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人人都是告密者
▲老大哥在看着你
（略有删节）
作者｜周成林
摘自｜《南方都市报》
刊期｜2009年4月28日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几乎所有谈话都隔墙有耳
这两天在读索尔仁尼琴，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劳改班长告诉小说主人公如何绝境求存，他说三类人在古拉格熬不出头：舔别人盘中的残羹剩饭者，指望医生帮忙者，再有，就是出卖同伴的告密者。但是主人公劳改几年，不尽认同班长的话，因为告密者往往熬得出头，只不过，告密者救自己，是以别人的鲜血为代价。
告密者救自己，代价还有良心（如果还有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年发配广阔天地古拉格，也因为他给朋友写信发牢骚政治不正确，被朋友以“爱国”名义将他告发。
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尤其古拉格，这些年我也读过几本好书，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与众不同。这本详实之作建基于大量日记、档案与访谈，重点不在古拉格，更不聚焦已为人知的名流遭遇或政治内幕，用作者的话说，《耳语者》是想深入探究苏联小民在斯大林治下如何生活：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他们感觉如何？
如我从前看过的一部精彩电影《东方西方》：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几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哪怕生活小事，也必须耳语。
▌告密可捞到实惠，也可整人害人
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根据估计，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老大哥”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
《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5%（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因为城市不同，监视程度也有区别。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而在基辅东面的哈尔科夫，84万居民只有50名卧底。
说完两个极端数据，再来看看中间值，或许更有代表：1938年，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人口40万，告密者大约一千。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也让自己免于迫害。
1937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
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1937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也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米亚钦，1937年2月至12月，被他检举的阿塞拜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14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
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
伊万·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一位同事出于嫉妒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50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家人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
▌六亲不认的“少年英雄”
说起告密怎能漏过“少年英雄”巴甫里克。1932年9月3日，西伯利亚西部某个偏远贫穷乡村，15岁的巴甫里克·莫洛佐夫和9岁的弟弟死在森林之中。兄弟俩是被人用刀刺死的，而凶手是巴甫里克家的亲友。根据官方宣传，巴甫里克是位英勇的少先队员，因为检举自己的富农老爸，所以招来杀身之祸。
然而实情复杂得多，巴甫里克根本不是少先队员（村里并无少先队组织），他只是一名“要求进步”的少年，经常向警察告发邻居。身为长子，巴甫里克怨恨做过三届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因为父亲抛下家人与另一女人同居。1931年11月，巴甫里克向当局检举了父亲的“罪行”（大概因为父亲同情富农，反对成立集体农庄）。审判就在村中学校举行。根据官方报道，父亲在庭上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儿子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巴甫里克兄弟的死因扑朔迷离（检举父亲之后，他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攻击集体农庄的“反动言论”，而他9岁的弟弟亦成了一名小线人）。家中亲友是否预谋杀人，虽然确凿证据欠奉，当局还是成功挖出一个“莫洛佐夫富农集团”。1932年11月，“富农集团”五名成员受审：巴甫里克的叔父和教父（所谓谋杀的策划者），他的祖父和他的表兄（所谓谋杀的执行者），还有他的祖母（所谓将兄弟俩诱进树林）。除了叔父不知怎么逃过一劫，其他四人全被处决。
1933年秋，巴甫里克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那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
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哪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大麻烦。”
▌忏悔者和自豪者
比起自发告密者，被迫告密者多半“出身不好”，他们更脆弱更无助，也更难抵御秘密警察的诱惑，即通过告密，令自己成为一名有用的苏联公民。对于这类“弱势人群”，内务人民委员会有既定的招募政策，他们常常挑选被捕者的亲友下手。
根据某位秘密警察回忆，招聘过程通常如下：
譬如，有个女人的丈夫被捕，秘密警察与这个女人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你是真正的苏联公民吗？”“是的。”“你准备好证明自己吗？人人都说自己是好公民。”“是的，我当然准备好了。”“那就帮助我们吧。我们所求不多。要是留意到任何反苏言行，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周碰一次头。在这之前，你应该写下你留意到的事情，谁说了什么，谁当时在场。就这些。然后我们就知道你真的是位苏联好公民。你要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帮助你。你要是被开除或被降职，我们也会帮助你。”
这样的诱惑很少有人可以抵御，尤其初涉人世想要融入“苏联大家庭”的年轻人。
索菲亚17岁就做了告密者。她生于明斯克附近一个波兰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索菲亚的父母转而务农，农业集体化开始，他们一家以富农身份被流放到科米地区。1937年，一家人又回明斯克附近原居地，但索菲亚的父母随后被捕，再被遣送到彼尔姆附近的“特别安置地”。索菲亚决定逃跑。她先是进了一所工厂学校，然后又进乌拉尔附近的某地一所医学院。没人问起她的富农出身，甚至没人问她是否具备合法旅行证件（大概相当于中国从前的单位介绍信）。
过了半年，该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把索菲亚叫去，她以为要进监狱，但人家只是告诉她，她要是不想因为隐瞒出身而被学校开除，就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她的任务就是跟同学聊起有关政治的话题，然后详尽报告。随后，索菲亚不仅有了合法证件，还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在彼尔姆从事救护工作，并且嫁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的公子。
回首往事，索菲亚先是毫无悔意，哪怕她知道很多同学因为她的告密而被捕，因为她觉得身为富农女儿要在斯大林时代生存下去，自己当年的举动乃是必要代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用索菲亚的话说，当自由来临不再害怕，她决定把一切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和孙辈。
也有毫无内疚的告密者。
跟索菲亚一样，生于1930年的瓦伦狄娜亦是富农女儿，从白俄罗斯一路去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阿巴坎城。瓦伦狄娜13岁才有机会上学识字，她的童年记忆满是饥饿与褴褛衣衫。就算进了学校，瓦伦狄娜仍然受尽歧视，并为自己的出身和父母的贫穷而羞耻，但她努力学习，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希望。瓦伦狄娜相信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她亦坚信党的报刊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后来回忆：“跟斯大林一样，我毫不同情送到古拉格去的那些人。”
1948年，瓦伦狄娜18岁，她离家出走，进了一所会计学院，然后在萨哈林岛的海军基地找了一份见习会计的工作，并且嫁给一位海军军官。她成了海军基地的可靠职工，并为内务部招募成了线人，专门告发其他海军军官的妻子。她的工作就是跟这些女人拉关系，向上级汇报她们的私人生活和各种言论。
她回忆道：“有时候，我会接近这些女人，请她们帮我做些我可以买到的东西：很多女人靠缝缝织织来打发空闲时间。别的时候，我会跟这些女人交朋友，让她们请我上门喝茶。或者，我会在她们工作的时候拜访。我的上司给我钱来支付这些‘订单’（我现在还有很多，主要是些外套和毛衣，都是我的‘客户’给我做的）。他也给我钱买茶点，或别的礼物，这样初次接触我就能够对付，并且赢得这些女人的信任。重点在于拉上关系。真的很容易。只有一条规则：在重要谈话开始之前，你得跟某人独处。只有这样，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狄娜做了好几年告密者。她写了数十封告密信，她告发的人随后都被逮捕。与此同时，瓦伦狄娜收入优厚，不仅给年迈父母汇去大宗卢布，还在阿巴坎买了一所房子。1969年，她39岁，就跟丈夫双双退休。当《耳语者》一书相关的研究小组采访瓦伦狄娜，她依然坚持，她的告密乃是被迫，她自己也是牺牲品……不过，瓦伦狄娜坚信，她告发的那些人真的都是人民敌人，“证据确凿的间谍”，她不觉得有愧，她的确为自己得到的荣誉而自豪，用她的话说，她从事的是“反间谍工作”。
▌光明的尾巴和淡淡的阴影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米嘉·卡拉马佐夫说：“要是上帝被赶出地表，那我们就会在地下见到他！”黑暗与绝望之中，人性光辉不亦如是，哪怕明灭细弱。
既然到处都是告密、背叛和诬陷，既然只能耳语，既然连耳语有时都不可能，那么，胆子够大的人只好冒险写日记，在日记中与自己对话，也向纸上亲人和想象中的朋友倾诉。因为担心随时被捕，作家普里什文的日记都以细小字体写就，要用放大镜才勉强看得清楚。对他来说，写日记就是确认自己的独立，坚守内心自由，不对自己说假话。
1937年12月，叶甫盖尼娅的父母被捕，她开始写日记，在日记中跟消失在古拉格群岛的父母对话。1939年12月，这位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因为极端孤独（她是所谓人民敌人的女儿，她的同学都不信任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有时候，我极其渴望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够理解我的朋友，我可以与之分享所有痛苦的朋友。”
跟叶甫盖尼娅相似，阿卡狄亦渴望与人沟通。当他去听列宁格勒图书馆某个讲座，阿卡狄决定把自己的日记给并非熟识的某位同学看。鉴于他的日记充满反苏言论，阿卡狄的举动既鲁莽又勇敢，但是，正如他在日记中坦白，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孤独，一天一天没有尽头令我虚度人生的孤独”。
比起上述两位孤独苦闷的少男少女，作家普里什文相对幸运。1938年12月，他请一位朋友帮他找个秘书，协助他整理日记。但是，普里什文亦意识到，让一个陌生人闯入自己的世界有多危险。几天之后，一名女子前来应聘。要帮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整理日记，她同样顾虑重重。她提议工作之前，他俩应该彼此了解。结果，普里什文和这名女子一口气聊了八个小时。他俩堕入情网，并在一年之内结为夫妇。
鉴于这篇长文满纸“荒唐”，我自作聪明黏了一条相对光明的尾巴（普里什文的婚恋）。但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因为这个尾巴拖了一条淡淡阴影，那是我在最新一期《纽约书评》读到的一篇文章“Putinvs.theTruth”（作者正是写《耳语者》的Orlando Figes）。除了引述2005年俄罗斯一项民意测验，即42%的俄国人，还有60%超过60岁的俄国老人，希望再有一位斯大林式的强人领袖，Figes还提到两则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