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秦红雨（上）：人文视野下传播研究的惑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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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城市大力发展文旅，发力国际传播的当下，重庆是个独特的存在，被称作“8D魔幻城市”，有“网红”，有“街拍”，有独特的美食：火锅、烤鱼、小面，也有独特的风景：轨道穿楼、屋顶马路、长江索道、洪崖洞等。从城市传播的角度看，重庆是怎样练成的？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秦红雨教授，请他谈谈作为人文学者传播研究的惑与思，和作为“网红”城市重庆的传播之道。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秦红雨 博士，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咱们经历有些相似，都是中文系毕业，又都投身过媒体行业，都在高校授课，你是专职，我是兼职。为什么从文学转到传媒？

秦红雨：

我的本科与硕士专业都是文学的，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今，教新闻学，应该说是半路出家。在从文学转到新闻学的过程中，不仅是两个学科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重启。至今在讲台上，我仍然是战战兢兢。

 应该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处在转换当中。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这种转变，也许能给后面的学生带来一些启迪。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媒介产品已经成为怀旧的对象，因为它们与许许多多的个人记忆和生平经历相互关联，或者，更确切地说，与每个人的个人生平建构相互关联。” （安德里亚•博恩：《媒介的/媒介中的怀旧》）众多的研究也表明，身处技术传播时代，会影响同一时代下的研究者的研究志趣，或者说自己的研究会和成长阶段所处的技术时代密切相关。比如美国学者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英国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都曾在著作或者访谈中谈到，童年的电视体验是促成他们成年后从事电视研究或媒介研究的主要动机。

高明勇：你的童年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

秦红雨：

可以说，我成长的过程，就铭刻着传媒的发展历程和深刻的媒介记忆。在我小时候，能读报被看作有文化的表现，在报纸上发表作品那更是被羡慕的对象。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电影。电影陪伴了我的童年和青年，甚至一直贯穿我的学生时代。我的老家在河南豫中平原，我们当地有一种风俗，谁家有喜事，就是请大家看电影。连家里许愿，也是祷告神灵，一旦心愿实现，就请众神看电影。这种喜事，不仅包括了结婚、生孩子（如果是双胞胎，还要请大家看两天的电影）、老人过大寿，也包括了家里建新房、孩子考大学，甚至连当时家里耕牛下了两个牛犊，都要请大家看电影。所以，童年到少年，胡乱一通看了无数的电影，电影成为自己了解外面世界的“媒介”，也从电影上完成了对自己最早的各种启蒙：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风花雪月。无论是都市世界的精彩，还是香港黑社会的残酷，以及各种爱情故事的极度诱惑，都为我这个农村少年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外面世界的大门，也让我逐渐明白“电影对于拍摄者和观众都是一种社会实践”。（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电影之后是电视，陪伴了自己整个的少年时代。

高明勇：“童年”的影响，让我想起阿德勒心理学研究，不仅仅是孩童时代的心理走向，甚至包括了个人命运的轨迹。

秦红雨：

到了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认为自己将要一生和文学打交道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改变了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件事，就是看了电影《楚门的世界》，那个时候正是“超级女声”最火的时候，看到身边很多研究生也参与其中，很嗤之以鼻。感觉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少男少女为此痴狂。电影主人公楚门在桃源岛的遭遇，以及外面世界对他遭遇的痴狂和同情，竟然一下让我有了思考这个媒介世界的方式，更给我一个对影像的全新认识和思考。

第二件事，是在我思考自己硕士论文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是一个曾经在印度生活过的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写的，这本书是约翰逊的博士学位论文，它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我第一次感受到媒介所产生的影响，更激发了自己的媒介记忆和生命体验，才有了做传媒研究的冲动。

高明勇：研究方向上的“转型”，肯定遇到很大的挑战，你如何来应对？

秦红雨：

我的博士导师颜海平教授主张我的研究定位在人文向度的媒介研究，这样可以把媒介文本和自己的学科背景结合起来。她曾经在我博士毕业的推荐信上写道：“以文本为根本载体的文学学术背景,进入人文向度的媒体研究领域,需要经过一个双重的学习过程:即学习掌握以视觉意象为首要元素的现代文化生产系列特质及其规模性的机制运作, 同时从此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角度重访文本,在两种不同文化模态的交织,冲突和互动中,重新发现文学并不等于文本的多维度生命力,为现代文化生产的不同方式可能寻找路径。”从做博士论文到今天，我也是沿着导师总结的路线在不断的摸索和前进。

高明勇：这种转型中，有什么深刻体会吗？

秦红雨：

我结合自己的转变，提出了新闻学兴趣培养的“三环”原则：

大量和新闻、传媒相关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这是新闻学兴趣培养的“外环”。在或真实、或虚构的生动故事中，了解新闻媒体的运作和新闻媒体的现状，培养对新闻媒体的基本认知，可以建构这些学生对新闻与媒体的基本态度和想象方式，也能激发学习兴趣；

大量和传媒人相关的传记和纪实作品，这是新闻学兴趣培养的“中环”。通过对优秀的古今中外新闻人传记的关注，会建立起他们对如何成长为传媒人的经验借鉴，更会在这些伟大传媒人物的传奇经历吸引和精神感召下，去理解邵飘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去思考李普曼所说的“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的价值，去看看《红星照耀中国》里的非凡勇气，去理解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所走过的曲折经历，这对他们理解新闻记者这样的职业是大有裨益的；

通过对大量优秀新闻媒体作品的赏鉴和品评，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这是新闻学兴趣培养的“内环”。古人常说“观千器而后识剑”，没有大量优秀的新闻传媒作品的品评作为基础，就不知道哪些是“花架子”，哪些才是“真功夫”。这“三环”，从对大传媒的理解，到对传媒人和传媒行业的认知，再到传媒专业的训练，一步步提升，逐渐浸润，也许才会有对新闻学的热爱、对新闻的热情以及追逐新闻的坚持。

高明勇：我看你的博士论文和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对乡村文化的关注，还是对网红现象的关注，都和视觉文化有关。作为人文学者，你如何理解“视觉文化”？

秦红雨：

在视觉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就是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在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七卷，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山洞，一群奴隶从生下来就一直被关在这个山洞里。他们带着枷锁被绑在石凳上，面朝洞穴的顶端岩壁，头也不能转动。在他们背后的上方，燃烧着一个火炬，这些囚徒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便错将这些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这些影像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是他们从生下来看到的所有，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些影像是现实世界，就是reality。可是其中有一个奴隶，最后走到了洞穴之外，他看到了太阳，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世界现实。但是，当他再回到洞穴之中，告诉他的同伴们，说你们看到的只是幻影，你们一直生活在幻觉中，却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这个故事，和后来的启蒙密切相关，也和可见与不可见、真实与虚幻、理念和现实相关的讨论密切相关。而今天，当我们通过不同的屏幕阅读影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呢？何处是“真实”，何处是“虚幻”呢？我们能否穿越影像的“屏障”，思考我们今天的“现实”呢？

高明勇：这个寓言我以前也看过，在这个语境下来看，又有一番不同的意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传播层面、文化层面的思考，还有人类学层面、哲学层面的思考。

秦红雨：

正如有学者所说：“视觉文化使人们观看图像的场所发生了变化……视觉文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离结构完善的、正式的观看场所，如影院和艺术画廊，而引向日常生活中视觉经验的中心。”（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读本》代序）“场域”（field）是布迪厄社会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概念，简单地说，“场域”可以被理解为围绕着一定数量的特定资本被组织起来的在历史中被建构的社会小世界。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场域具有自身的实践逻辑和游戏规则。可以说，在文化这个“场”中，参与者是围绕着各自不同的话语而进行“争夺”，“争夺”的结果必然是某种话语及其文本占据主导地位，而迫使另一些话语或文本处于相对的劣势和边缘地位。因此，有学者提出，今天的传播学研究应该超越“媒介机构发展史”和“媒介形式类别史”，更要关注媒介的社会史、观念史与文化史。而在视觉影像中，这也是不同时代的“社会史、观念史、文化史”的一次次感性展现，“传播学的研究应当以媒介这样的物作为研究的起点，但需要超越它本身，去关注它邀约的各种关系、价值和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视角。”（胡翼青、张军芳：《美国传播思想史》）而通过布氏的理论来看，在农村电视观看的过程中，从集体的“场域”过渡到“家庭”的“堂屋”再到个人的“卧室”，看电视“场域”的变迁折射的不仅是社会的变迁，更有乡村文化的嬗变，也成为理解农村变化的一扇窗口。

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国家社科研究，就想从视觉文化理论出发，以乡村观看场域变迁的视角，在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和文化层面揭开了社会各个场域不同力量间博弈现状的面纱，重新思考不同“场域”转换与变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层，同一场域下不同视觉媒介对“场域”的争夺正在发生，在今天的媒介场域中，报纸、电视、电影、电脑、手机媒体乃至都市中的电子大屏幕等，都构成了不同的视像“场域”，不同的视觉媒体呈现给当代人的是不同的视觉体验和审美体验，也影响着他们的审美判断；
第二、不同场域下视觉空间的争夺，正如布迪厄在谈到文学场和电视场域下人的不同表现一样，可以想见今天的人们在众多的视像媒体面前又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视像媒体就是要把观众变成潜在的“消费者”。不同视觉媒体的争夺，正体现出电子媒介的强势地位，他们几乎统治了整个的视觉空间。

高明勇：我发现近些年你对评论感兴趣。看到你很用心地培养学生写评论，在报纸上发表，参加评论大赛，从传播文化的角度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秦红雨：

西南大学有很深厚的写作传统，我的硕士导师董小玉教授不仅出版了许多写作教材，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带着学生笔耕不辍写作。而我现在教本科学生的基础课中，也有“新闻评论”。因此，我对新闻评论感兴趣，既是我们学校教学传统的传承，也是和自己对评论的理解和喜爱密不可分。
第一、新闻本身就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这需要学生在多维的实战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在技术不断代替人工的情况下，记者的思想变得更为重要，而评论恰恰就是思想的磨刀石。
第二、通过作品发表可以激励学生。今天，传媒专业的同学似乎找不到方向，对未来的期待值也很低。同时，大量的媒体平台需要新闻评论人才，作品不断发表可以激励学生投入评论写作。
第三、评论可以成为传媒学生切入社会、关切公共的重要方式，通过评论的训练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公共意识和公民精神，也能更快地促进自己的成长和成熟。
从根本来说，评论不仅是一种思想的表达，更是一种当代文化的建构和传承，也让我们对未来文化充满想象和憧憬。

高明勇：在接受红网采访时你说，鼓励学生评论写作一开始就对准各种评论平台，进行实战训练，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对评论的热爱，有力锻炼了学生的思考力、表达力。作为关注传播的学者，也作为主管教学工作的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你希望通过“评论”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你理想中的传媒专业毕业生，有没有一个“画像”？

秦红雨：

今天这个全媒体时代，一方面对新闻传播这个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对于目前在校的新闻传媒大学生来说，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接触各种媒介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是，如何将这种机会转化为自己能力提升的机遇，这确实需要他们的思考。作为老师，通过新闻评论，可以让学生静下心来去思考，让学生通过实战来锻炼自己的能力，甚至让他们在评论中认识社会和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心。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传媒专业毕业生，应该具备“四有”：有责任心、有思考力、有表达力、有学习欲。

高明勇：我在2020年世界读书日推出了一个“度书三问”的问卷策划，分别是：1）过去之书：就您的阅读史来看，最想分享（推荐）什么书？为什么？2）现在之书：您正在读什么书？3）未来之书：您目前最期待读什么书？我记得你的回答分别是《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美]柯克•约翰逊），《美国传播思想史》（胡翼青，张军芳），《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然后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同的文化国家，不同的文化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是如何从中生长、发展、变异、异化的，如何导致今天的文化现实的？几年过去，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如何？

秦红雨：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常学常新，常问常惑，这也是文化的魅力之所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也正在不断解决我们的生存、生活、生命之惑。尤其是今天的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的理解这不仅是局势之变，更是文化之变。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按照甘阳先生提出的“通三统”角度去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中国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和改革开放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文学者要承担这个文化使命和历史使命，要发挥我们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小心的呵护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这也许是文化未来的发展和希望所在。我们都很渺小，能力也很有限，但是要常常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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