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尊重实干者在今天特别重要？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秦朔朋友圈 Author 秦朔
我在2022年写的《拒绝无力》一文中提出，“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人都在熬，但彼此无需怨，只能苦干、巧干、坚持干、创新干、团结起来一起干。”
如果现在要我重写这段话，我会在“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人都在熬”之后加上一句，就是“天天都在吵”，或“天天都在闹”。
吵，是用口水和键盘。闹，是在南京的商场，揪住一幅装饰画的某个局部发挥想象大做文章；是在广州的动漫城，怒砸《盗墓笔记》插画的签名墙，说这是日本动漫；是把农夫山泉的饮用水倒掉，扔进垃圾堆。
感到很难受。
国家总说，实干兴邦，实干为要，劳动创造价值，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现在，吵和闹实在太多了。
我的心理承受力一向较弱，长期调研也使我深知要把一件事、一种现象、一家企业理解清楚，说得明白，很不容易。所以我一直自觉远离网络口水战，因为口水战很不适合基于事实来讨论问题。口水战不是就事论事，明事析理，往往是借事发泄。太情绪，太随意，也太不负责。
写这篇文章自陈心迹，实在是积郁既久。
先从宗庆后去世后意外引发的农夫山泉口水战说起。
我熟悉宗庆后，网上流传的很多视频中都有我访问他的镜头，他走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痛惜并缅怀。（《秦朔：宗总，你终于可以歇歇了》）
对农夫山泉，我不怎么熟悉，只去过其在杭州黄龙饭店的总部一次，是多年前，现在大概搬了吧。不久前到吉林省长白山北坡景区旅游，本想看一下农夫山泉在这里的水源地（抚松工厂），因为时间紧，也没去成。
我没有见过钟睒睒。作为商业领域的研究者，我和美国一位华裔学者王家卓教授写过农夫山泉的英文案例（《Yes Logo》，斯普林格，2023），我们认为钟睒睒是中国最擅长运用定位方法的企业家，“并非是靠学习美国的定位理论成功的，而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定位方法”。
在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农夫山泉的“护城河”不只是水源地、品牌、多元化产品结构、营销网络，还有管理和技术——
农夫山泉在江西省赣州信丰县投资的脐橙果园和工厂，一年能卖出3万多吨鲜果。其品牌叫17.5°。整个过程非常艰辛，因为当地农村之前完全没有标准化的农产品生产体系。
为确保每一个橙子表皮完整、个头均匀、口感一致，实现“好果卖优价”，农夫山泉建立了四大标准体系，即田间管理标准、采摘标准、工厂分选标准和运输标准，共涵盖34道作业流程、79类管控内容和148项监控细项。
例如在田间管理方面，他们将GPS定位引入果园管理，对每一个果园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统计、追溯、反馈。在鲜果成熟后，他们通过光学分选机，每个橙子经过时都拍摄40张照片，全方位无死角记录鲜果的表面瑕疵，根据瑕疵面积对鲜果进行分选。
此外还会在不破坏橙子表皮的情况下，通过近红外线检测每个橙子的糖度和酸度，通过自动称重感应智能分级等措施，实现鲜果分选分级。
在鲜橙获得成功的同时，农夫山泉还将积累多年的无菌灌装技术引入NFC果汁（非浓缩还原汁）的生产，成功解决了NFC常温存储的难题，实现了“优质的脐橙，榨出优质的橙汁”。在鲜果加工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将橙皮变成橙油，橙渣与橙皮变成饲料或天然果胶。
以上是2021年前后的情况。这两天查资料，看到《杭州日报》今年1月11日的一篇报道，讲了农夫山泉最近的一个故事。
2023年是赣南脐橙丰收大年，但由于12月恰逢霜冻，橙子表皮不好看，也不利于储存，不少收购商趁机压价，导致当地果农面临“丰年减收”的困局。而农夫山泉则加大了采购量，且价格高于行情价，收购量首次突破1.6亿公斤，创下历史纪录，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市场恶意杀价行为，稳定了赣南脐橙价格，确保了合作果农的利益。当地政府赞誉农夫山泉“对产业有很好的支撑和托底作用”。
农夫山泉的一家合作果农说：“一般水果贩子只在采摘季才会来到田里，但农夫山泉初春就来了，带来果苗接穗芽、肥料等，指导我们种植果树，采摘前还会进行几次农残、含糖量等指标检测，只要符合要求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签约收购，这样我就省心多了，不管市场涨跌，我的果子都给农夫山泉了。”
我去过很多县域调查，深知这些地方的政府最期待的，就是引入像农夫山泉这样的资本和技术，对本地农产品深加工，提高附加值。通过“农工合作”“农商合作”“农技合作”，才能摆脱小农经济脆弱的一面，实现升级。
图/Pexels
2021年11月，我写过《关于联想的联想》。当时关于联想的口水战，我本来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到偶然有一天，在头条上看到很多跟帖，对联想的领导人喊打喊杀，实在看不过去，就写了一篇。
当时很多朋友支持我的看法，但网上的谩骂也非常强烈，比如说“查到你在美国留过学，你就是一个XX、XXX”一类。看了一下，基本都是刚刚在头条注册的用户。他们平常应该不会关注我们这样写的比较长、比较专的内容，也不知是什么力量，让他们集体行动起来。
我截屏了几条，发给头条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觉得这样的东西该不该处理”。他们研判后删了。当时公众号后台也涌进大量类似声音，把小编看得都气哭了。但也无奈。从此，我更加谨言，“不趟浑水”。
今年1月初我到北京联想总部采访供应链相关问题，遇到一位主管市场的高管，我随口说了一句：“杨元庆的心理承受力真挺强的，换了我就回家不干了。”这位高管说：“我是流了很多泪之后脸上再带着微笑，杨元庆是无感，他是腿断了也不知道。”
这一刻，我所受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但仔细想想，对着那些似乎是无穷无尽，似是而非，又抵挡不了的“定性”的口水，带领千军万马要在市场上征战的他，不选择无感和向前走，还能选择什么？
这是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在全球PC领域位居第一的企业，一家常年在Gartner全球供应链TOP25榜单上的企业，一家在技术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在服务转型方面卓有成效的企业，一家投资了两三百家科创公司（如宁德时代、比亚迪半导体、寒武纪、中控、旷视、沐曦、图灵量子等）的企业。
作为个体，当然有权利不欣赏，从舆论监督角度也可以提出批评与建议，但如果基本事实和历史背景都不清楚，就跟风去骂，甚至是咒，而且旷日持久永不消停，明明有很多错误的指摘也从不道歉，于情于理于法何在？
我去过联想集团合肥基地调研，也拜访了合肥市发改、科技、商务部门的主要领导。联想合肥产业基地2011年成立时的年产值为3.4亿元，2021年已达1227亿元，它是合肥市首家年收入过千亿的企业，是安徽省首家出口过百亿美元的外贸企业。它本身提供了1.6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其带动下，大量供应商伙伴在合肥及周边投资，又带来了1.6万个就业。
孙中山说：“国人苟能多一实业，则国家多一分之富矣。”历任安徽省、合肥市领导都高度重视联想基地，支持其发展，不就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创出了实业价值吗？
最近新质生产力讨论很多，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联想提供的“端边云网智”的高性能计算能力，不就是新质生产力吗？
联想高管的薪酬曾是一个舆论焦点。但杨元庆做过多少公益捐赠，则除了公司发布的孤零零的新闻稿，没有多少人关注。
其实，杨元庆个人2015年就向本科母校上海交大捐赠了1000万元，2017年又向研究生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捐赠了1000万元。此后，对上海交大，他在2021年捐赠1亿元建设绿色水冷高性能计算中心；对中国科技大学，他在2020年3月捐赠1000万元支持新冠疫情科研攻关，在2023年捐赠2亿元用于少年班学院大楼建设等。
他个人还向湖北多个贫困地区捐赠了价值1000万元的终端设备，捐资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培育国际一流数学人才。他也主动和员工分享。2012/2013年，他连续两年从个人奖金中拿出300万美元，奖励给近1万名基层员工，如生产线工人、督导、助理和呼叫中心接线员等。2022年3月，他自愿放弃公司之前授予的价值8000万元人民币的长期激励，由公司作为特别奖励，分发给疫情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员工。
无论企业干了多少，无论企业家干了多少，对那些刻意维护成见、并以此收获流量的口水战士来说，都是视而不见的。他们有他们的信息选择与观点构建方式，并形成了他们的叙事方式和情绪氛围，弥漫不散。
图/Pexels
讲完这两个案例后，我把自己最近的思考，包括迷惑，做一个陈述和辨析。
1、关于营商环境。
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社会长期稳定优势，有勤劳智慧的人力资本优势，政府也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但能不能说，我们的营商环境已经很好、超好了？我认为，单从舆论氛围，特别是参与者众的社交媒体氛围这种软环境看，连良好也很难说。
2、关于对企业家的影响。
有人会说，人人都有表达自由，一个普通网民发表点观点有点情绪算什么？连这点承受力都没有？诚然如此。但表达自由不是滥用表达权、不负责任表达的借口。尤其不能成势，且固化、经常化，变成一种“社会裁判所”性质的力量。
人言可畏，流言可怕，这是人性，任何时候都如此。如果只是分散的，偶发的，乃属正常。但如果某些导向的流量被推荐算法长期加强，再加上某些机构、势力、恶性竞争等等的操纵、操作，就会积聚演化，做大而成为一种“真的如此”的力量，一种“我就是正确”的力量，置身其中，好像被赋能，什么都敢说，张口就来，随意裁决。精于算法的社交平台就不能在信息推送中内置一些多元、均衡的声音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接触的绝大部分企业家（经常看我文章的人应该了解，他们都是主流且重要的企业的领导人）对社交媒体的氛围都是不满、不安的，但也是不愿、不敢回应的。基本态度就是躲，多一句不如少一句，鸣不如默。对那些无端受难的企业，他们私下会表示同情和声援，公开是不敢发声的。他们告诉我：“也不是敢不敢发声的问题，是企业这么几万人要吃饭，被舆论盯上了，业务受影响，员工受影响，没办法。”
不要小看当年的联想和现在的农夫山泉遭遇的舆论“示范”。一家企业委屈委屈就算了，可是这会引发更多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家人思考：未来如何选择？如何避险？他们周围的人、手下的人对经商办企业的热忱还有多少？很多人看来看去会觉得，还不如找个稳定安全的港湾。
我们从上到下花了那么大力气呼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就被这些口水战对冲掉了，消解掉了。
3、关于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关系。
国家的大政方针之一是致富光荣，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在各地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调研发现，现在财政转移的力度很大，有的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公共支出的关系甚至是1：10。
转移支付来自哪里？还不是万千企业的各种贡献？换句话，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民生福祉的提高，归根结底不还是要靠广大市场主体的努力？企业就是我们的饭碗，口水战天天盯着企业出气，今天搞一个明天搞一个，不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吗？如果先富的人都被弄得意兴阑珊，谁来带动后富？最后能实现共富吗？
国家一直在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商投资，在广交会之外新办了上海进博会、海南消博会、北京服贸会。中国很多地方的纳税大户都是外企，无锡刚刚公布的2023年纳税百强，第一第二名都是外企，即SK海力士半导体、阿斯利康，博世动力总成排第八。
我前一段在香港拜访了一位著名企业家，他说中国和美国、俄罗斯不一样，他们就算孤立起来自己是可以循环的，中国不成，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的对外依存度太高了。可是口水战动不动就把这个国那个国当成仇国一样，也不对该国部分政客的言行和在华投资外企、该国知华友华的民间力量进行区分。这种氛围，对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企业到别国的地盘上打天下，到底是什么影响？
国家还在大力推动民间外交、人文交流，认为“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而不少口水战不是服务于这一目标，而是反向而行，用抗日战争年代的词汇斗这个斗那个，一个正常的商业标识的图形也会被演绎得翻天覆地，这到底算哪门子的“爱国”呢？
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法无禁止皆可为，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而口水战对企业和企业家行为的判别，依的不是法，是个人情绪和主观标准，而且是选择性的。比如同样的话，A企业家说了就没事，B企业家说了就有事。倘若这种风气继续下去，到底是要法治还是网治，是依法治理还是依网络舆情治理？企业家会用真实的体感做判断的。
对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党内抓得很紧。社会呢？网络呢？能不能体现呢？我有时会想到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的那句话，“在下有些恍惚”。比如中央明确，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什么是最大的政治，什么是中心工作，什么是首要任务，讲得清清楚楚。
而有些擅长网络流量运作的人士，动不动就代表“人民”，今天盯这个企业明天咬那个企业，都是往负面引，把各种社会问题的源头往企业家身上引，唯恐点火不够，冒烟不大，完全偏离了现代化、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主航道。这种气氛下，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中心工作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24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文明。在此起彼伏的口水战中，文明有多少？不文明又有多少？
4、关于对企业家的要求与包容。
国家对企业家高度重视，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5个关键词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概括，这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我一直在按这样的标准，调研和报道那些坚持生产性创新、践行商业文明的企业和企业家。
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家是有个性、有风格、敢冒险的物种，他们说话做事，有灵光，有锋芒，有出人意料乃至常人看来不合时宜的地方，是很正常的。这也需要建设性的包容。
企业家是一种什么人呢？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话，他们存在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
他们不是四平八稳的，至少大概率不是。或者说，四平八稳的人，大概率成不了企业家。像马斯克，《极限高压：特斯拉，埃隆·马斯克的世纪之赌》一书作者提姆·希金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马斯克专横、情绪化、爱面子、缺乏安全感、自大、偏执，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似乎离开特斯拉的人，没有想再回去的。……很多人问我马斯克是坏人，还是英雄，实际上，答案没那么简单。他身上有很多灰色地带，很多时候取决于他当天的心情。”
我们对自己的企业家，能不能容忍他们身上的“灰色地带”呢？不能因为他们某些场合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就一直被打棍子，贴上标签。如果把为人处世都特别正确和循规蹈矩，作为对企业家的要求，到底还有没有企业家？做企业已经够难了，“永远做正确的企业家”更是超高难度的要求，非圣人所不能及。
5、关于共识与底线。
从创办自媒体的那一天起，我们的理念就是中国明天更好。我想这也是每个人的共识。对此我始终保持希望。我刚去香港采访，是2019年之后第一次去，最深的印象是很多香港人都说，他们周末去深圳购物买菜吃饭按摩。一个朋友说：“香港人对服务可挑剔了，但深圳征服了他们。”在中国制造之后，中国服务也在崛起。
我们上周登了一篇文章，讲中国鱼子酱的故事。中国已是鱼子酱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占据全球60%以上的市场，其中四川雅安贡献了全球12%的鱼子酱，浙江衢州贡献了三分之一。（《2024，这赛道不愁生意，凭什么？》）如果不看这篇文章，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回想起今年春节前去慈溪，在朋友公司吃鳗鱼饭，他说全世界最大的鳗鱼生产企业就在附近，“你在日本吃的鳗鱼饭用的鳗鱼，很多都是他们出口的”。
所以只要给我们的市场主体一个正常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给他们安全的保障、声誉的激励和公平的对待，尊重他们的人格、财产权和隐私，不干扰，不伤害，不乱扣帽子，他们什么困难都能穿越，什么奇迹都能创造。相反，如果社交舆论场出现了一种经常发酵，“做事的不如管事的，管事的不如议事的，议事的不如生事的”气氛，且一直得不到校正，那么中国经济就算有再多好牌，也可能没有好局。
这是因为，现代经济是建构于信息之上的信心经济，行为经济，如果信息紊乱了，人们根据信息所做的决策就紊乱了。他们通常的选择就是保守、收缩、防范、无为。这样就算有再多刺激性政策的拳头，也会像打在棉花上一样。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发端，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文章密不可分。我在不久前的文章中呼吁，在实事求是中解放思想。今天我想说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要彼此尊重，对实干者尤其要尊重，至少要抱着不伤害的态度去对待。一定要从狂热的口水中冷静下来了。
不伤害，应该成为我们对待所有实干者的态度底线。
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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