法和意见。还有小孩儿游学的也在走，我就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这个路其实挺难走的，当然和长征那是没法比。高明勇：同样这些年，“行纪体”似乎热了起来，你认为什么原因？杨潇：国内因为疫情的原因，“禁足”期间大家只能国内旅行，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旅行方面的书这几年比较火。高明勇：我也关注一些行纪，比如汤因比的，罗素的，鸟居龙藏的，你理想的“行纪”是什么样？杨潇：我自己理想中的“行纪”还是那种多叙事，能够提供很多信息增量的那种，比如我最近马上读完的《到马丘比丘右转》，就是一个几乎不在外露营搭帐篷的人，在2009年，就是发现马丘比丘一百周年的时候，他重走了当年宾厄姆的发现路，就是一个双线叙事，大的背景就是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赞助和激励下，我觉得他的跳入跳出，我看完之后收获挺大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给你记下一些异乡的传奇，给出一个纵深背景的同时，有历史、有现实这种穿插，交错叙事，我可能还是更喜欢这一类的。高明勇：我个人也比较关注这个系列，当时的传教士等在中国行走的所见所闻，当时他们的经历让我看完很有启发。杨潇：这些我基本当时都是当资料去读，就像你记下的一个化石、琥珀，这样一种凝固的状态，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纯粹当一个好的游记来说，我还是觉得如果能有现实和历史的交错这样会更有意思。高明勇：“接受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值得我长久咀嚼的收获。”这算是你“重走”后的最大收获吗？杨潇：也可以说这句话是我最大的收获，因为刚才我们还聊到，我觉得创造这个事情是挺重要的，那怎么去创造，就是可能你空想是没有答案的，在做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答案，其实就是这句话我想表达的意思。高明勇：你说你开始“重新理解”很多事情，比如，对于“西南联大”的价值贡献与历史坐标，“重新理解”后的认知是什么？杨潇：这个我可能不太敢谈，因为我只是研究了旅行团，研究了西南联大成立前的这么一段，但现在更重要的是他八年的过程，这个我没有足够的专业和研究来谈“理解”，更别说“重新理解”了。如果说“重新理解”，确实是有理解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对“家国”的理解，我在书里好多地方也写到了，就是以前我们做这种媒体记者、编辑都会对这个东西很警惕的，就是会有强制之嫌，或者是有被利用之嫌，但是其实是你在一个特别闲暇，或者是你对他进行一个转化，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一个很壮阔的东西，他确实是和人的某种本性的东西是契合的，我觉得这个我个人体悟挺深刻的。就是之前的判断还是成立的，警惕把它变成一个强制的东西，关注他本身壮阔、壮烈的东西，关注他本身情感性的、没有那么理性的特质，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高明勇：我们就只围绕你“重走”的这段路，你觉得你“重走”前后，对它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杨潇：“重走”之前就觉得很亲切，就像他们当时在长沙的状态，你就会觉得和现在的年轻人很像，就是各种彷徨、失落，就感觉没有那么远。“重走”之后就会觉得，比如说在贵州的山里，一个无尽的转弯，一眼看不到头的时候，你也能理解他们当时那种状态，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近吧，不能说“重新理解”。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投入到那个情景里面去，总在想办法离他们更近一些。高明勇：这本书最后收尾时，感觉写法上有种经历漫长旅途的放松，然后刹那间又转入更深的思考，感觉你冥冥之中仿佛在与历史对话。杨潇：反正就是觉得要有一个交代，前面的大部分（95%）都在表达他们年轻的时候，写一个很真实存在的、很细节的、很个人化的状态，最后就还是要交代一下他们最后怎么样，尤其是学文科的那一拨学生，整体就相当于是舍掉了，尤其读莎士比亚晚年写的信的时候，就会说人生实在不是一个糟糕的剧目，设计这种剧目应该打屁股，不知不觉我们居然到了60岁，这个年龄以前想的时候是觉得很可怕的，就是觉得有责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不管好的、坏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杨振宁，有很多默默无名的人，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样本，各种各样的人生态度。高明勇：书中，21岁的吴大昌在书店看《冯友兰论人生》中的“论悲观”，说“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你把这段文字作为“重走”的结束语，也对自己说的吗？杨潇：吴大昌是其中之一，是唯一一个还在世的人，我就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

政邦茶座>>本期的政邦茶座，我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以前的媒体同行，他叫杨潇。一年前就想邀请他，因为疫情，也因为其他因素，阴差阳错，拖到现在，不管如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邀请的直接原因，是他出了一本书，反响挺大，叫《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是杨潇重走了1938年西南联大西迁路，他以徒步为主跨越三省1600公里穿过西南腹地，然后将这次旅行的记录写成了书。我在读这本“重走”时，记了一些笔记，更列出了不少问题，我比较好奇，他为什么凭一己之力“重走”，前后对比，他是如何“重新”认识西南联大当年的“西迁路”？在“史和远方”的路上，他都有哪些奇思妙想？高明勇：我们好几年没见了。让你动念想重走西南联大路的，是什么原因？杨潇：其实就是2018年年初，当时读到两本书，一个是北京大学罗新老师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本书是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这是一个契机。直接决定“重走”，也是因为正好读了西南联大几个学生的日记。然后，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定下来，然后就出发了。高明勇：说走就走，执行力很强呀，还是一个人，还是成家了？杨潇：还没成家。高明勇：那还是有“资本”去走的，没有太多牵挂。杨潇：我觉得成不成家不重要，我觉得孩子会是一个挺大的比较重要的责任。高明勇：你现在这段时光可能也是最幸福的时光，能够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当时全部下来花了多少钱？杨潇：花的不多，你就想，在一些县城里，住最好的酒店一晚上也就是200多元，可能总共下来花了有两三万，具体的不知道，我也没算过。高明勇：你前后全部走下来用了多长时间？杨潇：41天，从长沙到昆明。高明勇：就是按照他们当年那个进度吗？杨潇：没有，他们是68天，我当时大概就是有段时间比较紧凑，坐了一部分时间的车，没有百分百的徒步，所以我就没有按照他们的进度走，走了有三分之二吧。高明勇：这三年，回想起2018年的“重走西南联大路”，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庆幸？还是什么？杨潇：庆幸肯定是有，主要是庆幸这本书是在2021年出版，不是庆幸2018年重走了这条路。2021年，从我个人整个感受来说，特别是上半年，其实是国内疫情比较放松的一段时间，不管是书的物流快递，还是书上市后做的一系列活动，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直到10月份要在贵州做活动，才开始受到疫情的冲击，我觉得庆幸主要是这方面。倒没有太多去想2018年这个经历，但是我想，如果这个时候再走，肯定是另外一种感受。高明勇：你目前什么状态，重新工作了吗？还是就想一个人安静一段？杨潇：“重走”后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没有特别休息，去年就一直在卖书，今年就一直在写书，我现在在大理，既然是作家，就肯定是努力去写，基本上每天上午都在写，可能写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高明勇：你现在在写什么书？杨潇：我现在在写与德国有关的内容。我十年前去过德国，当时有一个中德媒体记者的项目，去了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德国好几次，觉得德国挺亲切的。2019年申请了一个项目去德国，又转了一圈。我一直对德国的博物馆很感兴趣，德国的博物馆比较发达，我就想去看德国的博物馆，特别是面对德国上世纪历史的博物馆，看它是如何呈现这段历史的，尤其是德国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从博物馆的视角去做解读。写第三帝国的书太多了，一直以来我对《记忆的政治》比较感兴趣，这个在英文世界里，就是从80年代以来研究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就特别多，但是国内这样的内容比较少，所以我也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去观察德国。高明勇：是不是有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意思在里面？杨潇：有一部分意思在里面，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当下的东西，比如说2012年我在德国待了3个月，当时还没有一个极右翼政党，但是2019年再去德国的时候，这个政党就已经声势很大了，这是一个倡导历史修正主义的政党，用其中一个党魁的话说，德国在纳粹的12年不过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就是把历史相对化了。有很多人批评，也有很多人认同。我会有很多当下的观察在里面，我会参考很多资料，所以写得也很清楚。一方面当时也采访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博物馆的馆长，或者是策展员，或者是学术顾问，和他们聊了很多。高明勇：也就是说目前的写作和西南联大没有关系杨潇：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不像有的人找到一个题目就不断深入延续，我就完全开启了另外一个题目。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安静一段”的这个想法，自由职业就是全靠自律，一本接着一本地写。高明勇：你说在自己“重走”前的一段时间，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你所谓的“存在主义危机”是什么？源于年岁增长，职业困惑，现实处境，还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病”？杨潇：我觉得还是作为媒体人属性的一种感觉，就是一个人从传统媒体离开以后，个人的何去何从问题。以前在传统媒体写篇稿子，其实不太担心平台的问题，平台自动会把你的稿子送到读者面前。现在的状态相当于以前的机构媒体已经“失效”了，那怎么样通过建立自己的平台去传播，比如拥有自己的平台，毕竟谁也不想辛苦写一万多字特稿，最后阅读量只有两千，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高明勇：实际上相当于，让大家在关注原有媒体平台的同时，还关注到个人的书写风格与价值，是一种个人的价值追求。杨潇：我觉得说个人价值可能比较准确，如果机构媒体是OK的话，就是我写篇稿子能被更多人看到，个人品牌不重要，就是因为现在机构媒体“不行”了，发一条微博可能就是2个人转发，那如何让你自己认为生产出来的好内容被更多人看到，那就会有很多种解法，有一种解法就比如自己去做一个公众号，把自己的个人品牌做出来，把这个变成一个长传播的平台，但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适应，所以我当时就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高明勇：明白你所说的“危机”了，然后呢？杨潇：后来我就找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写书，这样就完全跳脱出了以前媒体的逻辑，就是说你如果单看《重走》这本书，如果单独把其中一章拿出来放到公众号里，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是肯定的，第一它没有爆炸性的那种故事，也没有非常强的情节，但是你把它们合在一起，在我看来相对于传媒类来说出版业还是相对保存了一些“精英文化”的东西，同时还不用像传媒一样把所有的稿子都放到一样的地方去竞争，比如说在出版业你的书是相对小众的，就不需要和大众的东西放到一起去竞争，不然就“死了”，这其实就是媒体人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和所有人竞争，你认为你的东西很有价值，但是如何被别人看到的问题。最后，反过来又会让你思考，你到底生产什么内容是有价值的？可能很多人就有了自我怀疑。高明勇：在“重走”后的这段时间内，认为自己走出“危机”了吗？有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或习惯？杨潇：就是写书。其实真正“重走”的时间很短，四十多天就走完了，但写书可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头几个月是一个“高速公路”状态，不像之前在媒体有篇幅限制，就是你想写都能写出来，写的很尽兴，虽然也不知道能不能出书，可是本身自己写的很愉快，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如果说走出“危机”，其实那个写的时候就已经走出来了，这种状态就很好。高明勇：你之前跑马拉松吗？还是就是喜欢徒步？杨潇：我不跑马拉松，我就是喜欢走路，我跑步不行，但走路还可以，我可以走很长时间，一天走30公里一点问题也没有。高明勇：其实我2018年的时候也“徒步”过，你是“重走”西南联大路，我是“重走”玄奘路。当时单位团建，去了敦煌，在戈壁滩上徒步穿越，两天一夜，晚上露营，走过沙丘，走过戈壁，穿越河流，有时间限制，基本没怎么休息。这是我第一次戈壁滩徒步，有时走着走着，弯腰系下鞋带，或者整理下衣服，一抬头，发现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其他人转过沙丘就看不到了。一个人的时候，四下特别寂静，天苍苍，野茫茫，就去体会当年玄奘走过这段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他。所以看你书的时候，我能体会到那种孤独感。杨潇：那你可以，反正都是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行走。高明勇：你将“徒步”定义为一种习惯，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甚至是“确认感”，许多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得以化解。对你而言，这些“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指什么？杨潇：我觉得徒步也好，写作也好，都是寻找“确认感”，其实就是应对空虚的办法，人是很容易感觉到空虚的，特别是如果你对自己有审查的话，是很容易感觉到空虚的，但你如何解决空虚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徒步是一个很好的有方向感的事情，会有一种日积跬步的感觉，写作也是一样的。高明勇：我看书时有过一个闪念，我大学时学过俄罗斯文学，一些作家有当时比较让人难理解的“苦行僧”的习惯，有些人就喜欢“折磨”自己的肉体，求得一种精神上的释放，你“徒步”有这种感觉吗？杨潇：我没有，我觉得徒步对我来说是享受，不是一个“苦行”的过程，可能有的人是“苦行”，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尤其是徒步15公里以内的对我来说都不觉得累，只会觉得多巴胺的分泌让我很愉快，尤其是出点微汗。那会儿4月份，不冷不热的，出点微汗风吹过，这种感觉是非常愉悦的。总的来说还是觉得是一个挺享受的过程，而且精力挺集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去乱想，当你精神都疲劳的时候，才会聚焦到身体上，可能这点和你说的也有一点相似，它逼着你把注意力聚焦在身体上，但这时思绪不会乱飘，其实反而是一个思想聚焦的过程。总的来说，对我远远不是一个“苦行”。高明勇：我看你在“重走”前，把2018年作为自己的“寻路之年”，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完成这段“寻路”后，又是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的？你对这些问题有答案了吗？是什么？杨潇：答案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可能就很难有答案，或者有一个普遍性的答案，我只是自己有一点感触比较深的，也可能很难说是答案，就是空想如果不去做的话，很多东西是只有你做了才能够清楚的，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光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像我在当时的状态，如果我不去走，总是在设计、在准备，那么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可能一直准备下去、一直设计下去，但是不去实践就不会知道自己会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也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好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疑问，我只是自己经历过一遍，经验似的感受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观念似的感受可能是一样的。高明勇：你说“好奇”80年前的“徒走经历”，对西南联大这些师生之后的人生选择是否有过影响？同样，我也“好奇”这段“公路徒走经历”，对你的人生选择有哪些影响？杨潇：感觉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情，确认自己一个相对擅长而且很喜欢的事儿，这两个要素都满足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再等了，做还是最重要的。这三年就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觉得时不我待。我是1982年出生的，以前总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时间还长，觉得自己还能学学这个、学学那个，成为这个、成为那个，但好像就是大概36岁前后，就会觉得只有时间是最宝贵的。2014—2015年曾经有过一阵“创业潮”，很多人就是我先熬一熬创个业或者我去大厂工作一段时间，等我财富自由了再去完成我的梦想之类的，我现在觉得这个特别虚幻，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选择，但我也以一个创业者的心态去工作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虚幻，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想法都是托词、都是借口，最后你会走到一个“不归路”上去的。—

政邦茶座>>这两三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可爱的古人”：苏轼、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在创作、出版等方面也掀起了热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更感兴趣的是，遇到困厄时，这些古人是如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范仲淹生于989年，逝于1052年，2022年是范仲淹去世970周年。梁启超评价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品读历史人物，首先要确定如何识别“真实”。日前，知名历史小说家郭宝平的新作《范仲淹》在凤凰出版社问世，引起各界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认为，本书为当下抒写历史题材小说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著名历史学家孙江认为“真”的历史小说是非虚构的写作，作者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进入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将历史的片段与片段、细节与细节勾连起来。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小说家就超越了历史学家。而在网上，范仲淹被认为是用一把烂牌打出“王炸”的人生，从而成为读书人进取精神的标杆。特别邀请到郭宝平老师，在本期政邦茶座谈谈何为真实的范仲淹，他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高明勇：我看不少评论家关注《范仲淹》时也都注意到“为当下抒写历史题材小说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您认为小说笔法写历史，最大的难点在哪，又是如何克服的？郭宝平：我总觉得以真实人物往往又是著名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如果凭空编造，不仅是欺骗读者，也是对主人公和他同时代人的亵渎。要开脑洞、奇思妙想，就不要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正是在这个观念指导下，我写的历史小说被评论家认为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难题是先要做够历史学家的功夫，再做小说家的功夫，而且弄不好会两头不讨好。我把握的原则是在确保真实性的同时尽量提高可读性，注重情节安排、氛围烘托。在结构安排上，尽量把具有矛盾冲突的事件详写，主人公一般化的经历略写。比如这部小说里，范仲淹做西帅的内容就比较多。因为这期间发生的事情特别多，矛盾冲突比较尖锐，也非常能反映范仲淹的性格和为人。

政邦茶座>>这两三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可爱的古人”：苏轼、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在创作、出版等方面也掀起了热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更感兴趣的是，遇到困厄时，这些古人是如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范仲淹生于989年，逝于1052年，2022年是范仲淹去世970周年。梁启超评价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品读历史人物，首先要确定如何识别“真实”。日前，知名历史小说家郭宝平的新作《范仲淹》在凤凰出版社问世，引起各界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认为，本书为当下抒写历史题材小说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著名历史学家孙江认为“真”的历史小说是非虚构的写作，作者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进入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将历史的片段与片段、细节与细节勾连起来。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小说家就超越了历史学家。而在网上，范仲淹被认为是用一把烂牌打出“王炸”的人生，从而成为读书人进取精神的标杆。特别邀请到郭宝平老师，在本期政邦茶座谈谈何为真实的范仲淹，他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高明勇：听说您为了写《范仲淹》，辞去国家部委的公职，我比较感兴趣，“范仲淹”为什么会成为您必须要写的“这一个”历史人物？郭宝平：准确说，我是为了专心致志写历史小说，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几年前，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工作岗位的人物是明朝的高拱，还不是范仲淹。看我这些年写的历史题材作品，就不难发现，我的写作兴趣是那些进入官场的读书人，也就是常说的“士大夫”。范仲淹是“士大夫”的代表，所以我的历史人物写作终归绕不开他。范仲淹是宋朝人，可以说是古典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写范仲淹也是写古典中国人。读《范仲淹》，你可以看到古典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你看范仲淹和富弼、韩琦，殿庭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可下殿不失和气，欢好如初。我们的前人，不是整天都热衷于宫斗、阴谋论的。高明勇：这些年写范仲淹的书也不少，作为写他的“这一个”写作者，您认为自身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郭宝平：经历、阅历。作为同样是凭借考试成绩进入体制或者说官场的读书人，我对范仲淹的许多言行，感同身受。高明勇：我了解到您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这种科班出身的专业背景，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哪些支持？郭宝平：写历史小说首先应该熟悉那个时代的典章制度，不然对历史事件、人物就把握不准，只能胡编乱造。比如，范仲淹进士及第后被分配到广德军任司理参军，有人就望文生义说他中进士后参军了。岂不知，“军”在宋朝是地方行政建制，司理参军是司法官。又如，人到中年的范仲淹一度非常苦闷，写过一首《咏蚊》诗，羡慕蚊子不必为前程发愁。为什么？因为按当时的制度，进士及第先做“选人”，只能在规定的官阶内升职，最高升到八品，只有改“京官”后，仕途才算展开。可改“京官”不容易，官场上，相当多进士出身者终身都未脱离“选人”身份，沉于下僚。范仲淹做了不少努力，却未成功。再者，他担任的监盐仓官，属于“监当官”，进士及第初分配时做监当官即为人所轻，何况范仲淹已经进入官场十年了？所以他很苦闷。不了解这些制度，怎么可能明白范仲淹此时的境遇？再比如，范仲淹是在20岁后才知道自己身世的，揭开这个秘密的是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乃兄因何选择在那个时候揭秘？了解当时的遗产继承制度，就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可以说，不了解典章制度，许多问题看不透，也难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读研究生时专修中国政治制度史，对我的历史小说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明勇：您说“向什么样的人致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位、品格。”这句话我有点不是很理解，对写作者来说，更多的是“向什么样的人致敬，代表着一个作者的品位、品格”，作者属于这个时代，但作者无法涵盖整个时代，对吧？郭宝平：老实说，我胆小，怕引用西方名人的话会被诟病，就把“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这句名言给改造了一下。高明勇：历史小说首先也会涉及到作者的史观，您的史观是什么？郭宝平：我对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和崇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成功学”的风气忧心忡忡，愿意追怀、致敬那些传承、光大浩然正气的人物。《大明首相》里的高拱和这本书里的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代表。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致敬、追怀范仲淹、高拱这样的先贤。为此，应该把这些先贤去脸谱化，不为贤者讳，将其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让大家由敬而远之转而亲而近之。高明勇：故事从一个迷雾弥漫的清晨开始，是否有特别的隐喻？范仲淹的人生命运，和时代的迷茫？郭宝平：确实是隐喻。主要是暗喻范仲淹的人生处于迷茫中。书名：《范仲淹》作者：郭宝平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高明勇：长期体制内工作的经历，对写同样处于体制内的范仲淹来说，是否特别得心应手？郭宝平：是不是得心应手不敢说，但对范仲淹当年的一些做法更容易理解甚至感同身受是事实。写作过程中，写到范仲淹的某件事，我常常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某件事，历史瞬间就打通了，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能够猜透范仲淹当年心里是怎么想的，甚至他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仿佛浮现在眼前了。高明勇：两个“体制内”对话，您认为最大的相同，最大的不同都是什么？郭宝平：说到相同点，就是凭考试成绩进入“体制内”的寒门子弟，报效国家的心愿不可遏制。说到最大的不同，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我只说印象最深的一点：现在是层层节制、层层负责的科层制；那时候没有层级管理的概念，范仲淹在西北军政机构任副帅，基本上都是直接与朝廷公文来往，并不需要经过正帅夏竦，相应的，他上公文，都是以个人名义，并不代表他任职的西北军政机构。更重要的是，那时候受儒家思想影响，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士大夫在官场既是“公务员”，又是“帝王师”，具有管理民众和致君尧舜上的双重使命。像范仲淹，刚接到知兴化县的任命，不过八品官，就直接给朝廷上公文，不厌其烦地教导宋仁宗应该如何做皇帝、如何治国理政。高明勇：您提出“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有句评语认为，长篇历史小说《范仲淹》告诉我们的真谛是“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才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灵魂所在。其实这种“审视”是很困难的，您认为主要难在哪？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郭宝平：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我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把握两点：第一，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纠结甚至是挣扎。要写出他的欲望、纠结和挣扎。第二，摒弃非黑即白历史观。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响，往往把历史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一旦定位为好人，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为贤者讳；一旦被定位为坏人，他就一无是处了。人性复杂，红尘滚滚，每个历史人物都受到时代的规约，都有他的难处，都有过坚守与妥协，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可以概括。范仲淹如此，张元、吕夷简、夏竦同样如此。你看书中的张元，典型的汉奸，可他叛逃前在项羽庙痛哭，后来又自杀而死，反映的就是他的欲望与挣扎、坚守与妥协。高明勇：媒体报道时用了一个说法，叫“最真实的范仲淹”。我有个看法，选择真实的史料有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写作者通过自身建构的价值体系与历史观来选择史料。您是通过什么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保障“真实”的？郭宝平：可能是《范仲淹》这部小说里的范仲淹，与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形象有些差别，感到耳目一新，加上书里的人物、事件、时间与地点等都是真实的、经得起考证的，所以文学界、史学界和广大读者认为我的这本书描绘了一个真实的范仲淹的形象。我是在写小说，不是写学术书，而小说的任务主要是塑造人物，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对史料的取舍，主要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揭示人物命运的史料，即使只是野史中的记载，也可以用起来。有句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历史书包括皇帝们的《实录》提供的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倒是严肃的历史小说，以人性审视人物，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结合思想资源、典章制度、人物性格与命运等作出推理，反而能够将隐匿于纷繁历史尘埃中的真相一一展现出来。高明勇：历史的真实，更多时候是靠细节刻画体现出来的。郭宝平：对。在我看来，符合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进而言之，符合人性的，可能就是最接近真实的。比如，范仲淹与吕夷简是不是欢然解仇，历史上争论很大，欧阳修认为二人欢然解仇，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坚持认为没有解仇。他们都是很了解范仲淹的，谁的意见对？在《范仲淹》这部小说里，我根据范仲淹的经历、心境、性格和他与吕夷简交往的脉络，认定他路过郑州时一定去拜访了吕夷简，书中的那番对话，与当年他们的谈话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再如，范仲淹与梅尧臣交恶，这桩公案迄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联想到范仲淹见梅尧臣不久，宋仁宗突然发怒，要将范仲淹贬岭南，再联系到范仲淹、梅尧臣的个性，就可以窥见端倪了。我认为，这部小说里对范梅交恶的描述，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

31日《柴火堆积成垛，乡愁逆流成河——读伍里川，高明勇，《松原日报》，2020年4月1日《为故乡的亲人立传|读韩浩月》，高明勇，凤凰网文化频道，2019年7月4日—

政邦茶座>>“戴着口罩的生活”，给几乎每一个人都带来影响。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人无所事事，有的人生活如常，有的人“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青年作家任彧这几年笔耕不辍，作品不断问世，新作《超凡觉醒》被历史学家雷颐先生称为是对“觉醒”的觉醒。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任彧，谈谈“人”与“仿真人”之间故事。本期政邦茶座嘉宾：任彧

11月22日，以“思辨、谋新、筑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人居创新者大会”于广州、北京同步举行。会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发表了《全球新变局之下的宏观经济与人居模式》主题演讲，围绕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情况及未来政策走势、未来人居模式发展趋势等议题发表了看法。012023年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走向张明提到，全球宏观经济当前呈现五大趋势。第一，随着各国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渐宽松，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正在弱化。第二，美国通货膨胀已经见顶。美国CPI同比增速从最高的9%降至2022年10月份的7.8%。这意味着，美联储的加息缩表进程或已到了中后期。预计2023年一、二季度，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即将告一段落。第三，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供应商，因此大宗商品价格不会太低，但另一方面，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特别是2023年部分国家可能步入衰退，这会压制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第四，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可能会重新进入滞胀阶段。“滞”是指经济停滞，也即经济增长处于较低水平。“胀”是指通货膨胀。未来几年，全球通胀可能会在5%-8%，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在3%-4%。在滞胀格局下，找到可以持续上涨的资产比较困难。第五，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或是下一阶段世界经济面临的总威胁。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在下降，但是全球陷入局部或者更大范围地缘政治冲突的概率在上升。全球金融市场则将呈现以下六大特点。第一，疫情暴发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扶摇直上，从0.5%上升到4%以上。随着通胀见顶，加息周期告一段落，本轮美国长期利率上行也将见顶，顶部或就在4.5%左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不大。第二，美元指数或将见顶。2023年上半年，美元指数或将自高点开始下降。高点约在115左右，超过120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美股估值目前仍在较高水平，本轮美股调整或尚未结束，未来在特定的冲击下，不排除美股指数重新显著下跌的可能性。第四，考虑到官方投资者未来可能会增配黄金，目前价位下的黄金具备定投价值。第五，俄乌冲突尚未结束，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大幅下跌可能性不大，但是，全球衰退的前景或会制约它的上升。若2023年美元指数由升转降，而且大幅下降的话，不排除大宗商品价格重新反弹的可能性。第六，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尚未结束。虽然未来美联储加息周期即将结束，但在依然较高的全球无风险利率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或会依然持续。02中国外部环境的新变化谈及我国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张明指出，短期来讲，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增速在疫情之后高位反弹的回落，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逐渐弱化。另一方面，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我国面临较大幅度的资本外流，背景是美国的加息缩表，美元利率上行和美元汇率走强。随着该周期告一段落，中国的短期资本外流规模将逐渐下降。近期G20峰会的召开传递出中美关系短期内边际回暖的信号。从中期来讲，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的全球化退潮仍在持续。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会有所减弱。同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增强的局面，东盟地区可能成为大国角力的重点区域。在外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下，投资者对资产流动性的要求会显著提升。03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前瞻2022年10月的宏观数据不容乐观。一是社消零同比增速再度由正转负；二是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双双下降；三是进出口增速双双由正转负；四是制造业与服务业PMI均低于50这一荣枯线；五是PPI同比增速由正转负；六是M1与M2同比增速双降。

文丨龙之朱（政邦智库研究员

作者简介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一）文言是中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它建立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并在诸子和史学家的手中成熟起来。汉代的口语与文言已拉开距离，但文言没有退出语言舞台。汉代文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文言，而且开创了书面语与口语分离的局面，使之成为绵亘两千年的传统。两千年里，文言在书面语中的至尊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虽然白话也曾试图分庭抗礼，并也确实占据了一些领地，但终究没有成为文言那样的正统。白话、俗语不能登大雅之堂，稍有越轨，就会立即遭到驱逐。语录是口语的记录，虽然经过加工和提炼，但仍保持口语面貌。先秦时期，语录体是人们最得心应手的文章样式，《论语》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语集锦，《孟子》记录了孟子与人的大量对话《庄子》中的对话多为作者杜撰，但足见语录体是怎样的受欢迎。史书也有以记载口语为主要内容的《战国策》、《国语》等。汉以后，因为文言与口语分道扬镳，语录体也受到冷落。清顾炎武就严厉批评过后世的语录体:今讲学先生从语录从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1]。钱大昕解释这段话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心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2]他们反对后代语录的理由主要是，语录用的是口语，缺少必要的熔裁，因而鄙俗乏采。这种观点并不为所有文人所赞同，但有相当的代表性，顾炎武说: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及文，于是王元美之劄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3]。文言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语录体还没有热起来，就因“人知语录之不及文”而被抛弃了。语录成了书面语的禁忌，清李绂在《古文辞禁八条》中将语录列为所禁的第一条:禁用儒先语录。语录一字始见于学佛人录庞蕴语，相沿至宋，始盛其体，杂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千矢橛”之类，秽恶不可近。而儒者弟子无识，亦录其师之语为语录，并仿其体，全用鄙言，如“彼”、“此”自可用，乃必用“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无论理倍与否，其鄙亦甚矣。《鲁论》具在，孔门弟子记圣人之言，曷尝如是鄙语哉！南宋以还并以语录入古文，展卷怃然，不能解其为何等文字也[4]。“这”、“那”、“的”、“了”这些词在白话文翻身之后可进入任何庄严的场合,但在当时文言的压迫下，统统被打上“鄙”的耻辱标记,并成为语录不当存在的理由。文言的另一对手是大众语，即所谓的市并俚语和村竖野词。下层社会的语言活泼恣肆，一派天真，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方巾学究尚能稳住阵脚，拒绝大众语的挺进，斥之为下里巴人，视之同郑卫之声，维护文言的一统天下。也有一些文人则没有固守文言城池，让出部分地方作为大众语的立脚之地，如部分文学体裁，但即使在这些人的眼中，文言也是正式的书面语言。明代冯梦龙《序山歌》、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肯定了“田夫野竖”、“里巷妇女”的矢口寄兴，但都没有表示文人也可用这种语言。清代袁枚欣赏诗歌中的口头语，认为“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

11月18到20日，由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承办、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支持主办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学术研讨会”，尽管遭逢疫情蔓延严峻情势，但在承办方和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会议的成功举办，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原本邀请的全国各地三十余位学者，深圳市以外只来了梅州一位，广东省之外，只来了四位友邻省份湖南的学者。政邦智库副理事长柳理应邀参加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研讨会。▲

上学期，南京大学文学院就本科生学习情况做了问卷调查，收集到不少问题，包括个人成长、研习经验等等。近日，文学院官方公号（nju文院小楼）刊布了董晓、傅元峰、苗怀明、徐雁平与赫兆丰五位老师针对其中七个问题的答复，现转载于此，希望能让更多同学受益。Q1：老师认为应该如何成长为一名中文系的人呢？或者说，一名中文系的学生，该是什么样的呢？Answer董晓老师：中文系的学生，一是要有宽广的阅读量，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应该广泛阅读，二是要有良好的写作能力，语言文字功夫要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独立思考社会，独立评判事物的能力，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没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一定要有自己的批判意识。傅元峰老师：“中文系的人”，这个提法太窄了。我不建议你们成为“中文系的人”。任何专业学习，应该鼓励一个人广大和多元，术业专攻需要为人的气度和胸怀，兼容并包很重要。苗怀明老师：首先得做个正常人，心智健全，然后才能成为中文系的人。现在不正常的人特别是脑残太多了，与日俱增，希望中文系的学生从不做脑残开始，做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不要把脑子借给别人做道具。徐雁平老师：这方面我不敢谈太高远的理想，还是说点实在的。我想学中文，首先要对读、思、写有特别的热爱，而且能坚持，将热爱落实到实践中。其次，毕竟是专业学习，不能太随意、太发散。要先做学徒，如学木匠，至少要三年的笨功夫，练习手感，将规矩内化。总之，从实处入手好，追求点滴进步，在进步中建立自信。赫兆丰老师：如果要给中文系的学生贴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除了具体的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可能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吧。如今的社会节奏当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当你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后，课本上的知识点未必会成为你安身立命的资本。因此，我更希望中文系的学生能够通过持续的读书，感受书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往大了说，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跑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方向对不对，即便后来证明这个方向真的是正确的，但停下来思考的这个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独立。人文学科出身，特别是中文系出身的人，最应该有这种担当。往小了说，在面对工作和生活里的抉择时，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品质。南京大学文学院Q2：请问老师在进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后，是如何确定了现在自己的研究方向呢？可以分享一下自己与研究方向择有关的心路历程吗？Answer董晓老师：我本人的研究方向的确立有点特殊。我是上高中的时候就立下了志向，想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于是决定先学语言，报考了俄语系，然后在俄语系继续读研，然后去中文系读博，然后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傅元峰老师：本科阶段的课程学习中，很容易感觉到自己在哪一门课上更专注、更兴奋。我对多门课程感兴趣，但对其中一两门课程有期盼感。你感觉自己有时一周都在等待那一两门课，上课从不疲惫，读书从不厌烦。那肯定就是那个方向了。苗怀明老师：主要看自己的兴趣，听从内心的召唤。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累死了都是快乐的；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举手之劳都是痛苦的。徐雁平老师：有太多的偶然性，或者说不确定性，很难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方面的工作，可能最适合我。知道这一点后，我就不想其他的，就决定一辈子做这件事情，尽量做得没有遗憾（不是完美）。赫兆丰老师：这个问题很惭愧。我在大学阶段并没有进入专业学习，也没有很明确的研究方向，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读了三四本古籍。真正进入专业学习是在硕士阶段。当时我就读于武汉大学古籍所，师从骆瑞鹤教授。武大古籍所的老师指导硕士生有个习惯，一入门便要求我们确定一部典籍认真研读。我选了《春秋左传正义》。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学会了断句、校勘方法，补充了一些文献学史、经学史的知识，并通过接下来的硕士论文写作，掌握了基本的写论文的方法，也确定了古文献的研究方向，这才报考了南大文学院的博士。所以我很羡慕南大文学院的本科生。很多同学本科阶段的水平就很高，而且能得到文学院这么多著名学者各方面的耐心指导，又有师友会活动，实在是太幸福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启园Q3：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请问您最喜欢的作品或者学者是什么？可以简单聊聊喜欢的原因吗？Answer董晓老师：在我的研究领域里，我最喜欢的学者是英国人以赛亚·伯林。原因是他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能够透过俄罗斯文学本身深入理解俄罗斯文化的特质，窥视俄罗斯人的精神特质。他的研究以深度、独特性和广阔的视野著称，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技术型研究范式。傅元峰老师：最喜欢本雅明。他的学术论著富有戏剧性，读来像读小说，很吸引人。苗怀明老师：我喜欢鲁迅和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聪明人下笨功夫，加上说真话，这就是鲁迅。徐雁平老师：可能一直在变。过了四十岁，逐渐喜欢原来有些距离的鲁迅和杜甫。我重新认识鲁迅，是依靠听鲁迅作品的碟片。声音中的鲁迅，好像与白纸黑字中的鲁迅不一样。研究著作中，我十多年一直向同学们推荐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部书的好处是解决了重要问题，角度好，层次清晰，篇幅不大，值得模仿借鉴。南京大学文学院·舞雩台Q4：老师认为一篇好的论文需要包括什么内容？怎样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Answer董晓老师：一篇好的论文，应该满足以下条件：1.观点独到，有启发性。2.支撑观点的材料要丰富。3.论证的逻辑性要严密。4.论文的层次清楚，逻辑性强。因此，写一篇好的论文，必须做到：1.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研究。2.围绕课题，广泛收集材料，重要资料不可以遗漏。3.仔细阅读材料，诱发观点，并从观点出发运用材料，与已有的论点展开对话，吸收有用的观点，批驳你认为不正确的观点。4.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调整论述，使论述更加具有逻辑性。最后，提倡“以小见大”，即从一个具体的小问题入手，作为切入点，逐渐扩大和加深论述。傅元峰老师：好的论文都能显现出论者专注的目光，他们长久沉潜于一个问题的思考中，如有所说，行文必安静却暗藏思想的激流。苗怀明老师：一篇好的论文最核心的是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建立在对以往学术成果熟悉和尊重的基础上，且有过硬的资料和强大的逻辑支撑。写出优秀论文的唯一办法就是用心，用心，还是用心。赫兆丰老师：一篇好的论文最核心的要素当然是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不是说你随便提出一个问题，就叫有“问题意识”，而是要确确实实是一个“问题”。这就需要做好扎实的文献调研和成果综述。这一点我在课上反复强调过。文献综述的作用在于帮助你了解研究课题的现有成果和研究视角，进而确认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如有，应该从哪里切入。从总体框架来看，一篇论文会有一个总论题和各小节的分论题。各小节的内容要紧紧围绕分论题展开，所有分论题又要为全文的总论题服务。这样才能集中笔力，避免枝蔓。此外，就我近几年看学生论文的感觉而言，语言不通顺、拗口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如语法杂糅、句子西化太长、偷换主语、前后句没有关联等。所以锤炼语言也是大家要重视的。至于如何选取文献以为例证，如何标注注释和参考文献，我这里不详细展开了。推荐大家去看看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徐有富老师的《学术论文写作十讲》和荣新江老师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好论文都是反复改出来的。写完之后可以放一段时间，再回过头看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文学院图书馆阅览室Q5：请问老师是如何将知识内化于己？可以推荐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吗？Answer董晓老师：将知识内化于己是不容易的。我也没有很好地做到。我觉得，只有凭借浓厚的兴趣和主动性，并且带着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去汲取知识，方能做到内化于己。傅元峰老师：知识的获取确实有方法，但知识内化于己就是修为的过程，因人而异，不是别人的方法能解决的问题。苗怀明老师：对研究对象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自己所作的事情，然后用功，用功，还是用功。徐雁平老师：承认别人的好，欣赏别人的好。做一个虚心的人，做一个时刻捕捉火花的人。将那点滴灵感记录下来，再将闪光的点滴珠串。简言之，就是动手，动心。赫兆丰老师：所谓内化，我觉得其实就是熟能生巧，就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至于学习方法，可能因人而异。我个人比较习惯制定小目标，如每周、每天的任务，通过完成这些小目标积少成多。梅庵书院Q6：请问老师对于当下“内卷”严重、学生普遍焦虑的情况怎么看？Answer董晓老师：相信当改革开放的政策继续得到贯彻，“内卷”会逐步消失。傅元峰老师：我对由保研学分绩操纵的大学生活表示反感，拼学分绩保上来的所谓尖子生，并不一定有很好的研究能力，研究中存在高分低能现象。不希望你们卷得辛苦，但希望你们读得勤奋。如果你卷得很快乐，那就继续；如果你卷起来读书一点也不快乐，那就想点别的办法，从中摆脱，换一种读书方式。苗怀明老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能骂别人，也能自黑。焦虑源于不自信，不自信源于无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想办法让自己多才多艺，永远饿不死。徐雁平老师：时代变了，必须面对“内卷”。从今以后，不可能不“内卷”。若普遍焦虑，也正说明了大势如此。我其实比大家更容易焦虑。“内卷”常态化之后，我们要主动出击，寻找出路。目前我想到两点：其一，我们是社会中的人，要充分与人交流，不能被信息或网络技术困在茧房里。与人交流，面对面的交流，能找到多种可能，我们正慢慢丢失聊天这个最简单的快乐。大学无疑是“纯净度”最理想的人际交往空间，我们都要珍惜，好好聊天，好好谈学问。其二，多一些爱好，听音乐、看电影，体育运动，总得有一些，能坚持更好。俗一点的爱好也得有，吃好吃的，喝点小酒，自我缓解。赫兆丰老师：“内卷”从一个专业的学术词汇成功“出圈”，成为一个社会性的“热词”，确实反映了大家的普遍焦虑。我感觉大家的焦虑基本都集中在学习方面。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好的表现，至少说明大家的心思还在学习上，是在焦虑如何学好，而没有选择躺平。对于绝大部分学习上的焦虑，求助同学和家人效果都很有限。因为前者很可能与你有着同样的焦虑，而后者未必了解你的学习情况。所以，找老师沟通是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我相信每一个老师都知道“因材施教”的重要性，然而限于精力、学生数量和现在大学的教育方式，老师不可能主动照顾到每一位学生，及时传授经验、方法，开导、缓解学生的压力。这就需要学生突破“社交恐惧”，主动联系老师，表达自己的困惑和压力所在。我相信文学院的每一位老师都很愿意倾听学生的心声，并尽自己所能帮助学生，特别是有针对性地给不同的同学提出建议。这可能要比我在这里说一些泛泛的东西，要有效得多。

国际传播视角下的人文留坝政邦智库副理事长

编者按：民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倾听民意、关注民忧、化解民困。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两年来，政邦智库研究团队在一些省市的调研显示，民众最希望在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上有获得感，“小事”之变，折射出社会治理的民生情怀。政邦智库在凤凰网政能亮专栏陆续推出“关键小事显情怀”系列策划。文丨政邦智库研究员

文丨高明勇

编者按：民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倾听民意、关注民忧、化解民困。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两年来，政邦智库研究团队在一些省市的调研显示，民众最希望在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上有获得感，“小事”之变，折射出社会治理的民生情怀。政邦智库在凤凰网政能亮专栏陆续推出“关键小事显情怀”系列策划。文丨政邦智库研究员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来聊聊“写作”。说“特殊”，一个原因，这位嘉宾从事的是能源研究，却在“写作”领域声名鹊起；另一个原因，他研究的是相对枯燥的“公文写作”，却几乎都“畅销”。在短视频横行的时代，“写作”又意味着什么？“写作”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作为“写作”的畅销书作者，又是如何理解“写作”的？“写作”对于个人来说，又有哪些价值和意义？本期政邦茶座嘉宾：胡森林：著名能源专家，政策学者，写作名师与畅销作家。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战略政策研究与党建文化宣传等工作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评论人高明勇：你刚才提到，写作作为一种方法。那就目前公文写作的现状而言，你如何看待？有什么可以创新的地方？公文写作一般都认为是非常严肃的写作，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关于公文写作也出现了不少差错，甚至匪夷所思，比如“湖南省张家界市”写成“湖北省张家界市”，错将重庆市重新“划归”四川省……这些可以说是常识性错误，并非写作方法技巧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胡森林：你说的这种情况，更多的是态度的问题，也并非只在公文领域才会出现。但这些乱象中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来说，公文是“及物”的，是对现实世界、实际工作、客观事物的如实反映，这是它与文学最大的不同。运思和写作是一个主观思维过程，那么公文写作要做的，就是填补主观与客观的缝隙，拉近客观事物与符号编码之间的鸿沟。如果脱离了对实际情况的观察、了解和研究，一味地琢磨文字，那就本末倒置了，哪怕写得花团锦簇，也不过是可悲的文字匠。我的体会是，要研究事、不要研究字。这就是古人提倡的“格物致知”。创新是更高级的，回归本原也很重要，这其中有大量的空间。其次来说，公文里面有很多格式化、模板化、套路化的东西，这也是公文常常被轻视的原因，认为它创造性不够。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公文是“带着脚镣跳舞”，但越是有约束条件，越体现人的创造性。比如古代的律诗，对仗、平仄都很工整，但像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在这样严格约束下依然能写出那么伟大的诗篇，体现了人的尊严和征服语言的自信。很多流传至今的传世名篇，其实原本就是公文。真正的大才，比如曹操、苏轼、王安石等等，是没有什么形式能束缚他们的。高明勇：有没有关注过公文的智能化写作的问题？胡森林：我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类似格式这样重复简单、低层次的劳动会逐渐被机器所取代，但公文里面有大量与思想、情感、价值、判断相关的内容，这是机器无法做到也取代不了的。但是公文写作者依赖简单的模板和套路，复制黏贴，堆砌辞藻，而不去探究更深层的东西，那就与机器无异了。所以说，不怕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就怕人像机器一样思考。我曾经写过一篇序言《假如有一天人工智能学会了写公文》，就是预料到了这种前景，对公文写作者发出的提醒。如果我们变得懒于深度思考、懒于自我反思，放弃了发掘潜能和心智成长的努力，让自己的智慧不断退化，那我们真的将一天天被人工智能所超越。我写作的公文类书籍，共同点就是试图摆脱惯性思维下“格式化”“模板化”和“套路化”的窠臼，突破传统的理论视角，拓展公文写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那么我相信，即使是人工智能时代完全来临，它们依然是不会被取代的。高明勇：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它对你有多重要？胡森林：我更年轻时曾经以写作为使命，信奉“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读研究生时因为一些思想的触动，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排序，依次是做事、思考、读书和写作。做事是第一位的。张謇有言：“天生之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朽。”人生天地间，应该要做一些于社会、于他人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只有把事情干明白，经历一些事，折腾过、被摔打过，才能写出一点扎实的、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一开始就以写作为目的，会缺少足够的滋养。其次是要多思考，想清楚自己来到世上为了什么，要干什么，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社会，也了解他人，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点。然后是读书。书有未曾经我读，前人已经创造了丰厚的知识成果，自己没读过几本书，却不知天高地厚要去写，结果可能是步人后尘、拾人牙慧，弄出一堆灾梨祸枣，既浪费自己的人生，也于世无益。我这样说你就知道了，写作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非此不可的。高明勇：这样的排序，倒是出乎意料。不瞒你说，我现在对价值排序的问题也很重视。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排序？胡森林：按照这样的价值排序，写作就是人生追求的自然结果和副产品。这些年我之所以在写作这件事上耗时甚多，其实也不是我的主动选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宿命。人生总是不乏事与愿违的经历，比如20多年前我刚进入媒体行业时，最想做的是时政和经济，但领导一看我的简历，说你发表过这么多文学作品和摇滚评论，那应该去搞文体新闻啊。后来进入企业，本意是要做实业，却又干上了文字活。好在我不管干什么，都还算努力和用心，最终都还有收获。其实说出来很难让人相信，我是一个写作心理障碍者。当然一般的写作不会给我带来困扰，但具有挑战的、自己看重的东西，写起来就是一场灾难，拖延、迟疑、拿起又放下，像在一片沼泽上行走，充满了艰难和煎熬。在写作这条路上，我的挫败感远远多于成功的喜悦。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能有感而发，而无法稳定地输出。之所以有时还是会投入做这件事，往往是因为有话想说，也因为这是自己已经习惯的一种观察、思考和表达的方式，而且也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我们相信确实有天赋异禀的作家，如苏东坡那样“如万斛泉涌”，但我也体会到，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心血喂养出来的。所以大家身边有认真写东西的人，一定要对他好一点。高明勇：那么你认为，写作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思考和表达的方式，一个文本输出的过程，还是别的什么？胡森林：我越来越不愿意给写作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把它窄化为最后输出文字的那个瞬间。我试着谈下我的理解，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贯穿在人的阅读、思考、交流、表达当中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那么相应的，写作能力是掌握、了解写作通则，在不同场景下，根据具体目的有效运用的能力。如何学习写作呢？就是通过领悟、总结和转化，把握写作中的深层规律、实用方法和默会知识，并刻意练习，找到适合自身的切实可行的提升途径。写作作为一种方法，这句话的第二个含义就是说，写作中的很多方法和经验是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迁移和运用的，所以它也可以作为我们人生工具箱中的一样重要方法工具，帮助我们来更好地认识和观察事物，更好地与人沟通，更好地表达内心想法。不见得非要在电脑上或者纸上才能写作，我说话也是写作，开会发言也是写作，这样与你深层次的交流，何尝不是写作呢，我的很多想法和观点，就是在与人交流中被激发出来的。高明勇：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自媒体的发展，现在似乎也是一个写作大繁荣的时期，你怎么看社会整体上的写作状况？胡森林：从公文写作出发，我又陆续写过《新媒体写作》《职场写作的30个场景》《写作通识课》，也对社会写作生态做过一些观察。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媒体增多带来的数量增长，并不能说明社会写作能力的提升。而阅读量的多少，更无法完全与一篇文章的好坏划等号。很多出版社找我，希望继续出写作类的书，但我更想写一点纯文学的东西，而这些恰好是读者稀少的，出版社也很为难。另一方面，写作者的环境也在变差，处处充满陷阱，我不写公号，以前会经常在朋友圈兴之所至写一点评论随感，因为无拘无束，反而放得开，更自然。突然有一天，我没有了倾诉欲望。在这样的大时代，一个人的失语，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逐渐沉淀，写一点能留下来的，哪怕愿意看的人很少。陶渊明、杜甫，他们的高度都是后世才认识到的。我不企望这样的高度，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些抵御浮躁的力量。高明勇：这是对个人来说，社会层面呢？胡森林：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具备一定的写作通识能力是必要的。不管哪个行业，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基本写作能力。我们的教育体系中，一直缺乏正确的写作教育方法，也缺乏足够训练，导致社会整体写作能力不足。网络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喷子、键盘侠，其实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为很多人从来就没有学会正确认识和思考问题，有逻辑地表达和说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能力是社会系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整体理性思维和公共表达能力密切相关。这是“写作作为一种方法”第三个含义，写作也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力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路径。高明勇：如果让你对有志于写作者提一个忠告，你会说什么？胡森林：谈不上忠告，提点建议吧。我觉得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诚实，直面真实的想法，袒露自己的内心，用文字表达真情实感。这个看起来简单，也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并不容易，因为它要克服世俗的种种阻碍，克服自己的虚荣、软弱以及不愿承认的种种弱点，但这是通往一个真正写作者的必经之路。写作的人也不必然具有道德和智识上的优越感，相反要更慎重，对自己更苛刻，因为一个作品能打动别人的前提是，写作者先疗愈和救赎自己。在写作技法上，我觉得可以学习西方语言表达的逻辑性，这是我们从小教育中所缺乏的，同时借鉴中国古文的简洁，培养自己的语感。古人因为工具不便利，写字不容易，所以文字非常简洁，有力量。具体来说，多用名词、动词，少用形容词。古人写诗，“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你看只用名词，就很有表现力，很有意境。用简洁、明快的短句，少用复杂的长句，注意句子和意思表达的逻辑性，同时记得把多余的“的”字全部去掉。（完）《写作通识课》作者：胡森林

文丨高明勇

文丨高明勇

文丨孙若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乡村文旅尚处于草创阶段，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突出矛盾：第一，提高档次与防止奢华。一种倾向是，把简陋粗放视为理所当然。有些人认为乡村落后于城市，在产品和服务上就可以简单对付，把粗制滥造混同于质朴，把脏乱差混同于本色，以保留原汁原味为由拒绝创意，不在精细化上下功夫，更不在丰富项目内容、开发产品潜力上费精力。有的农家乐，十几年一贯制：采摘与吃饭，更多的只是吃饭。有的地方依托景区办农家乐，一个县就有一千多家，成街成片，漫山遍野，但没有一家可以“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的民宿。另一种倾向是，一味追求高大上，把高价位等同于高品质，“越贵越高级”。这不符合当今中国国情，与勤俭持家的千年乡风更是格格不入。乡村文旅产品当然要适应消费者不同档次的需求，价位也要遵循市场规律，随行就市，“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些地方的民宿，价钱越贵越有人住，这种情况值得研究，不能一概而论，但就大部分地方而言，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终归是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部分，有精神引导作用，有育民、乐民、富民的责任，能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如果绝缘于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甚至与周边世界冰火两重天，造成对乡土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生态的污染——还有可能与乡村自然生态的不和谐，这恐怕不是真正怀有乡愁的人愿意看到的。在提高档次与防止奢华这对矛盾中，提高档次是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产品要尽可能做好一点，比如农家菜，“菜是自家种的，鸡是满地跑的，蛋是笨鸡生的”当然好，至少应该体现乡村的优势：绿色、健康。游客至此，为的是呼吸新鲜空气、吃新鲜食品。服务也要尽可能周到些、仔细些，卫生要做得更好一些。要顺应整个社会消费愿望和能力增强的趋势，根据不同区域消费者特别是周边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游客结构，确定合理价位。乡村居民也开始旅游了，特别是苏浙沪地区已经先动起来，对他们的消费特点和规律要精准把握，让消费物有所值，体现最好的性价比。要在大众化基础上细分市场，保障服务的多元化，尽可能满足多层次的需求。对于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中提供高档产品的企业，只要合法经营，当然要一视同仁地做好服务，但要加强引导，鼓励在产品的艺术性和创意水平上提升档次以及相应的价位，在物质消费上戒奢华、反浪费。乡村民宿要改变“贵便是好”的经营理念，反对攀洋炫富。在支持乡村振兴和发展乡村文旅产业的项目中，应向大众化项目倾斜，体现应有的导向。在防止文化垃圾下乡的同时，要防止城市高档会所下乡，对在民宿中夜晚举办娱乐活动出现扰民行为要有所约束。不主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学校在高价位民宿搞“团建”、“研学”。第二，实现标准化与防止同质化。一种倾向是，不使用标准。不知道标准是何物，但更多是对标准有误解。你要说标准，一连串问题就来了：文化、旅游就是玩，玩还有标准吗？有标准还好玩吗？特别是艺术，人人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怎么标准化？再就是，标准有那么多制定单位，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有的企业也把标准拿出来，是不是有点乱？还有，标准除了涉及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是推荐性的，没有强制性，何必给自己套个限制的框子？有这些误解，当然不会用标准。另一种倾向是，跟风模仿。“王小二过年看隔壁”，没有各个乡村的特点，更没有经营者自己的个性。乡村文旅打的就是特色牌，但现在普遍情况是缺少特色，没有个性。缺少特色的关键，是没有创意。特色摆在那里，还需要创意来转化、呈现，有了创意，就能村村有特色、家家有新意。做乡村文旅就是说“乡村故事”，故事不一样，说故事的人不一样，听起来才有意思。标准是质量强国的抓手，是行业的指南、导引，标准里有经过重复实践、验证摸索出的规律。按照标准做，可以少走弯路、绕开经营中的“坑”。在文旅产业中，标准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些做的好的企业，已经把它视为轻资产、软实力。要改变目前文旅行业普遍存在的标准意识不强的问题，政府、协会加大标准的宣贯、培训、执行力度，把发挥标准作用当作加强服务的工具，用好用足。落实标准难，形成特色更难。实际上，在乡村文旅产业的相关标准中，都把特色化作为一项重要指标。首先要有乡村的特色，进而有乡村各自的特色，再进而有不同企业、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创客的个性。长远看，只要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差异化竞争的态势自然会形成，只不过从业者醒悟得越早越好。第三，促进品牌化与防止固化。一种倾向是，不重视品牌。做市场，就要努力做品牌。现在流行的IP，确实很重要。实际上，它的来源之一，就是品牌，特别是一些百年老店。但是，它不等同于品牌。IP是产品和服务的核心要素，品牌则是产品和服务的形象和持续影响力。在互联网时代，凭借好的IP成为爆款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以顶流明星或网红为IP，尤其如此。品牌则是在市场中经过日积月累形成，消费者的忠诚度也是在一路风雨中形成，因此更稳定，也更能保证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品牌没有过时，不重视品牌，说透了就是不愿意日常的坚守。另一种倾向是不愿创新。坚守品牌不等于不创新。文创以“创”为生命，更要不断创新。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身处基层，身边就是村民，脚下是土地，而且大多是小微企业，船小好调头，创新的阻力要少得多，但现在普遍创新不够，包括内容、模式、业态的创新，主要还是创新意识不强，创新能力需要提高。做一个好品牌，就从做一个好口碑开始。这样的口碑来自产品的实惠，也来自产品的独到之处，文化产品尤其如此。乡村文旅做品牌，凭借乡村自然和文化的加持，吸引城市居民并建立信任度，有先天优势。如能接续乡土特色进而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特色，更易于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形象和标识。不能要求每个乡村文旅项目都立马成为一个品牌，这等于要人一口吃成胖子，但从业者应该有这个目标，哪怕是一个“小目标”。不一定都要有令世人惊艳的品牌，在某个区域或周边十里八乡立得住，就有了看家法宝——从前的非遗就是这种“压箱底的传家宝”，不就是这么做成的吗？千百年来，不同的乡村在生产、生活、生态之中，创造出了独具风采的乡土文化，造就了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需要利用现代市场机制和产业条件，按照文化规律和旅游路径，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一些年来，农业部门开展“一村一品”工作，推动农耕养植的特色化、品牌化。从理论上说，文旅上的“一村一品”更应该做到，否则，“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品牌的打造过程，就是持续创新的过程。在哪些方面创新，是权衡之后的选择，但不能不创新。除了内容创新，要特别关注文旅市场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应用，结合乡村实际走出自己的路子。内容创新要有想象力，市场开拓和经营模式的创新也要有想象力。乡村文旅是综合性的创新创业，需要复合性的人才，或者复合性的团队。以什么样的方式组成这样的团队，在机制上就是创新的。总之，游客想要的“乡村味道”，别人嚼过的馒头不是，“一招鲜吃遍天”才是。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文丨高明勇

文丨政邦智库高级研究员

文丨政邦智库研究员

文丨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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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市场逐渐升温，城市排名争先恐后的当下，名山，名士，名城，拥有“一名”，足以扬名，“三名”齐聚，更非易事。当然，有些地方坐拥“三名”，却未必产生加法效应。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城”，比如南京，过往名士如流，城内外名山不少，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注脚；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士”，比如苏轼，一生飘摇大江南北，足迹踏遍名山名城，所有过往，都附着在“东坡”文名之下；有的更多成就了“名山”，比如九华山，尽管无论是登山“名士”如李白、王阳明，还是山脚下的“名城”池州，都可圈可点。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尹文汉教授，他策划点校《九华山志》，听他聊聊名山、名士与名城的关系。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尹文汉：池州学院教授，九华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韦政通伦理思想研究》等，组织策划点校《九华山志》等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评论人高明勇：您的古体诗写得非常精彩，还担任过池州的诗社社长，在古代，这应该算池州名士了。池州历代多名士，旁边又有大江大山，是不是一个地方的文脉，必须具备这些因素？您怎么看“名城”与“名山”“名川”“名士”的关系？尹文汉：我在湘潭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创立诗社，是受了湘潭浓厚的诗词文化氛围的影响，可以说是受了“名城”的影响。大学毕业之后决定不再写诗，也不参与诗社活动，想集中精力到工作上来，到学术上来，就是王阳明说的不想在玩弄文辞中“簸弄精神”，王阳明还说过，“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但十年之后，我还是被池州诗词界的朋友邀请加入了进来了。重入诗词界的原因，就是想延续这里的诗脉。2009年，我和李望鸿、程志和二位先生一起创立杏花村诗社，宗旨就是以延续“千载诗人地”诗脉为已任。池州被誉为“千载诗人地”，有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的地方在池州东至县，当时属于彭泽，长江流经东至的那段，被称为菊江。大李（李白）小杜（杜牧）在池州留下了很多诗作。前面讲过，李白五游秋浦，五次来到池州，池州大地到处都是他足迹，都有他留下的诗作。秋浦河是一条诗河，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在这里写下了系列诗作，《秋浦歌》就有十七首，这在全世界来看也是少有的。我曾带学生在池州、宣城等地寻找李白诗踪，寻找他诗中写到的地方。杜牧在池州担任了两年多的刺史，也留下了很多诗作，著名的有《清明》和《齐山九日登高》。杜牧游杏花村写下《清明》诗之后，历代文人墨客来杏花村游春吟春的人就很多，清代郎遂编了一本《杏花村志》进行详细记载，这本村志是收入《四库全书》的唯一一本村志。因为李白的一句“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杜牧便在齐山建翠微亭纪念，并与张祜在翠微亭举行重阳诗会，二人写诗相和，便有了杜牧这首《齐山九日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也因此，齐山开始成为名山，进入文学史。齐山过去在池州城南五里，现在已在城市中心了。齐山是池州的文山，也是官山。过去，文人来池州，必登齐山，官员游池州，也必登齐山。翻开《齐山岩洞志》，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诗词。例如岳飞的《登齐山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宋代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轼都来过，王安石、司马光都写过齐山的诗作。苏轼、苏辙兄弟都来过池州，并留有诗作。高明勇：听您讲述这段“个人史”，颇有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意味。尹文汉：说这么多，就是想从我个人角度来举例。我之所以后来重新回到诗词界，就是受这里名城、名山、名川的影响。看到这里的城、这里的山山水水，就会想起古人留下的诗作，就会想起在这里活动过的名士，这个大概就是文脉和诗脉，它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激起波澜，让人们去继承，去延续。一个地方的文脉，主要靠人来传承，靠名士来传承。如果抽去名士及其文章，这个地方就不存在文脉了。如果池州没有李白、杜牧等文人的活动及其诗作，池州也就不能称“千载诗人地”了。但名士的活动及其诗作，必须有一个地理上的载体，那就是山、川、城、村落等等，这些地方成为名士活动的场所和吟咏的对象。那些名士集中活动或吟咏的地方，就会成为名山、名川、名城。而名山、名川、名城又会吸引更多的名士前来。杏花村、齐山都是因为杜牧题诗之后，历代名士便接踵而来，吟诗作赋，更加增添这里的文化厚度。九华山因为李白改名之后而名气大增，后继者络绎不绝，不计其数。高明勇：您怎么看“名山”与“名城”的关系？尹文汉：名山与名城，应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工业化时代，那些拥有名山而地处偏远的名城，无法通过发展工业与其他城市竞争，这是它们的弱项。它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名山的优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康养产业。2014年2月，经国务院同意，《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提出将该区打造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示范。今年2月，安徽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印发了《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十四五”建设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将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打造成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球生态文明发展高地、中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样板地，彰显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国际范”。这个示范区建设值得我们关注，很有示范意义。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规划范围包括黄山、池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等7市，共45个县（市、区），面积5.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46.1万人，其核心是两山（黄山、九华山）一湖（太平湖），池州、黄山是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核心区域。这些年，池州、黄山等地旅游业的发展就取得了很大进步。首先表现在交通方面的进步，现在池州的机场、高铁、高速公路、豪华游轮都有了，已经实现了水、陆、空交通全覆盖。近年池州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速，2021年人均GDP在安徽省十六个地级市里排名第六，相信随着示范区建设的推进，皖南这些城市的发展会越来越好。高明勇：回到您的治学上来，我知道您跟韦政通先生有很深的渊源，受他启发深研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您认为“自明以来，《九华山志》之修撰，皆儒者主其事，山志之修，皆以儒家精神为指导”。如何看待这种儒佛之间的互动？您点校山志，是否也深受前人的感发？尹文汉：我跟韦先生有二十年的交往，受先生的恩泽和教诲很多。我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两个方面，都有一些了解，也写过一些书，您说的《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这本书，就是我专门研究韦先生伦理思想的书，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儒家确实是主干，是主流，表现在《九华山志》的修撰上，也是如此。《九华山志》历史上有十多种，有一些已经遗佚。现存的《九华山志》明代有四个版本，清代有三个版本，民国有一个版本，当代有两个版本。明清的七个版本，都是官修本，都是地方行政长官主导，请专人负责修撰。例如明代第一个版本是嘉靖年间江南巡抚陈凤梧督修、池州知府韩楷参校、铜陵教谕王一槐编辑的。我们点校的光绪版是青阳知县谢维喈重修、青阳训导周赟纂修的，是明清时期修撰的最后一个版本。虽然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但在主流上还是儒家，程朱理学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官方修志的主导思想，必定是儒家精神。九华山在明末清初被佛门认定为地藏菩萨道场，民间也广泛认同金地藏是地藏菩萨的应化身。但明清时期官方修《九华山志》，始终把金地藏作为僧人看待，而不是菩萨看待。关于金地藏的种种神话，要么不写，要么尽量轻描淡写。这就是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表现。在人物志方面，也是先写儒士，再写道释。到了民国的《九华山志》，风向完全改观，印光大师主导、比丘德森编撰的《九华山志》，完全站在佛教的立场，一切以地藏菩萨为中心、以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来写。在中国文化史上，儒佛的互动是一个大课题。二者之间，存在不同层面的斗争，也存在不同层面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吸收，在互动中成长和发展。例如禅宗吸取了儒家思想文化，宋明理学又吸取了禅宗、华严宗的思想文化。所以，佛中有儒，儒中有佛。正是儒、释、道三教之间的长期互动，使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在近代以来，我们也能很好地向西方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点校光绪版《九华山志》，并不是因为特殊的偏好。从明清时期的七种《九华山志》来看，这是最后一本，相对来说，它的内容最全面，比它早的版本的内容，它大多吸收进来了。而民国时期的《九华山志》，虽然仍是繁体竖排，毕竟有了标点，断了句，相对来说比较好读，点校的紧迫性没那么强。高明勇：您说“志九华者，而以明、清两代为盛”，原因在哪？尹文汉：我国修方志的传统古已有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可以看作是方志编纂的早期形式。唐宋时期编的方志已经很多。九华山在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志书的作品，如唐代康骈的《九华杂编》、释应物的《九华杂记》、宋代周必大的《九华山录》、滕子京的《九华新录》、沈立的《九华总录》等等。这些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志书，而且大多已佚，只有个别内容被收录到了其他著作之中。明清两代所修《九华山志》有十多种，之所以如此兴盛，既有大的文化背景，也有九华山自身的原因。从大的文化背景来，明清两代统治者重视修志。由于科举选官制度和规避籍贯的原因，新任的地方官员大多来自外地，对其治下的山川风物、胜迹祠祀、道里兵防、钱粮赋役、名宦士女、文章辞颂等不了解，为了尽快让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编写方志就很有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方志大都是由官府来修撰了。另外，明朝永乐十年还制定了《修志凡例》，对志书类目的名称和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使修志更加规范。我们看到唐宋时期关于九华山的专书，名称都是“记”“录”“新录”“总录”“杂编”之类，而明清时期都改成标准的“志”了。从九华山自身的原因来看，是因为九华山在明清时期的地位迅速提升。万历、崇祯、康熙、乾隆等朝，朝廷或是给九华山颁经赐银，或是御笔题词，派人进香朝拜，极大地提升了九华山的政治地位，地方官员自然也就高度重视。从民间来说，佛教方面，明清时期正是九华山跻身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列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九华山被认定为地藏菩萨道场，“香火之盛，甲于天下”。在儒家方面，由于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到来，并在山中建阳明书院、甘泉书院，也使九华山拥有了传播儒家文化场所的特殊身份。地方官员每年都要上山去祭祀王阳明和湛若水两位大儒，他们把阳明书院改成阳明祠作为祭祀的场所，甚至在县治或州治新建阳明祠以便祭奠。我们看到，万历皇帝两次给九华山颁经赐银，万历年间就有两次修撰《九华山志》，由此一例便可见政治对修志的影响力。高明勇：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您与九华山大觉寺住持宗学法师合作举办过很多文化活动，反响很大，2019年还在九华山重新树起了“阳明书院”的牌子。这一系列事情，是否有很明确的目标？能否介绍下你们的成果和未来的愿景？今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你们有什么打算？尹文汉：是的。这些年我们在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文化活动。目前来看，效果还好，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文化需要传承，九华山丰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有人来挖掘整理，创造转化，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奉献力量。九华山是一座拥有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文化名山。道教在九华山传播的时间最长，比佛教还要早，但现在已经没有传播了。“阳明书院”是九华山儒家文化的一个象征，从王阳明1501年第一次上九华山，距今也有500多年了，很高兴我们又把“阳明书院”的牌子树起来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激活九华山的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活起来，用韦政通教授话说，就是要“活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定是文化的复兴。四个自信，根本上需要文化自信。活化传统，既是理论上的，也是行为上的，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知行合一，要做到二轮并转。我们这些年开展的一些文化活动，例如组织召开了两次中韩南泉普愿禅学研讨会，召开“禅与中华文化——九华山公益论坛”，还有“南泉问禅——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等一些国际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还是理论层面的交流和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得一步一步来。这些活动的理论成果，目前也在整理出版，《独超物外：中韩南泉禅学研讨会论文集》《禅与中华文化：九华山公益论坛文集》两本书很快就能面世。今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年份。2019年“阳明书院”揭牌时就计划了几个活动，例如举办中日韩阳明学论坛、王阳明手书碑刻拓片展等，因为疫情原因一再推迟，只能边走边看了。目前在做的，还有注解《王阳明九华诗册》一书。《九华山志》作者：【清】周赟审定：尹文汉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12月推荐语：池州学院九华山佛文化研究中心此次点校的《九华山志》，以光绪庚子年刻印《九华山志》为底本，以明清时期及民国所修其他《九华山志》版本为参本。对于其中的错讹、衍文、漏字等依据其他文献订正，以脚注方式说明。原文中的异体字一律改为今人常用简体字。为了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本次以简体字横排印行，书中内容顺序不作变更，尽量保持原貌。—

日前，著名学者、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新作《孔子的智慧》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立新教授潜心中国思想和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数十年，曾受邀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之前出版有《王立新讲〈论语〉》。结合研究与写作心得，王立新教授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对每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存个体的喜怒哀乐赋予足够的关注和关心，只在抽象的观念里表达关怀，那种抽象的关怀就会挂空，挂空的关心不能构成关心，只能垒筑‘我在关心别人’的自我虚幻。”本期政邦茶座，邀请王立新教授，聊聊他眼中的孔子，能在哪些方面给我们以什么样的“智慧”启发。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推出，此为“上”。本期政邦茶座嘉宾：王立新：著名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著有新作《孔子的智慧》以及《王立新讲〈论语〉》等。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评论人。高明勇：我注意到您的新作标题上有句“写在中国通向现代的进程中”，如果不加这句，似乎也不影响读者理解“孔子的智慧”，是不是想表达“特别的强调”？王立新：原来我是加了这个副标题，后来出版时去掉了。不加这句确实不影响对本书的阅读，也不妨碍读者对我写出来的“孔子的智慧”的理解。当时想要表达的确实也如您所说，是要加以“特别的强调”。加上这句特别强调的意思，用心只在提醒读者，我们已经生活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而不是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时代，不能再像传统时代里的那些人一样看待传统。这种提醒，不仅是对读者，同时也是对我自己，希望自己能够走出仅仅站在传统时代的立场上了解传统的习惯性窠臼。虽然我们需要尊重历史，但也必须学会从历史中汲取有利于身处其中的时代的营养，不适宜的就得批评，就需批判，必须对传统不断进行重新再认识。现在我的感觉，去掉这个副标题是对的，因为像上面那样的目标，本书的写作并没有达到，而且距离还很遥远，加上副标题，反倒有“拎着人家耳朵”往里硬灌的意味，本身就有点违背“现代性”的要求，而且写作时的立意，也不是通过这本书来表达“走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感觉，这本书也实现不了这样的内心期许。所以，去掉副标题，会更实在些。高明勇：您说写作《孔子的智慧》，是希望能够突破《王立新讲〈论语〉》那部书的瓶颈，“瓶颈”是什么？王立新：我写《讲论语》那部书确实有瓶颈，其实写《孔子的智慧》也有瓶颈，只不过一个是旧瓶颈，一个是新瓶颈。简单点说吧，旧瓶颈是陷在孔子的“圣”里，目标多半在表达孔子“圣”的一面。虽然当年写那本书，给了孔子一个定位：“入于俗而不流于俗，高于俗而不离于俗”，其实那不是真实的孔子，只是我心里希望的孔子。虽然有这样一个写作目标，但实际上却被历代注释孔子的儒生们的见解所束缚，基本没有跳离出来。这是那本书最大的瓶颈，我想让孔子更生活化一些，但是目标没有达到，至少我自己现在有这种感觉。那本书出版后，我曾经高兴过一两年，之后便有些后悔，觉得对怀有圣贤理想的人有用，对真实世界中的普通人用处可能不大。所以很久就想着要改写，可是既没机缘，也没时间。这次趁着北大出版社杨书澜老师的邀约，想要破掉原来的那种味道，换一种姿态说孔子，不要再强调他的“盛德光辉”，因为这种所谓的“盛德光辉”对今天的人们意义不大，所以想从他对生活理解的角度写，所有才叫《孔子的智慧》，而不再讲“孔子的仁德”之类。当然，这与杨老师的要求有关系，她是想做一套“智慧”的书，我的同事李大华教授已经先出了《老子的智慧》和《庄子的智慧》，本来我要写三部的，《孔子的智慧》、《孟子的智慧》、《禅宗的智慧》，可惜没时间了，出版情势也变了，所以写成这部《孔子的智慧》后，就算是终结篇了，尽管有些遗憾，其实也确实不得已。突破了《讲论语》那本书“仁”的瓶颈，写了一本《孔子的智慧》，却又陷入“智”的瓶颈。还有明显张扬的意味。其实历史人物身上和传统经典里面，都不仅有“仁”“智”两面，还有不仁不智、非仁非智，以及不属于“仁”“智”的内容。当然我要突出地表现某一点，所以才会这样做。高明勇：那这本新作的“瓶颈”是什么？王立新：我说这本书同样有“瓶颈”，并不是出于谦虚，其实我这个人很不谦虚，也不喜欢谦虚。我不否认谦虚是种美德，但过度谦虚对我来说是种不愿忍受的自抑，故意谦虚这种虚矫我就更不喜欢，因为不实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确实事情很多，但最主要还是用心的问题。因为我正在全力以赴整理韦政通先生的文稿，所以没有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对不起杨老师的一份苦心。这是真的，不怕老朋友不高兴。但我既然写了，也不会不用心，虽然断断续续，但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隔断”的感觉，还算是通体一致。不过“瓶颈”是存在的，不是因为用心程度不够，而是思想意识本身的问题。这次主要是想强调“好学”是孔子第一美德。当然很多人不同意，我写书作文字，从来不为获得谁的同意或者满意，我只为我自己写，虽然我会照顾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自己觉得是在说心里话，不太在意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觉得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著作都一样，首先都是为自己写的，自己心里有话想说，然后才去写书。为了别人写或者为了另外的什么目的写，在我看来是很没意思的一件事情，基本不会去那样做。因为那样很难受，我向来不想让自己很难受。当然，我写作文字，自然不是为了让别人难受。我写书为了表达自己感受，同时也尽可能让有上进心、想获得进步的人受益，这是我一贯的心理。高明勇：体现在具体写作上，“瓶颈”是什么？王立新：这次的“瓶颈”，是突出孔子“好学”重要性的同时，没有能够把孔子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本身的体会写出来。这是一个遗憾。但我不会因为自己有这种遗憾就认为这部书没意义。书写出来了，而且是用心写的，并且是长期积累的瞬间表达，因此对读者一定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自信，这种自信也包括对所写各种书籍时所存遗憾地“自我饶恕”。世界上没有没遗憾的著作，无论哪一种，也无论是何人所作。如果让他重做，肯定会有不同。当然不只是文字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而是思想观念和心理目标的不同。如果哪个人认为他写的哪部书罄尽了哪个领域、哪个方面或者哪个问题，没有修正和重写的必要和余地，那不能证明那部书写得好，只能证明写书的那个人的心已经死了，没有进步余地了。高明勇：您这么说，还是谦虚不少，哈哈。那您突破“瓶颈”的方法是什么？目前看，达到预期了吗？王立新：突破瓶颈自然有方法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写作的心态。写作的心态不变，方法的转换所达到的目标仍然是从前的，这不叫突破瓶颈，只是改换写作方法。我说自己所写的书都存在瓶颈，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变了，觉得从前表达的想法，跟现在不一样。对于从前的写作对象，我的认识改变了，不再那样认识他，所以才能感到从前那样写，是陷在瓶颈里了。至于我能否真正的突破从前的瓶颈，这是不可预期的，自信在这里没效用，要看结果。如果自己感觉已经突破了瓶颈，但阅读者的观感依然跟从前差不多，那就是没有突破瓶颈。当然，突破瓶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才说是瓶颈。高明勇：似乎有些哲理的味道。王立新：我从前对自己写过的书，起初都蛮兴奋，也很自得，但过了一段时间，有的会感到后悔，那时自己很伤心，觉得不应该那样写或者没有写好。现在好些，尽管对从前所写不满意，但懂得了瓶颈是永远突破不了的，突破了这个瓶颈，又会发现陷入了另一个瓶颈。人生本身就是瓶颈，自省能力强的人，知道自己需要不断突破从前的瓶颈，真有智慧的人也都懂得，突破一个，又会出现新的一个，永远突破不尽，但却永远要去突破，否则人就不会有进步。高明勇：您说2500多年来，孔子一直都在被误解，要么被过度阐释，要么被贬得一钱不值，为什么会这样？王立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止孔子，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思想，都在被误解，而且一直都在被误解。人类的历史，虽然是在先人不断积累出的文化成果中迈进，但同时也一直都在误解前人和前人的思想中前行。误解大致分为方面，一方面是不理解从而错解，一方面是故意误解。前一方面可以去努力纠正，后一方面却更需要认真研究。人类为了自己当下的生活，需要借鉴前人的经验，为了当下的生活，又常常故意误解前人及其思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他的思想可以适应全部的人类时代，改进既然艰难，就会采取故意误解的方式。这第二方面也分两种，第一种是智慧，是人类了不起的一种智慧。既要为当下的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也要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路，在无法舍弃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误解”。但是这种智慧里却充满了危险，这就是第二方面里的第二种。危险在于故意曲解的目的，不在于为了给人类提供更加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少部分或者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这就不是一种智慧，而是一种伎俩，一种诡计，一种勾当，一种阴谋。历史上对于孔子的误解，有些时候就是为了少部分人或极少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而故意去曲解孔子，这种故意曲解，实际上是一种歪曲。这种情形大家都了解一些，也都曾经历过，不在这里多说。高明勇：对，其实不仅仅是孔子，不少所熟知的历史人物都面临类似的命运，或被推到神坛，或干脆不屑一顾。王立新：是的，是这样。我刚才大致已经说了这层意思。借您这个问题再多说两句。认识历史人物不容易。韦政通先生当年写《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文中举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历史人物的态度与效果，一种是首先持对历史文化怀有“敬意”的态度，要达到对历史的“同情性”理解；一种是以科学精神为出发点，强调“敬意”出自客观认识之后的升华。韦政通举证对刘邦的认识的例子，牟宗三本着“同情和敬意”，认为刘邦是一个“生命充沛，元气无碍”、“生机不滞”的“豁达之才”，是一个“生命之挥洒，故足以俯视一切，并非任何成规所能束缚的天才”；而主张用科学精神认识历史的胡适，却认为刘邦是“一个无赖”，“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只不过是个“无赖的皇帝”。高明勇：就您的治学经历来看，认识历史人物的正确姿态是什么？王立新：如果你不想成为假想中的观念或者虚设的道德情感的奴隶，你就应当首先站在客观的立场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以及其思想。这是基本正当的态度。能够有这种正当的态度，其实已经相当不易。需要破除自己情绪化的认知障碍，需要先放弃自己的个人好恶。更何况对历史、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认识，是一个永无终止的过程，身处不同时代和境遇中的人们，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上的思想的认识，都自然会有所不同，所以在终极的意义上，并不存在历史人物认识的绝对“正确姿态”，只是我们不能凭借自己的情绪，任由自己个人或者时代“崇尚”的需要去面对他们。做到这一点之所以已经千难万难，就是因为人们在这样认识的时候，他自己觉得是应该的，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听到不同声音，就不自觉地升起不满和反对的情绪。因此，历史人物被误解，是多方面的。所有的历史人物都会被误解，可面对这种误解，曾经的历史人物是无可奈何的。更何况很多误解都是故意的曲解，以满足不便宣说的现实需求。比如对曾国藩的认识，过去教科书都说他是卖国贼、大坏蛋，现在又说是晚清名臣，有人甚至说他是“完人”。完人就是圣人，甚至比圣人还圣人，只是没用圣人这个称谓。圣人也有很多缺点，人世间根本没有完人，完人不是人。是人就不会是完人，圣人也不例外。孔子曾经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只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莫说“加我数年”，就算孔子“向天再借五百年”，一样有大过，而且大过会更多，因为他多活了那么多年，所以大的过失一定会更多。活得越久，过错越多，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过之“大”、“小”，往往要看所处的位置，越处于重要的位置，过错就会越大，因为影响力大、危险也就必然会大些。同样的道理，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和恶人，就算桀纣也一样。孔门弟子子贡就说过：商纣其实也没那么坏，只不过是因为战败致死，被获胜一方踩在脚下，处于“低下”的位置，所以人们就把一切罪恶都加到他的头上。其实他没那么坏，都是新统治者为了说自己白，才把他涂抹得那样黑；为了说自己好，才把他说的那样坏。认识历史人物，客观精神最可贵，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难做到，往往越难做到的，常常显得越可贵。《孔子的智慧》推荐语：王立新老师在书中尽量避免重复孔子作为圣人的习惯之论，而是将他当成一个智者来看待，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获取有益于我们更好生活的信息，为提高我们生活的自觉性，同时也为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服务，期待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富有、更高雅、更理性。—

编者按：2022“好评中国”网络评论大赛已于4月28日正式启动，主办方在作品征集期内，策划“网络评论方法论”专题，旨在通过对判断选题价值、确定文章立意、形成有效论证、找到关键论据等基本写作环节的常识性探讨，为广大网络评论写作者拓展思路而抛砖引玉，提供参考。本文为“网络评论方法论”专题文章之一，作者为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资深评论员高明勇。文丨高明勇

编者按：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如何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日前，“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在京召开，提出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完善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政邦智库与凤凰网政能亮联合推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系列解读。文丨高明勇

编者按：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如何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日前，“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在京召开，提出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完善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政邦智库与凤凰网政能亮联合推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系列解读。本期政邦茶座嘉宾：于凤霞：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经济师，著有《平台经济：新商业、新动能、新监管》《平台监管2.0：共同富裕时代数字经济治理转型》等。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高明勇：现阶段重提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问题，该如何理解？于凤霞：平台经济是一种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和经济发展新动能，它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的作用，已经得到我国政府的充分肯定。不可忽视的另一面是，平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平台经济所具有的独特特点使得原有监管制度面临新的挑战。因此，从理论层面看，加强平台经济治理有其经济逻辑和制度逻辑。从实践层面看，我国平台经济治理是包含了治理理念、治理政策和制度的完整体系。高明勇：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大力鼓励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人有些奇怪，为什么平台经济的治理问题似乎一下子就变得这么“重要”了？于凤霞：之所以有些人会感觉好像平台经济治理问题一下子“变得重要”。可能原因是：我国总体上对平台经济秉承的是“包容审慎、底线监管”的理念和原则。我国关于平台经济包容审慎监管的政策导向和原则，可以追溯到2015年前后。核心思想就是“区别对待”：对那些暂时看不准其发展前景的业态和领域，给它一个“观察期”，鼓励其大胆创新，出台监管措施时要认真研究和论证，避免一上来就“管死”；而对那些可能侵犯公众利益、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后果和潜在风险巨大的，则要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监管。高明勇：其实这些年也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于凤霞：对，近年来平台经济发展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其引发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劳动者权益、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理论界和业界广泛关注。人们对问题及其根源的认识不断加深，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步伐加快，监管执法力度加大。比如说，近几年我们加大了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市场准入监管、竞争行为监管、数据和算法监管等。总的来说，对平台经济的治理一直在进行，是原有治理政策体系在平台经济时代的创新和发展。高明勇：那您认为“平台经济治理”的目的是什么？于凤霞：面向未来看，无论是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还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对平台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大需求和更高要求。完善平台经济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为所有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同时，让绝大多数人充分享受到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高明勇：那您认为，哪些社会责任，是“平台经济企业”必须承担的？于凤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力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受到外部制度的规制、约束和引导，二是来自于企业自主的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通常源于企业伦理与其道德力量的驱使，或基于对自身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的理解，认识到企业需要在与他方互惠互利过程中实现共同的价值创造，从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传统企业相比，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社会责任的履行主体不仅是某个单一的企业个体，而是以平台为核心聚集形成的生态圈里的所有参与企业。高明勇：我看您有一个说法，就是“平台监管2.0”，谈论共同富裕时代数字经济治理转型，有特别的地方吗？于凤霞：是的，平台监管已经跨入“2.0时代”。在以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我国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为企业推动共同富裕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1年10月公布的《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强调了平台企业需要承担的多个方面的社会责任，如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促进创新、环境保护、算法规制、劳动者保护等。实践层面看，依托平台生态系统，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其投入的资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外，更加注重为平台生态圈和价值链上的企业赋能，通过生态体系内的资源共享而产生协同效应和价值溢出效应。平台企业越来越需要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思路拓展价值链和生态圈，在持续为生态圈内的合作伙伴赋能的过程中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有助于平台企业自身的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创造将越来越融合为一体。高明勇：您认为“平台企业”应该如何参与“治理”？于凤霞：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和价值指向的新发展阶段，作为平台经济重要载体的平台企业，无疑将发挥新的作用，也面临着全新的政策与制度环境，承担着新的责任。平台企业需要承担不同类型的责任：一方面是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需要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于其借助于网络技术所构建起来的平台型内部交易市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我国在2019年8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明确平台在经营者信息核验、产品和服务质量、平台（含APP）索权、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相应责任”，要“明确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责任，加快研究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具体办法，依法合理确定平台承担的责任”。高明勇：参与治理的具体方式方面，有哪些建议？于凤霞：平台企业在参与治理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平台企业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参与者共同认可的规则，即平台的内生治理体系，可能涉及质量与安全保障、信用管理、风险控制等多个方面，基于平台交易形成的治理机制有望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平台企业拥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和数据优势，可以在协同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技术，平台可以借助其技术能力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治理和规范。二是数据，平台在经营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既有反映用户画像等情况的静态数据，也有反映市场供需和交易等情况的动态数据，这些都可能是相关部门开展有效监管的重要依据。（完）《平台治理2.0》推荐语：本书为于凤霞老师2022年新作，围绕平台治理，分析我国在数字治理、反垄断等方面的探索，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之策。《平台经济》推荐语：平台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竞争的核心关键要素，围绕数据的利益纠葛和商业战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打造出拥有成长和创新活力、盈利潜能的生态圈成为竞争焦点；用户需求越来越可以被感知、被获取和被分析，用户体验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本书出版于2020年4月。—

5月20日，南京大学120周年华诞。值此之际，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方延明教授推出了校庆纪念特别礼物《方延明新闻作品集》，书中收录了方教授的过往新闻作品，从2000多篇报道中遴选出，其中包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重要报刊上的54个头版头条。这不仅是一部个人新闻作品集，还是一所大学的历史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思潮缩影。本期政邦茶座邀请方延明教授，谈谈大学校庆该如何庆祝。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方延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著有《方延明新闻作品集》《方延明文化三论》《新闻文化外延论》《新闻实务方法论》《数学文化》等。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评论人。高明勇：祝贺方教授“新闻作品集”出版，不管对南京大学来说，还是对您个人来说，相信这都是非常珍贵的校庆礼物。其实，这不仅是一部个人新闻作品集，还是一所大学的历史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思潮缩影。翻阅内容，想到“历史的天空”歌词，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这牵涉到一个命题，如何庆祝一所大学的校庆，您是怎么思考的？方延明：谢谢。一所大学的校庆，实际上是这所学校历史文化的完美呈现。南京大学是一所享誉国内外的百年名校，大气、厚重。作为一个在母校生活了50年的南大学子，我是读书、工作、退休养老，与母校融为一体了，今生之大幸。从前年，我就琢磨，怎样在母校120周年时送上一份沉甸甸的非同一般的礼物。我想到了把我写学校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我直接写信给学校党委书记胡金波同志，他非常支持，当即批复给常务副校长谈哲敏院士。在两位校领导直接关心下，《方延明新闻作品集》得以顺利出版，并在校庆日子里与读者见面。机缘巧合，习近平总书记5月18日给南大留学回国青年回复中强调，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我想，每个人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每个学校都讲好学校的故事，那中国故事就讲好了，那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会有很大提高。高明勇：印象中，十年前南京大学110年校庆时提出“序长不序爵”的原则，在当时引发很大轰动，赢得社会好评，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被推广开来，您认为原因在哪？方延明：南京大学素来尊重专家，尊重人才，敬重教授，敬重长者，不崇拜权力，敢挑战权威。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就有不买蒋介石账的，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蒋公的面子”的传说。前些年，包括现在，人们对“官本位”深恶痛绝，敢怒不敢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南大在国内首创“序长不序爵”，带来一股清新的风，赢得社会一片赞誉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件事可能很难推广，只有像南大这样的学校才可以这么做，因为她有底气，有文化，有传统，不会特别在乎权威。现在推广起来依然很难，寄希望随着社会民主生活的进步，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敬畏文化，能逐步推广开来。高明勇：这些年工作缘故，我对大学校庆现象也较为关注。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当时我与时任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访谈时提到一个问题，“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今天，南京大学120年，疫情背景下，很多校友估计无法返校，您认为“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方延明：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如何使这所学校的优良学风和校风传承下去。今年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全校范围内讨论“南大精神”，书记、校长、院士，全校师生员工都参与，上上下下，多次反复，最后确定“南京大学精神谱系”，5月18日的《光明日报》对此做了重点报道。高明勇：2011年，清华大学100年校庆，当时我与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江苏省任职的任彦申教授访谈时，他提出“清华百年动力，解决中国问题。”今天，在南京大学120年校庆之际，作为一位横跨数学、新闻，在南京大学生活了50年的教授，您怎么思考大学的使命和意义？方延明：我以为，一所大学的使命，应该是与国家共命运。南大校庆日为什么定在5月20号？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五·二○”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由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始发的“五·二○”运动迅速扩展到京沪苏杭等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各地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从此“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普及全国各地，形成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被毛主席称之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另外，大学要传承文化，传承思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不能跟风走，世界著名高校都是以其思想传承，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成果和杰出人才而影响于世。高明勇：您认为如何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是否成功？方延明：这些年来，对大学的评价一般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我以为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使命，著名大学还是要看你的杰出人才培养和标志性、重大基础性研究成果。寄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能有世界大奖，要多到国际舞台上去拿奖，拿大奖。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自娱自乐，在家里是英雄，出去狗熊了。要真厉害，而不是假厉害，不能一打就趴下了。高明勇：听说您是从自己撰写的2000多篇新闻作品中挑选出现在的篇目，这应该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作为采访者，写作者，也作为研究者，您的取舍原则是什么？方延明：我认为首要的原则还是“重要性”。有一个前提，我是在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校里面做新闻的，素材、题材毕竟单一。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发挥，我有对学校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浓厚感情，这是外面记者没法比的。艾丰讲过，人民日报记者要想总理所想，一个南京大学的新闻能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定是有全国意义。高明勇：您在后记中说“笔力不逮之处俯拾皆是”，是谦虚吗？或者说您认为学者写小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方延明：这不是谦虚。小说中存在的问题，与我的学者身份没有关系。小说写作有共同的难题，如何把思想、故事、语言融为一体。具体到每个作家又因人而异，在我就是如何讲好故事。小说不等于故事，也大于故事，但肯定要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对我是考验。学者是研究文学，写小说是另外一种方式，需要转换笔墨。研究要贴着文本，连接世界；写小说要贴着人物，置身想象的世界中。其次，好稿件要有开阔视野。我几次参加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有一次写了一篇《什么样的作品能得中国新闻奖》，广为传播。好稿件一定要视野开阔。此外，要有独家的好策划，没有策划就没有精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拜金主义盛行，大学教授卖馅饼，大学生卖茶叶蛋，令人忧虑。我在南京大学抓住一个好苗头，策划了以一封“渴望”来信为由头的重塑理想大讨论。《人民日报》于1993年5月5日在头版头条配发编者按发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秉承这些原则，我挑选了“我们应该怎样为21世纪培养人才”；“今日我以南大为荣，明日南大以我为荣”；“整顿学风大讨论”；“大学生打扫厕所做保洁员”等。这些活动，都在主流媒体上得到过重点报道和广泛赞誉，产生很好的社会反响。南京的媒体朋友给我起个外号“南通社”，“南京大学通讯社”的意思。高明勇：书稿匆匆读完，感慨不已，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闻以前没有读过，但今日读来，既感亲切，又耳目一新，不管是报道的内容，还是新闻的写法，都足以担纲南大校史的另类记录。时隔多年，重新翻看这些“历史的草稿”，您有哪些感慨？方延明：我感恩母校，是母校滋润了我，离开母校的关爱和培养，一事无成。我也很感恩作品集里面被采访的前贤和名师，有我的好多师长和忘年交，重读这本文集，他们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所以，我在这本书的扉页特意写了一段话：“在这一百二十周年庆典的日子里，谨以此书献给……在学校发展中殚精竭虑，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教书育人的历代杰出师长们；在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和‘第一个南大’的进程中，关心和支持南京大学的各级领导、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朋友们；他们的业绩与南京大学永存，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南京大学的丰碑上，留在南大人的记忆里。”这是我的心里话。高明勇：记得三年前《方延明文化三论》(中华书局，2019年12月)出版时，您写到“以编年的先后顺序做学术回顾，可以从中寻出一个治学的轨迹与脉络”，那么，可以说《方延明新闻作品集》更像一个“新闻自传”，从中可以寻出一个采访的轨迹与脉络，您认为这个“轨迹与脉络”是什么？方延明：我想就是“三个同行”吧，与国家同行，与母校同行，与改革开放同行。大凡一个人能做出一点成绩，一定要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高明勇：去年3月，李克强总理到南京大学考察时，勉励学子说“沉下心来践行校训”。作为一位融求学与执教都在南大的南大人，您是如何理解南大校训“诚朴雄伟

2022年1月20日上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自治区主席咸辉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将“力促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早日开工”，一改以往“加快推进前期工作”的提法。据悉，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到今年已整整70周年。2015年出版的《大柳树深思》，是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首部专著，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大柳树深思》的作者之一，政邦智库研究员樊建民先生。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樊建民，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首部专著《大柳树深思》副主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政邦智库研究员，宁夏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宁夏师范学院研究员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政邦智库：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宁夏发展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您是如何参与并推动这一重大工程的？樊建民：首先，我要感谢政邦智库对宁夏发展的热切关注。咸辉主席在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会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句话，表明了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实现了重大转向，将由前期工作正式转入立项与实施阶段，宁夏人多年期待的“高坝梦”有可能真正实现。其次，借此机会，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重大工程的来龙去脉。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到今年已整整70周年。工程位于甘肃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黑山峡出口以上2公里的位置，是黄河上游难得的含沙少、落差大、蕴藏丰富水资源潜力、最后一个可以修建峡谷高坝大库的河段。在黄河安澜和保护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黄河流域极其稀缺的珍贵资源；地处新亚欧大陆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是我国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战略要地和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人文历史深厚、蕴藏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多次被写入党和国家的相关文件。因此，早日开工建设这一造福于民的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功在当代，泽被千秋，意义重大。作为一名社科研究工作者，我长期在宁夏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关注这一工程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而真正投身于其中也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在大家认为大有希望的时候积极助力，建言献策；在无人问津气馁的时候，坚持问题导向，以创新的认识，积极寻求突破。这些年来，潮起潮落、孰重孰轻、时而充满希望、时而灰飞烟灭，这就是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在许多关注者心目中的真实写照。如今，我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成为鼓与呼和积极的推动者。政邦智库：正如《大柳树深思》一书中所说，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自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历经多年的勘探、研究和论证，前期工作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层次之高、人员之多为同类工程所少见。您参与过这一重大工程的很多研究，您认为其中的“卡脖子”问题是什么，是如何找到“卡脖子”问题的？樊建民：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关键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很难回答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应该说《大柳树深思》一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围绕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开展过许多课题研究，但《大柳树深思》是首部专著，它是由时任宁夏发改委主管领导郭秉晨同志任主编，组成专门班子编写的，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具体的统筹把关工作而已。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之所以前期工作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层次之高、人员之多为同类工程所少见，是因为黄河是世界上来水量少、含沙量多、水沙关系极不协调、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不仅涉及有众多工程技术问题，也涉及有各方利益均衡等问题。工程技术问题随着前期工作的深入研究，已得到一一破解；可利益均衡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认识不同、理解不同，因而争论了较长时期，这期间土地淹没和移民搬迁就成为最掣肘的“卡脖子”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建设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工程一定会有利有弊，关键是利弊权衡。但这个“权衡”，一定要站在全局和长远的角度看问题看发展，如果站在一时一地看，那必将成为“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这也是受工程直接影响的甘肃、宁夏两省区产生认识不一和矛盾的根源所在。其实，找到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卡脖子”的问题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破解，这也是科学决策最伤脑筋的地方。针对土地淹没和移民搬迁，应该说甘肃、宁夏两省区做足了文章，包括政府部门以及委托国家层面的科研机构、知名院校开展过不少课题研究，也提出过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在全面梳理这些科研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三次深入实地调研和多方案比选，提出了在库区淹没区周边，建设一批滨水小城镇、滨水新农村的解决移民方案，使该区域呈现“高原出平湖，海景伴君行”的新景观，不失为一种新途径新方案，这既解决了传统移民从土地到土地的搬迁做法，为农民致富提升打开了视野，又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稳步实施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拓宽了路径。政邦智库：围绕黄河黑山峡开发工程，您参与过许多调研，更牵头组织过调研，是如何设计这些调研的？樊建民：通过你的问题，我能切身感受到，政邦智库对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的关注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持续跟踪的，可见其远见。应该说，前些年开展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调研的难度是很大的，特别是深入到甘肃境内，大家很忌讳谈论这一工程，谁都不愿意接待，谁都不愿意谈论。可要了解事情的原委，不深入一线、不与广大干部群众接触、不了解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是绝对不行的。河从村前过，水在门前流，谁最有发言权，那一定是当地的干部群众。对于以往参与的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调研，我只是按照既定安排，跟随主持者完成任务而已，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可对我牵头组织的调研，从不敢怠慢，我都事先经过精心准备：一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明确目的，带着问题去调研；二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把自己置身与其中；三是不设框框，不带有色眼镜，不事先认定对错；四是心怀全局，站在流域看问题、看发展。正是由于事先经过精心准备，这些年来，我们才比较好的完成了《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在国家的战略地位和对区域发展的作用研究》《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重点影响（淹没）区基本民情调查报告》《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河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研究》《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对甘肃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影响区滨水小城镇（产业园区）建设前期研究》等一系列科研成果，为推动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早日开工建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政邦智库：关于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在学界也存在“不同意见”，您如何看待和理解来自学界的“不同意见”？您认为作为决策者应该如何化解争议和达成共识？樊建民：对于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在学界存在“不同意见”，我认为这很正常。反而是千篇一律、千人一词就不正常了。因为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从大的方面看，毋庸置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具体的看，涉及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气象学、材料学、水文学、工程力学、河流动力学、灌排学、农学、生态学、机电学、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诸多方面，随着这些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产生相互碰撞甚至相左都有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不要紧，关键是我们要正视这些“不同意见”，尽可能的求大同存小异，找到最大“公约数”，服务于工程的科学决策。面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事项，作为决策者就必须登高望远，多方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来自基层一线的意见，用事实、数据、案例和专业说话，不偏听偏信。事实上，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工程的每一步决策已经做到了，实现了论证充分、民主科学、结论可靠。政邦智库：您在《写在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提出60周年》一文中，提到“大柳树”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包括中央领导以及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省区相关组织、专家学者和众多收益地民众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怀。您是如何理解情怀的？如何保持情怀的同时，又避免影响科学决策？樊建民：推进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建设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这是事关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沿黄四省区乃至全流域永续发展的大计。“大柳树”不仅仅是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修建水利枢纽的所在地，早已成为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组织、专家学者和众多收益地黎民百姓念兹在兹、难以割舍的情怀。我理解，这情怀是爱国爱家，尊重科学谋求绿色发展的情怀；是关注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情怀；是合理利用资源，小开发大保护的情怀；是强化水治理，保障水安全的情怀；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情怀。一旦确立了这样的情怀，只能有效的服务于科学决策，而决不会影响科学决策。政邦智库：作为一名学者，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什么？或者说如何确保自己的研判是科学的？樊建民：“实践出真知”、透过现象看本质、依托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和浓缩。作为一名学者，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完成一批较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和编著几本专著，归功于组织的要求和同事们的帮助，也与自己从事过的工作积淀是分不开的。搞科研、做学问，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必须真懂而非假懂，不仅要知其然还必须知其所以然。如：我的工作主业除科研之外，主要是学规划、编规划，现在又讲规划。那么，怎么样才能编制好一项高质量的规划呢？我们不但要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深刻认识国情省情市情县（区）情，学懂弄通规划的体系和规划的编制方法等，更重要的是要掌握规划的文体、规划的架构和规划的语言表述。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规划作为政府向全社会展示的发展蓝图，撇开其他不谈，就语言表述而言，全文就不能有指示性、要求性、解释性和说明性的文字表达，要求用词用句客观准确，能够全面完整的体现各级党委政府的发展意图。只有这样，市场主体才能知道一个地区鼓励什么、支持什么、发展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从而做出是否投资的科学判断。当然，一些事关公益性、基础性的事项，这本身就是政府要做的工作，也是规划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这一举例，我们就清晰和知晓了搞科研、做学问，必须要有“功夫在诗外”的韧劲和“铁棒磨成针”的钻劲，并使学习和勤奋成为一种追求。只要有了这“两劲一追求”，不管是从事任何工作，做出的判断也就据科学不远了。（完）—

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本期“政邦茶座”邀请政邦智库研究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深度解读，给地方政府和商业企业提供合理化建议。解读内容分为“地方政府篇”和“企业篇”进行编发。此为“企业篇”。本期政邦茶座嘉宾：陈

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本期“政邦茶座”邀请政邦智库研究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深度解读，给地方政府和商业企业提供合理化建议。解读内容分为“地方政府篇”和“商业企业篇”进行编发。此为“地方政府篇”。本期政邦茶座嘉宾：陈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广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政邦智库近期一线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压力与风险逐渐加大。日前出炉的政邦智库《中国企业观察（2021）》，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和对策。政邦君将按上、中、下三篇进行编发，以飨读者。上接《中国企业观察（2021）：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如何打“通关”（中）》下篇：“大小拉手”的六种“通关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广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政邦智库近期一线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压力与风险逐渐加大。日前出炉的政邦智库《中国企业观察（2021）》，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和对策。政邦君将按上、中、下三篇进行编发，以飨读者。上接《中国企业观察（2021）：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如何打“通关”（上）》中篇：地方政府如何精准“纾困帮扶”企业有志向，政策有支持。2021年11月22日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后，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就此出台文件，有关减负、降本、赋能等一系列政策徐徐展开。

2022年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要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提高政府监管和服务效能，保护和激发企业活力，注重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更多优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广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政邦智库近期一线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压力与风险逐渐加大。日前出炉的政邦智库《中国企业观察（2021）》，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和对策。政邦君将按上、中、下三篇进行编发，以飨读者。导言：如何让“政策红利”更有效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广大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脆弱性强，极易受到危机冲击、市场波动、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据公开报道，相当比例的中小微企业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抗击疫情冲击，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中小企业是应受到重点关注的群体。

后疫情时代，灰犀牛与黑天鹅共舞相处，焦灼感与期待感合为一体，未知与不确定性充斥着生活的每个角落。发现与推理，判断与决策，几乎是生活的分界线。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通往“更清晰，更真实，更宽阔”的道途。“政邦推荐·2021年度书单”也是如此。“政邦推荐·2021年度书单”分为四类，分别为“年度治理能力之书”、“年度城市力之书”、“年度商业文明之书”、“年度人文新主张之书”，并进而从中产生“政邦推荐·年度好书”。秉持着“更清晰，更真实，更宽阔”之主题，我们邀请业内专家、学者、机构，从2021年出版物中，筛选了候选书籍两百余本。生活装满真相，生活饰满艺术，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而重新打量世界，重新走向世界，需要从走出自身的思想牢笼开始。今天分享的是“治理能力之书”候选65本（排名不分先后）。书名：《读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者：刘元春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21年6月书名：《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与经验》作者：陈锡文、韩俊主编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6月书名：《王志纲论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作者：王志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8月书名：《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作者：吕德文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月书名：《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出品方：理想国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6月书名：《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第二版）》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21年3月书名：《接诉即办的北京经验》作者：李文钊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2月书名：《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作者：谵旭彬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7月书名：《生态治理现代化》作者：张劲松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21年8月书名：《美国危机:时代的真相与被放纵的自由》作者：石述思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8月书名：《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作者：兰小欢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8月书名：《“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上、中、下册）》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