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生自认只关注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走向乡村建设

  关 键 的 问 题 是  ：  

现代儒学者不能仅限于书斋研究澄清礼乐规范，或用“游魂说”为自己的无力开脱，而应该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将自身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探索群众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和摸索新的政治主体及其持续再形成，提出思想纲领，寻求制度创新，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踏寻新路。

——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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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探索新政治的政治哲学

文丨王悦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农”危机、21世纪中共中央相继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无不引人持续关注中国的乡村问题。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三农”问题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革命史从未中断的中心问题之一。这确实很容易把人们的眼光引向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通过历史研究来为当代实践提供借鉴，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在民国时期，梁漱溟不仅是乡村建设的参与者，还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这导致艾恺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代表了“儒家现代化”的历史努力。根据这个逻辑，学术界基本认为，梁漱溟走向乡村建设，只是从对人生问题和文化哲学的集中思考转向对中国问题和社会实践的逐步探索，因此，他的乡村建设只是他的文化理论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也就是说，乡村建设时期的梁漱溟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者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这使得他区别于其他的现代新儒家，似乎显得更具有实践色彩；同时，这也为梁漱溟本人赢得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的称号。但是，同样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却断言：“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
这提示我们，有必要追问如下问题：为什么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只有梁漱溟一人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为什么同样是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根本不认同乡村建设运动？现代新儒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梁漱溟一生自认只关注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走向乡村建设？他从文化哲学走向乡村建设，其理论原则和思想信念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梁漱溟走向乡村建设的确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对于当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事业，这有什么启示？
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笔者逐渐发现，梁漱溟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代表了一种思潮，那就是村治学派。而这个群体和思潮的兴起、流变与走向，则受制于时代潮流的多方影响，也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塑造。因此，以梁漱溟为中心线索，勾勒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集中探讨这个群体的起源和流变及其历史意义，就成为本书的基本问题了。
……
本书的中心论旨是，梁漱溟通过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探索新政治的哲学，即现代儒家激进主义。
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儒家。作为儒家信徒，梁漱溟及村治学派同人秉持中华文化的道统理念，在现代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崩溃的困境中，企图重新开创一条儒家化的道路，为此，他们不断勾勒、描画和重建儒家历史的新谱系，这就是本书第一章要说明的新儒家乡治论传统。
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现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代人，梁漱溟尽管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意见相差甚多，以至于成为新时代的保守主义的中坚人物之一（还特别年轻），但实际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本质上并不是新文化，更不是现代性的敌对者，他们基本认可现代性的诸多原则，政治上是民主主义者，经济上是工业主义者，学术上也折服于科学技术的知识魔力。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仅仅在于想要说明一点，即夹杂于新文化和现代性的大旗之下的“西方因素”未必是那么好的东西，而中国儒家与新文化和现代性其实没有那么异质。越到后来，梁漱溟认识得越清楚，中国儒家的真精神不仅不会阻止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反而有助于救治现代性的诸多弊病。为此，梁漱溟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批判欧美民治主义道路和苏俄党治主义道路，浓墨重彩地论证中国的民族精神意味着什么及其当代启示，这也就是本书在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想要说明的问题。
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激进主义。所谓激进主义，是指平民化和社会化的政治道路，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代表了这样一种走向。因此，这里需要说明的关键问题是，梁漱溟为什么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他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希望达到何种目标。作为时代潮流，在梁漱溟之前，无论是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还是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抑或是村治学派的兴起，都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在20世纪20年代带动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关注农业、重视农民和走向农村（换句话说就是民国时代的“三农问题”）。作为个人选择，梁漱溟虽一以贯之地批判理智主义且寻求礼乐复兴运动，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体认和觉悟以及对最好的政治制度的探索和思考，都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和原则性的变化，这也是促使他日渐走向乡村建设的内在原因。本书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对此均有说明，而第五章、第九章、第十章则是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考察。
本书所论，均是在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坐标轴里来理解现代儒家激进主义。这种理解方式，乃建基于对历史起源的考察和思想流变的辨析。所谓历史起源的考察，不仅指村治学派念兹在兹重构出来的精神新谱系（新儒家乡治论传统），更指他们（尤其是梁漱溟）在时代大潮流中所受到的影响和刺激；所谓思想流变的辨析，不单指梁漱溟个人的思想的变化，更指时代大潮流中的思想流变及梁漱溟的独特的回应方式。在结论部分，本书对此有一个粗浅的说明。同样是在结论部分，本书提出一个在新的坐标轴里来理解现代儒家激进主义，即在现代儒家内部来考察和辨析激进主义走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所在，以资比较的对象包括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和以蒋庆为代表的政治儒学，但这不是本书的主旨，留待他日再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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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现代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

王悦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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