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俊老师新书出版，《大公报》会成为24华科新传考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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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报考24华科新传的同学来说，“吴廷俊”这个名字，相比大家都不陌生。因为，中国新闻史的复习参考书目《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主编就是吴廷俊老师（考纲修改之前的参考书《中国新闻史新修》的主编也是吴廷俊老师）。

图片来源：人大新闻网

就在本月，吴廷俊老师的新书《<大公报>全史（1902-1949）》出版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对该书的评价是，“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除了该书之外，吴老师还出版过《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

由此可见，吴廷俊老师对《大公报》研究之深入。那么相应的，备考24华科新传考研的各位同学也需要高度重视《大公报》相关知识点哦~

不过，《大公报》历经了清末、北洋政府、第一次国内革命、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多个历史阶段，所以要想深入了解《大公报》这份报纸，还需要将其散落在教材以下各个角落的知识点梳理清楚。

第二章 第三节 国人办报第二次高潮

第三章 第五节 新闻传播的职业化

第四章 第三节 民营报纸进一步企业化

第五章 第一节 国统区的新闻传播与抗战宣传

第六章 第三节 民营报刊的最后抉择

接下来，播播就带大家整理以下《大公报》的相关考点吧

1902年，《大公报》创始于天津，由地方报纸发展成全国性大报，全盛时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等四个版，日发行量近20万份，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大公报》的运作和报道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

《大公报》的几大成就👇

● 它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中文报纸。从1902年创刊到现在，历经了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时期，至今仍在继续出版。

●  它是一家以少数无党派的职业报人为核心创办起来的，以“文章报国”自诩，以“文人论政”为主要特征，以“四不”为标榜的政治性大报。

●  它积聚了一批在旧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如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也长期为人们所称道。

●  它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在编辑工作上，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层被成为旧大公报的四大特色。它的各种副刊、专栏、特刊办的也很精彩，国际新闻报道、国外长篇通讯和国内旅游通讯，尤为读者所欢迎。

●  此外，它还获得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1年颁发的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并得到该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这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给予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的一家亚洲国家报纸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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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时期

的《大公报》

”

《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英敛之面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现实，在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呼声中萌发了维新思想，几经辗转，终于在1902年创办了《大公报》，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之意，并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创刊宗旨。是一份“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满族知识分子，依靠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利用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办起来的资产阶级报纸”。

英敛之志在改良，在他亲自主持的十年中，《大公报》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五：

五大特色

战斗性。《大公报》的传统是反腐败政治，反封建顽固派，敢于说话，敢于揭露权贵，为民请命，敢在慈禧头上动土，对刚毅、荣禄、袁世凯等人更是毫不客气。

通俗性。《大公报》的副刊文字多用京话甚至天津土话写出，通俗易懂。《大公报》和英敛之在胡适之前，便主张学校教科书用白话文，提倡拼音文字并供给文言的官场文告。

职业性。从创刊之日起，《大公报》同人就绝不兼任有报酬的公职，不为党派做宣传。报馆营业化，记者职业化。重营业并非营利。英敛之还在特刊出告白：“本报志在开通风气，非同牟利可比。”

严肃性。《大公报》创刊以来，不刊黄色和刺激性新闻，当时风行的“花丛谈”、“消闲录”等一类文字，绝不见于《大公报》。偶有因一时疏忽出现此类文字，英敛之发现之后也是立即下令撤销并刊登道歉启示于被撤销新闻的空白处。

服务性。《大公报》热心公益，服务社会。宣传防Y、鼓吹办学、劝募赈灾，靡不尽力。

*这五大特色到新记公司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英敛之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大公报》在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岁月里，虽有战斗性但也具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在革命思想日盛，改良思想趋于衰落的时代，英敛之主持下的《大公报》始终抱住维新改良思想不变，“敢言”而不忘“保皇”。而武昌起义成功，英敛之“君主立宪”主张走向破产，也使得英敛之心灰意冷，无心再主持《大公报》事务。自此，英敛之离开了报馆，潜心于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工作。

英敛之隐退后，《大公报》也日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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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郅隆时期

的《大公报》

”

1916年，旧股东王郅隆再安福系的支持怂恿下收购了《大公报》的全部股权。

王郅隆接盘《大公报》实际上是安福系的意思。王郅隆自任总董，经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担任主笔兼经理。自此，《大公报》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

胡政之进《大公报》之后，很想有所作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三项大的改革。一是进行行版式改革。1916年之前，《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整版直排，分为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各加边框，一堆这便可装订成册。胡政之对其进行了三次改革，首先将垂直两栏改为四栏，尔后又由四栏改为六栏，最后又改成八栏。其二，停止各种伪造新闻，提高报纸信誉。其三，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大公报》言论纪事，精准明敏，销量逾万份。

1920年，以记者身份随访巴黎外交和会归来的胡政之正准备在《大公报》大干一番的时候，直皖战争爆发，安福系主力溃败，王郅隆逃往日本并与《大公报》脱离关系，提退股本。《大公报》停版，虽在之后又复刊过一段时间，但营业日落，连年亏损，最终于1925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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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公司时期

的《大公报》

”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刊出版《大公报》，史称新记《大公报》，以吴鼎昌为社长，胡政之为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为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至此，“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三要素正式合并。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01

新记《大公报》四个发展阶段

自1926年续刊到1949年《大公报》上海版宣布新生为止，新记《大公报》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1926年至1928年为创业时期。在经营上，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的发行量由续刊之初不足2000份增长到12000份，广告收入也由每月亏损4000元增长到每月盈利2000多元。在版面上，篇幅由8版扩大到12版，版面渐趋固定，各种周刊齐全。在社会影响上，由于报道国内外大事及时准确，言论揭载大胆泼辣，很受读者欢迎，从天津走向华北，成为北方名噪一时的舆论重镇。

1928年至1936年为发展时期。首先，企业得到巨大发展。印刷厂告别了平版印刷机而改用进口的高速轮转印报机；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大便利了报纸发行量的增长，除东北四省不能投寄外，行销遍于各省。其次是报纸业务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言论，除了每天一篇社评外，还增设“短评”，特别是1934年元旦起创设的“星期论文”，为《大公报》一大创举，并一直保留；通讯方面，吴、胡、张三人倡导并身体力行的长篇连载通讯成为此一时期的一株奇葩，产生了范长江的西北旅游通讯等一众精品。另外，为适应形势和读者需要，各种副刊、专刊、特刊更加丰富。同时，由于报馆事业大发展，报纸信誉提高，《大公报》发起一次又一次社会服务活动都得到了广大读者热烈响应，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此一时期，《大公报》也又一张北方报纸发展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报。

1936年至1945年为鼎盛时期。从经营上看，《大公报》作为一个企业，虽在战火中辗转，造成财产上的重大损失，但由于在政治上力主抗战，在管理上经营得法，企业发展不仅远超同时代其他报纸，而且进入了自身的鼎盛时期。继沪版之后，又创办了汉版、港版，之后又先后创办了渝版、桂版。1938年底到1941年底，有渝版、港版、桂版同时发行，其规模、声势、影响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绝无仅有。从编辑业务上看，以言论著称的《大公报》这一时期的社评、星期论文和其他形式的言论，充满爱国主义激情。

1945年到1949年为转折时期。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准备大展宏图，渝、沪、津、港四版同时刊行，但好景不长，《大公报》衷心拥戴的蒋介石政府派往收复区的“劫收大员”们大搞“五子登科”，面对日益腐败的蒋介石政府，《大公报》一再呼吁“要变不要乱”，但内战还是爆发了，《大公报》的梦碎了。1947年，王芸生考察日本，美国扶殖日本的事实使掌握《大公报》言论大权的王芸生的思想大受打击，蒋介石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举动也使其思想受到了震撼，《中央日报》“三查王芸生”和蒋政府对《大公报》的一次次打击，更使王芸生和《大公报》心寒。而我党在此时却不计前嫌，对王芸生等人伸出友谊之手，《大公报》港版、津版、沪版、渝版也在一年之中先后根本转变了拥蒋立场。

02

“四不”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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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党：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不私：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不“盲从”、不“盲动”、不“盲争”。

有评论说，“四不主义”是中国本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四不”方针彰显了张季鸾等人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的思想，并在事件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这也体现在新记《大公报》的内部管理和版面内容上。

在内部管理中：关于“不党”，《大公报》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凡有党籍的人（包括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概不录用，也禁止报社成员加入任何党派和政治组织；关于“不卖”“不私”，吴、胡、张三人在公司成立之初便约定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不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报社成员也不得兼职社外职务，并且《大公报》在几十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不收外股，不受有政治性的资助；关于“不盲”，新记《大公报》的言论都是“大公报人”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自己的手写出来的。在言论上由吴、胡、张三人共同研究，决定主张、分头执笔，意见有分歧时以多数决之，若三人意见各不相同，则服从张季鸾。

在版面上的言论、纪事中：新记《大公报》是一张“敢言”的资产阶级报纸，认真贯彻“四不”方针，基本能以超然态度、以纯国民的地位来评说得失、议论功过；对待国民党政府内的官员，无论何派系，皆是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揭露其腐败者，抨击其作恶者。

03

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新记”《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我国的“文人论政”推向成熟阶段。

“文人论政”主张，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众的活动，成为民众喉舌。文人论政”办报思想主要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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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独立，这是言论自由的前提。

第二，独立言论，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针砭时事，议论国政，引导舆论，体现了近代报人独立的精神境界。

第三，重视商业经营和报业管理，如《大公报》领导层精英辈出，人才济济，经营管理制度先进。

第四，文风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达到好的传播效果。

除《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等人外，许多民营报人都用此思想实现报国追求。如于右任与 “竖三民”（按：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这些著名报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敢于发表政见。他们的目的在于救国救亡，富国强民，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最终理想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的追求推动了我国报业的发展，为当今报业树立了典范。

04

鼎盛时期的办报主张

在1939年第二期抗战第二次宣传周的的教育文化新闻日，重庆市新闻界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报人宣誓》的社评，表明了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做“国家的忠卒”、“政府的诤民”的言论责任以及“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报人节操。

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

国家危难之际，报纸要与国家同休戚。在这种“同休戚、共命运”思想支配下，《大公报》在抗战以来舍弃了辛辛苦苦创建的一个又一个报馆，承受财产上的巨大损失而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抗击外敌之时，报纸要拥护政府，服从领袖。首先，《大公报》认为，抗战时全民族的事，应该全国统一行动，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是抵御外辱的前提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在西安事变后，《大公报》提出了“国家中心”论，在新闻宣传上也主张统一组织、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推动。其次，《大公报》认为，抗战时期一切应以最高统帅部之意志为意志，新闻工作者应接受统帅部直接指挥。

战争非常之期，报纸要接受新闻检查。在抗战非常之期，《大公报》认为，政府检查新闻，统制言论原为不得已，新闻界应体谅国家利益、政府苦衷，对新闻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要加以谅解。同时也认为，这种战时制度，战后一定可以废止。

二、“国家忠卒、政府诤民”的言论责任

“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这是《大公报》所确定的自己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准则。

“公、诚、忠、勇”的品德修养。《大公报》认为，报界要做好“国家忠卒、政府诤民”，除了要有较好的外部环境外，关键还在自身的修养上，包括品德修养和知识修养两个方面。《大公报》指出，报界的品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公诚忠勇”，即动机要公，纪事立言客观公正，不以报纸为私用；至意要诚，以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表诚心为国的言论；忠于主张，不盲人、不盲信；勇于发表，纵使与政府见解或社会空气发生冲突也必须坦白主张。

“丰富学识”和“真知灼见”的知识修养。《大公报》在《报人宣誓》中指出，新闻记者一定要具有丰富的学识和对国是、对时代的真知灼见。

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报人节操

《大公报》尤其注重报人的操守，认为一个报人必须以明确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扬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勇士精神，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抗战报人应到阵前敌后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大公报》把大批记者派往各个战场，让他们在战火中跑新闻。

记者节，记者的节操。抗战爆发后，虽然大多数中国记者能与敌寇相抗争，但仍有少数报纸和报人当了软骨头。1940年，《大公报》借纪念“记者节”之名，提出了十分严肃的命题：抗战时期，新闻记者尤其要注意节操。

05

如何看待“小骂大帮忙”

大概从四十年代后期起，“小骂大帮忙”便与《大公报》联系在一起，成为新记《大公报》的代名词。一般人们总喜欢以“小骂大帮忙”来概括《大公报》的亲蒋关系，由此对该报进行全盘否定。但这含有若干成分的片面性与绝对化。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看待《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第一，《大公报》对国民政府从根本上来说是帮忙的，对国民政府确实是小骂大帮忙，这是事实。

第二，从政治上看，以四大家族为支柱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经济衰退，国力下降，人民困苦。《大公报》极力维护这个政府，它的“小骂大帮忙“是反动的。

第三，“小骂大帮忙“又是合法的民办报纸为本阶级长远利益服务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做法。《大公报》主张的“小批评、大帮忙”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治上“小处批评，大处帮忙”，二是在目的上，以“小骂”的手法起到“大帮忙”的作用。“小批评、大帮忙”既是《大公报》对自身办报实践的总结，也是它对报界于政府之间理想关系的向往。自从1928年蒋介石西山祭灵后，《大公报》认定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国家中心”，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它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确是遵从此原则进行的。然而张季鸾去世之后，《大公报》与蒋政府日益疏远，多次起冲突，愈感“批评为难”。批评为难时，诤民遭罪日。于是，《大公报》发表了“小批评、大帮忙”的说法，以来陈述报界与政府的合理关系，二来宣泄近年来淤积于心中的怨气。

“

新生时期

的《大公报》

”

建国之后，《大公报》迎来了新生。几十年来，《大公报》各版的命运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01

第一种情况

大陆上的各版经过不同形式的改造后，相继停版。

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易名为《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经毛泽东同意改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后因上海《大公报》发行量大减，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成为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的全国性报纸。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大公报》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发挥出经济报刊应有的指导性作用。

1966年9月，受文革影响被迫停刊，《大公报》改名《前进报》，并于当年 12月正式停办，从此退出中国大陆历史舞台。

02

第二种情况

《大公报》香港版自“新生”以来，至今仍在出版，而且为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祖国的统一和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立场靠近中共，政治色彩浓厚，在当地公信力较低，与《文汇报》、《香港商报》同属香港的左派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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