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怎样以经济平等争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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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怎样以经济平等争取民心

作者：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

译者：郭煜

法意导言

虽然拜登作为民主党候选人赢得了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但民主党更像是反特朗普的各种派别的集合，而没有清晰明确的政纲。因此，赢得大选的民主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怎样维持党内团结？怎样争取民心？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指出民主党的执政重心应当放在经济平等议题上。他回顾了民主党在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所坚持的道德的资本主义（Moral Capitalism），认为如今民主党应当在团结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党内左翼的基础上重拾道德的资本主义。这体现为提高工资、全民医保、种族平等、绿色发展四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惠及每一个美国人，争取他们的支持，并且使民主党在反对右翼共和党的同时，自身不至于左翼激进化。

图为作者新书《如何赢得胜利：民主党历史》

2020年选举日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六仿佛节日一般。民主党支持者们所恐惧的事情并未发生。当主流媒体宣布拜登胜选之时，各个城市不同族裔的民众纷纷涌出家门参与集会，他们脸上的口罩盖不住心中的喜悦。我住在满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华盛顿，那里鸣笛庆祝的汽车阻塞了街道，互不相识的路人们欢呼雀跃，这景象犹如主场队伍向着世界棒球联赛或者超级碗胜利进军。我家门口的公园里，一支乐队正在演奏汉克·威廉姆斯的经典作品《我看见了光明》，对聆听他们演奏的欢乐的居民而言，得见光明并非易事。眼前的景象让我回想起十二年前，那时奥巴马赢得选举，并且民主党拿下了两院多数席位。

但去年11月发生的事情充其量不过让人松了口气，远远谈不上带来救赎。对于许多左倾的美国人来说，2008年选出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似乎标志着一场社会运动的胜利，这场运动是被奥巴马的空洞修辞和种族身份所鼓舞的各种激进诉求的总爆发。而2020年拜登能够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史上最可悲的总统及其政府的唯一替代品。撇开这一点，还有什么能够让安吉拉·戴维斯和诺曼·乔姆斯基作出与约翰·麦凯恩的竞选经理和米特·罗姆尼的首席战略分析师一样的选择，也就是支持拜登呢？他领导一场美国和世界亟需的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民主党的得票数并不令人乐观——在众议院，他们的多数遭到削弱；在参议院，他们靠着佐治亚州的黑人支持者才勉强拿到微弱多数。

由于共和党创造了一系列杰利蝾螈式选区、并且采取了巩固自己统治的压制选民投票的措施，在国家层面自由派复兴的希望十分渺茫。今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骚乱也许削弱了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掌控，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新政多数派联合的落幕以来，美国已经太久没有形成稳定的一党执政局面了。党政僵局持续的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并且看不见任何结束的预兆。

图为杰利蝾螈式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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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政治家和活动家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在选举中赢得上风呢？他们怎样才能像之前一样拧成一股绳，不断取胜、有效执政，建设一个拜登和哈里斯在选举宣传片中所倡导的平等、气候友好型社会呢？

与许多左翼平等主义者一样，我认为建设一个平等、气候友好型的社会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在就业、收入、医疗和其他物质领域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同时推动面向可持续经济的转型。民主党应当有策略地宣传自己的愿景，以争取大多数美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然而，不承认我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阻碍，就无法对这个战略进行实际讨论。民主党正在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政体里争取权力。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在过去八次大选有中七次赢得全国多数普选票，他们的参议院候选人则总是轻易地拿下比共和党竞争者更多的选票。美国宪法诞生于差不多两百五十年前，仅仅55个戴假发穿马裤的绅士起草了宪法，并说服了大多数州认可其效力——这都算不上什么成就。而就是根据这样的宪法，现在民主党控制了联邦政府中最具实权的两大分支。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民主授权需要两党达成一致，同时需要修改宪法以使每位公民的选票能够在参议院选举中具有同等分量。毕竟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任何一州，未经其同意，不得被剥夺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但如今两党对立，难以达成共识，以上宪政改革也不可能实现。因此，诸如怀俄明州、北达科达州之类的支持共和党的乡村州，虽然各自只有不到一百万人口，却仍然可以像人口众多的支持民主党的加州、纽约一样在参议院享有同等的影响力。

接下来是资金问题。从内战之前开始，大型政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富人的政治献金，其次是间接地从党产运营中获得的盈利。在1860年，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并非傀儡，此人在社交圈子里筹集资金的能力不逊于任何卓越的政治家。这位来自莱茵兰的犹太移民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坐拥一座豪宅，他的宅邸以拥有全纽约第一个私家舞厅而闻名。

此后，竞选费用的增长可谓一路高歌猛进。在竞选中被广泛采纳的公众筹款方式将有助于制止或颠覆这一向财阀政治偏离的倾向，同时也使得政治家无须为授权向富有的金主们乞求捐款而烦心。但是只要最高法院仍然将政治献金等同于言论自由，上述解决办法就不可能实现。最高法院的这一观点是在罗伯特首席大法官时期的一项具有灾难性重大影响的判决中确立的，那便是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事实上，在拜登筹集到的近十亿美元的竞选资金中，绝大部分来自富豪和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

竞选费用水涨船高，相比几年前，在一个摇摆选区进行国会选举的花费已经是天文数字。在2014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费用第二昂贵的竞选发生在加州第七选区，在那里民主党人阿米·贝拉（Ami Bera）花掉了将近440万美元才勉强获胜。而在2020年，同样是在加州的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人凯蒂·波特（Katie Porter）为了取胜花掉了4倍于此的资金。可这笔资金的数目只能在当年全美各地的众议院选举花费中排到第10位。

声名显赫且富有魅力的政治家能够从收入水平不一的个人选民那里筹集到可观的资金。在2020年，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募集到了1500万美元，而这些资金中近80%是由一笔又一笔200美元以下的捐款累积起来的。但是国会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在声望和魅力方面难以望其项背，遑论民主党自身也认为这些捐款用于资助一位紫色州的普通候选人远比资助像亚历山德里娅这样在传统票仓州的候选人有价值，因为前者有助于民主党扩大自己在国会的微弱优势。从政治献金中领取薪水的民调分析师、广告制作人、社交媒体专家等各色专业人士已经成为了政治竞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已没有候选人敢于在缺少这些人帮助的情况下开展竞选。

图为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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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主党人其实应该松了口气，因为他们的选民基础十分多元。民主党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不断丧失白人蓝领阶层的选票，但这些作为共和党票仓的白人基督徒们只占总人口的43%，他们已经不是美国的多数了。民主党赢得了新的美国多数。这一多数的构成情况是：绝大多数有色人口、年龄低于30岁的人、居住在大城市或者城郊的人、绝大多数新移民。并且按照人口统计数据，这类人口还会继续增长，而白人基督徒只会减少。

但人口统计数据并不代表民主党已经赢得了未来。民主党必须极力避免自己的选民陷入内斗，因为这将削弱自己的形象和实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就果断拒斥了吉姆·克劳法的遗产，并且在七十年代支持女权运动。这使得民主党需要经常满足非白人选民和女性的诉求，也就是分配给这些人部分职位、维护他们的特定利益。共和党则没有这个难题，他们无须担心如何给非裔美国人、女性、性少数群体预留足够数量的职位。同样地，诸如给黑奴赔款、废除警察局等问题也不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对于共和党来说相当棘手。一部分原因是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领导的警察们将聚集在市中心的反战示威者们打得头破血流。从那以后，党内的意识形态分歧就时常以各种形式出现。左翼人士追求和平，他们的先辈在1968年选举中反对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在1972年选举中支持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左翼人士眼中，拜登不过是想要美国恢复原状，而那种状态并不令人愉快。而同性恋权益斗士们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求提名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参加总统选举（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叫伯尔尼·桑德斯的来自佛特蒙州的市长）。如往常一样，民主党的温和派主张维持现状，而激进派则想要变革。改革并非易事，而这些激进派拥抱孤胆英雄式的失败，他们认为失败本身也将使他们青史留名，并且为未来的胜利埋下伏笔。

但是一个联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实质改革，那就是联盟内的各派别并不试图消灭其他派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获得成功的新政联盟正是将南方种族主义者、北方黑人、社会主义工会领袖、爱尔兰天主教企业主、白人蓝领福音派基督徒、好莱坞明星们团结在了一起。又过了三十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推动民权法案、投票权法案、医保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那时的国会满是来自城市和农村的民主党人，但也有被掌握共和党大权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所排斥的温和共和党人。

伯尔尼·桑德斯在2016年参加了他的第一次极富挑战的总统选举。从那次起，美国左翼完成了重大转变。所有民主同盟成员开始追求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目标，包括成倍提高最低工资和降低组织工会的门槛。无论多么不情愿，绝大多数左翼人士已经接受了现实，那就是他们只能搭民主党的便车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两党垄断政局的条件下，建立一个能唤醒大众沉睡的反资本主义情绪的工党、社会党或者绿党的希望已然破灭。经历两次总统选举的洗礼，桑德斯和他的拥趸们已经将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民主运动变成了民主党的核心关切。

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者前辈欧文·豪（Irving Howe）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夕就承认了这一事实。他写道：“未来几年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将在民主党内部发生。民主党当然算不上理想的政治竞技场，但事实就是，我们别无选择。”里根主义的成功让他的判断暂时显得过时了。但是在那之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发生，建立一个激进第三党的构想仍然是痴人说梦。

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左翼民主党人都明白，在党派内行事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一定责任，而不是像党外的激进分子那样无所顾忌。进行任何严肃的政治动员都需要他们与党内的中间派达成妥协，进而齐心协力。因为共和党总是引用这些左翼的话，然后给整个民主党打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恐吓选民投票给自己。而只有民主党的中间派才有赢下选举的能力。但是对民主党中间派而言，党内左翼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如果一直让他们失望，民主党也将失去未来。那时赢得大选的唯一希望就是共和党提名一个像特朗普一样极端却不如他富有的总统候选人。因此，民主党内的各阵营需要互相借鉴学习。

民主党可以为了更好地推进自己的目标而武装自己。没有了那些可以用金钱换取忠诚的州级、市级机构的帮助，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民主党人极度依赖热忱志愿者们的帮助，但每一轮选举中志愿者的人数并不稳定。个体候选人能够利用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直接吸引选民，这也削弱了现有的政党结构。与联邦层面的选举相比，州选举中的候选人更加依赖公司的政治献金。这是因为小额捐助者们一般对自己所在地区的经济问题漠不关心，而醉心于他们在有线新闻和互联网上听说的更大经济力量。

在国家层面，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已经有很高的媒体曝光度，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致力于筹集资金和召开四年一次的大会。赢下或者保持国会和州议会席位的任务主要落在了诸如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民主党州长协会、民主党立法竞选委员会等机构肩上。这些机构雇佣了成千上万名竞选经理、顾问、公共专家、程序员、说客，他们专心服务于那些野心超过能力的候选人们。这些在被政治学家丹尼尔·斯洛兹曼（Daniel Schlozman）称之为“大华盛顿中心帮”的机构工作的国际化的人员们强烈支持堕胎权、婚姻平等和种族公正。但是这些专业的民主党人却不了解那些勉强度日的低收入者们，也对寻求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之道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所服务的候选人总是在演讲中谴责经济不平等现象。

民主党人不必担心与共和党斗争。共和党只是被他们的官方机构武装起来，而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支持改革的草根组织，他们的成员斗志昂扬地完成选举中的日常任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可见者”(Invisible)，这是一个创建于2016年大选之后在民调中的反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组织。在2020年大选开始时，这个组织已经拥有大约5000个地方分部，在每一个国会选区至少有1个分部。另一个例子是“公平斗争”（Fair Fight），这一组织由斯泰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建立，旨在与共和压制选民投票的行为斗争，并且教育包括年轻有色人种在内的新选民。共和党对选民的打压使她在2018年佐治亚州的州长选举中落败。正如艾布拉姆斯所强调的一样，投票权本身并不是最巅峰的力量。但是她认为投票权是攀登政治高峰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些政治领域内的高峰包括：让所有族裔的民主党人能能容易地投票；有计划地扩大选民群体。还有一个例子是“公平项目”(Fairness Project)，它带头发起了一些倡议，涵盖提高诸如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这类红色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爱达荷州和犹他州的医疗补助覆盖面。

以上不过是众多为民主党争取选票的左翼草根组织的缩影。传统的单一议题团体同样也在有计划地为自己偏好的候选人捐款和游说，例如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所做的一样。但是反特朗普的新生力量带来了一场社会运动所需的激情，这场充满热情的社会运动致力于在选区开展各类活动，而这曾经是各个选区大佬们的职责。

与此同时，新一代进步主义者们不应该尝试将民主党变成左翼激进组织。奥巴马任期内遭遇的失败提醒我们在社会运动的思潮和政党运行的根本逻辑之间存在着差异。政党的任务是赢得选举并且吸纳足够多的公职人员来实施选民期待的政策。社会运动的任务则是阐明大胆的替代方案，并且证明它们的可行性。社会运动的使命不在于掌握多数派，而在于动员热诚的少数派们对权力运行机制进行根本变革。

民主党仍将受益于激发潜藏在每一次成功的社会运动背后的冲动，这些冲动包括向着一个有价值的共同目标迈进的认同、运动参与者之间的团结、需要和具有一个更体面社会的美国人民的同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早期，这种情绪将蓬勃发展的劳工运动和罗斯福旗下的民主党自由派结起来。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伯尔尼·桑德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已故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这类具有运动意识的坚定分子们仍在寻求在我们的时代点燃曾经的火苗。

然而宏大愿景本身并不能帮助民主党重现昔日荣光——从罗斯福到约翰逊的三十年，民主党在国内所向披靡。根据盖勒普民调的数据，2008年大选的高潮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对民主党的乐观情绪只持续了几个月。毫无疑问，奥巴马和民主党国会领袖的糟糕表现使得该党的公众形象摇摇欲坠。同时民主党精英们在该党的理念和路线上无法达成一致，更加恶化了公众对该党的观感。

2017年夏天，我曾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汤姆·佩雷斯（Tom Perez）有过一场简短的交锋，那时我们共同参加了由政治新闻网组织的一场播客节目。我告诉他：“希拉里·克林顿和很多民主党人的问题在于，民众并不清楚他们的立场。”作为回应，佩雷斯不过是重复“我们的价值观”之类的老生常谈，并且夸耀选举中发展出的“数字基础设施”。2020年，佩雷斯和其他民主党领袖们都没有提出更具吸引力的东西。民主党赢下了这次大选，主要归功于选举团队把他们包装成将美国从特朗普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救世主和不会剥夺大众医保的政治家。

共和党能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场总统选举中所向披靡，是因为他们的信条非常明确。尽管罗纳德·里根和他的信徒们宣传的有限政府、传统价值观、强大军队的福音三部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且并未产生公正且称职的治理，但这无伤大雅。里根主义似乎成了最可能主导美国的意识形态，直到老布什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削弱并分裂和共和党。到了八十年代末，为数众多的30岁以下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更认同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

今天的民主党有的是好主意，但他们却不愿意从中选取一个来精心打造，使之拥有当初里根主义一般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右翼偶像会憎恨这些目的。以“人民议程”（People’s Agenda）为例，这是一个近百名国会进步议员在去年十一月发布的项目。这一项目由七部分组成，罗列了一大堆左翼的诉求，包括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全民医保、绿色新政、警察去军事化、结束对有色人种和性少数群体的歧视等等。这一计划呼吁“终结大公司的贪婪与垄断”。但这东西就像民主党在去年夏天的线上会议所通过的政纲一样，只能吸引既有的支持者。要知道，有多少美国人对上面这些议题感兴趣呢？如果民主党的改革家们同时关心这么多议题，那他们就不应该对数百万对政治并不特别感兴趣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而感到惊讶。

从前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宣称自己坚定站在工薪阶层和小企业主一边，反对富有而贪婪的精英们。在1936年，民主党政纲强调“集体议价权和不受雇主干预的自我组织”。为了强化这一信息，罗斯福发表了广受认同的演讲，抨击“经济保皇党”(Economical Royalists)。这些人憎恨罗斯福和“有组织的政府权力”，认为这挑战了他们的“暴政”。他清楚地向劳工表明，“自由需要谋生的机会，即谋取一种体面的、给人希望的生活。”这种伦理促成了新政当中许多的标志性项目，例如公共工程工作、退役军人法案、瓦格纳法案、社会保障、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这一法案确定了第一个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规范）。为了争取国会中的南方州议员，后三个法案并未覆盖到在农业和家政领域工作的数百万非裔美国人。但这些法案也顶住公众压力，打下了福利国家的基础，给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提供了更大的社会保障和收入支撑。

被罗斯福及其盟友使用的这一套说辞在民主党内由来已久。民主党赢得总统大选和大多数州的选举，靠的就是阐明经济平等的愿景，并且推动立法来实现这一愿景——先是到二十世纪中叶惠及全体白人，进而覆盖到每一位公民。意识形态上对于我所称之为“道德资本主义”(Moral capitalism)理念的坚持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反对美国第二银行到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反对保护性关税，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对“金钱权力”的抗争到罗斯福对经济保皇党人的攻击，再到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中的亲资本的中间派们放弃了这一传统主张。比尔·克林顿的两届总统任期更是让这一主张显得过时了（尽管克林顿从未赢得普选多数）。

图为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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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民主党精英们又把“道德资本主义”捡起来了。奥巴马把这次危机比作是中产阶级和那些奋力进入中产阶级的人们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考验。在2020年大选中，桑德斯发誓要向亿万富翁们征收高额税金并用之于工薪阶层。伊丽莎白·沃伦宣称：“我支持市场，但是无序的市场意味着腐败。我们的政府已经被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所控制。”拜登也不甘落后，表态称自己会是最支持工会的总统，并且将提高大公司和富人的税额。

为了团结一个由许多派别构成的政党并且赢得中间派摇摆选民的支持，上述情绪需要被构建成共和党难以企及的精妙诉求。正如迪基亚·布里顿-普尔迪（Jedediah Britton-Purdy）在《异议》中所写的一样，“在我们阐述创造新世界的主张和让这一主张被异议者重视之间存在着鸿沟。”

笔者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分析师。但是笔者仍然认为，一场追求薪资体面的工作、人人负担得起的医保、种族平等和绿色基础设施的长期斗争需要将这四个目标融为一体，多数美国人已经支持这一点。两位一月份在佐治亚州赢得参议院选举的议员将之提炼为“健康、工作、公正”——尽管忽略控制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也许是个可怕的错误。

综上所述，这些目标设立了一种福利国家的愿景，这一愿景与那种支持把大量税收用在懒惰的、不道德的穷人身上的政府的右翼虚假观念不同。它们将建立在对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不容否认的大规模呼吁之上，这只有在民主党参议院团结起来削减该计划开支时才有争议。民主党可能在这四大最优先的事项中加入一个请求来纪念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称之为“工作尊严”的东西——以被工会保障的安全工作的方式。工会是在美国能让不同种族的人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对方走出以低薪为生的恶性循环的唯一机构。

这些主张的落脚点的共同之处在于普遍性。他们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除了那些石油公司的大股东和傲慢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政策覆盖面和雄心方面，它们让人联想起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从社保和医保到教育援助、退伍军人法案和公民权利法案。它们体现了宪法宣誓要做到的“建立正义”和“推进普遍福利”，并为了一个比创建之时更多元化却仍然不平等地运用这些理念的国家而赋予其新的含义。

尽管这些目的并未明确包含清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它们的多数诉求在改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工人阶级的生活方面，比更狭隘、针对特定种族但几乎不具备可行性的补救措施更有潜力。白人至上主义者总是依赖于一个或明或暗地排除了对其他种族的援助和保护的国家。拒绝在为每一个人的福利服务的誓言上妥协，将是对那一可怕传统的影响深远的突破。围绕这些目标塑造民主党的形象并不能制止党内左翼宣扬诸如停止对警察拨款、放宽移民限制等争议大于受欢迎程度的政策。但是，他们的支持者目前也并不能要求民主党唯左翼马首是瞻。

“我是游荡的傻子/门是笔直的/道路是狭窄的”，在去年秋天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听到的那首汉克·威廉姆斯的《我看见了光》第三段如此唱道。这位伟大的乡村音乐家在大萧条时期阿拉巴马州农村的一个白人工人家庭长大。十几岁时，他在蒙哥马利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抵制公交车隔离运动的三年前意外去世。而正是这场抗议运动最终彻底改变了民主党和美国。

要说服威廉姆斯崇拜者的后代跟金的追随者的子嗣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投票给同一个候选人，这并非易事。针对复兴的自由主义的结构性阻碍仍然存在。但是民主党只要能将两派美国人的诉求和需要以他们能听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前方的道路便会宽阔起来。随着民主党信心更充足、方向更明确，它也会看破过去黑暗的一年，开始为我们病态的社会洒下治愈之光。

文章来源：

Michael Kazin, How the Democratic Party Can Create a Majoritarian Coalition,

The New Republic, February 11, 2021

网络链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61132/democrats-reform-economic-justice

译者介绍

郭煜，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穿越语词的密林，抵达意义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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