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难以忏悔？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作的“小引”里写道：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致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

博学睿智的钱钟书早看穿了中国缺乏忏悔文化的事实。这个发现，可能会比中国文化缺乏幽默更让人感到丧气。

“忏悔”乃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符码。“Confession（忏悔录）”甚而已经成为西人的一种自传类型。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名篇，已经成为名著进入经典行列。那么，相较于西方，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中国人为什么不愿道歉？我们又应当怎样忏悔，怎样宽恕？

钱默存类似循环论证的解释，显得过于娴熟取巧。面对这个难题，朱大可先生给出了他的一个答案。

  红卫兵道歉与忏悔稀缺  

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全国著名的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圈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它管理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并且还将长期管理下去。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但它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种多数人的沉默，构成“后文革”最阴冷的政治风景。

  忏悔者与拒悔者  

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整个民族遭到痛殴，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十年的哀歌。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程序刚刚开启，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遭到致命的摧毁。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shayexin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shayexin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巴金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

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1990年以来，在一个人本主义全面归零、流氓、厚黑、权谋和金钱成为主流的格局里，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而道歉者成了可笑、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甚至重新转向文革，缅怀罪恶丛生的时代，由此推高仇恨指数，酿造新的社会对抗。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赞美纳粹及其趣味，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来源：人民东方历史（转载自《东方早报》）

编辑：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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