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钟的即兴演奏，还能称为古典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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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美一次失败的去殖民化尝试
作者:马光辉
音乐媒体工作者
北京时间4月4日，格莱美奖揭晓，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是新评选规则开始使用的第一年。1989年以来，美国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每年都会召集一批匿名的专业人士（学院声称，匿名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外界影响和粉丝攻击），由他们组成这个近年来臭名昭著的提名委员会，负责厘清各个学院成员提交的提名名单，从而确定61个奖项的最终提名，在格莱美共计84个奖项中，占比72.6%。
2021年4月，学院宣布取消提名委员会审议提名名单这一评选环节。单从此事件来看，其直接的导火索是歌手威肯（The Weeknd）对格莱美发出的实名抵制，宣称他不会允许自己的厂牌再次参与格莱美奖评选。威肯于2020年3月发行的唱片《黑潮时刻》（After Hours）在市场和评论界双丰收，却被格莱美完全忽视，一项提名都没拿到。在嘻哈、R&B占据绝对主流的北美乐坛，威肯和杰斯（Jay-Z）、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德雷克（Drake）、弗兰克·奥申（Frank Ocean）等人一样，既是备受赞誉的音乐人，同时也是黑人，他们被长期排除在格莱美的四大奖（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年度歌曲、年度新人）之外。
The Weeknd在推特回应《黑潮时刻》遭格莱美冷落
如果没有提名委员会的话，威肯或许可以在2021年的格莱美上大放异彩，而与他同时竞争的将会有拿下9项提名的碧昂斯（Beyoncé），最终她9提4中，格莱美总奖杯数达到28座，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女性艺人。2010年，碧昂斯凭借《单身女士》（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拿下年度歌曲奖，这也是她28座奖杯中唯一一座来自四大奖项的奖杯。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看今年的获奖名单，不免会有一些新发现。首先应声明，获奖人和获奖专辑都代表着流行音乐的顶尖制作水平。乔恩·巴蒂斯特（Jon Batiste）凭借《我们是》（WE ARE）中精湛的作曲和演奏技巧游走在爵士、灵魂、R&B的边缘，最终获得年度专辑。“火星哥”布鲁诺·马尔斯（Bruno Mars）和安德森·帕克（Anderson .Paak）组成的Silk Sonic拿下年度制作和年度歌曲，如组合的名字一样，《把门留着》（Leave the Door Open）这首实际很复杂的歌曲听感却很“丝滑”，是音乐制作技艺的最高体现。
Jon Batiste《WE ARE》
在拿下格莱美年度新人之前，奥利维亚·罗德里格（Olivia Rodrigo）在去年11月也曾获得Apple Music Awards的褒奖，而威肯则是在苹果的奖项中成功登顶，拿下年度艺人。在这些获奖人中，巴蒂斯特并未公开自己的种族身份，但他的黑皮肤显而易见。安德森·帕克出自非裔美国人和韩国人组成的家庭，罗德里格的父亲是菲律宾裔美国人。“火星哥”虽然肤色偏黑，但他不是黑人，几年前还曾因为专辑《24K Magic》中对黑人文化的致敬而惹出文化挪用的争议。
侮辱还是荣耀
也许获奖名单不甚意外，但提名却暗藏玄机。拿下年度专辑的巴蒂斯特获得11项提名，其中还包括最佳当代古典作曲，凭借其专辑中的单曲《11乐章》（MOVEMENT 11'）。
如果你从这首作品来入门古典音乐，日子久了，也许你会发现古典音乐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首2分钟出头的小品有着十分自发性的即兴演奏，带着些许紧张的节奏和阴暗的色调。但你绝对无法把它跟巴赫、贝多芬、瓦格纳乃至斯特拉文斯基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你无法认同《爱乐之城》中有着爵士梦的“高司令”一样，他演奏的温情小调跟爵士也没啥大关系。反而，《11乐章》更像爵士一点。
与这首小品同时被提名最佳当代古典作曲的，有美国作曲家卡洛琳·肖（Caroline Shaw）为人声、钢琴、管风琴和打击乐而作的五乐章作品《狭窄的海》（Narrow Sea），安迪·秋保（Andy Akiho）为打击乐四重奏作的《七柱》（Seven Pillars），2021年去世的荷兰作曲家路易斯·安德里森（Louis Andriessen）为爵士女高音和乐队写的声乐套曲《唯一》（The Only One），以及巴西音乐人父女赛尔乔和克拉丽斯·阿萨德（Sérgio & Clarice Assad）联合第三海岸打击乐团（Third Coast Percussion）创作的《原型》（Archetypes）。这些作品都呈现出当代古典音乐的某种面向：跨类型的、实验性的，同时，器乐演奏或重奏是其根基。在作品的体量上，它们也远超仅两分出头的《11乐章》。
相似地，在最佳器乐独奏提名中，也出现了另一个不那么“古典”的选择。小提琴家科蒂斯·斯图尔特（Curtis Stewart）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古典音乐家，他有着茱莉亚学院、林肯中心的背景，但他的专辑《能量》（Of Power）却又是一张游走在类型边缘的难以界定的作品。
格莱美提名公布之时，茧房效应十分严重的古典音乐界对此表示十分不满。伯克利音乐学院教授阿珀斯托斯·帕拉斯凯瓦斯（Apostolos Paraskevas）说：“我当然不会说古典比爵士好，我喜欢这两种类型，这两位音乐家的工作也都值得认可，但是我们无法比较橙子和苹果哪个更好。当代古典作曲提名的音乐家创作了出色的交响音乐和歌剧，巴蒂斯特的作品时长两分钟，是用爵士风格来演奏。如果他拿奖了，那就是打脸当代古典作曲家，告诉他们以后也应该写这种音乐。”
Curtis Stewart《Of Power》
巧合的是，巴蒂斯特与斯图尔特，这两位引起争议的提名者都是黑人。在几乎被白人男性垄断的西方古典音乐界，尤其是在作曲的领域，黑人鲜少会获得奖项的关注。他们二人虽未在古典音乐类的提名中获奖，但提名本身已经表明录音学院尝试向前跨出一步，两位也对获得古典类的提名颇感惊喜。
同为黑人的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副教授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并不这么认为。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中，他表示：“我们的种族清算难道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需要通过把这些作品‘提升’为古典音乐来把白人去中心化。也许格莱美希望我们扩大对古典音乐的认知，但这件事出现的时机漏了馅，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出对黑人的包容。”他认为，获提名的黑人应该是真正创作古典音乐的，被这种现状绑架的巴蒂斯特和斯图尔特毫无疑问是音乐天才，但提名这件事本身是对他们的“侮辱”。
谁可以定义古典音乐
新问题又出现了，什么是古典音乐，谁才可以定义古典音乐？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音乐是以欧洲音乐和俄罗斯音乐为核心的。进入到二十世纪后，不同音乐类型开始了对古典乐的影响和渗透，尤其是爵士。早在1966年的一个发布会上，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就已称爵士和古典之间的那堵墙“千疮百孔”，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顺着他的话回应道：“也许我们两个的区别是，你写交响化的爵士乐，而我写爵士交响曲。”
也许像伯恩斯坦这样站在古典音乐界顶端的人可以“大度”地进行这样的陈述，然而这个圈子中的大部分人——就像喜欢稳定性的中产阶级一样，是坚决维护古典音乐的“稳定性”和边界感的。在他们眼中，也许格什温都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作曲家”，而大约同时代受到爵士乐影响的拉威尔、肖斯塔科维奇则拥有完整的作为古典作曲家的合法性。
Leonard Bernstein
作曲家如此，演奏家也是这样。“维也纳三杰”钢琴家之一的弗里德里希·古尔达（Friedrich Gulda）并不偏爱古典或爵士，他在爵士圣地“鸟园”的演出就跟他的莫扎特奏鸣曲一样出色。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他是古典钢琴家。相反地，凯斯·杰瑞特（Keith Jarrett）和奇克·科瑞亚（Chick Corea）是经过传统古典训练的钢琴家，虽也时常演出古典作品，却以爵士钢琴家的身份为人熟知。
委内瑞拉钢琴家盖布里埃拉·蒙特罗（Gabriela Montero）尝试将两种身份在自己身上进行融合。通常在既定的演出曲目结束后，她会根据曲目的音乐主题进行现场即兴，并会邀请观众现场“点歌”，根据其旋律在钢琴上即兴创作。
那么，到底是爵士还是古典？也许对巴蒂斯特的作品来说，这个问题有点“超纲”，但斯图尔特的作品，很难去轻易地做出某种判断。
Gabriela Montero
世界音乐——一个过时的词汇
面对古典音乐界的质疑，斯图尔特表示很受伤：“来自不同文化的音乐家将自己的文化带入到古典音乐的世界中，这是很常见的。虽然有的被认可了，有的没被认可。”在专辑《能量》中，他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斯图尔特用古典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的流行金曲《她不可爱吗》（Isn't She Lovely）。显然，它没有被广泛认可。
但如果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某种音乐不是古典音乐，基于欧洲十七到二十世纪欧洲严肃音乐的才是古典音乐，那么这些音乐又是从哪来的？
巴赫著作等身，其作品今日被视为是古典音乐的绝对核心，是其最纯正的部分，例如彰显品味时大家不离口的“大无”、“小无”，分别是《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和《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除了用表示速度的慢板、行板、快板、急板来命名这些作品的乐章，巴赫还使用了一些有异域风情的名字，如西西里舞曲、阿列曼德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库朗特舞曲等。在没有“古典音乐”概念的当时，他擅自引用这些异域元素并不会遭到如今日清教徒式的审判。
巴赫
然而事情发展到肖邦的年代，民族色彩就渐渐涌现了。肖邦的音乐是古典音乐作品中钻石一般的存在，这是在今天也无争议的事实。但肖邦创作的体裁——玛祖卡、寻梦舞等，都源自波兰传统的民间舞蹈，但他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将这些民族色彩融入进古典音乐的核心，影响后世的创作，李斯特、德彪西都曾受启发创作玛祖卡。
然后是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巴托克这些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东欧作曲家，相较于同时代的瓦格纳和布鲁克纳，他们身上的异域情调更浓厚。原因并非来自作曲家本身，而是古典音乐一词的定义逐渐明晰，边界感越来越强，它作为一个词语吸收外部因素的空间就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形容这一批中东欧古典作曲家时，就少不了“民族乐派”、“东方旋律”等形容词。而位居古典音乐核心德奥的瓦格纳等人，则不用享受此番待遇。
获得2022年格莱美全球音乐专辑的Angelique Kidjo
音乐融合的脚步并不会因为词语含义的固定而停止。在“民乐”之外，古典音乐开始吸收爵士、摇滚、电子等各类型的养分。随着音乐类型在20世纪的逐渐确定和细分，到80年代，世界音乐（world music）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它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所有非沿用西方传统的音乐”。罕见地，某种音乐类型不是因为它是什么而被定义，而是因为它不是什么而被定义。世界音乐的指向，更多是非西方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非西方的流行音乐因多采用西方流行音乐的体裁和结构不归属此类。而这，不就是前面所述，一直在形塑古典音乐的那部分吗？就这样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殖民主义行将结束的时刻，非西方的音乐被西方冠以一个殖民化的术语——世界音乐。
它召唤起的，是欧洲乃至西方与全世界其余地区的二元对立。虽然同在一个世界，但西方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样的话语实践同时发生在网球界，以澳洲网球名宿罗德·拉沃尔（Rod Laver）之名，费德勒联合多个网球知名人士于2017年发起拉沃尔杯网球比赛，对阵双方分别为欧洲队和世界队。了解网球的读者或许知道，从“三巨头”到“三小巨头”，当今网坛实力最强的男子选手几乎全部来自欧洲，他们也是4届拉沃尔杯欧洲队的绝对主力。毫不意外地，面对“世界”，“欧洲”屡屡取得压倒性胜利。
世界音乐作为格莱美奖的一个类别存在了近30年，直到于2020年迫于压力更名为“全球音乐”（global music），录音学院给出的解释是：这一变化标志着对“世界音乐”这一术语所体现的殖民主义、民间和“非美国性”的内涵的抛弃，同时也是为了适应不同社区之间当下的聆听趋势和文化演变。再一次，“民间”被抛弃了。
Ali Farka Touré
曾经在“世界音乐”这个有些许异国情调的殖民术语下，格莱美奖项的设立极大促进了全球各地民间音乐、根源音乐的发展，阿利·法卡·图瑞（Ali Farka Touré）、Youssou N'Dour、安杰利克·琪帝欧（Angélique Kidjo）等音乐人有机会走出非洲，走向世界。抱着去殖民化初心的格莱美，在2022年的全球音乐提名名单中，纳入了两位来自尼日利亚的流行巨星Wizkid和Burna Boy，与他们同台竞技的，是安杰利克·琪帝欧。这种演变是否也在说明，某种精致的逐渐统一的流行审美正在对根源的和复杂的音乐文化进行“殖民”？虽然后者也许正是前者的根源。
以上这些，仅仅是第64届格莱美提名名单中“乐不对题”的某些举证。也许录音学院早已意识到，“音乐类型”作为词语的确定性早已跟不上各种音乐之间的融合趋势。那么，音乐类型重要吗？就像电影一样，电影类型重要吗？奥斯卡之于电影，也许就像格莱美之于音乐，奥斯卡并不会依照电影类型来颁发奖项。在市场影响力和去殖民化之间小心行船的格莱美，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它将船头对准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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