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刘海明：一个“评论时代”是否到来丨政邦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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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体业者来说，最高的职业理想莫过于让自己制作的‘摹本的世界’，有能力成为有历史记忆价值的‘世界的副本’。这样的‘副本’，一方面是他专业实践能力的结晶，一方面也是他最高的职业境界的综合反映。”

不久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在专栏中写到他对媒体业者职业伦理的认知。他是媒体上比较活跃的学者之一，不仅教学生写评论，还时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刘海明教授，聊聊他所理解的评论写作。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刘海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青年报评论专栏作者。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在评论界，您的履历算是横跨“实务”到“理论”。放眼国内，类似经历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都还比较受关注，比如刚刚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少华老师，复旦大学的张涛甫老师，清华大学的周庆安老师，以及刚去华中科技大学的曹林老师。从“实务”到“理论”，再反观“实务”，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刘海明：

“实务-理论-实务”，这是一个实践型新闻学教师的自我成长之路。这样的路径看似简单明了，但要寻找适合自己的那个“实务”和那个“理论”研究方向，就大不易了。就实务来说，第一个实务是你自己曾经的媒体实践类型，第二个实务则是新闻学教育中的实务课程教学内容，是“普渡众生”的实务，二者有着密切联系，毕竟对象和方法已经很不一样。两个实务的桥梁就是那个“理论”（自己的研究方向）。
业界人士到高校任教，科研模式就不是媒体机构的业务总结式科研，而是纯理论思辨的理论研究。比如，我现在主攻媒体伦理，就是从伦理学角度反思媒体实践问题，伦理学理论做奠基，不是简单的道德直觉式反思。

高明勇：就评论写作的“议题”来说，您更在意“更重要的议题”，还是在意“方便评论的议题”？

刘海明：

议题无所谓“重要”或者“方便”，而在于适合自己议论。评论作者跟什么样的评论议题有缘，凭的是直觉和自己的知识结构、个人经历以及瞬间的灵感的综合判断，适合自己评论的议题就是能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

高明勇：我看您在专栏中说，一家媒体要受到社会尊重，就不能嫌弃作为“原型的世界”的新闻素材。一个健康的胃是不会挑食的，既要喜欢山珍海味，也不拒绝五谷杂粮，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换句话说，您更在意“写什么”，还是更在意“怎么写”？

刘海明：

至于写作，肯定是在意“怎么写”。我的研究方向是媒体伦理，所以我现在的评论更喜欢从道德角度去思考社会问题，比如死者家属取不出去世者的银行存款，我从家庭成员间的道德义务角度分析，如果亲人之间没有一堵墙，家庭存款透明了，这样的难题也就少了。除了伦理道德角度，我还喜欢从传媒角度分析社会问题，这是另一个视角。

高明勇：我看您《新闻评论写作教程》中多次提到“媒体评论版的实习经历”，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评论观”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刘海明：

我在广西《南国早报》评论版实习时，报社给我开设“快点”专栏，晚上八点看报纸第二天即将刊发的新闻，一个小时写一篇评论，新闻稿子和评论稿子同时见报，锻炼了我的写作速度。第二家实习媒体，是我跟曹林老师一起实习的深圳《晶报》，这段实习让我懂得用理论武装作者头脑的重要性。第三家媒体是广西自治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杂志，锻炼我从法治角度评论社会事件。在这三次媒体实习前，我在河南新乡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工作三年多，使我熟练掌握了电视评论的业务。现在我的新闻评论教学，文字评论和视频评论并重，与我个人的工作、实习经历有关。

高明勇：您认为什么是“好的评论”？有具体标准吗？

刘海明：

所谓“好的评论”，应该是一篇评论的寿命有多长，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论就是好评论。比如20多年前我写的《35岁现象》，就是用人过程中的年龄歧视，相信这个评论现在也还没过时。再拿电视评论节目来说，1998年4月，《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一期很棒的节目《山绿了 眼红了》，这个节目成为经典的考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值得观看。

高明勇：在新闻评论史上，您印象最深刻的评论员和评论作品有哪些？

刘海明：

我最崇拜的是鲁迅。最喜欢的评论作品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

高明勇：十几年前，曾有媒体预判十年后的社会，其中有一条是打开报纸都是评论版。如今，报纸本身已经“日渐式微”，自媒体风头正盛，您认为算是一个“评论时代”的到来，还是衰落？

刘海明：

从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到网络媒体的评论，再到现在的自媒体评论。言论的生态在传统媒体上体现的最明显，但我觉得现在更是一个“评论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谈天说地、议论热点话题。相反，现在报纸评论没有发挥旗帜和灵魂的作用，报纸评论的社会影响力下降许多。

高明勇：中国古人有所谓“文以载道”的传统，“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评论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就评论史的演进而言，有两个显著的传统，一个是“文人论政”，一个是“学人问政”。“文人论政”的本质特点是铁肩道义，激浊扬清，凸显责任与担当；“学人问政”的重要特点则是依托专业知识与素养参与公共事务的表达和介入。“文人论政”的传统，经常被津津乐道，主要突出一种基于问题意识的公共参与，而“学人问政”往往容易被忽视。您认为原因在哪？

刘海明：

“学人问政”，问得应该深刻，振聋发聩。遗憾的是，像“钱学森之问”这样的“学人问政”少之又少，可遇而不可求；相反，有知识的人写评论，这样的“文人论政”全凭个人的道德自觉，全凭他的职业敏感，前者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一些。

高明勇：对于很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来说，遇到横跨“实务”到“理论”的老师来指导评论写作，机会并不多，您有哪些建议？

刘海明：

欧美高校的业务型老师是“流水的兵”，几年后经验用完就该离开了；这边的高校人事制度是终身制为主，主要看学位和科研业绩，导致业界的老师调到高校不容易，到名校更不容易。如果借鉴一下他山之石，让更多的业界老师有机会到不同的高校任教，受益的将是学生。

高明勇：我看您在推动“新闻评论的实践驱动型教学”，其实现在不少大学生也在自己做自媒体，写作评论，有些还做视频评论，这些其实也是需要一定指导的，您如何看待这种“实践”的利弊？

刘海明：

不少高校盲目“迷信”科研训练，忽略了实践本身对知识的要求，对知识应用的要求。实践驱动是把学生已有的知识用于文化创造中，在做中学，在学中做，评论写好了可以助力学生考研和考公务员，也助力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所以，实践有利而无弊。

高明勇：关于评论写作，一直有个认知的差异，就是“重批判”还是“重建设”，您怎么看？ 

刘海明：

批判是基本功，建设是个人的理想境界，没有批判也就谈不上建设。

高明勇：换个说法，也可以说，如何看待评论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方案思维”？

刘海明：

问题意识是根本，方案思维不大适合学生的新闻评论写作训练。学术论文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

高明勇：有些观点认为要“理性、建设性”，我个人的评论主张认为，同时也要讲究“人性、预见性”，您如何理解？

刘海明：

“理性”是一个人制定规则的能力，已经蕴含着“建设性”，所以并列有点画蛇添足。“人性”是“感性”和“理性”的综合，“理性”本身就是人性的光辉。“预见性”涉及作者的洞察力，理性、预见性，也许这样的表达更可取。

高明勇：这几年，不少熟悉的评论人陆续转型，事实上，回顾百年评论史，不少评论家也都面临这样的人生选择，是否存在一个“把评论作为方法”，还是“把评论作为目的”的问题？

刘海明：

评论只能作为方法，不能作为目的。目的是指评论作者的自我完善和评论读者从评论中学到新的东西。评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之一，但不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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