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神话的没落与新经济模式的崛起
市场神话的没落与新经济模式的崛起
作者：菲利希亚·王（Felicia Wong）
译者：熊宜安
法意导言
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现任董事长及CEO菲利希亚·王（Felicia Wong）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11/12月刊发表了《通往新经济学之路》（Market Prophets：The Path to a New Economics）一文，从对尼古拉斯·沃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的新书《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Samuelson Friedman）进行评论的角度，简要介绍了美国自大萧条后的经济政策变更历程，并引出对当今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规划中的新经济模式的期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分析范围仅局限于美国本土、分析框架仅包括经济理论，并未系统性有机结合全球大环境、美国国内外各方与美政府的政治博弈等进行分析，因此对实际的政经现状，或有一定偏差。同时，作者对美国经济情况抱有较乐观的态度，但并未分享具体分析依据，在此提醒读者应慎重对待材料，待获取更详尽信息后，再做具体判断。
图为本文作者Felicia Wong
图片来源：罗斯福研究所官网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迅速调整了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通过新政，政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创造了新的产业和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这些支出将无数美国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并最终推动了战后令人瞩目的经济繁荣。但到20世纪80年代，两党却达成了新的共识，认为小政府和低税收才是经济繁荣的关键。罗斯福在1941年宣布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政府有领导美国人民的责任。而比尔·克林顿于1996年承诺“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五十五年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尼古拉斯·沃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的新书《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Samuelson Friedman）试图诠释这一段历史。他将这一段在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市场主义战胜了上世纪50年代的福利国家主义的历史，解释为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两位经济学巨匠的思想之间的争斗。萨缪尔森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最著名的思想是新古典主义，主张政府有限干预经济。而弗里德曼虽曾一度是“新政派”，但到上世纪中叶已经成为当时最好斗、最狂热的自由放任主义者。
《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一书封面及其作者
图片来源：必应搜索
在应对新冠疫情中，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传奇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今天，就像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样，世界进入了调整期。弗里德曼等人设想并建立起来的小政府、低税收经济终于开始走下坡路。不仅美国公众对自由市场、小政府等既有信念心存疑惑，而且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专家也越来越多地承认，这些假设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疫情让经济数据长期以来所暗示的信息逐步清晰起来：自由放任制度会导致不平等加剧，而不是共享繁荣。随着这些根深蒂固的信念逐步瓦解，各国领导人有机会设计一个更公平的经济体系。
艾略特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和萨缪尔森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理论经济学家合作。萨缪尔森撰写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首次出版于1948年，书名很简单，叫《经济学》。萨缪尔森年仅32岁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虽然他既不想要撰写杂志专栏所带来的麻烦，也不需要额外的收入，但他被能接触到《新闻周刊》每周1400万名读者的想法所打动。与此同时，艾略特还试图与芝加哥大学的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签约。20世纪中叶主导美国经济思想是凯恩斯主义，而弗里德曼是一个局外人。弗里德曼起初拒绝了艾略特，说他太忙了。但弗里德曼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令她先生改变了想法。她认为——引用她在1976年为《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的原句——“现在尚未能妥善诠释政治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沃博肖特的故事本应加入更多与罗斯相关的内容。她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与她先生合著了大部分著作。她丈夫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就是她基于弗里德曼的演讲集完成的。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于1966年加入《新闻周刊》，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在为该杂志撰稿。在这段期间，两位思想家的评论涵盖了当时的核心经济辩论，包括适当的税收水平和美联储的作用。然而，根据沃博肖特的描述，两人在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特别是市场体系能否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自我调节。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应受到基本上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也是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同义词。相比之下，萨缪尔森由始至终都坚持“没有政府就没有解决办法”的观点。
《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行文风格深受思想史中伟人领导理论的影响。在沃普肖特的叙述中，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几乎等同于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全部争论。其中，凯恩斯主义指代的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积极管理，而货币主义更侧重于通过中央银行及货币供应量对经济进行调节。然而，作者对支撑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开展研究工作的知识网络却基本上一字不提，这是个重大疏漏。例如，弗里德曼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人一起创立了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一个以发展和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初心的重要团体。这样的网络为其成员提供了重要的知识、社会和政治支持，帮助他们的思想获得认可和合法性。沃博肖特倒是对如如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学术机构略有留意。因为这些机构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其中既有凯恩斯主义者，也有新自由主义者。但与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主义之争相比，这些机构仍处于次要地位。
更大的问题是，沃博肖特没有给读者一种时代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动荡的：越南战争、性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颠覆了美国旧的社会、种族和经济秩序。虽然这些变化往往是解放，但随之而来的混乱对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包括阳光地带郊区的家庭主妇和南方的商业领袖。这种不安的动荡刺激他们拒绝萨缪尔森派的联邦政府干预的愿景，反而支持弗里德曼派的简单而有序的自由企业体系。
很多源于变革的焦虑在1964年显露出来，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以反共、经济上保守的政纲竞选，反对福利国家和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戈德华特将联邦民权法视为国家不公正干涉私人事务的又一例证，并将弗里德曼派的小政府理念与南方白人反对废除种族隔离直接联系起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民权运动本身也开始明确地把种族和经济联系起来，但方向相反。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1967年宣称:“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彻底重新分配，种族不公和经济不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经济上的斗争已经变成了一场明显的种族斗争。
综合来看，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社会剧烈动荡，萨缪尔森派的新政时代政府观与弗里德曼派的以商业、利润和股东为中心的世界观发生了冲突。对许多美国白人来说，弗里德曼派所谓的不涉及政治的经济学被证明是最容易接受的。根据这种说法，合适的政治、道德和经济的平衡点等同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点。该理论的货币主义，也就是利用货币供应来影响整个经济，而不是依赖围绕税收和支出的复杂立法决定的政策，听似同样优雅且去政治化。弗里德曼派的经济和政治观点是一样的：自由意味着对政府进行限制。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萨缪尔森派和弗里德曼派之间的争论也许在通胀问题上最为显著：是什么导致了通胀、政府如何驯服通胀。诚然，上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至今仍是警醒，也是美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争执点。传统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所谓的滞胀，即周期中经济增长低但通胀高的矛盾时期，导致了萨缪尔森派的式微及弗里德曼派的崛起。凯恩斯主义者无法合理阐述滞胀现象。如果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缓慢，十年来平均每年约7%的通胀是不可能出现的。弗里德曼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简单而明显的：让美联储安排“货币存量增加3-5%”。否则，过多的钱会追逐过少的商品，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
沃博肖特的叙述在这里是最有力的，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辩论是多么复杂和漫长。多年来，萨缪尔森派和弗里德曼派一直在争论什么导致滞胀：究竟是由工会合同支撑的持续高工资、持续的越南战争的成本还是石油危机的冲击？即使在今天，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仍然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萨缪尔森最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增税并维持高水平的公共支出。这对于那些习惯于将提高利率视为唯一通胀良方的当代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举措。就弗里德曼而言，他继续主张降低公共支出和谨慎控制货币供应相结合。到20世纪80年代初，萨缪尔森关于加大支出的论点已经失去支持。大幅提高利率、关注通胀而非就业，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旋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赢得了总统大选，他的政治生涯是建立在弗里德曼派启发的减税承诺和反对“福利女王”的运动上。“福利女王”指代的是靠政府救济生存，不劳而获的黑人单身母亲。但是实际上这仅仅是种虚假的、带有深厚种族歧视观念的刻板印象。里根上任后，在削减了富人的税收的同时，提高了工薪阶层的税收，并与工会对抗。他最臭名昭著的是解雇了罢工中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在美国，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已不复存在。尽管经济处于深度衰退，但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大转变。
然而，对弗里德曼本人而言，即使是这样的结果也算不上胜利。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秋天实施了大幅加息，令弗里德曼大为火光。而沃博肖特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包含了该书最深刻的见解之一。弗里德曼称当局20%的升息是"弱化版的货币主义"，违背了他本人长期以来的主张：货币供应变化应是稳定的、由算法决定的，而不是由美联储主席或其他政治角色来决定的。即便理论的简单性是其优点和吸引力，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少见简单的实施过程。即便是经济领域的最高权威，也常因底层假设不同而无法达成共识。
弗里德曼主义的终结
美国人可以从70年代的教训中学到很多东西。虽然凯恩斯主义的破裂和里根经济学的抬头常常被简单归咎于经济学巨头之间的对立，但变革的过渡期长达十年之久。因此，这种转变不单是个人原因，更是政治现实如何过滤经济学理论的。
沃博肖特指出，经济模式的变化早已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开始了。要准确理解当前的动荡，就必须了解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衰退的原因。随着金融巨头如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的倒闭，美国民众对私人资本的崇敬也摇摇欲坠。人们很快笃定这些金融巨头不再服务于客户的利益了。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从2004年的53%下降到2009年的22%，并再也没有恢复。
就在当下，也就是危机过去十多年后，政府的最高层中出现了一些非常新的想法：拜登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明确表示，现任政府的新冠经济复苏计划将与之前的计划“截然不同”。国会3月份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的核心重点是向失业的美国人、陷入困境的州和城市提供直接资金。几十年一直呼吁的紧缩已经结束了。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本人就主张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他在7月宣称：“我们不能再死死抓住旧的、失败的思维方式”。
这种新模式明显比弗里德曼派的货币主义更为复杂。事实上，因为这种理论非常狭隘地关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所以现在遭到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反对。而新出台的框架鼓励联邦政府发挥主动性，促进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新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公共机构应该制定、执行严格的规则，反垄断、投资绿色能源、并对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教育等公共品上加大投入。政府还应该有意地减少各种族在工资、财富、住房、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差距。
这个新愿景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实现了。拨给《关怀法案》（CARES Act）和《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的4万亿美元——两者都是对疫情的即时反应——表达了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工薪阶层、养育中父母以及中小企业的空前支持。虽然这种缓解是暂时的，但它以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方式，阻止了当前经济衰退中最严重的影响。联邦救援资金也推动了工资上涨。而且，要不是因为近期新增的疫情封城措施，经济复苏的速度预估可高达两年前金融危机的五倍。
尽管疫情可能是压死弗里德曼经济学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萨缪尔森派认同甚至鼓励的高税收、强经济干预的社会尚未出现。当前的新范式能否像20世纪4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的弗里德曼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那样生根发芽，将取决于许多因素。“文化战争”（即反对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委婉说法）可能会使美国偏离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政策。一小群否认气候变化的政客们，可能会继续罔顾事实，认为有必要立即削减碳排放。政府的人才管道和机构弹性可能不足以支撑当前筹划中的各种雄心勃勃的计划。甚至政府本身可能无法重新获得美国人的信任。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民众可能依旧对联邦的举止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但如果国家领导人能坚持到底，新的经济模式将开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可能性。国际经济合作才有真正解决公共问题的前景，包括国际逃税、缺乏对大流行病的防范等，而不仅仅是降低跨国公司的贸易壁垒。更多工薪阶层的美国民众最终可能获得经济保障，而不是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华盛顿可以及时鼓励向低碳经济过渡，以规避气候变化导致的最坏影响。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可能会成为这样崭新的国家，其自由理念不再主要基于市场交易，而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平等、民主的未来。
文章来源：
Felicia Wong , Market Prophets：The Path to a New Economics,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21 Volume 100 Number 6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review-essay/2021-10-19/market-prophets
译者介绍：
熊宜安，宾夕法尼亚大学系统工程硕士毕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关注全球动向，大国关系；理解世界格局，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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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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