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一个人的学术离不开经典学术的营养——《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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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是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超所著，初版于1996年，后经多次再版重印。最新修订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在2023年底出版。此次修订更正了一些错误，删去了极少量难懂或不必要的举例，斟酌修改了一些字句和标点，增补了一些页下注。希望经过这一次反复审读，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尽量可靠、接近完善的版本。本文为徐超教授为新书写的“三版后记”（有删节），讲述了他对师承的看法、治“小学”的心得以及对学术研究的感悟和思考，在此刊出，以飨读者。
徐超教授
拙著《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原有三个版本：一个是1996年“山东大学文史书系”第一批著作的老版本（即所谓“初版”，共10个印次），第二个是1998年台湾五南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繁体字本，第三个是2014年“文史书系”新装帧本（台湾繁体字本不计，故称为“再版”，即第11次印刷本）。没有想到的是，它今年又将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文学院决定将其列入“高等学校中文一流学科参考教材”出版规划，并作为首批著作推出，我称之为“三版”。本为教学而写（作为教师，科研也是为了教学），现在明确要为教学而用，最合初心。“一流学科参考教材”的名头，“建设一流学科需要”的厚望，给了我很大的压力，觉得有必要用现在的学术眼光去审视一下。26年过去了，这一次看，当年做事的情景历历在目，无限感慨涌上心头。想说的话太多，下面拣一些重要的话说，大致都与治学有关。
（一）广义师承说
我的学术渊源在《再版后记》里已有交代，这里再谈一谈师承问题。导师制度理所当然地决定了师承关系，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师承，而是应该重视广义的师承。比如，我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专业硕士学位，官方认定有两位导师，一位是殷孟伦（石臞）先生，一位是殷焕先（孟非）先生。因为二位殷师去世较早，后来影响我研究方向的则是蒋维崧（峻斋）先生。而在读研前的1964年至1972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八年，在那里，也有众多影响我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的老师。这至少说明，一个人往往会有多重师承关系。
其次，导师也自有师承。比如，孟非师曾经受教于赵世忠（少咸）等先生；在西南联大读研时，导师是罗常培（莘田）先生，副导师是唐兰（立庵）、袁家骅二位先生，校外导师是王力（了一）先生，则孟非师的师承自有广阔天地。
石臞师一直追随黄季刚先生，说起来应该是“正宗”的“章黄”，但实际也是转益多师，以他听过的课为例（季刚先生的课不计）：中学时代他听过说文课。进入成都高师（即四川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后听过的课有：庞俊（石帚）先生的说文、国故论衡，龚道耕（向农）先生的经学通论，林思进（山腴）先生的史记，赵少咸先生的说文、音韵学、古音学、古韵专书、诗经，向楚（仙乔）先生的文字学，祝同曾（屺怀）先生的汉书。中央大学时期听过的课有：汪东（旭初）先生的文字学、唐宋词，吴梅（瞿安）先生的清真词、白石词、花间集、山中白云词、草窗集、梦窗词、曲学通论、曲律、曲选，胡光炜（小石）先生的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甲骨文、钟鼎文，汪国垣（辟疆）先生的诗歌史、目录学，汤用彤（锡予）先生的西洋哲学史、隋唐佛教史，宗白华先生的艺术学、文化哲学，何兆清先生的科学原理、伦理学，景幼南先生的成唯识论。又跟王瀣（伯沆）先生学习古文和杜诗，还到北京大学借读过一些课，又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只要我们了解一点二位殷师的师承，我们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学术其实是一代学术的投影，其背后是一代学术精英，自有宽博深远的渊源。
再扩大一点看，师承还可以包括与个人研究兴趣和研究课题相关的读书和其他各种问学渠道，例如我在《再版后记》里提到的“私淑”说。
以上是说，从广阔的学术史层面看，我们应该站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看师承。比如我们论“章黄”学术，就势必要看到其背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章太炎等300年来的学术渊源，看到从汉学到清代乾嘉学派在内的学术扬弃史，全面研究相关学术，提炼精华，借以推动学术进步。尤其在当今时代，资讯空前发达，教育资源、学习路径空前繁富，如果过分强调师承和“校承”，甚至墨守门派家法，只能自遮望眼，封闭前程。进一步说，我认为，广义师承还应该是对传统所谓“师承”的最佳诠释；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强调广义师承说，目的是想说明它对开阔学术襟怀、树立学术公心、培养良好学风的意义。
行文至此，还想发一点感慨：前辈学者大多为通学大儒，正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不能获观其涯涘，“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故谈及师承，特别是说到广义师承，则常作“羞谈”之叹，而所以又不得不谈者，明不忘所由也。
章太炎先生曾经明确说，传统的“小学”，现在应该叫“语言文字学”。本书以《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为名，即是遵循了章先生的意见。
现在想想，当初胆敢写这样的一部书太自不量力，但同时又庆幸，正因为这种自不量力，才有了“响应”的勇气。非常侥幸的是，从它出版以来的学术反响看，这番尝试或可肯定。
现在，章先生的讲话已经过去将近100年，以《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命名的著作似乎只有本书一部，我为此深感荣幸。
书名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前八个字确定了宽度，“学”字则是确定了它的高度。我一方面限于学识，难得有理想的宽度和高度；另一方面也是考虑本书的基本用途——可以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教材、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研究生教材或选修课教材、博士生教材或参考教材以及一般教师的教学参考书，这就确定了本书内容的深度和文本的厚度（字数）。因此可以知道，本书的参考书目和引用书目，大体就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里的必读书目或主要阅读书目。
简言之，我最直白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我心中认定的、对学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那一部分内容写出来，主要目的是想给年轻的学人做一个学习向导，同时也是想通过本轮写作，让自己的学术能够再“系统化”一下。据此，本书从分科、章节安排到具体内容，基本体现了我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设定的教学大纲。比如，哪些理论必须掌握，掌握这些理论有什么意义；哪些书籍要求必读，怎么读；哪些研究方法必须掌握，怎么运用；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哪些是纲，哪些是目；等等。与通常的写作不同，本书所需的各项内容，我花了大约16年的研究功夫，积累了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成果。把这些成果按照“绪论”到“后记”（包括各章各节具体内容）的顺序，平铺在桌面上，便是“预制板”式的全部书稿。接下来的所谓“写作”，主要就是合理裁剪、缝合以及细节上的推敲、修补和完善，所以一路顺畅，从下笔到定稿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
必须说的是，本书出版后虽有谬奖，但我自知学识不足以承担撰写这样分量的著作，所以不能指望它达到多高的学术水准，其浅薄乃至错误在所难免，但大致方向不会错，因为这个路我已经走过一遍，它记载着我行走的足迹，同时，它又作为教材或辅助教材在一些高校的各种教学实践中使用了许多年，算是经过了一些时间和目光的考验。
张之洞《书目答问》里说，由小学入经学、史学、理学，则经学、史学、理学始可信，由小学入词章则词章始可用。就是说，古典人文学科的根基是小学。顾炎武《音学五书》里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则考文知音之学又是小学的根基。
为了筑牢根基，“章黄”都有明确的读书意见，但他们的要求太高，现代人一般做不到，只可以看成是一个方向。一般而言，《说文》《尔雅》《方言》《广雅》和《广韵》，这些应该就是建筑小学根基最基础的必读经典。
姜亮夫先生说，根基之学愈深愈熟愈好，并明确说，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是三百年来创获最多、发明发现最多的语言学家，章太炎是总结三百年大成，而又开近世纪风尚的大家。所以，戴氏《方言疏证》、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广雅疏证》、章氏《文始》和《新方言》也必读不可。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开办国学讲习班，其讲学成果大致都包含在了后来出版的《国故论衡》里。我读研伊始，二位导师开列的书目72部（种）。我们以谢启昆《小学考》为目录学入门，从《国故论衡》开始进入专业。音韵学从顾炎武《音学五书》开始，一直延续到黄侃《论学杂著》以及诸家古韵分部。
这里着重谈谈我对字词音义关系的关注。
字词音义关系，是我考研前即已深埋于心的一颗种子，也是我后来许多年的研究课题和数十年从未忘怀的话题。假如本书里还有什么特色或“精髓”可言，那么，关于字词音义关系的论述以及贯穿和体现在全书里的运用应该算是，而且可以说，里面的许多理论和条例的概括以及大量应用实例都是我逐一研究之所得。
我对字词音义关系的关注可以上推到大学期间。1964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入学不久就在学校新华书店购得一册陆宗达（颖民）先生的《训诂浅谈》，后来又偶然读到他的《说文解字通论》（油印本），这使我粗知“章黄”，并对深藏在汉语字词里的种种神奇产生了浓厚的探求兴趣，并且陆续读过一些“说文学”著述。1978年到山东大学读研以后，因为学术渊源，我很快就把目光聚焦到字词音义关系上。
触动和加强这种认识的，还有一件永远难忘的事：我研究生入学试卷里有一道题，是要求解释《尚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我答卷说“不遑暇食”就是忙得没空吃饭，回答并不错，但后来读书才知道，原先的回答没有说到根本处。怎么才算说到“根本”？答“遑、暇一声之转，同义复用”才算圆满。“不遑暇”即“不遑”，亦即“不暇”（“遑暇”又作“暇遑”，《史记·儒林列传》：“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说者或以为《尚书》“不遑暇食”当解为不能从容就食，即“不遑”连文，“暇食”连文，但据上引《史记》“暇遑”用例，则当以“遑暇”同义复用为是）。这个记忆甚至也影响了我数十年来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
我从“章黄”得益很多，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个是关于“学”的认识。季刚先生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凡治小学，必具常识；欲有常识，必经专门之研究始可得之。故由专门而得之常识，其识也精；由浏览而得之常识，其识也迷。盖专门之小学，持之若网在纲，挥之若臂使指；而浏览之学，则雾中之花，始终模糊耳。”这种思想影响我的是方法论，即治学要“明其理而得其法”，学问“必经专门之研究始可得之”。
其次是字词音义关系的理论及其应用，这是我关注最切、用力最久、得益最多的部分。初读《文始》《成均图》多有不解，后来结合季刚先生《论学杂著》和黄焯（耀先）先生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看，才“渐暧暧以有明”。其中，我特别留意到黄季刚先生看重音韵应用的思想。
他说，一件衣服做成了，我们看到的是布，是线，而看不到针，但正是针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文字形音义，音就是针，秘密就隐藏在音里。他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惟声音文字讲求纤悉，然后训诂之道得其会归；惟诂训渐即闿明，斯名物渐知实义”。又说，“音韵之学，最忌空谈音理，必求施之文字、训诂，则音韵不同虚设；而文字、训诂亦非以音韵为之贯串、为之钤键不可。二者有一不明，则不足以论小学，不足以谈古籍”。还说，“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
季刚先生的上述论述，是对千百年来传统语言文字学深入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经典概括。它既体现了方法论，又体现了实践论，使我十分服膺。在我的思想中，它就是治学法宝。
既是治学法宝，就不能止于空谈，故我力求用于实践，比如我为本书确定了理论用于实践、用于教学的原则，应用实例随处都有，而其中，以音学为纽带和桥梁的实际应用则贯穿全书。
我的研究从点滴做起，基本方式是读书、做卡片、记笔记、写论文等。记得石臞师一次上课时传达季刚先生的话，说方言（泛指）是“不刊之训诂书”，于是我就集中很多时间，读了《方言》以及后世研究《方言》的著作，并考察了《说文》《方言》《尔雅》《广雅》为代表的先秦语词，考察的重点是上述专书被释字与解释字之间的声韵关系，探求字词变易、孳乳的轨迹。
除此之外，也在阅读古书古注的时候，注意考察被释字与解释字之间的声韵关系，以及广义异文之间的声韵关系。涉及的重要文献，如《诗经》毛传郑笺以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都尽量追寻到相关出土文献。以上研究也常常结合研究生教学进行，比如我指导历届研究生读《诗经》，都是以《诗三家义集疏》和《毛诗传笺通释》为必读书，并选出重点篇目，在课堂组织学生结合出土文献资料，重点对各家异文情况加以讨论。
这样做的好处，对学生而言，是培养了他们将文字、音韵、训诂和文献结合起来研究的意识、方法和能力；对我而言，是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迅速用于教学，实现教学相长和教研相长。
日前检得《说文声训谱》手稿，这是当年读研时的一份作业，题目下加括号注明是“读书报告”，为16开本，共91页，1682条，“前言”落款显示的日期是1980 年1月23日。
所谓“声训谱”，就是把《说文》被释字与解释字之间客观上（不能肯定是不是许慎的主观行为）有声韵关系的所有字条，按照《说文》顺序全部排列出来，分别注明被释字与解释字在中古时期的反切，然后推定上古时期的声韵关系。《广雅疏证》体现的音义关系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全书所有相关条目我都做了卡片，写成读书笔记，后来给研究生开了选修课“《广雅疏证》研究”。
经过一段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对音韵学在训诂实践中的作用的认识逐渐加深：最初我理解为“桥”，所以我在购买的音韵学著作扉页常写上“桥”字，意思是，没有这座桥梁，就不能到达训诂学的彼岸。但“桥”有形而声音无形，于是又有了“大道无形”的联想：我看《荀子·赋》里说，有一种东西，它“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是说再大的寰宇它能充盈其间而不留空隙，再小的孔穴它也能钻进去而不嫌狭窄。这种东西是什么？
《荀子》最后点明是云，我看恐怕别有深意，这里我姑且把它理解为笼罩一切、无处不在的“道”吧，就是以声音通训诂的那些规律和法则。
但这里就必然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找证据难。因为语音无形无定，所以我们说“一声之转”容易，但“转”到哪里很难确定；说“音转字异”容易，但说某“乙”就是某“甲”的“转世投胎”却很难。如有人说“穀梁”与“公羊”为声转，“庄周”与“杨朱”为一人，音理虽合，但无他证，等同无稽，终成笑柄，因为在事实上，音近义不通才是常理。
这就是说，语转虽然自有总体规律（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古音通转”举例很多），但符合规律只是“一面之词”，即清人所谓“孤证不足为凭”，还需要其他佐证作支撑，而且不同角度的证据越多越好，所以全书通篇都是在为找证据而忙——甚至，我认为，训诂研究最重要的事就是三个字：求证据。（孟非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当年在越南战争的战场上，地面简陋的武器之所以能把高空的先进飞机打下，就是因为多角度的火力交叉。这个比喻我印象深刻，所以一生受用。）
寻找“失去的链环”是我用于求证据的重要方法。
当然，通常则应该兼用多种方法去寻找证据，以求得出可靠的结论，这里不再举例。
若问探求语转和语源对训诂实践有何意义，本书随文皆有举例，在第五章第五节里，我把它总结为有助于沟通古训、有助于变雅词为俗语、有助于变冷僻之词为习见之语、有助于准确理解词义、有助于考释词义、有助于考辨义源、有助于考订古文字、有助于了解古代礼俗制度、有助于考证名源、有助于了解古代名物形制特征、有助于破俚俗语源等11个方面。其下又有4个《附录》，举例更为集中，从中也可以看到多种求证据的方法，读者如有意探讨，可以查览。
大概人人都是这样：年轻时总爱说“漫漫人生”，老了才知道人生并不“漫漫”，而是十分短暂。我19岁读本科，因为社会的原因，到33岁才有机会读研，一晃，到了今年，已经78岁。78岁为30年前写的著作再写后记，不免有百般感慨。因为这部书现在被明确加了个“教材”的“头衔”，那么我就从“教”这个话题说起。
2023年1月18日，杜泽逊教授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和“山大中文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相继发布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徐超老师谈劝学》，内容是我与他一次电话谈话的记录。
事情大致是这样：1月11日下午，杜泽逊教授从山东政协会议代表驻地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当时新冠疫情猖獗）。恰巧就在前两天，我得知他的处女作《四库存目标注》荣获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并在网上看了他的获奖感言，脑子里马上蹦出来许多想法，所以在他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就趁兴发挥，给他说了接近一个小时。他觉得这些话“系统而深入，亟笔之于纸，入夜整理成文，以为学习之资”。（他历来有此习惯，所以他讲话著文引用的材料，都有人物、时间、地点等完整信息。）后来又觉得这个谈话对学生有重要意义，就公开发表了。
我谈话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这个奖的社会意义的思考。主要想到两个方面：一是对身边求学者的意义，二是对教师的意义。我当时用了“发酵”这个词——
当然我一再说，不是让获奖人的声名发酵，而是要让这个奖发挥它最大的社会作用。这个作用首先体现在学生身上，即提示他们赶紧着手做一件事，而且要下决心做好、做彻底，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掘井必至清洌”，从这里开个好头，而千万不要想着“这次先这样吧，过几年再来做”。听殷师孟非先生说，《切韵音系》是李荣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到老了，影响最大的还是它。这就是榜样。
远去的事或许已经被人淡忘，但《四库存目标注》的获奖则是一个最新提示。所谓“对教师的意义”，也是在于提醒学生。我谈话的主要用意在此。
当然，这个提醒不是向年轻学子撒下荣誉的钓钩，而是让他们看到荣誉背后的那些努力，这些努力的故事一定比无数个“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描写更具体、生动、精彩，因而也更值得借鉴。我说让这个奖“发酵”，也有这一层意思。比如我说到，钱君匋先生在谈起吴昌硕的时候说，当我们与一个伟大的人物“同在一个空间呼吸的时刻，未必能理解他的价值”，而等到世人看出他“精光异彩”的时候，时间却晚了几十年（大意如此）。想想看，对于学生来说，不是错过踏上巨人肩膀的机会了吗？多么可惜！而其实这又是常见的事。这就提示学生，不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才醒悟，这个，考验的是识见。可以说，识见决定命运。
我还谈到学术胸怀和学术评价的问题。杜著2007年出版，出版前花了15年时间研究撰写。出版后又是15年，就是到了2022年12月31日才获得这个荣誉，才让社会看到这份成就。这使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著名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他23岁读书时写成《屠绅年谱》，隔了差不多30年，到1958年才正式出版，而直至今日，它仍然称得上是屠绅研究的杰出成果。又想起王选初当院士时说的话，他说，许多人认为他当上院士了不起了，其实是说错了“时态”，因为这个“了不起”是多少年前的事，现在反而没什么成就，但人们还是习惯按照头衔“论英雄”。比如沈燮元先生，别说《屠绅年谱》在他23岁的时候不可能出版，即使出版了，谁能在意一个23岁学生的著作？这个情况在老一辈学者中远非个案，硕果累累却不能及时晋升，当了几十年副教授的例子也不少。
所以想要埋头做学问就要有个好心态，如何评价是别人的事，自己应该有个“不计一时之短，放眼一世之长”的胸怀，否则就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对做“冷门”学问的人尤其不利，因为“冷”学问更急不得。
老实说，我也说到了我的这本《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它1996年出版，我当时虽然已经接近50岁，年纪已经不小，但因为我的书是“挤在”陆侃如、冯沅君、王仲荦、赵俪生这四位大师级学者的著作里进入“文史书系”首批出版的，所以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不是去看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而是要问问这本书是怎么进“文史书系”的（出版第一时间确实就有人询问）。
那几年，一年几十万字的成果也未必被承认，现在老了，好像觉得水平有点儿了；但老实说，这本书现在让我写，我还真写不了，给我五年十年时间也不行，因为它是无数个小课题研究成果的积累和提炼，而不是用炒百家“冷饭”的做法写出来的。这就又牵涉到学风问题。人们总说艺术即人，我觉得，对学术著作而言也是如此。
谈话的最后一段说，这些话题与我们的职业有关。我们这些人，一个，大概都关心学术动态，再一个就是关心人才培养。巧的是，最近正在准备我的《全宋诗集句》书法展， 刚刚写了一个集句叫“爱书如有癖，劝学最留情”，我说，“这个集句我很喜欢，因为它比较切合你我这些人的思想，可见与你说上面一大段话本是自然而然”。
以上是一次谈话“顺流而下”涉及的几个相关内容，大多是原文转录，少数略作调整和补充。谈话始终围绕“劝学”这个话题，所以杜文以“谈劝学”为题。
现在我要补充说的是，我读研前受到十年干扰，读研后没有更上层楼，中年又遭病困，结果自然是一生平庸：旧学根基不深，与前辈比，我不可望其项背；新知不能跟进，故与后辈比，我也难以比肩。
自觉如此，则更应加倍努力，埋头做事。拙著《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虽然未必很“像样”，但用于教学，总能贡其绵薄。对于自己，则因为那个时候的努力，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乃至后出的所有成果（甚至也包括书法），其学术根基都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头上。而饮水思源，《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根基大概又可以追溯到那些年啃了几本“硬骨头”书。
这就是说，归根结底，一个人的学术离不开经典学术的营养。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
徐超 著
定价：65.00元
山东大学出版社 | 2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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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夏薇
审核：徐舒琦
来源：“山大中文之声”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