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四维：命名、人文主义、记忆与义务 | 写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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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一则
展览“动情：1949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2019.12.21—2020.4.5，中间美术馆）已经结束一年有余，但我依然记得在相关的写作中，策展人苏伟援引版画家（也是参展艺术家）王琦的一段回忆文字。原话是这么说的，
晚上，当我们正在酣睡的时候，突然有人把我们叫醒，说有便车路过，可以把我们带上长白山麓，我们急忙披衣上车。在朦胧的月光下饱览林区的夜色，高耸入云的红松伟岸而秀丽的形象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心目中也产生了不少美得动人的图画。……这个哨所［依据上下文，这是个气象观察哨所］只有三五名工作人员，工作条件相当艰苦，饮食原料都要从山下供应上来。他们热情地款待了我们一顿午餐，我们又在山上睡了一个午觉，然后缓步下山。在靠近山脚下蜿蜒曲折的公路上步行时，在雨后潮湿的泥土上发现有老虎的脚爪痕迹，显然是“山君”从这里走过。我们一面用木棍敲打着发出声音，一面加快步伐下山，直到发现有一辆军用卡车停在路边时，我们才恢复了安全感。[2]
其实和所在文章《教材与画室》整体上平铺直叙的风格相比，这段话多少显得有些突兀。或许是长白山之壮美拨动了艺术家心弦的缘故，文字中所有关于风景和情绪的描写都变得具体起来。毫无疑问，历史文本应当被放入历史实在中谨慎对待和读解，但这类文本有时不仅仅能提供事实，还能给予身处当下的、作为历史继承者的我们额外的想象空间。当然，所谓的“想象空间”绝不是据此凭空遐想的空间，而是能使我们觉知到那些无法碰触、却实实在在潜藏于文本深处的历史因子的场所。[3]譬如在王琦这段话中，除了“山君”老虎以外，哨所、酣睡、午觉、军用卡车和安全感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命名之环，亦从侧面映照出一位文艺工作者彼时彼刻复杂的心境——安全感总是和不安感共存，我们甚至不能从中分辨出究竟哪一种比重更大，仿佛恰恰要认识到两者的共存和交替流转才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底色。我想起自己曾在展期中为“动情”写过一篇评论，如今对它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和绝大多数展评的宿命一样，这篇文章和展览的实体都成为了过去时。倒是王琦和苏伟的写作（或者说“命名”）使我常常扪心自问：我的睡眠怎么样？何为我的哨所和军用卡车？在被不安感侵袭的时刻里，我又在期待什么？
人文主义一则
约翰·伯格和他父亲的关系算不上亲密无间。恐怕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能像在《我们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里斯本”一章那样，充满柔情地虚构自己是如何同死去的母亲在里斯本的街道上闲逛的。从伯格十岁到他父亲七十岁为止，他们之间的争论从未中断。
偶尔有些休战时期双方都弃甲收兵，但这种状况总是极为稀有且为时短暂。我用我的未来让他惊慌。他所深信的每件事，我都想推翻。他试图拯救我——匍匐爬行到无人地带的一处弹坑，把我拉回比较安全的地方；而我，仗着年轻人的所有傲慢和恐惧，试图向他证明，我所谓的自由是有可能的。[5]
比起来，我们这代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父母辈总是保有自己的秘密，据我的观察，他们的沉默拥有既类似又不尽相同的理由——无法描述、无从说起、不合时宜、难言之隐……这大概是代际之间不可避免的裂痕，但他们却又会在不经意间、在重复到有点喋喋不休的往事回忆里留下秘密的印痕。而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认真反复地听，并且认真反复地读写，就能看清楚它们。
伯格（他出生于1926年）是如此写父亲的印痕的，
清河是我父亲的河。有好几年的时间，那条河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事物，他想与我分享。它可以涤净那些永远无法痊愈的旧伤口。它可以让芥子气消散。它有着如同浚河一般的湿唇，低声轻唤着名字（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当了四年步兵上尉的父亲，在佛兰德的国殇纪念坟场委员会又服役了两年）。清河无法带回无数死者当中的任何一人，但父亲可以越过吊桥走到对岸，站在那里一两分钟，好像他还是1913年那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还无法想象即将来临的四年壕沟战里的任何一小时。
当他放下吊桥时，他可以借我的无邪来唤回他的天真，除了周六下午的这些时刻，那份天真已经永远消失了。
所有这一切，在我四岁半或五岁那个年纪，当我趴卧河岸，让清河之水在手腕周围流过时，我的血液就已经知道了。我黑暗的血液。
我忽然想起来自己的父亲回忆1979年参军入伍时的经历。他说过很多次了。对他来说，这段重复的回忆必定刻骨铭心。那是我尚未出生的时代，家里穷极了，情况和我的山东老乡姜淑梅在《乱时候，穷时候》中描写得差不多。鸡蛋是奢侈品，通常要拿去市场上卖，自己是吃不上的。为了让父亲路上吃饭有着落，我的奶奶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煮熟，用袋子装起来交给他。父亲自然知道这袋鸡蛋的份量，一路上都不舍得吃，总想着再等等，再等等。1970年代离家的火车上拥挤不堪，其实蛋壳早被挤破了，加上天气炎热，还没等吃上，鸡蛋已经全部坏掉。每每说起这段往事，父亲都嗟叹不已。直到几年前，我还觉得他说这个故事是为了提醒我要节约粮食，因为他确实会经常这么告诫我，尤其考虑到他在“穷时候”的生活经历，抑或是他的军人本色；但是现在我意识到，如此的表达是属于他们那代人的密码——他想他妈妈了。
记忆一则
左派伯格（在小说《我们在此相遇》中亦真亦假的伯格本人，故事发生在纳粹德国仍在持续空袭伦敦的1943年）的云雨场景，
她和我则四肢交缠，紧紧相黏。这没吓到我们，因为我和她都意识到某件更令人惊讶的事：那个晚上，我们在彼此的性欲中入睡，不是为了满足它，或否认它，而是顺从着一种直到今天依然很难命名的欲望。没有任何临床叙述符合那种欲望。也许它只会发生在1943年春天的伦敦。我们发现，我俩的手臂摆出一种一起动身出发的姿势，一种流放他乡的姿势。我们像正在滑雪或滑滑板（只不过滑板在当时还不存在）那样把彼此结合在一起。目的地并不重要。每一次出发，都是为了前往性感之带。要紧的只是我们抛在身后的距离。我们用每一回的舔舐把距离喂养给彼此。肌肤相触的每个部位，全都许诺了一条地平线。
左派信仔（在朱嘉汉的小说《里面的里面》中，信仔是以台湾共产党早期人物潘钦信为原型的故事主角）的云雨场景，
台共大追捕时期［具体时间是1930年9月1日］，他们没有搭上船的那晚，基隆夜雨。在低矮潮湿的砖瓦厝，心情阴暗地性交。他不记得一开始怎么发生的。最早，是娥当信差串联起组织间的沟通时搭上的。他喜欢她隐忍的外表，与内心的炙热。在他已有妻室的状态下，仍是陷落于倾向于死的神秘情欲。
……
那晚，他看着黑暗，一遍一遍摸黑而无声地绝望做爱。他诞生一只黑暗之眼，能专注看着黑暗而再无其他之眼。从那刻起，他内心的那只眼睛，终其一生只专注凝视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在肉体的交合中，似乎肉体愈深入，愈陷入黑暗。他因此拼命冲刺，充耳不闻娥的激情叫喊。他渐渐地，越来越清楚地，看见黑暗。他知道这代表着他看到未来了。这个完全陌生的黑，印证他过去的猜想：未来只能是虚空，在最深的黑暗里。[7]
如果用历史的实在性来考察比较，1943年的伦敦之夜和1930年的基隆之夜的相似不多，但以上的两段故事就像是在错综的时间里解说着彼此，就像——
一起动身出发的姿势，
最早，是娥当信差串联起组织间的沟通时搭上的；
一种流放他乡的姿势，
在低矮潮湿的砖瓦厝，心情阴暗地性交。
目的地并不重要。
这个完全陌生的黑，印证他过去的猜想。
要紧的只是我们抛在身后的距离。
未来只能是虚空，在最深的黑暗里，
许诺了一条地平线。
我第一次试着用“改写”的方式理解战争和革命。
义务一则
我写过一篇名叫《且听，风——吟》的文章，首发在“假杂志”公众号时有人留言，大意是文章转述的阿城对1976年远在云南的知青听闻领袖去世时场景的描写仅仅能代表他个人的立场。留言者说得没错，这恰恰是写作的意义。阿城的文章穿透时代，与历史的继承者如我、如“假杂志”的读者擦肩，挥洒出星星点点的灵光，但是包括名家名篇在内的任一写作都不可能和时代本身划等号。历史的印痕只存在于众多写作的间隙里，写作和历史的关系就如同树木之于森林。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JB。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霎时消耗。明月当空，星辰灿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其中透露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感和随之而来的善恶难辨的“消耗”，同时伴随着湿漉漉的肉欲气息。这种文学上的混纺效果显见是杂糅了阿城本人及其所在的知青群体的遭际，而他们彼时彼刻的身心图景既和我们的时代以及我自己无关又有关，不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久久停留于此。阿城的写作使我想起伯格和他年长的朋友肯的对话，
把蛋切成片，和着绿色的汤一起吃。那种融合了蔬菜的尖锐酸楚与鸡蛋的圆润舒适的滋味，会让你想起某件非比寻常而又遥远的东西。
家吗？
当然不是，甚至对波兰人也不是。
那是什么？
是幸存吧，也许。
我用“尖锐酸楚”和“圆润舒适”的合二为一，以及“某件非比寻常而又遥远的东西”去想象何为幸存的实义，幸而发觉这个方法不仅仅能够用来解释普里莫·莱维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以后所面对的生命困境，也能用来解释阿城笔下，他和伙伴们的小水库之旅，当然还不止如此。
我从集中营回到家之后，一位年长的朋友来看望我，他温和而坚定，是人格宗教的耕耘者，但在我看来，他总是过于严肃而认真。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而且基本上安然无恙，也许更成熟和坚强了，当然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是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而是神的佑护。我有着神的印记，是被神选中的人。我，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奥斯维辛之后更不相信神的存在，居然蒙受了神的慈悲，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为什么是我？这不可能知道，他回答。也许因为我必须写作，并通过写作来作证。［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9]
本文参考书目和文章：
1.［英］约翰·伯格，祝羽捷 译，《简洁如照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2. 王琦，《王琦美术文集·艺海风云（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3. 孙歌，《文学的位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至第17页
4.［澳］克莱夫·詹姆斯，丁骏、张楠、盛韵、冯洁音 译，《文化失忆》，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
5.［英］约翰·伯格，吴莉君 译，《我们在此相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6. ［美］安德鲁·阿伯特，《专业知识的未来》，《清华社会评论》（第十二辑），2020年1月，第46至第68页
7. 朱嘉汉，《里面的里面》，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
8.［美］托尼·朱特 ［美］珍妮弗·霍曼斯，周小路 译，《事实改变之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9.［意］普里莫·莱维，杨晨光 译，《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关于作者
胡昊（b.1990），写作者、策展人，现为泰康空间研究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美学硕士学位（2017）和哲学学士学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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