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路（下）：大国重器始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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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9085字，阅读约15分钟
《城市秘密》特邀作者：谷勇华、邹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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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劳动节，“城秘”推出了劳动路的前尘往事。恍惚间我似乎又回到了渐行渐远的童年时光。小的时候，我住在闹市口直街1号，算是劳动路、涌金路和定安路的岔路口，和劳动路属纵横向。我们家是民国时期两层楼的旧式木结构街面房，从我出生到我家被拆迁，那一带变成西湖大道，我都住在那里，那里承载着我最初的记忆。
▲旧时闹市口直街街景 摄影@章胜贤
从我家往东走，就是定安路，那里有一个我在夏天一定光顾的定安路游泳池，不过必须穿过一个露天的农贸集市，虽然原始，确实方便；再往左拐就是营门口了，小时候，营门口已经很热闹了，什么都买得到；再过去就是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了；再走出去，小孩都不敢单独行动，那里是当时杭州最热闹的延安路解放路，那地方必须大人陪同。
营门口杂货店原先是我爷爷的，公私合营后爷爷成了一名普通店员，60岁就被敲锣打鼓地坐着拖拉机光荣退休了。爷爷腿脚不方便，退休后的生活一直由我陪伴。从小我就跟着爷爷在西湖边钓鱼钓虾。钓虾必有收获，钓鱼就难了，爷爷用的都是虾钩，鱼饵是我负责的蚯蚓，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有一次居然钓上来一条河鳗，纯野生的，想想这西湖的河鳗也真够傻的。每次随爷爷去钓鱼钓虾，我总是会想起当时很流行的相声《钓鱼》，天津大师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
相比涌金路定安路营门口，劳动路多少透着一点神秘。幼年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现在想来，主要是劳动路的中段有个军区招待所，门口解放军站岗，进进出出的都是部队的人，到军区招待所洗个澡也很麻烦。小时候的我们，心态和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差不多，对部队有一种盲目崇拜，所以对劳动路南山路的军产羡慕得不行，如果想法溜进了军区招待所，几乎和谍战片《三进山城》的心情一样兴奋。
劳动路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劳动路菜场，那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菜，偶尔会有冰鲜的鸡壳，因为不需要票证（那时候计划经济，是有禽蛋票的）一到就排起了长队，一抢而光。鸡壳怎么烧才好吃是有技术含量的，这方面我妈是巧手，加点姜红烧，味道甚至超过了红烧鸡块。长大后，我在餐馆吃红烧鸡块，反而觉得差点什么,差的那一点，是妈妈的味道么？
在“城秘”的讲述中，有一点是漏掉的。劳动路口有个杭州豆制品厂，当时是杭州唯一的豆制品厂，前面有个门店，很早就卖各种各样的现在叫“鸿光”的豆制品。劳动路菜场进去的巷子里就是豆制品厂的车间，里面永远是湿漉漉脏兮兮的。但小孩的快乐角度和大人永远不一样，因为豆制品厂一到夏天就开始制造冰和冰棍，白糖的和赤豆的冰棍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吸引人，哪怕偷偷溜进豆制品厂感受一下冷气也是好的。不过这个厂有个大烟囱，夏天严重影响了我们乘凉的环境，后来就搬掉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各种招商引资，各种外商参观交流。据说杭州出现了两件震惊全国的商业泄密事件。一件是关于扇子的核心机密，还有一件是当时的豆制品厂厂长缺乏保密意识，向日本代表团主动泄露了内酯豆腐的秘方，结果被日本商人轻而易举地研发出来了。
很久以后，我问一位长驻日本的朋友，日本超市有卖类似中国豆腐的吗？他说日本的超市卖两种豆腐，中国豆腐很便宜，还有一种经过技术改良的日本豆腐，价格几乎是中国豆腐的十倍……自此后，我们才对商业间谍开始高度重视，才明白商业机密是目前谍战领域的重中之重，比如可口可乐，我们只能罐装浓缩液，永远不知道它的配方，这个配方，也许按万亿估值。
劳动路除了路口的豆制品厂，路的中端还有一个印刷厂，有一段时间几乎被列为保密单位，但保密级别不高，检测的一个标准是我们孩子能混进去。由于当时的印刷厂还是铅字印刷，大量废弃的活体铅字会堆放在垃圾堆，于是我们一帮孩子常常混进去一口袋一口袋地偷出来，拿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直到有一天被抓，让家长领回去了事。
▲孩子们偷拿废弃铅字场景示意图 制图 ©️城市秘密 青征鱼
那个印刷厂也有高光时刻的，有一次甚至超过了军区招待所。那一年（1977年）《毛选》五卷问世了，整条劳动路挂满了大红横幅，就像国庆一样，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敲锣打鼓（过去敲锣打鼓的机会还是蛮多的）上街游行，《毛选》五卷上面铺着红绸缎和大红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盛况上一次的发生是粉碎“四人帮”。
劳动路上有我很多熟悉的人，比如我的一个远方舅舅，他的妻子是我爸爸介绍的，也是我爸一个厂的。他家住在劳动路的一座四层楼的洋房里，其实也是简易洋房，一层楼共享一个厕所，不分男女，厕所与淋浴间共享，旁边是几个自来水龙头。现在看来是很简陋，但对于我们上厕所要跑两个弄堂，没有自来水只有井水，洗澡就在门口露天的，他们已经算是高级生活了，毕竟刮风下雨不用愁。
▲旧时闹市口直街、涌金新村的石库门洋房 摄影@章胜贤
关于劳动路，我印象中的劳动路还没有碑林，那是后来才有的，也没有孔庙，现在的娃哈哈小学那时也叫劳动路小学。每年的汛期，劳动路可能下水管道的年久失修，一遇豪雨，都会被淹，路上行人苦不堪言。有一年一直下大雨，人行道都被淹了，我家的井都可以不用吊捅捞水了。于是百年难遇的情况出现了，有人坐着脚盆划着出行，其他人纷纷跟着效仿……这种盛况以后就不会再有喽！
▲劳动路水淹场景示意图 制图 ©️城市秘密 青征鱼
如今的劳动路，已经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劳动路菜场是没了，不过路边的法国梧桐还在，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树的皱纹也没什么变化，只是，我们的皱纹早已经爬上了额头。我似乎还是站在闹市口直街一号，看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下棋的胖老头、卖棒冰的老太太、炒糖炒栗子的小贩、拎着菜篮子的马大嫂们、背着沉重书包上学的孩子们……
劳动路上除军民两大单位以外，在路的西南面，一处不起眼的大门红砖柱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 杭州美术工作团 ” 。从大门口进去，一条尘土扑扑的砂石小路，弯弯曲曲通往深处的孔庙。唯一的“大成殿”紧闭，土墙颓然，松柏森森，碑刻石雕倾圮于蒿莱枳棘之中。暮色四合之时，杳无人迹的孔庙空旷而阴森。
▲旧时的孔庙碑林 摄影@章胜贤
孔庙扩建重修，是迎来新世纪以后的城市大手笔。昔日的颓败和荒凉，早已被一扫而空。今天的孔庙，已成为劳动路上，对中外游客和参观者开放的著名文化旅游景点。
去年底，我曾到孔庙故地重游。发现孔庙扩建后的大门，就在府学巷口。旧时从孔庙前穿过的赐玉弄，与阿太庙弄相通。现在这两条古弄皆已改造，难觅过去。只有赐玉弄前面的古樟树，还在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孔庙。这是孔庙前岁月默默留下的地理标志，依然高大挺拔、枝繁叶茂。
▲现在的孔庙 摄影@子夷
赐玉弄的旧名叫司狱弄。邻里中有长者，早年曾见到过电灯公司的电费缴纳单，上面的地名就写着“司獄弄”。再后来，也许是嫌 “司獄” 二字带有煞气，遂选取谐音字，改写为赐玉弄。
古地图上，杭州府衙司狱署，就在凌云桥西靠孔庙附近一带，离司狱弄不会很远。晚清年间，杭州府衙监狱里，曾关押过两位 “斩监候” 犯人，即已经判处死刑，等待问斩的死囚。这两位大名鼎鼎的犯人，一为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另一为余杭仓前举人杨乃武。二人囚禁在此，年复一年，等待“秋决”。最后，两人都死里逃生，捡回一命。这是一个死而复生的冗长故事，其中还有 “ 迅哥儿” 两兄弟瘦削的身影出没。周介孚狱中八年，备受生死煎熬。为救命捞人，上下通融，周家耗尽了祖产和钱财。家道中落，一蹶不振。周伯宜卧病不起。“迅哥儿” 整日奔走于当铺与药店之间，终拉不回父亲命赴黄泉。运司河下，凌云桥西，见证了“迅哥儿”兄弟俩的辛酸和无奈。此处为顺笔插叙，扯远了，按下不表。
我家住阿太庙弄14号 “杭师附小”宿舍（阿太庙弄今改称府学巷)，宿舍位于孔庙的西南侧。从赐玉弄往里走进去，只有阿太庙弄14号与18号两个墙门，是紧挨着孔庙，之间仅为一墙之隔。记得18号墙门里，有位爱唱歌的漂亮女孩子叫安安，常站在洋房二楼北边通透敞亮的木头露台上，倚靠栏杆，面向孔庙空旷处放声歌唱。《我们的田野》，一首优美抒情的儿童歌曲，伴随着清澈纯净的童音，袅袅飘向阳光通透的天空。
过了孔庙再向前，距河坊街很近了，渐渐有了商家店铺。
▲劳动路一带示意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孔庙的南面，劳动路与竹斋街的转角处，有一家百杂货商店，店面占地形状象块三角大饼，人称“三角店”。店里有部公用电话，兼营传呼服务。那些年，乡下当知青时，逢有急事，从公社打电话回家，要请店员快步跑到阿太庙弄，去敲门通知家人来接电话。话费以外，需另付店员二角钱传呼费。有时碰到店里人少走不开，他们只需说声没人，就立刻挂断电话，全然不顾及对方焦急。虽然如此大牌，传呼生意还是络绎不绝。万事皆以稀为贵，没得办法，劳动路上唯一的公用“人肉传呼”电话。
与 “三角店” 同样的位置，在对面的马路转弯处，有一家修车兼配锁匙的车行，顺便也做脚踏车计时出租。常有市民学生租车，拿来学骑脚踏车。每逢春秋旅游旺季，生意最好。游客租辆半新不旧的脚踏车，两小时即可环湖一游。湖光山色，花团锦簇，天上人间，美不胜收。环湖一圈游毕，租客只须惠钞三角二分 (租金每小时一角六分)，游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劳动路口，廉价 “出租车” 经济又实惠。男女喜爱，老少咸宜，深受大众欢迎。
车行老板方头大耳，身板魁悟。车行在“乾发”酱园店隔壁，正处在河坊街与劳动路相交的丁字路口，位置顶好，车来人往，生意十分兴隆。车行老板有个爱好，喜欢中午微醺之后，跨上早晨为客人修好的摩托车，在劳动路上飞奔试车。老板大背头油光锃亮，一副墨镜遮住了半张面孔。身穿黄色皮夹克，下着黑色马裤，脚蹬半靴的车行老板，在劳动路上风驰电掣，一路狂奔，是这条路上最靓的“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档消费品匮乏。“ 红灯 ” 牌收音机还未走入寻常百姓家时，车行老板已拥有自己组装的大功率音响设备。隆冬晚上，寒风凛冽，修车行木板楼上，立体声音箱正在放送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丰满浑厚的低音贝司，与木头板壁产生低频共振效应，薄薄楼壁板竟被振得𥰡簌作响。
马路对面 “三角店” 门前，寒风中立满了翘首聆听的街坊邻里。甚至过往行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驻足片刻，欣赏这美妙的立体声音乐。车行老板的时尚音箱，立在了岁月流行的潮头上。高保真，立体声，闻者莫不神往。美妙的音乐之声，惠及街巷邻里的音乐爱好者。比起工人俱乐部舞厅的铜管乐，更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慰籍。街头 “露天音乐会” 隔三岔五岀现，成为当年劳动路少见的夜间场景。车行老板摇身变为 “音乐发烧友”与众共享，变 “独乐乐” 为 “众乐乐”，一时风头无两。
走到车行边上，已到了劳动路的最南端，除此之外，劳动路上似乎很少再有官办机构和商家了。余下的就是连片的民宅。它们主要集中在铁工厂北边和军区招待所的南面。
劳动路的东面有几条小巷曲径通幽。如缎局司弄、西都司卫、新开弄、红门局，还有裕国弄等。这些运司河下的古巷老弄，仅凭地名，就不难看出它们与古代的衙门府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多少年来，人们推测考据，众说纷纭；各执其辞，见仁见智。 历史最惧怕遭到后人遗弃，往往会固执地留下名址，为后世寻找前朝指点迷津。
军区招待所的大门南侧，有一间木质板壁楼房，楼下开家小店，楼上是住家。这家单开间的小店，可能是劳动路上，仅有兼卖糕饼的店家。倪爹爹是店里唯一的店员。我们放学路过，常会走进小店东张西望。店堂里一尘不染，广口玻璃瓶里的各式糕饼，油光四溢，极有魅力。倪爹爹总是笑容可掬，对小孩询价有问必答，不厌其烦。但不知道为什么？黝黑的店堂里从来不见开灯，只有倪爹爹脸上，厚如洋酒瓶底的眼镜片和广口玻璃瓶，在昏暗中折射出幽幽的微光。
我们喜欢倪爹爹，是因为热爱他的的糕饼。
沾满白糖粉的雪饼最便宜，只要二分钱，可是便宜不好吃。四方带花边的冰糖饼，四分钱一块。香蕉酥要五分、价廉物美。左看右看，盘算再三，与捏在手中，捂出手汗的分币相对应，只有香蕉酥。交出五分钱买上一块，走出小店，风卷残云。这天的劳动路有滋有味，不再漫长。 除了糕饼店和杂货店外，劳动路两边缺少有门面的店家，仅有几个流动摊贩。
劳动路南口修车行旁，靠近“乾发”酱园后门边，有家炒货摊。每至秋末冬初，墙角支起炉子，大铁锅翻炒落花生、沙爆豆和山核桃等。夜色朦胧时，行道树上吊起一盏雪亮大灯泡。一把铁锨，上下翻飞，吸引了一大圈兴致勃勃的孩子和看客。只要舍得摸出五分或一毛钱，即可买上一大捧现炒的椒盐花生米。用旧报纸包个三角包，在寒风里边走边撮，香气四溢。那时花上一毛钱，即可满足口腹之欲。这钱，实在不能算是小钱，恰饭不容易，劳动路普通人家的毎日菜金，也就是三五个大毛。
开春暖和了，歇了炒货，老板又在劳动路上推车吆喝，改卖生鲜水果。先是水红萝卜、甘蔗和荸荠，再是枇杷和杨梅；天热了，又上西瓜。随着季节，来啥卖啥。生意寡淡时，那二分钱一节的青皮甘蔗，也是不能小觑的坐底买卖。维持一家老小生计，说来只不过是日求三餐夜度一宿，可是讨生活，却如滚石上山般的艰难。临安居 ，大不易。
▲劳动路南端旧仁和村街景 摄影@章胜贤
接着来说说神秘的赵一峰。劳动路中间还有吴绍庸诊所和开元旅馆，再往南面走过去一点，在“美术工作团”大门边，有间披屋，住着失去单腿，靠算命测字和代写书信谋生的赵一峰。
他住的小屋，曾经引起我和周立励的极大好奇。因为这间屋子实在是太小了，小到只有五到六个平方。麻雀虽小五脏齐全，被赵一峰按功能，隔成一室一厅加厨卫的格局。进门为客厅，左手边是卧室兼放恭桶处，一张布帘隔开里外；右手边是灶间。小条桌横在客厅中央，细白布做的桌围茶迹斑斑，上面用楷书写就“算命测字”和“代写书信”八个大字。条桌上笔墨纸砚一应齐全，一沓红线十行纸，首页是写好的漂亮行书，大概是赵一峰展示代写书信的标准样板。
小而全的披屋，有如船舱般紧凑实用，远比大而无当的公房来得有趣和叫人喜欢。 因为这间小而全的斗室实在发靥，放学时经过，我常和周立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向里张望。一来二去，就和赵一峰热络起来。赵一峰，一60多岁的老头，满口牙全没了。说话时，嘴巴一抿一瘪，极像老太太吃热豆腐的模样。他失去了一条腿，拄着拐杖，裤管总是扎起一半吊在腰间，像是挂了半截空空的面粉袋。
周立励开口就问他腿怎么没了？赵一峰告诉我们，他参加 “二七” 大罢工时，被反动军阀开枪打断了腿 ……讲述这类故事，往往带有噱头，一般小学生爱听。但赵一峰不知道周立励是将军的儿子，见多识广不买账。他哪里会相信这种牛皮故事。果然，周立励马上大声追问道，这是哪一个军阀干的？他叫什么名字？周立励表情严肃，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像要立刻冲出门外，去为赵一峰报仇似的。这反映也是忒快了。
我们刚看过电影《风暴》，知道 “二七” 大罢工的工人领袖叫林祥谦，还晓得他和大律师施洋，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斗争的经过。所以周立励胸有成竹，不相信，也不可能接受赵一峰参加过 “二七” 大罢工的任意编排。
这赵一峰，本来也是随口荡荡，糊弄我们一下。没想到三言两语，竟被两个较真的小孩逼进了死胡同。要他坦言过去的经历，于他来讲，也许有相当的难度。他一时语塞，脸上尴尬，不知如何收场是好，恼羞成怒之下，便要撵我们出去。
我和周立励，一时三刻，吞不下赵一峰的豪横无礼，心中忿忿不平。临出门时，抄起他家烧火小凳，带出门外，随手塞进马路远处堆放的水泥涵洞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没料到报应来得飞快，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时，班主任找到我俩，一顿严肃批评，正色告诫我们，社会闲散人员复杂，小学生年纪还小，不准随便进到陌生人家里。王老师最后要求我们：放学以后，必须把小凳送还赵一峰。王老师声色俱厉，听得我们心头“呯砰”乱跳，不知这赵一峰告了什么状 ？
▲扔烧火凳场景示意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几十年过去，这件事到如今，我都还没想明白。赵一峰，一个瘸腿的老头，连门口都难以迈出，他是如何打听到我们的班主任，又如何快速准确地送出消息？这无所不能的赵一峰啊！可是再想想，这件小事，不正好证明了赵一峰的精明能干！他只是腿瘸，脑子不瘸，是我们小看了他。
云遮雾障的赵一峰，可能是劳动路上一个有故事的人物。若不是我们年少气盛，也许会听到他痛失腿脚的真实经过。可惜我们年纪尚幼，不谙世事，又顽劣不羁，错过了踏进小屋，开眼见识劳动路复杂人生的好机会。
劳动路是一本厚厚的书，被风任意吹开的一页，我们来不及读懂。被赵一峰赶出小屋后，劳动路上能留住我们目光的地方就不多了。旁边的吴绍庸私人诊所和开元旅馆都进去逛过，看来看去，都不如赵一峰小屋来得有趣。 吴绍庸私人诊所在劳动路九十三号（靠近娃哈哈小学大门旁）是劳动路上熟知的开业中医诊所。石库门进去，带大天井的墙门里既为诊所，也有住家。
▲旧时劳动里，劳动新村的石库门，上面写的三个是什么字呢？ 摄影@ 章胜贤
当年劳动路很有意思，商家不多，行医诊所却有不少，吴绍庸诊所名气最大。石库门侧面白墙上，用楷书写了吴绍庸诊所几个硕大的招牌字，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下面用稍小的正楷，写上主治小儿疳积，跌打损伤，急慢惊风等病症。进石库门走下石阶，是个大天井，一色青石板铺就，再往里走，便是看病的诊所。
吴绍庸宅心仁厚，医术精良。上八府到下三府，各地病家，求医上门者络绎不绝。劳动路上，常见乡下人用藤轿椅或竹榻，抬着危重患者到诊所求医。吴绍庸仁心仁术，手到病除。患者康复如常，自然千恩万谢。碰到穷苦病患，吴绍庸也是分文不取。杏林高手悬壶济世，医患一家，水乳交融。
▲旧仁和署将军楼，这块我们也曾经写过。 摄影@章胜贤
吴绍庸诊所名声日隆，看病求诊的乡人，因路途遥远，水陆兼程，有当日不便来回者，急需杭州落脚过夜。劳动路上开元旅馆就开在诊所隔壁，咫尺之遥，应运而生。夜阑叩扉投宿，清晨出门求医，进出两便，旅馆像是专为诊所而设。商业生态，自然生长，最为合适。
劳动路有著名的孔庙和碑林，古代的府学也设在附近。也许受到劳动路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这片区域里不但中小学遍布，而且还有中国一流的美术学院近在咫尺。中学有杭四中，开元初中和吴山中学。小学有清波小学、府前街小学、三衙前小学，以及涌金门小学、南山二小和饮马井巷小学等。小学林立，不胜枚举。这里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可是多归多，劳动路上却只有一所被当年孩子魂牵梦绕的小学——劳动路小学（后改名为娃哈哈小学）。一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诞生的新建小学，当年大部分学生，是由劳动路附近的小学集体转学而来。
辛丑年暮春，在风景如画的三台山麓，劳动路小学首届毕业生王吉炎，向我展示了他们五十几年前的毕业照。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合影，至今保存完好，师生同框，春华秋实。
▲劳动路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供图@王吉炎
1965年7月，劳动路小学首届毕业典礼后，三个毕业班的学生在操场上与校长老师们合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毕业记录。照片右前方稍有洇痕，但师生面容清晰，细节生动可辨。祖国花朵们看上去笑容满面，个个灿若夏花。蔡校长 (第三排左起十三者)、李丽仙教导主任、美丽的曾老师和班主任朱金仙老师等，笑容可掬，端坐在学生中间。那桃李芬芳的庄严一刻，被细心的摄影师举手定格，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蔡校长正前方位置，有一短发女孩，红领巾花衣服，笑靥如花。平凡生活中常有精彩的巧合。女孩子不曾料想到，几十年后的某初春，为《劳动路》这篇文章，她会与我携手共走娘家路，踟蹰在劳动路上，一起寻觅那远逝的青葱岁月。
三个毕业班，约有150名上下的毕业生，大多是家住劳动路的孩子，其中不少是杭氧子弟。当年的女生正值豆蔻年华，男生英姿焕发。今天突然看到照片中的自己，他们心中会涌起起什么样的感受？惊喜、惘然、惆怅还是怀念？
沿劳动路向南，在浙江铁工厂墙外，有许多厚厚的钢板铺在人行道上，马路墙角边散放着各种机器铸件。千斤重压之下，还有绿草顽强地探出头来，在钢铁的缝隙之中，迂迴曲折寻找阳光。
铁工厂大门正对着劳动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它外表看似普通平静，波澜不惊，其实从它创立那一天起，骨子里就已注定，它是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著名大厂。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下午，杭州宣告胜利解放。六月，杭州市军管会军事部，接收了国民党管下的 “ 浙保 ” 军械所与七十五军修械所，收编为军事部下辖的兵工机械厂。 十月移交省重工业厅，更名为“力余铁工厂”。
第二年夏天，浙江省重工业厅，再将力余铁工厂与浙江汽车修配厂合并，组建成为浙江铁工厂，总厂设在劳动路102号。浙江铁工厂首任厂长钱祖恩，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机械工程科。
盛夏的劳动路，阳光灿烂，碧空如洗。浙江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天，被历史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就是后来被杭州制氧机厂，确定为建厂纪念日的一九五零年八月一日。
沉寂的劳动路，由此翻开了历史上极不平常的崭新一页。产业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聚，他们走上了为新中国建设，为自己幸福劳动的康庄大道。
从兵工厂到铁工厂，从旧民国到新中国，浙江铁工厂从来都是国字号的重要工厂，没有仼何私营或公私合营的历史间隔其中。工厂由清一色的产业工人组成，他们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劳动路因此成为了一条名符其实的 “ 工厂街 ” 。
解放初，浙江铁工厂的主要生产任务，是修理解放战争损坏的大批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汽车，还为解放 “一江山岛” 制造过机帆船。1953年1月，浙江铁工厂划归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8月更名为杭州通用机器厂，从此开始了中国制氧机制造的艰苦创业。
央企大厂一切从零开始，在劳动路上起跑，不舍昼夜，风雨兼程，奋起直追。三年后的1956年1月，三十立方成套制氧机试制成功，填补了中国制氧机制造业的空白，这是一个伟大的起点，中国制氧机工业从此站立起来。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制氧机制造工厂，就诞生在劳动路上。从劳动路102号出发，迈开了万里新长征的第一步。
得大国重器而宝藏之，这是劳动路独享的一份荣耀。
1957年， “3350” 制氧机项目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获得成功。1958年，工厂更名为杭州制氧机厂。中央一机部决定重点投资扩建工厂，首次下达基建投资金额，高达人民币3800万元，决定在杭州城北艮山门外东新乡的新凉亭，征用农田500亩建设新工厂。六十多年前，人民币3800万元的巨额投资，不知摆在今天是个什么概念？但是，仼何估算比较，都不应离开当年的座标。假如按当时早秈米市售价为0.234元/公斤来计算，这个首次投资金额，大约可以购买十六万吨多的大米。在当年绝对是砸锅卖铁的大手笔！用不到我们再去计算它今天的折合价值，因为在当时，这笔巨资就足以代表国家散发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魄力！
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国家喘息未定，就立即筹措资金建设 “新杭氧”，那是因为 “只争朝夕” 的时代紧迫感和远见卓识所致。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布局和建设，其实从建国初期就已悄悄开始。
四年以后的1961年3月，杭州制氧机厂迁扩工程完成，建筑面积近十六万平方米的宏伟厂房拔地而起。铮亮的铁轨铺进高大的车间，火车“呜呜”鸣笛，徐徐驶进厂房。杭州制氧机厂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空分设备生产基地。
▲杭氧东新路厂区南门 图自@杭氧股份
自那以后，“杭氧人”习惯于把劳动路称为老厂，把艮山门外叫做新厂。老厂新厂，成为职工进厂年代的划分标志。说起一九五零年进浙江铁工厂的老员工，就像井岗山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一样光荣，他们是“杭氧”的开创元老和有功之臣。因此，只要讲起从劳动路进厂，那些创业时期的老员工们，个个都有深深的自豪感，他们口中的劳动路，一时成为 “杭氧” 厂里资深的代名词。
上劳动路（军区招待所以南），是铁工厂产业工人聚居的街区。70多年过去了，仍有不少铁工厂创始员工的后代，还居住在当年工厂附近的老屋里。有许多人家，甚至是一家三代，同门同厂。他们从铁工厂到杭州制氧机厂，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他们珍惜父辈们与铁工厂结下的缘分，他们与劳动路有深厚的感情，难舍难分。
劳动路上来去小轿车很多，数量以进出军区招待所为最，但若以新颖高级而论，杭州制氧机厂进口的德国本茨轿车当可胜出。这款新式轿车，据说杭州当年曾有两辆，另一辆在浙江农业大学。
一九五七年，正值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实施大型援华工程计划，帮助中国建立自已的工业体系。援华工程项目156个，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地处华东沿海的“杭氧”，并没有被列入援助项目之中。但是为了支持工厂 “3350制氧机”的试制，能够一举成功，一机部还是专们请来了援华苏联专家涅基金，不远万里来到杭州，常驻劳动路工厂，指导研发制氧机。
为制氧机的早日成功，也为苏联专家的工作方便，工厂进口了德国 “本茨” 牌高级小轿车。车头三叉星的标志闪闪耀眼，通体墨绿色流线型车身，光彩夺目。只是拉上白色花边窗帘，遮挡了车内苏联专家的面孔，我们看不清涅基金同志的鼻梁是高还是矮。
“本茨”高级轿车在朴实无华的劳动路上开来开去，柔和悦耳的喇叭声，不知吸引了路边多少艳羡的目光。 “本茨” 轿车每天往返于大华饭店与工厂之间，接送苏联专家上下班。从南山路大华饭店到工厂，大约一公里左右，步行只需十分钟。请专家老大哥沿街独行，既不合适，也不安全。“好钢镶在刀刃上，‘本茨’用在要紧处”。对苏联专家一定要有周到细致的服务，这个重要道理工厂明白。 为了让专家涅基金住得舒服，工厂长年包下了大华饭店的高级套间。星期天专家要轻松轻松，工厂又专门买了一艘游艇，供涅基金同志纵情山水，泛舟西湖。
苏联人认为杭州生活条件不如上海，涅基金的家，因此被安顿在上海。每隔半个月，苏联专家要乘专车回上海探亲一次，与夫人儿子团聚。工作与生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苏联专家从来不会因为工作而委屈生活。对于中国同志 “拼命” 工作和忘我的劳动精神，苏联专家常常会耸耸肩膀，用他们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对中国同志的敬佩和不解。
后来苏联援华结束，专家回国。除了接送重要来宾外，“本茨”车就停在车库里，劳动路上从此少见踪影。工厂领导去艮山门外新厂上班，每天早上在劳动路老厂门口排队，集体乘坐一辆咖啡色的小旅行车去新厂，似乎没人能享有特殊待遇。
劳动路被人称为“工厂街”，乃是实至名归。劳动路102号工厂大门外的马路对面，设有工厂职工医院门诊部，工厂理发室和工人俱乐部等等。工厂家属去职工医院看病，仅凭一本家属证，即可以享受半劳保待遇，打针配药，只须付一半医疗费用。
小心翻开大红漆面的家属证，内页上贴有三代人的全家福照片，只要你是照片中的其中一员，就能在劳动路上通行无阻，享受到属于工厂家属的优惠待遇。“一证管三代”，小小的一本家属证，具有实际的含金量。劳动路上人流如潮，唯一能证明你和工厂关系的有效证件，就是你手中的这本大红家属 “护照”。
劳动路101号有一幢临马路的二层小楼，里面是工人俱乐部。俱乐部楼上，是图书馆和报刊阅览室。从狹窄的楼梯而上，只凭一本家属证，就可进入阅览室，坐下浏览各种报刊杂志，也可以登记借阅书籍回家。
俱乐部楼下是舞厅，铜条镶嵌的彩色水磨石地坪，用滑石粉抛光后，磨石子地面如明镜般光滑，都说这是劳动路上设施最好的跳舞场地，据老杭州们回忆，这里是杭州民间最早跳交谊舞的场所。
周末晚上，俱乐部里人头攒动，舞厅凭票入场。随着音乐缓缓响起，五彩缤纷的灯光明暗闪烁，一对对青年男女步入舞池，相拥起舞。年青人把舞池里外围得个水泄不通。场外的看客往往多过舞者，他们满面通红，血脉贲张。兴奋而喧闹的嘈杂声，充斥舞厅的每一个角落。随着 “ 蓬恰恰 ” 的节奏快慢变换，音乐时而热烈奔放，时而舒缓优雅，青春的舞步随着音乐节拍或疾进或徐退。
有时候，会有简单的业余铜管乐队伴奏。当管乐器吹奏出第一支舞曲时，许多看客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这些人，他们不仅仅是来看年轻女工曼舞，更主要还是冲着荡气回肠的铜管乐而来。虽然少了大鼓和大号，铜管乐依然扣人心弦。劳动路上许多原住民对音乐有爱好，那个年代，铜管乐当然是难得的听觉享受。优美的视听盛宴之下，舞者与看客，都忘记了单调生活和工作的疲惫，他们尽情享用着美好夜晚所带来的快乐时光！
▲50年代杭氧的鼓号队 图自@杭氧股份
“我家住在劳动路，工厂就是我的家”，这在劳动路的“工厂街”上，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漫步在劳动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之中，也许有将军和战斗英雄，他们匆匆与你擦肩而过，你却浑然不知；也许在你身前背后，还走着留洋归来的博士和工人劳动模范，我们却似曾相识又不识。那远远而来两鬓斑白的老干部，高大魁梧，是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田秉刚厂长吗？也许是他，也许不是。
是或不是，认不认识，都无关紧要，他们与劳动路从来就不能分离。他们是辉煌历史的创造者和书写者，劳动路因为他们而熠熠生辉。
劳动路，藏龙卧虎、文武兼备之地，它也是一条劳动者奋斗的金光大道。
参考资料：
[1]《城南旧事：千年运司河 八十年劳动路》原载山海经杂志2020年7月刊 作者：顾志兴
[2]《吴杰自传》作者：杭州制氧机厂原副厂长吴杰（感谢同学吴伟建提供的珍贵史料）
[3]部分图片出自《大气行天下——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六十年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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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大倾城、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