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张涛甫（上）：评论就是用“思维体操”提升“观念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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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动起来，跑起来，才不会感到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每条河流终将流向大海，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这是张涛甫教授为澎湃评论部2023年年终特别策划《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撰写的语句。

不少朋友说，没想到这么富有诗意的句子，出自新闻学院院长的手笔。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笔耕不辍，不但常有论文出手，还经常为媒体撰写评论。

本期政邦茶座，我们邀请到老朋友张涛甫教授来聊聊评论背后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大学》主编。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张教授好，今年元旦时您的这篇《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给人留下很深的影响，新闻学院里像您这样的“教授级评论员”并不多见。感谢参加本期政邦茶座。

张涛甫：

很荣幸受邀作为政邦茶座的嘉宾，接受您的访谈。您也是资深的评论员，深度参与并推动新闻评论建设，经常拜读您的文章和主持的访谈，一直学习您的新闻评论研究成果，从中，我的评论写作和评论教学也受教良多。

高明勇：在我的朋友里面，既是大学教授，又从事管理工作，还笔耕不辍，为媒体撰写评论，比较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您，一位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正好您两位也是一南一北两所知名高校的新闻学院院长。工作繁忙之余，还不间断写评论，是个人兴趣所在，还是教学研究需要？

张涛甫：

我常说，在大学写评论，出力不讨好，因在大学评价体系中，评论文章是不计“工分”的，与学术论文、专著、课题、咨询报告等“硬通货”相比，评论文章皆属雕虫小技，算不了“胜业”。我不识时务，还是积习难改，您所说的个人兴趣和教学研究需要这两种因由都有。但我写评论，不是重度写手，没把整个身心扑上去，有点像票友，偶尔写写，主动出击的不多，多为约稿，但只要应约，都会倾心倾力，全情投入，享受写作的快意。
其实，我写评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藉此与世界保持“密接”关系，同时，把学生带入“热辣滚烫”的世界，将他们推向涌动的现实，与新闻现场零距离，并学会用专业的眼光、判断去介入现实，用评论的方式去彰显专业的力量。给学生上“新闻评论”课，不能坐而论道，远离专业现场，躲在岸上学习游泳，必须中流击水，到职业现场的深水区去展现身手。我写评论，就是要保持入世的激情和表达的冲动，保持专业的在场状态，水性要好，手感在线。只有这样，我的课堂才不至于失去活力和吸引力。

高明勇：作为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您如何给“评论”下定义？

张涛甫：

前面说过，仅从功利的角度看，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得不偿失，因它不在学校评价的硬指标里边，若不是出于真爱，大学教授大多不太愿意写评论。在我看来，大学教授写评论，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笔法，可以有“自选动作”，但不能把评论当论文来写。新闻评论须与现实交感，应是冒着热气的，入世的，对当下构成影响，用评论影响今天，捋清事实，辨识真相，引导舆论，激浊扬清，这些都是评论所追求的。

高明勇：学者写评论，您认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张涛甫：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悟来看，学者写评论，可以发挥学识和理论所长，目力所及，多有深究和穿透，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谈得深透一些，但需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掉书袋，浮粉太厚，就显得矫揉造作。鲁迅、梁启超都是一流的学问家，但他们的评论文章，思想、学识、文采都是浑然天成，文如其人，力道和美感俱在。

高明勇：我看过您不少评论，也编过不少，给我的印象，能踩在社会关注与社会情绪的“点”上，切中要害，注重逻辑，又充满激情，也不乏金句，您有没有自己的一套评论写作方法论？

张涛甫：

我的评论写作谈不上方法论，只能说，在多年的评论写作以及评论教学中慢慢悟出一点门道吧。新闻评论易学难工，评论写作门槛不算高，很多人天生就是评论员，如今，在泛媒介时代，发表言论的壁垒大面积降低，人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以至于众声喧哗，很多成为舆论噪音。在嘈杂的舆论场中，更加需要有高质量、高品质的评论去对冲噪音，需要清流洗涤浊流。写评论，须有章法，但不能格式化、套路化。我的评论写作有意躲开套路化的表达，尽可能寻求多种表达的可能性，文无定法，在解题、立意、角度、文法上尽可能不拘一格，努力做到有新意。

高明勇：哈，您谦虚了。虽然一般都说“文无定法”，但很多作者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

张涛甫：

是，文无定法，但评论写作有其稳态的东西，不会因时空切换而大变。在我看来，这些稳态的东西包括：其一，守望公共责任。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指出，没有哪种公共服务比传播服务更重要。评论写作从事的即是传播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甚至比律师、医生、教师的工作还要重要，因为其影响面比三者更广。评论作为公共性言说，须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其二，保持距离感。评论写作是一份积极“入世” 的工作，但评论员的“入世”不是全然埋首于经验现实，而是要求眼界和识见均要高出一般人，评论员须有穿越世相和表象的能力，即要求评论员有“出世”之努力，不仅能看到脚下的方寸土地，还能看到远方和天空。评论写作，问题意识不可少。缺乏对问题的敏感，评论就可能成为一具空壳。新闻评论作者须有一双慧眼，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穿越表象，于无疑处存疑，冷眼旁观世事喧嚣，在冰冷人情中保持热心。新闻评论选题来自于公共生活。缺乏公共性，缺少公共关切，选题就可能沦为个人化的盆景、茶杯里的风波。评论员不能局限在众人的认知半径里。不能随波逐流，顺着公众的思维惯性，被习惯推着走，而应跳出惯性思维，跳出流俗眼光，在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发现与众不同的问题。须警惕那个让自己“很舒服”的角度，舒服意味着“熟悉”和“固定”，就会固化和板结，遮蔽“看到另一种可能”的差异思维。想要无可取代，就必须与众不同——敢于不同，敢于在一片喧嚣中打捞沉默的声音。
其三，依循说服之道。评论写作是用思想和判断去影响他人。言论表达即是说服他人的过程。在资讯高度发达、民智大开的今天，依靠信息时差和落差去说服他人似乎越来越难了，在很多时候，受众掌握的资讯比评论员还要多，被说服者懂的道理比说服者还要多，传受双方的观念的水位落差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 评论员如何立言？这就要求评论者具有更高的说服水平，深谙说服之道。关于说服之道，传播学者已做了比较精深的探索。比如，关于说服性观点的组织，是很有学问的。霍夫兰、贾尼斯、凯利在其名著《传播与劝服》一书中提出，说服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动机诉求的选择，同时也依赖于那些支持观点的论据组织方式。评论写作作为一种经验艺术，不太在意说服的理论，而是按照职业经验判断，按照文法组织的套路推进。其实，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主义惯性，在互联网时代可能遭遇不少困难。说服之道不仅仅关乎文法技巧，虽然它是一个关键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知其一不知其二，是难以顺畅打通言论说服的所有环节的。新闻评论通过说理过程将论点送达受众。这个说服过程，需要展示论据的说服力以及论证的强度。如果论证强度不强，主张与论据之间是弱关联，说服效果就不好。论证强度与论证链条相关，但强度的重心在论证效果上。有的评论不够紧致，逻辑强度弱，说理欠充分；有的评论严丝合缝，说理有力，逻辑周延，说服力强。
其四，执守常识。新闻业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和理论，虽然它以社会关怀为己任，但也不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社会学家的理论和知识；新闻从业者的技艺来自于社会，是经验取向的，但要求对社会变化有过人的敏感和悟性。评论员以生产和传播思想和见识行世，但其思想和识见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与公共性同在。很多时候，评论员的思想和见识是常识级的。在一个常识稀缺的社会，可能就流行两种东西：一是没心没肺的傻乐；再就是假正经和伪深沉。这两种东西都与人的理想心性和智慧绝缘。在浮华的红尘中，常识并不总是在场，却经常被遮蔽，这就需要评论者从公共言说出发，打捞那些沉落的常识，对公共社会启蒙。

高明勇：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把评论写作比作“入世的思维体操”，提出“一个社会的观念水位，一定不是由分母级的言说标识的，而是由分子级的观念标志的。” 之前我们也邀请您担任过凤凰网发起的“影响中国十大评论”评选大赛的评委，并且咱们这些年还同时担任红网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评委，您如何看待评论大赛对“观念水位”的作用？

张涛甫：

是的。我曾说过，评论写作是入世的思维体操。评论言说是门古老且长青的智性技艺。此前多由精英操持，特别是在传统媒体时代，知识精英掌控舆论话语权。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言说的门槛几乎“全线失守”，精英垄断的公共言论话语权旁落，如今，写作的分母越来越大，公共表达成为盛大的广场和喧嚣的市场，声音嘈杂，飞短流长，自然会严重稀释重金属的声音，也会拉低评论写作的技艺浓度。但是，一个社会的观念水位不是由分母级的言说标识的，而是由分子级的观念标识的。在言说的分母变得无穷大的时候，分子级的言说尤为珍稀。当年，您组织发起凤凰网“影响中国十大评论”评选大赛，我有幸作为评委。我们从海量的评论作品中，打捞、遴选出十大优秀评论。虽然后来没能年年办下去，但在评论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什么是最好的评论？“年度十大评论”就是标杆。后来，我也参与新闻评论界一些活动，其中包括你我都参与的“红网”举办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青年评论员清新出场，努力拉高社会公共言说的“观念水位”。在公共理性和社会共识日渐脆弱的当下，我们期待更多的分子级的评论，为社会“补钙”，用清澈、成熟的理性，甚至用常识，对冲社会上的非理性情绪，缝补碎裂的社会共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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