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ps：《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到来时，会出现四骑士。他们并不是人，而是四种事件的代表，前三种最终都会变成第四种——死亡。近来诸多时事，让许多年轻人变得和老人一样感到世事无常。这时，存在主义、生命与身体政治，意义已经彰显。为此，挖一篇2017年的旧文，仅供参考。
死亡或者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要素，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要素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有机体都活得更久。——《自然辩证法》他说的是“或者”，即有可能。但这可能性，是基于活着的他去理解、推断的。只靠他个人经验，他怎能证明死后只留下化学成分，或者生命要素？就算是所有意识的经验，既然他以实证的科学为真理标准，那么要证明这种要素活得比一切有机体更久，只有在一切有机体死后才能证明；而科学上，只有高级的有机体才有意识。所以，要在没有意识的条件下证明，可这还叫证明吗？谁证明？和存在与虚无一样，生与死根本不是对立统一的概念：生是经验的，死是超验的，二者不是同一个范畴，能统一于什么？将生与死只局限于生物学的理解，以群体的生，否认了个体的死，即个体的死只是群体生的一个环节。这与基督教、自由主义一样，都是福柯所谓生命政治，德里达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施蒂纳对此早有批判：连死都不属于自己，还有什么属于自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生物学不能证明群体永生，而生死相继的经验反而证明：死物产生生命，生命归于死物，谁都可以在先，为何一定是生命（意识）在后，死物（物质）在先？海德格尔所谓向死而生，并非原创，乃西方哲学一种倾向。从蒙田《哲学就是学会死》（据说是西塞罗引述柏拉图的话），弗洛伊德“死亡本能”（他引用叔本华“所有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到海德格尔“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存在与时间》）。申言之，明知自己可能会死，还要冒险去接近死亡，而且不得不去接近——意识必定投向不是自身的存在，对于生，只能投向死；虽然下一秒未必会死，但无法确定，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显现自己的现实性，即活着。理想的求生，是维持自身同一性；人却为了各种不是自己的东西，权、钱、名、性、情、义等等，耗费生命，甚至损害健康，这能说是为了生吗？这些似乎很有道理。于是，向死而生，不但在国内被滥用，还被误解。萨特反其道而言之，认为死亡恰恰是自为（对……的意识，作为意向性结构的意识）不可能的可能，即荒谬的（《存在与虚无》）。不论逻辑，还是经验，我能设想的、观测的死亡，并不是我的，而是他人的，而我还没死。即便孩子学会了说话，也还不知道自己会死——他还未将动物、玩具等和生物学意义的人区分开，心爱的玩具坏了，宠物死了，比对陌生的长辈去世还伤心。初生牛犊不怕虎，与之同理。如果死亡是自己最根本的可能，为何必须通过他人，即自己经过海德格尔所谓的沉沦，在非本真状态中，才能理解？死亡不是自己最根本的可能，而是他人的可能。正如一首诗：尘土是不可以掩埋尘土的
譬如光从来没有照亮过光
生命是无法被生命衡量的
譬如死亡从来没有感受到死亡但，死亡仍有绝对性，仍有意义。萨特死了，意味着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不可逆的过去，与这个世界不能互相理解。但不意味着他退出了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包括死亡，都通过他人而继续存在。对这些意义的理解，不取决于萨特，取决于他人。“作者已死”，即是此意。换言之，死亡是自己的自由变成了他人的自由。波德里亚认为死亡可以突破象征性（符号），并不成立；对他人而言，死亡也是符号。《盗梦空间》男主角的妻子以死求真是徒劳的。每天从新闻到文艺作品，都有诸多死亡，人们对死亡也变得麻木，甚至还因黄子韬的那首歌成了恶搞，各种“狗带”。死亡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