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群
转自｜《党员文摘》
刊期｜2008年第12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然而，在广大共产党人的心头，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正是在那次出访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1978年11月10日下午，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但这个中共老政治家在此次会上做出了惊人之举。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此时，在京西宾馆的会场外，还有一个会议——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个特殊的常委会。11月l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关于“天安门事件”依然没有结论。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14日上午，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编者注）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信上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七千字的新闻报道稿，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林乎加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当天下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也应邀到会。新闻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发布。他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就是政治局常委画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话。老记者周鸿书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周鸿书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决定先写一篇两千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文内，然后另外再写一条消息，争取单发。当天晚上十时许，周鸿书送北京市委书记审核的稿子有回音了。市委书记毛联珏给周鸿书打来电话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乎加同志。”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晚上，国内部的编辑们谁也不踏实，他们找到副总编辑穆青，说出了他们的编辑意图。穆青很赞成。为慎重起见，穆青打电话找到社长曾涛商量，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第二天一早，周鸿书被召回总社。在国内部杜导正的办公室，大家开会研究怎么突出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消息。讨论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杜导正说：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天安门事件”平反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单发的稿子写完后，穆青又将稿子发给曾涛。15日晚上7时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又打电话给穆青，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曾涛又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条重要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第三天，《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代表们兴奋地争着去跟曾涛握手。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来到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从这一天开始，会议的进程已不可能再像华国锋会前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11月25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一、“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三、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代表们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但许多代表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华国锋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条结论中，丝毫没有提及从5月份以来在媒体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26日上午，江一真（时任卫生部部长——编者注）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于光远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他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从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顾虑，与他们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但是，形势的推进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万里发言：“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徐向前在发言中说：“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11月27日晚，邓小平对此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这个谈话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传达，但还是流传了出来，这被看作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一个明确表态。早在这次会议之前，胡乔木就作为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人为他准备了一份讲稿，这也是依照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准备。但是到了会议期间，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邓小平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邓小平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也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特别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这一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扬帆起航；这一天，中国历史实现伟大的转折，其光辉灿烂至今。（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10月15日第9版“冰点周刊”，转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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