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志敏 || 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国王数学家”描述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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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 7 No. 2 Summer 2024

作者简介

白志敏，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法国拉罗谢尔大学语言文化教授，博士生导师，荣获法兰西教育骑士勋章，主要从事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史研究。汉学研究专著《十七、十八世纪法国人笔下的中国》（L’Image de l’Empire de Chine sous la plume des voyageurs français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2007年在法国L’Harmattan出版社出版。

摘要：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国王数学家”前往中国，李明（Louis Lecomte）是五位到达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并在1688年到达后受到康熙皇帝召见，中法两国间从此开启了近百年的早期文化交流。李明是十七世纪末最早深入中国各地考察、游历、传教，并对他所见所闻进行详尽分析描述的法国人。综观他笔下北京城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亲眼探索北京城的姿态审视异国都城里能够看到的一切，他的描写宛若一幅康熙年间北京城写实的画面。李明对北京古老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这为“启蒙时代”的法国读者传递了比较翔实的信息。由于“礼仪之争”的原因，他只好奉命回到法国解释有关中国传教的情况，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在中国期间给法国上层人士的十四封书信，取名为《中国近况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尽管李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回到法国后出版的十四封长信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而且他分析的内容不但全面详细，而且不少内容是对当时中国和法国的情况进行的文化和历史的对比。本文着重研究李明关于北京城特点的分析和描述，特别是他对中、法城市区别的对比。李明对北京城的观察和分析为当今学者的京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真实的史料。

关键词：国王数学家；康熙皇帝；耶稣会士；北京城；启蒙时代；《中国近况新志》

前  言

中法两国间初具规模的早期交往始于十七世纪末的康熙年间。1685年极欲向海外扩大影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五位命名为“国王数学家”的传教士前往中国。其中李明（Louis Lecomte），白晋（Joachim Bouvet），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刘应（Claude de Visdelou）五位传教士于1687年几经辗转，才终于抵达了中国宁波港口岸。经过在清廷任职的弗拉芒籍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在康熙帝面前的极力举荐，五位法国“国王数学家”才得以进入中国。可是南怀仁却在他们到达北京之前不幸病逝，他们只能从他隆重的葬礼上感受到康熙帝对这位先辈的重视。1688年初，五位“国王数学家”受到康熙皇帝的亲自召见，康熙帝希望把五位法国人都留在宫中，可是他们在路上就已经做了分工。最后，白晋和张诚决定留在宫廷为康熙帝效力，其他三人则选择去外地传教和考察。他们先在北京城里做了短暂的停留，然后各自选择省份去弘扬基督教。

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位“国王数学家”都是耶稣会传教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避免与葡萄牙出现有关“保教权”的纷争，同时又希望扩大法国在海外的影响，所以下令选派了这几位甘愿献身基督教，又精通数学的传教士前往中国，因此给他们命名为“国王数学家”。作为传教士，传播上帝的福音，以中国皇帝为突破口进而把中国归化到天主教当然是他们的第一使命，所以选择为康熙皇帝和宫廷效力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他们向康熙传授西学、为他治好了疟疾病、参与测绘大清地图、投身对俄边境外交谈判等，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康熙皇帝能信天主教。他们同时也是知识丰富的法国学者，路易十四授予他们“国王数学家”的称号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中国开展科学考察工作、为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的外交沟通和巴黎科学院效力也同样是他们此行的目的。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在谈到选派耶稣会士去中国时，就明确表明过科学考察是这几位“国王数学家”的重要使命：

国王陛下热心科学，竭尽全力从外国获得科学知识，他下令选择一些懂数学的传教士前去进行必要的考察，以便修正海图和地图，这些传教士尤其应该学懂中国人的主要工艺和科学，搜集足够的书籍充实我们的图书馆，培养翻译人员……

1685年五位“国王数学家”正是带着法国巴黎科学院事先已经拟定好的需要进行考察的三十四个问题清单出发的，其中的第十四和第十五个问题就明确了关于中国城市的情况调查，分别为：中国主要城市如北京、南京、广州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情况；房子的结构形状、家具、花园、果树、街道、喷泉、花坛、街道地面的铺砖，寺庙、神像和雕塑的形状和大小。

因此，五位法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弘扬基督教，更重要的是肩负着巴黎科学院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另外，这五位“国王数学家”还起到了沟通两国外交的“桥梁”作用。一方面，他们把在中国的见闻和亲身经历通过书信的方式汇报给法国国王及其他重要人物，在介绍中国的同时也描绘出他们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又用自己的学识让康熙及宫廷大臣初步了解了外部世界，进而引起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也正是因为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才很快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和任用，这为他们进行日后的传教活动创造了一定的机会。总之，随着这五位法国“国王数学家”的到来，中法两国间早期文化交流的序幕也从此拉开。

一、 “国王数学家”李明的《中国近况新志》

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之时，正值欧洲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变得日趋激烈，再加上澳门的葡萄牙人又极力阻挠在华的法国传教士得到来自欧洲的资助，于是远离京城三位传教士很快就陷入了困境。1692年底李明只好奉命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向教皇上报法国在华传教士受到澳门葡萄牙教区阻挠而无法得到经费等情况。1693年回到法国后，李明一方面前往罗马向教廷作详尽的报告，另一方面把自己在中国居住五年期间写给国内上层人士的十四封书信汇集成一部游记，上下两卷，取名为《中国近况新志》（Les Nouveaux Mémoires de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并于1696年在巴黎公开出版发行。

李明是法国最早全面介绍中国的法国“国王数学家”。他对中国的介绍与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相比内容更全面也更丰富，并且他书中的不少关于中国的内容对欧洲读者来说还闻所未闻。在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游记类文学正是很受欢迎的读物。李明的这部介绍中国的作品采用了十七世纪非常流行的书信体写作风格，作者不但语言表达流畅，而且对事物的描述具体形象，非常迎合当时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欧洲读者的口味。全书共两卷，由十四封长信组成，每封信又自成章节，分别介绍中国一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收信人不但有公爵、大主教，还有国王忏悔师拉雪兹神父等，他们无一不是法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大人物。实际上，每一封长信都是耶稣会士李明的一份工作汇报，寄信的目的一方面是汇报在中国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表明他们在中国的成果以得到国内大人物的资助。

这十四封长信先后叙述了作者和同伴们从法国出发到达中国的一路见闻，在北京如何被康熙皇上亲自召见，中国城市的风格及建筑特点介绍，中国的气候，地理及物产情况，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中国的古老历史，语言和书籍等，其中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宗教情况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可谓是作者书中重点介绍的内容。不少章节里作者还加入了自己的分析和评论。

耶稣会士作为“礼仪之争”的一方，李明出版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当然有让法国名人学者了解这个东方古老国家的愿望，进而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而利用出书的方式驳斥其他教派的攻击，阐明耶稣会在中国传教问题上的观点，争取说服教廷并取得更多的欧洲民众的支持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这部书出版后受到其他教派的攻击，然而这部全面介绍中国知识的总汇一经问世就在短短几年间被译成了多种欧洲文字，分别在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出版。1700年“礼仪之争”在法国日趋激烈，巴黎索邦大学以书内部分章节的内容有悖于基督教教义为由查禁了此书。然而有趣的是此举反而使这部书身价倍增，竟在短期内又两次再版发行。

从历史角度看，李明的《中国近况新志》的最大的功绩是研究并全面介绍中国，无论是其悠久的历史，完备的政治，丰富的物产，辽阔的疆域，以及众多的人口等方面都对“启蒙时代”的法国及欧洲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进而为东西方早期的文化交流传递了充足的信息，不过也由此引发了两种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碰撞。另外，这部《中国近况新志》里有关中国的介绍还为法国和欧洲人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世界和审视自己的机会。正如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艾田蒲（René Étiemble）先生评价此书时写道：“在整个欧洲正处于‘中国热’时期，能够引领哲学运动的书就可谓是《中国近况新志》了，这部书的出版不但引发出一场神学的冲突，还使得法国和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

二、 李明对中国城市的考察和思考——以北京城为例

前面我们提到国王路易十四和巴黎科学院派遣到中国的“国王数学家”是带着三十四个问题的科学考察清单来到中国的，地理测绘和对主要城市的考察就在问题清单里，因此其中三位“国王数学家”选择到外省考察正是为了完成他们的科学和传教的任务。据巴黎天文台保存的档案材料显示，这几位法国人先后考察了十二个城市并写下书面汇报，其中有北京、南京、宁波、西安、南昌、潮州、银川等城市。北京的介绍是他们写的最多的，关于南京的介绍也很详细，是另一位“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在1689年陪同康熙帝视察南京并做天文星象考察时记录下的。尽管传教士提供了很多翔实的内容，遗憾的是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关于城市的材料得以出版面世。

李明在给Furstemberg大主教的一封长信中详细记述了他对于北京城的见闻感受。这封信主要是向大主教介绍中国主要城市的特点，人口状况以及城市建设等情况。北京作为清朝的大都自然是作者介绍的重点，而且篇幅远远超过介绍其他的城市。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李明在来中国之前不但读过马可·波罗笔下的元大都，而且对明末时期第一位定居北京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作品也不陌生。李明正是带着这些阅读的记忆前来探索和考察他面前的这个异国之都的。

作者首先极力强调自己笔下的内容是真实客观的。李明反复说明自己“在中国生活不到五年的时间却游历了两千多里，并且有机会游览过中国很多省份，所以提供的信息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又比如，为了证明他所介绍的北京城墙长度的准确性，作者强调说“这些数据是极其可靠的，因为几位传教士是奉了康熙帝的旨意去亲自用绳子测量的”。

到中国的五位“国王数学家”几乎都描写过北京城，而且他们的笔下有关京城的内容还有很多共同之处：北京城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城内的皇宫宏伟壮观，气势非凡；外城被称作“汉人城”，人多拥挤，非常杂乱。几位观察家的目光大多聚焦在宏伟的皇宫和金碧辉煌的帝王宝座上。李明也在游记中介绍了北京城的这些内容，但是他看问题的视角及感兴趣的问题与其他几位传教士有所不同。其一，在他的笔下，北京作为异国之都始终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的。“我”与“他者”的多方面比较是李明描写北京城的重要特色。尽管他很欣赏北京城，然而透过他的比较我们却经常能够领略到他引以为豪的法国巴黎，读到他把两个大都市在不同方面进行对比的片段，特别是关于两者在城市规模，建筑风格，城内人口，商业特点等内容的对比。其二，他对北京城的描写涉及的方面更广，所以他的观察就不仅仅是停留在气势雄伟的皇宫上，古都北京的历史变迁及人文风貌才是他思考和介绍的重点。他不但以十七世纪法国人的眼光欣赏中国皇城的壮观，而且还能比较详细地解释明朝迁都原因：

北京是中国现在的国都，就是北方宫廷的意思，这样说是为了把它与另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南京，暨南方宫廷相区别。这是以前皇帝居住的城市，那里被认为是最美，最方便的地方，而且城市的地理位置也是最好的；可是由于那些北方鞑靼好战民族不停地骚扰，所以皇帝为了用身边的大部队与之对抗，才不得不把京城迁到了北方。于是选择了位于北纬40度的大平原上的北京作为京城，这里离长城不远。东边临海，南方的省份可以通过大运河负责给它供给。

毋庸置疑，北京城规模之大让初到京城的每一位外国人感到惊讶，李明自然也不例外。据这位“国王数学家”估算，“巴黎的面积至多才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为了让读者了解北京城规模到底有多大，他又补充道：

它（北京）的马路奇宽无比，皇帝的宫殿也极其庞大，皇城中甚至还有能给二十万人提供粮食的米库，另外还有相当大的一片地方是用作科举考试的小房子，若把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会让这座皇城的规模无比壮观。

其实从这段描写使用的一连串修饰性的词语就足以看出李明的惊讶程度了。作者在介绍皇宫建筑群时，语气中的确充满了赞叹，他认为“在这座大城市所有的建筑中，最让人欣赏的就是皇宫”。气势非凡的九宫大院，红墙黄顶的宫殿群在他眼中“绝对配得上一位了不起的国君”。他还提到他们五位“国王数学家”就是在这气派的皇宫大殿里受到了康熙帝的召见并从此得到重用的，他为能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而深感自豪。

李明最欣赏的是京城皇宫的宏伟气势，他甚至不惜笔墨，描写大殿里金碧辉煌的皇上宝座，不过他仍然认为中国的宫殿在建筑和装饰方面有些让他这位欧洲人觉得不尽合理或难以接受的地方，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评论：

宫殿与宫殿之间没有长廊衔接，装饰品摆设得缺乏规律，另外很难看到像我们的王宫里的那种舒适和方便。总之，对于懂得建筑艺术的欧洲人看来有点儿不太协调……

与雄伟的皇宫相匹配的城门和城墙，同样也是李明最欣赏的地方。不过看惯了巴黎骑着高头大马的国王雕塑和装饰头像的他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却没有见到风格相同的装饰，他于是又写道：

北京的城门就像这个国家其它的公共建筑物一样，既没有装饰也没有头像，更没有浮雕等修饰。不过它的美感就在于它特别高，从远处看的确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门……若是从建筑物的精致和秀美来比较的话，巴黎的城门绝对是最漂亮的。可是当你来到北京时，应该承认，尽管这里那些高大建筑的装饰无法与我们法国的相媲美，但的确气势非凡，宏伟壮观。北京城的城墙与它宏大城门非常匹配。城墙不但很高，甚至高过了里面的宫殿建筑，而且还非常宽，宽阔的城墙上甚至可以有卫兵骑马在上面行走。

李明的目光并不只是停留在气势宏大的建筑物上，他在欣赏这一切的同时，甚至很留意观察京城的守军以及他们的装备，不过他很惊讶地发现“守城士兵手中的武器只有刀剑”，他并没有看到欧洲人已经使用的火炮等武器。

李明眼中的宫殿群宏伟壮观，气势非凡，不过作者只是勾画出了一个高大封闭的城墙内的笼统的外观，却看不到皇宫里面的生活。他只是听说皇上妻妾成群，可是他却“从未见到过她们”，这不免让读者产生一种皇宫高墙无法穿透的神秘感。身为传教士，他自然对京城内的庙宇感兴趣。他发现在宫墙外就有皇家的喇嘛庙。不过，身为耶稣会士，为避免惹出事端，他没敢前往，可是笔下的记述里却充满了厌恶：“喇嘛就是满人的教士，是所有和尚里最最迷信的一类。”

如前所述，作为耶稣会士的李明是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被派到中国的。弘扬上帝是他的使命，为法兰西科学院从事观察研究也同样是他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写的每一封信都是在回答巴黎科学院的问题，所以他对北京城的观察就不仅仅停留在普通的景物上，学者身份本身就促使他深入观察并思考中国的问题，对新事物追根溯源。从他所感兴趣和记述的内容中，就能明显看出他身上学者兼传教士的特点，北京观象台的描绘就是其中的一例。

Jean-Baptiste du Halde，La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1735.

身为“国王数学家”的李明对清朝的教育和官考自然很好奇，他也需要回答巴黎科学院的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他发现紫禁城里“有很大一片地方，里面全是小格子间，或是小房子，是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考场”，他由此对中国的科举考试不但非常感兴趣，还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不同级别的考试，特别强调科举制是中国历代王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他甚至写道：“中国的制度是不卖官，而是把官位给勤奋学习有才能的人”。关于中国科举考试的介绍对大思想家伏尔泰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在他的论著中有所体现。尽管李明对科举考试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可是如果说利玛窦比较早地介绍过南昌的科举考试，李明就是继利玛窦之后第一位详细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法国人。

在李明观察中，“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其了不起的方面是城内面积大，城门也高大，城墙壮观，宫殿宏伟，皇家卫队也是全国最强的，人口也是最多的，可是其它方面就很一般了”。

那么，他所说的“一般”指的是那些方面呢？其实，他对北京城的另一部分的态度显就得有点不屑一顾。到达北京城不久，李明就了解到清兵入关后，北京城在人口居住结构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座完全方形的城市从前的周长有四大里地，可是自从满人入城以来就强迫汉人搬到城墙以外，于是很快汉人就在那儿建了一个长方形的新城，这与原来的京城连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因此北京就由两个城组成：一个只有满人可以居住的叫“满人城”，另一个叫“汉人城”，和前一个一样大，不过人口非常稠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初到北京城的五位法国人没有一个不为北京城稠密的人口而感到震惊的，另一位“国王数学家”洪若翰（Fontaney）曾写道：“北京街上的人真是多极了，尽管道路很宽，还是拥挤不堪，我们实在难以行走。”

李明在描述中还加入了这样一句比喻，他说：“我们法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与这儿相比简直就是荒漠。”他甚至估计说“北京的人口大约有二百万”。毫无疑问，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与巴黎相比的确是很多的，传教士们的这些印象并非毫无根据，不过多到“难以行走”的地步也难免有点夸张。

北京城内人口稠密的现象让李明既惊讶又好奇，他利用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对京城进行了追踪观察与思考，然后做出了更为明确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只摘取几个有代表性的片段来看他是如何观察和分析京城人口稠密的原因的：

第一，每天都有很多北京城以外的农民扛着大量日常生活用品进京。由于城内没有河流，所以货物的运输就是的路上增加了许多的车辆，独轮车，骆驼和其他用于运货的牲畜。于是每天早上打开城门和晚上关闭城门的时候，总有很多进城或出城的外地人出来进去，而且过往的行人总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通过。然而不能把这些街上的过往行人算作北京城内的居民。

第二，大多数的中国工人是在私人作坊工作。比如，当你想去做一件衣服时，裁缝一早就上门来工作，然后晚上才回家；其他行业的工人也是如此工作。他们不停地在城内走街串巷找活干，甚至连铁匠为了有活干都得扛着自己的工具和铁匠炉子：这一切就必然会使城内人口增多。

第三，在北京城内所有的人，甚至连生活条件一般的人出门的时候也骑马或坐轿，而且后面还跟着一群仆人。这种情况若是出现在巴黎，如果所有的军官，绅士，律师，医生和富人们总是带着一群随从出门的话，那么所有的街道一定会异常拥挤。

第四，在北京城里，一个大官儿出门的时候总有他的一行人马陪同，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朝廷的官员和王子们出行时还有大队骑兵保驾。由于这些人几乎每天都得去朝廷上朝，他们的大队人马足以让全城交通堵塞。

从李明上述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北京城内的人文观察是相当仔细的，而且他的分析和判断也确实不乏道理。北京城内人口之多，再加上街头巷尾嘈杂拥挤的人群以及沿街叫卖，还有卖艺杂耍的景象，让他对此很不习惯，有时他甚至觉得很“可怕”，他写道：“几乎在所有的很宽的马路上也经常有拥堵的现象，除了行人外，还有各种马匹，骡子，骆驼，手推车，轿子，甚至一百个或二百个人聚在一起听说唱的讲故事，就好像全省的人都涌入北京来参加什么特别的表演似的。”

十八世纪北京的街道。水彩画，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图片画册部

李明身上学者的特点使他不但很重视观察，进而思考和比较问题，在谈及北京人口多和住房拥挤时，也时刻不忘把巴黎的情况与北京做对比。透过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的确可以看出两个国家住房习惯的具体差别。他说在北京没有看到像巴黎一样的高楼，并由此推断出北京城人口多所以住房必然很拥挤的结论：

中国的住房一般只有一层，而在我们（巴黎）这里却层层重叠，至少有四层，所以可以看出北京的住房不但不会比巴黎多，而且只能比巴黎少……中国的人家住房也很挤，一般我们能住十个人的房子他们却有二十多个人住。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康熙皇帝也曾发表过见解。早在这几位法国人1688年初到北京时，他们曾经献给康熙帝一幅表现巴黎市貌的铜版画，皇帝看后评价过这样的话：

欧洲的国家大概是又小又穷吧，因此才没有更多的土地来扩展城市规模，只能朝空中建造房子。

在论及中国的住房只有平房而没有多层楼房的原因时，李明认为这“并不是中国人不喜欢讲排场和花哨，而是这个国家的传统习俗等原因造成的，因为出人头地对个人是很危险的事”。他用自己在京城了解到的一个见闻来解释问题的缘由：

我在京城的时候，一个我觉得可能是皇子的大官给自己建了一处比别人家又高又豪华的住宅，于是就有人告他有罪，甚至还把他告到了皇上那儿。就在审理他的案子时，这个大官自己觉得事情不妙，于是让人在圣旨传到之前就把房子给拆掉了。

熟悉欧洲历史的李明对如此“严厉”的治国之道其实并不陌生，他还认为其他强大的帝国在创建伊始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他甚至把中国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并认为“如果罗马人能保持这样做的话，他们可能至今仍会像中国一样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帝国”。

出于对异国风情的好奇，他极力捕捉着这个城市的亮点和特别的地方。因此，透过他对街景的描述，我们也能看到与法国巴黎的异同。城内闹市区街道两旁林立的店铺以及繁华的商业气氛相当吸引他的目光。十七世纪末的巴黎和欧洲其他的大都市一样，宫廷和上层社会极其热衷于“中国风”，一切瓷器和漆器等中国商品“热”方兴未艾。李明不但被眼前瓷器店、丝绸店、漆器店里陈列的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所吸引，觉得眼界大开，还由衷地欣赏每一块立在商家店铺前的招牌，于是他的描述中就不乏赞美之词：

中国人很会美化自己的店铺：每个商人在自家店铺门前摆一个台柱，上面有一个涂着彩色油漆并烫着金字的招牌，牌子上用大字写着经营的货物。这些招牌的立柱整齐地摆在商店两旁，构成很特别的一条长长的柱廊……好像人们想把整条街道装扮成一家剧院似的。

透过这几笔描绘就可以看得出，京城店铺招牌与同时期巴黎挂在店铺上方的大小不一、随风飘荡的铁质字号相比，在作者眼中不但显得漂亮而且还很有特色，李明甚至说这些商家的招牌真不失为京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商业街上烫着金字的招牌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看得目不暇接，他也真的非常欣赏这种异国情调的美。然而他又觉得这种美却与临街店铺的建筑风格显得有些不协调。于是他补充了一句：“所有临街的商店不但房子低矮，而且建筑质量也很糟糕。”

李明不止一次地提到北京的道路很宽阔，这正是他眼中北京与巴黎不同的地方。不过他认为北京街道的路面很糟糕，因为不像巴黎的街道，没有用砖石铺设。从他对街道建设的观察和描述以及与巴黎街巷马路的对比，我们就能很清晰地看到，他正是按照巴黎科学院给的中国问题清单在回答第十五个问题。

他观察到每当刮风下雨的时候，黄土路面不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阴雨天时更是泥泞而大煞风景，经常给行人带来诸多不便，长此以往却没有改善，他又一再表示对此难以理解，于是他继续评论道：

中国在其他方面治理得非常好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里冬天和夏天对出门的人来说都一样很不方便，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出门的时候不得不骑马或坐轿子。泥泞会弄脏丝绸的靴子，尘土也同样会渗入布料，特别是绸子。飞驰而过的马队扬起的尘土不但经常让城市裹在厚厚的尘雾里，还飘进住家的房子里，甚至连门窗关得再严也阻挡不住。人们只好想办法把桌子和家具蒙起来。为了干净和健康的原因，有时人们还往街道上不停地洒水来减轻尘土带来的不便。

尽管李明感叹北京城内的人口稠密，街头巷尾的嘈杂忙乱，甚至有时街道上尘土飞扬，但是他对北京的治安情况却赞美有加。他在整部游记中不止一次地夸赞中国各地的社会治安如何如何好，他在中国生活很有安全感。在北京停留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考察京城里的治安情况，他对人口如此众多的北京城的治安始终赞不绝口，因此他笔下的中国总体上是国泰民安的景象。

三、 关于中国城市的介绍在法国产生的影响

“礼仪之争”迫使李明回到法国后，他再也没能如愿返回中国继续他的中国考察工作和传教事业。尽管如此，他撰写的《中国近况新志》为后来的读者，特别是为启蒙时代的读者不但提供了了解中国的重要的信息来源，还对“启蒙时代”的法国及欧洲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此书不但仍然再版发行，而且还早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北京历史的重要史料。李明对北京城的描写，不但让法国读者领略到东方都市的异国情调，而且还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这个东方古都的向往：曾担任《耶稣会士书简集》主编的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在1735年构筑那部被称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华帝国全志》时，不但大量引用了李明书中的内容，并且有关北京城的内容相当一部分是出自李明之笔。这个时期启蒙时代思想家们更是这部游记作品的重要读者，我们这里仅从大文豪伏尔泰发表的关于对中国城市的印象就足以看出他是传教士们发表的作品的忠实读者。对于北京城等中国城市的印象，他写道：

中国城市之大不足为奇，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周长将近是我们六个大区，住着将近三百万人口；如果说以前的首都南京以前的人口更多的话，就连景德镇这个制造瓷器的小城市的人口也将近是一百万。

十八世纪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的影响仍然在继续，甚至在该书出版一百年后，法国的外交家小德经先生（Chrétien-Louis de Guignes）还利用1794年到北京为荷兰大使当翻译的机会，亲自丈量并核实早在一百年前，李明在《中国近况新志》中描绘的北京街道的宽度和城墙的高度。我们从下面他核实了准确数据后叙述的内容就不难看出，李明的作品在出版一百年后对这位地理学家的影响仍然很大。德经先生这样写道：

据好几个传教士说，北京城的马路有十二英尺宽；英国人也给出了这个宽度。还有一些传教士还说北京的马路比巴黎图尔侬的马路略微宽一点：因为北京的马路大致有七十到八十英尺宽。然而我们从白晋神父的游记中看到北京的街道只有四十五英尺宽：所以这个宽度与其他传教士给出的宽度差距太大；不过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即并非所有的街道都一样宽。李明神父写过“满人城”的马路，也就是我们走过的那条，差不多有一百英尺宽，而且有的地方甚至有一百二十英尺宽。我认为我们进“汉人城”时经过的那条路大概有七十至八十英尺宽，而“满人城”的马路还要更宽一些。通常，城市的主要街道都很宽；而与之交错的马路则显得略窄一些，并且这些路口晚上还按中国的习惯用路障给封上。

“国王数学家”李明是十七世纪末最早深入中国腹地游历、传教，并对他所见所闻进行详尽分析描述的法国人。纵观他笔下的北京城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亲眼探索北京城的姿态审视异国都城里能够看到的一切，他的描写宛若一幅康熙年间北京城写实的画面。尽管由于“礼仪之争”的原因，李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他出版的十四封长信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我们仅仅以他对北京城的描述与其他同伴相比，他介绍和分析的内容不但全面，而且详细，不少地方对当时的中国和法国的情况还进行了文化对比。李明对北京古老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这为“启蒙时代”感兴趣中国的法国读者传递了比较翔实准确的信息。当然，由于中法两国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他对中国的理解和分析难免存在某些偏颇。尽管如此，李明对清朝期间北京城的描述和分析总体上还是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结  语

中国的“礼仪之争”迫使李明回到法国解释中国耶稣会的传教情况，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能如愿返回中国继续他的中国考察工作和传教事业。尽管如此，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国王数学家”在中国的使命，他汇聚的十四封工作汇报得以在1696年在巴黎出版，并引起宗教界以及上层社会的很大轰动。1700年这部著作遭到了索邦大学神学院的指责和封禁。尽管如此，这本书却更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欧洲仍然一再出版。综上所述，李明笔下描述的北京城并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其中的观察、思考和分析仿佛是来自一位目光敏锐的社会观察家，这也可以说是他传教士兼学者的双重身份的结果吧。对异国形象“他者”的描写就如一面镜子能够反射出笔者自身的影子，正是在观察和描述“他者”之时，“他者”的形象也就传递出“我”自身的某些形象。因此在“国王数学家”李明的笔下，我们不仅可以再现北京城十七世纪末的市容市貌，还可以领略到同时期的巴黎的城市风貌。李明对异国之都北京城的描绘不但有赞美有加的地方，也有不屑一顾的地方。他在众多方面把巴黎与北京两个大都市进行比较，但最终还是归结为“巴黎若不是最大的城市，那也应该是最美的。这句话本身就在向法国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外不如内，从而得出“他者”不如“我”的结论。尽管如此，十七世纪末开始法国“国王数学家”到达中国，从客观上开启并促进了中法两国早期的文化交流，不仅是西学东渐，而且同时也东学西传，他们是一批精明强干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所以，在我们探讨十七世纪外国人笔下的中国的文化传播以及对法国的影响的时候，不该忘记在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史上，有过一位向法国乃至欧洲“启蒙时代”全面介绍国都北京的法国“国王数学家”李明（Louis Lecomte）所做的贡献。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4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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