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韩浩月：故乡是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收留地丨政邦茶座
在写作上，韩浩月是个励志的“劳模”，笔耕不辍，时有佳作问世，著作连连，渐入创作黄金期。评论电影，入木三分；评论社会，独具匠心；评论故乡，充盈温情，他每年还以“考生”的名义参与一些媒体策划的高考作文同题创作。
在新作《文章之韵》中，他展示了自己关于写作另一面，以及写作背后的“秘诀”。他认为“杂文式评论”已经接近于消失，“时评体评论”逐渐沦为老生常谈，唯有散文元素的注入，可以注入一些鲜活的生机，评论这棵大树应该有另外一种生长方式。“写作者不是作为工具人存在的，每一次挣扎着跃出有形或无形的枷锁，都是诞生作品的机会。”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韩浩月，一起为“写作”把脉。
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以“经历与情感”为底色，以“角度加认知”为切入点，以“逻辑性和价值判断”为准绳，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工具……上述几方面互相融合，依据不同体裁与题材各有倚重，找准表达核心和叙述节奏后，一蹴而就
高明勇：最近拜读你的《文章之韵》，我在想我们认识之初，除了朋友，我们还是什么关系？结果想到的第一点，还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么多年，不管在报纸还是网站，向你约过不少稿。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几年，你著作不断，甚至一年出版几本的节奏。正常的作品结集之外，有自己的写作规划吗？还是顺其自然？
韩浩月：感谢明勇兄的阅读。想起你在凤凰评论时，给你写过不少稿件，有些篇章至今还有印象。编辑与作者凭借一些看不见的气场连结，编辑的选题与作者的撰写，在这两个层面合拍起来，文章的好看几率会高起来。
我之前出版的图书，多半为作品结集。在纸媒发表的评论或者散文随笔多了，总是能找到一个主题，把相关的文章收集进去。但后来逐渐意识到，文章合集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受制于时效性，主题不够凝练，阅读感不够连贯等。
后来有意识地强化书的选题特征，“故乡三部曲”强化选题意识的产物，但自己觉得，仍有一些缺憾。最近两三年，开始有了更为强烈的念头，要改变写作思路与方向，让以后出版的书，能往心目中向往的好书模样再近一步。
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的写作处在被推动的被动位置上，主要时间用在完成评论约稿方面，剩下的时间，写一些散文随笔。但下一步要改变这种顺其自然的状况，干预自己的写作状态，要主动写得长一些、慢一些、辛苦一些。
高明勇：职业规划原因，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评论编辑，时间长了，手边有一些倚马可待的“救急型作者”，简言之，就是既能写得广，什么都能写；又能写得快，关键时候能顶得上，填补版面“空白”；还能在快速成稿的情况下可圈可点——至少在我这里，你就属于这种类型作者，都是“执行力”很强的。这种写作素养如何形成的，你对写作有过刻意训练吗？
韩浩月：在谈写作素养之前，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及，就是写作热情。如果不热爱写作，不能够投入足够高的关注度，没法用燃烧式的方法去表达，是没法坚持长期且快速的输出的。在此基础上，写作肯定要经历艰苦卓绝的训练，才华型的写作，会把一个人的写作生命变得很短。
我做过报纸副刊编辑、新闻版编辑（主笔）、网站编辑、文摘杂志编辑、类型刊物主编，以此同时给大量的报刊撰稿……几乎完整经历了纸媒的黄金时代，也是初代互联网的参与者与受益者。较为复杂的职业经历对个人的从业资格不断提出挑战，反馈到写作方面就成了一种强化训练。
纸媒经验与网络生存的融通，让我大受裨益。经过高强度的文字工作磨练后，多数写作工作便成了一种本能反应，优点是写出来的文章质量比较靠谱，缺点是较难实现非常靠谱这个高标准。
高明勇：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有没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写作认识论和方法论？
韩浩月：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以“经历与情感”为底色，以“角度加认知”为切入点，以“逻辑性和价值判断”为准绳，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工具……上述几方面互相融合，依据不同体裁与题材各有倚重，找准表达核心和叙述节奏后，一蹴而就。
我所使用的方法，是在正式动笔前，有一个凝神思考的过程：在焦虑的包围圈下，创造一个宁静的、不受干扰的空间，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空间里，五官全开地感受空间氛围，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和阅读积累，与题目相关的素材便会纷至沓来，剩下的就是精准的描述与刻画，文章完成后冷却一段时间，再用理性去调整并规范。
高明勇：关于写作，我发现有一个现象，不一定主流，但比较独特，就是一些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写作者，反而文笔更“洗练”，文风更“瓷实”，你应该也可以属于这类写作者。也说明一下，也可能是我认识的这类作者比较多，毕竟还有一个概率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韩浩月：这其实是个传统，中国近现代文学有大成就者，太多未受过系统教育的写作者了，民国时期的鲁迅、陈寅恪、刘半农、梁漱溟、钱穆、沈从文、巴金，当代作家中流砥柱陈忠实、莫言、王蒙、残雪、冯骥才、史铁生、王朔……70后的这一代，出作家，也是评论员群体的主要构成，当中也不乏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他们多出身于乡野，但继承了前辈作家从乡土出发的文化精神，对立言立论有着某种执念，同时对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也有百折不挠的劲头。他们文笔“洗练”、文风“瓷实”的风格，是可以上溯寻找到文学源头的。另外，他们的内在还保存有诸多朴素的理念，仍然心怀敬畏，体现到文字表达方面，即对传统与经典有尊重、有继承，不吝于呈现真实人格，具有一定的反思能力……
高明勇：通过这种对比，你认为对教育体系内的写作教学，有哪些启发？
韩浩月：过去一直有人讲，“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这是一种现实，但不应成为必然。写作毕竟是一项创意工作，能有好的读书坏境与交流氛围，可以对写作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在良师有针对性的技巧培训下，可以让一名作家的养成少走不少弯路。
现在教育体系内写作教学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教育理念的束缚，如何释放学生的自由写作欲求，引导他们独立表达，成为对教育体制与学校教学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学生本身，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与社会实践，会使得写作失去足够的素材支撑。多创造机会去接触人间烟火，让自己变得敏感、再敏感一些，对过于平顺的生活进行人为干预，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与胸怀，发现当下世界无所不在的冲突，并仔细地去打量并思考它、转化它……
写作教学不是为了熄灭欲望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燃起欲望；写作者（学生）不是作为工具人存在的，每一次挣扎着跃出有形或无形的枷锁，都是诞生作品的机会。
高明勇：我看你总结的“高考作文十讲”，倒是有点惊喜，你还提到在中学时期，建议养成多读评论、多练习写评论的习惯。关于高考作文，我之前写过一篇论文《评论史上的高考作文》，里面谈到：在高考的特定场景，当题目确定、篇幅确定的情况下，“表达思维”尤为重要。这一点，与评论写作也大致相当。对于评论员来说，新闻议题确定，篇幅（不管是报刊，还是网络评论，都有大致的字数限定）也确定的情况下，谋篇布局也好，遣词造句也好，起承转合也好，都要有“有效思维”，即如何快速有效地通过文章把最想表达的意图传递/传播到受众。你在参加媒体举办的高考同题作文活动中屡获高分，是否与这种“表达思维”或“评论思维”有关？你如何理解“评论思维”？
韩浩月：我以媒体评论员身份写高考作文时，无论遇到什么题目，都会把它落实到“写自己”这个出发点上来。我不忌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借作文题目叙说自己的生活、幸福或烦恼、希望与失望。我永远在尝试用感性的方法，来稀释高考作文评论体“高大上”的命题浓度，我认为个人世界里发生的那些“地震”，是对这个世界的真实反馈。当宏大的外界与细小的个体碰撞时，这是一次相互且平等的投射。高考作文如果把握到上述几点，可以做到写得好看的同时又不跑题——没有阅卷老师会拒绝有血有肉的文章，很多时候，“有血有肉”就是最鲜明的观点和立场。
最近几年，我一直坚持多用散文的手法写评论。杂文式评论已经接近于消失，时评体的评论逐渐沦为老生常谈。唯有散文元素的注入，会给日渐逼仄的评论空间，注入一些鲜活的生机，这不是一种妥协，自然更不是投机，而是到了一个阶段时，评论这棵大树应该有另外一种生长方式。
高明勇：在写作者中，你的“故乡”情结算是比较鲜明的。你如何看待“故乡”在你创作谱系中的定位？素材？养分？还是一种内心激情的存储地？
韩浩月：故乡是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收留地。我接受所有有关故乡的评述，无论是好是坏，我认为那些评述都是客观的，成立的。对故乡的认知，在当下，成了一个非常个人化、隐秘的选择与判断。我是用“故乡情结”这一简单的刃，破了长时间对故乡心乱如麻的困境。很多时候，是游子内心的复杂，导致了与故乡关系的错位，回归赤子身份，更容易处理与故乡的关系。我写故乡，一方面因为找到了素材，另一方面是找到了我自己，后者更重要。写故乡时，内心是平静的，当然，这种平静也可以被视为是激情的另外一种面貌。
高明勇：我前段时间写了篇文章《寻找与故乡的“连接点”》，里面写道，春读“乡史”，宜读“学者之文”，如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研究中国，从“打捞乡村”开始；夏读“乡恋”，宜读“评论家之文”，如伍里川《河流与柴火》，柴火堆积成垛，乡愁逆流成河；秋读“乡亲”，宜读“作家之文”，如韩浩月《世间的陀螺》，为故乡的亲人立传；冬读“乡思”，宜读“思想家之文”，如陈平原《故乡潮州》，在洋铁岭下，风景的再现。尽管你也经常写评论，我理解你在写故乡的时候，更多是“作家”的角色，但如果你以“评论家”的角色写作故乡，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不知你有没思考过身份角色与写作的关系？
韩浩月：我以“作家”身份写故乡，是2019年《世间的陀螺》出版前后才开始的，迄今不过四年。在此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是以“评论家”的身份写故乡，自然言辞之间不乏批判——或者说是表达一份美好愿望，传递一份真诚建议。后来我意识到，以批判的口吻评价故乡，具有不公平的成分——以一线城市的标准，来期望县城或乡村达到某一文明程度，这是不现实的。同时还有一点，“评论家”写故乡的声音，大体仍然是城市居住者的议题，没法到达故乡的层面，对于推动故乡产生变化，起不到多大作用——故乡是一个庞大的存在，离开的人只是故乡的一个远去的“黑点”，能改变故乡的，只能依赖时代潮流推动。
毫无疑问，我认为所有对故乡持批判态度的写作者，是深爱那个地方的——痛与恨其实是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比起虚伪的、甜腻的歌颂，我更欣赏直言不讳的提醒。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批判“故乡”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有关故乡的议题，也几乎被讨论殆尽了，除了会在社交媒体上带来一些话题，在局部制造一些言语冲突外，故乡议题因为缺乏深度与建设性，而让更多参与的人感到身心俱疲。
但文学上的故乡是永恒的，作家笔下的故乡是多元的，让故乡回到文学层面后，固然会过滤掉一些矛盾与冲突，但也会拥有一些理解与通透。文学用比较柔软的方法，在游子与故乡之间重新建立关联，这种关联是永远阐述不尽的。
高明勇：你和绿茶的“村郊通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很期待，差不多每期都看，有一些读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感觉，亲密而温暖。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创意”？你们还都采用手写体，同样是写作，电脑敲字，和手工书写，你认为区别大吗？你是先手写，再输入电脑，还是先敲下来，再手写？
韩浩月：2021年末，我邀请绿茶兄作为嘉宾，出席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天津主办的《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读者见面会，我们一起开车去天津的路上，谈到了通信这一交流方式，觉得这会补充其他文体写作所没法涉及的细节，于是约定，从天津回来后，开始我们的通信。迄今为止“村郊通信”已经一年整了，往返共有60封信，在尤其艰难的2022年，写这些信，抒发了一些个人情绪，带来了不小的安慰。也很开心有一些朋友在读这些信，我想，信中传达的友情的温暖，也会让人在阅读中能有片刻的对现实困境的逃离。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手写，没有打字版，后来应网友的要求，把手写版用电脑敲出来，现在形成了打字版在前、书写版在后的固定格式。绿茶兄是先手写，后打字，我则相反，是先电脑写出来，后抄写。还有一个不同是，绿茶兄信末的日期，用的是农历，我的则是用新历。
高明勇：“六根”的几个写作者，正好都是我的朋友。同样都是写作，你们有同气相求的地方，也有较大的差异，作为公号的主理者，你怎么看你们之间的写作异同，或者相互鼓励，相互启发，相互刺激？
韩浩月：“六根”公号早期只推送李辉、叶匡政、绿茶、潘采夫、武云溥和我六个人的文章，从周一到周六，轮流推送，周日推送一篇大家的荐书合集。从八年前到现在，我一直担任的是催稿者的角色，不停地催促轮值作者交稿，这过程中，制造了不少段子，无形中，也让大家多了些写作的动力。
我们六个人在写作上各有侧重，李辉写传记文学，叶匡政写文化评论与诗，绿茶写文化人物与书评，潘采夫写随笔与球评，武云溥写非虚构，我写评论与散文，在写作领域有重叠的地方，也有小小的区别，重要地是，大家有共同语言与审美，彼此认同。六根的存在，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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