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文转载自张鸣为金满楼《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所作的序言。
义和团，曾经是中国人羞于启齿的疮疤。从清末新政一直到民国的北洋时期，国人一直不大愿意说起义和团这点事。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但都要强调自己不是义和团。追求文明的中国人，尤其是比较开明的中国人，实在想不明白，这股野蛮虐杀、盲目排外的风潮，是怎么兴起的。于是，只好三缄其口。既然是个丢人的丑闻，那我们就闭上眼睛，假装它不存在。
义和团被正名，是革命话语流行之后的事情。可是，被定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光鲜是光鲜了，人们也比较地能堂而皇之地谈论了，但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却滑向了赞美的大合唱。回顾改革前三十年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研究，一边是赞歌一曲接一曲，一边是咒骂一声连一声。骂得最狠的，是美帝国主义。全然不顾当时在八国联军中，美国对中国人其实最为温和，真正狠的，是俄国人。义和团，当时一般都称之为拳民。他们的兴起，要从蔓延几十年的教案说起。虽然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基督教的教禁就算开了，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即民教冲突，还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失败开始的。虽然在西方人看来，太平天国信的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但中国政府和士绅，却有意无意将洋教和长毛归为一类。一个在中国掀起一场大规模叛乱的宗教，因为西方列强的庇护，而在中国土地上招摇，委实为一件很妈妈的事。涉及基督教的民教冲突，跟以往中国的教案不同，跟西方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存在有关。地方士绅讨厌基督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统治的社区，出现了另外一个中心，自己的政治权威乃至文化权威受到了挑战。某些一般民众讨厌基督教，是因为他们看不惯，看不惯教堂的弥撒，看不惯洗礼，看不惯终傅，尤其看不惯密室忏悔。民间男女之间无穷的想象，会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教会一直是在集体宣淫。而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的行为，也当然地被想象成拐卖儿童，进而采生折割，取肝做药。在这种看不惯过程中，往往会发生特别的效应，引发民众对教会的恶感。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不许教民参与民间赛会，求雨演戏。但一方面，教民的孩子未必能真的不看戏；另一方面，求来了雨，却也洒在了教民的土地上。这样的事，总是令人说起来恨恨连声。而不拜偶像导致的教民宗族的纠纷，更是让人感觉传统的伦理和习俗都受到了干扰和冲击。文化上的隔膜、不理解，导致冲突，而冲突之后，隔膜就更深，猜忌更深，敌意在积累，一有火星，就会燃烧起来。有意思的是，在民教冲突中，民的一方也有比较有理的时候，比如好些房产纠纷、经济纷争，但是，有理有利的纠纷，却很少能形成真正的冲突。闹到打、杀、烧地步的纠纷，往往都是些误会，或者别有用心的歹人有意的煽惑。打教的人们，往往真的相信教会中人群居宣淫，拐卖儿童，采生折割。冲突闹到官府，也不像人们惯常想的那样，官府一味偏袒教会，压制民众。在我查阅的教案档案中，发现多数重大案件，每每是官府一上来就屁股坐在打教的一方，胡乱断案。等到列强干预了，总理衙门怪罪下来，这才反过来，再向着教会，一味屈服。而且，官府对于教案的处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非常明显的迹象，官府是想通过制造和激化民教的矛盾，利用民众来把基督教挡在门外。所以，每次官司，尽管民众很多关于教会的指控荒诞不经，但官府却从来不加以澄清。所以，打一次官司，民教的矛盾就激化一次。一直积累成了义和团运动。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一次席卷北部中国的超大规模的教案。当然，拳民们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支持。废掉了戊戌变法的西太后，使得整个朝政开了倒车，顽固派弹冠相庆，引得西方对中国的恶感大增，中国的外交环境变得十分恶劣。戊戌维新，学习西方，原本就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不再维新，西方的压力如故，而且更大了。西太后和保守的朝臣们，只好从传统的武器库中寻找抵抗西方压力的武器。义和团本身，其实也是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来自底层的一种对这个过程的抵抗或者挣扎。这样的挣扎，正好碰上了朝廷政治的转向，功利性地结合在了一起。义和团所谓刀枪不入的法术，带给了西太后幻想，也成了她挽救时局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显然，如果没有朝廷的纵容和默许，义和团是根本不能坐大的。在东南互保的各个省份，义和团就没有发展起来。即使在义和团的故乡山东，袁世凯主政之后，义和团也基本被驱逐了出去。朝廷的利用，使得义和团变得更加疯狂，这个运动的愚昧、落后、狂野和荒诞，都因此而更加彰显。几十万中国教民和上百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无辜被杀，甚至连北京的使馆都遭到了威胁。最严峻的时刻，在京津一带，所有跟洋字沾边，甚至用了一两件洋货的人，都会被视为“二毛子”，丢了性命。逼得西方列强不得不采取行动，所谓的八国联军入侵，就是在这个情形下发生的。其实，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的变法中止很反感，但他们绝对没有料到这个自1860年以来一直学习西方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排外狂潮。中日甲午战争，让西方人彻底瞧不起中国军队，但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已经被日本人打残了的中国，敢对所有西方国家开战。他们实在是太有理性了，没法理解这个国家从拳民到西太后的疯狂。所以从1900年5月调兵进使馆区，再到6月组织西摩尔联军，都非常仓促。著名的西摩尔联军，绝大多数都是各国的水兵，统帅也是海军将领，目的只是进北京把使馆人员接出来。以至于行进过程遭遇袭击，只能依托火车反击，就像水兵离不开军舰一样。义和团和清军全面围攻使馆，才使得事态严重恶化，也才使得各国正式派兵来华成为现实即便如此，联军也是临时拼凑的，出兵最为方便的日本，占了联军最大的比例。而且，联军也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各国军队基本上各行其是。甚至没有截获中国朝廷的计划，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只需派一个连，西太后和光绪都是跑不掉的。应该说这样的联军，不是来灭亡中国的，而只是来制止中国的暴力和混乱。也正因为如此，列强才可能跟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协定。当年的西方列强，如果真的要打到小朝廷所在的西安，其实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当然，刀枪不入仅仅是神话，而且此时清朝的正规军，并没有从甲午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装备虽然不差，但训练和素质却一塌糊涂。不足两万的八国联军（名义上应该是十一国联军），一路所向披靡。进攻大沽炮台、天津城和北京城，都只花费了几个小时。守军的抵抗更像是象征性的，至于被后来中国的史家夸成一朵花的义和团，更是在抵抗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死在义和团刀下的联军士兵，不超过十个。根据当时一个北京五城公所的衙役王大点的观察，义和团的刀，只在杀教民，杀白莲教，杀朝廷的开明派大臣方面比较有用。号称当年最强悍、装备也最好的京津一带的武卫军，除了去了山东的袁世凯部，剩下的，都溃散了。以至于护卫逃跑的太后和皇帝，只能靠前来勤王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的千把人。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不仅造成昔日繁华的京津地区的残破，国库被洗劫，以及圆明园进一步破坏和多处皇家园林的劫难，更带来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还有使馆区的国中之国以及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的外国驻军。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困境进一步加剧。对还没有从甲午战败和赔款中苏缓过来的中国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形征，被降到了最低点。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其实就是害国，当然，也害了他们自己。有关这段历史，一向被歪曲得面目皆非。对于想知道真相的非专业人士而言，非常急需有一个通俗而且靠谱的历史讲述。金满楼先生满足了我们。他为我们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他讲了很多故事，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更关键是靠谱。我知道，这段历史，虽然不长，但要想讲清楚，不花点工夫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就这样，在金满楼的笔下，义和团来了，八国联军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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