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绝非中立：关于货币政治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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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绝非中立：关于货币政治的对话

作者：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Daniel Steinmetz-Jenkins）

斯蒂芬·艾希（Stefan Eich）

译者：王伟逸

  法意导言

如何理解货币的本质是经济与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货币是否独立于政治？两者关联的程度与方式又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妥善的运用货币制度增加社会福利，也左右了当今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货币的发展方向。2022年10月10日，《国家》（The Nation）刊登了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对乔治城大学政府学助理教授斯蒂芬·艾希（Stefan Eich）的采访。艾希向《国家》介绍了他的新书《政治货币：货币的政治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凯恩斯》（The Currency of Politics: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Money From Aristotle to Keynes），并围绕詹金斯提出的问题梳理了货币政治思想的演进与当代货币理论面临的挑战。艾希认为，货币从未脱离政治，尽管这一事实一直被各种原因所掩盖。目前支撑货币制度的话语体系亟需改变，作者提出的“政治货币”这一概念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货币本质，让货币成为更加民主的工具。

《政治货币：货币的政治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凯恩斯》

（The Currency of Politics: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Money From Aristotle to Keynes）

在政治安宁的时代，我们常常对货币的本质产生误解。相对稳定的秩序赋予金钱自然和中立的外观，某种程度上超然于政治。但在乔治城大学政府学助理教授斯蒂芬·艾希的新书《政治货币：货币的政治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凯恩斯》中，他阐释了经济危机是如何揭示货币固有的政治品性。艾希援引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例子。最初，该计划含有一项允许房主等经济参与者购买毒资产的条款。然而在几日内，前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暨时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以及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放弃了这一条款并向濒临危机的银行注入数十亿美元来使它们脱离困境。这些银行随即形势好转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取消了全美，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社区的抵押贷款赎回权。艾希认为，创造货币并将其引导向特定利益集团的决定，乃权贵精英与势力集团必然存在的政治考量。无论在危机期间或是承平之时，货币始终是一个政治工具。

有鉴于此，如何让货币更加民主，特别是其发行主体主要为脱离民主问责制的私人银行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史与政治思想史的专家，艾希回顾过往以寻求答案。《政治货币》这本书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约翰·洛克、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卡尔·马克思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思想中被忽视的货币理论，带来了开创性的货币政治思想史。在考察这些主要思想家应对他们各自时代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艾希为当代货币政治指明了航向。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您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承平之时，货币表现出自然中立的表象，这意味着它脱离并且超越了政治。然而，借用您的话说，近期的危机向我们表明“货币中立，超然于政治的神话已经终结”。相反，无论货币的分配还是货币的创造都始终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为何在危机中我们才能意识到这点？为何我们要竭力理解货币的政治本质？

斯蒂芬·艾希：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的导引问题：如果货币真的是一个政治制度，为何这在危机时似乎总令人惊讶？为何我们还要如此费力的去阐释货币的政治性？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阐明在某些情况下货币不单单是经济制度，它同时也是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的尺度，是政府治理的工具以及宪法规定的项目。但这会旋即引发下个问题：为什么货币的这一面令我们如此陌生？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非政治化的力量给我们留下的如此狭隘的货币概念？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越来越大，它促使我设法理解货币非政治化的政治本质。

毕竟，货币是任何其他经济范畴非政治性的基石。如果你设法说服大家货币存在于政治之外，货币的价值是我们必须遵从的自然事实，那么对于保护经济不受难以预测的民主力量影响的目标，你已完成一多半的进程。

但这些重大的利害关系似乎仅能解释部分困惑。我不止一次想知道是否金钱或许本质是一种欺骗，一种制度化的幻想之物。社会学家布鲁斯·卡罗泽（Bruce Carruthers）和萨拉·巴布（Sarah Babb）曾在一篇经典论文中提出这一令人深思的观点，他们这样写道：“货币在社会结构隐蔽的情况下，运转最为良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只有被视作理所当然之时，才能真的发挥作用：为了得以运转，货币必须欺骗。

我最终对此没有认同，但对于货币本质的外观是怎样的有了特殊的感觉。货币是需要按字面意义理解的隐喻：它不仅代表了现实，它还构成了现实。对我而言，这意味着货币是介于暴力与信任之间脆弱的政治话语。当然，以此观察的话，货币欺骗的可能是巨大的。但是，让这个公众想象中的自我反省的机构（self-reflexive institution）更符合我们的理想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正是在这些可能与陷阱之间，货币的民主政治得以开展。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您能解释一下“政治货币”的概念吗？

斯蒂芬·艾希：

我书中用“政治货币”的提法作为一种隐喻：不是指现金或法定货币，而是去强调货币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品性。它是我设计的一种更为精确规范的概念，用以阐明并衡量我们经常忽视的货币作为民主自治工具的角色。像民主一样，我们从未真的享有过政治货币，相反我们最多只能朝着它所指向的特定可能前进。正是这些原因让我偏好这一语境下货币的隐含意义，它提醒我们货币是人们对当今社会理想的共同创想。

但如果“政治货币”向关于金钱与经济民主的政治辩论中增添了规范的要求，那么，我所阐述的政治货币的历史将同样重要。在每次危机中，我们可以见证理论上与实务中对货币的调整，以此确保它更好的服务公民而不是相反。即便这将最终不可避免地让他们失望：他们指出更加民主货币的内在可能性仍未实现。

货币已经且一直是政治化的，但我们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一政治属性，这尤其取决于能否重视我们所应对的关于集体统治、权利与权威的问题。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令货币权力的形成过程清晰可见，这能产生“谁应行使这一权力”的政治问题。我希望“政治货币”的概念能令我们更加准确、更加自信地表述以上问题。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请问约翰·洛克在何种意义上促成了当代货币的非政治化？

斯蒂芬·艾希：

我需要表明的是，相较于追溯当代货币非政治化的精确源头，我更热衷于理解其底层的政治逻辑。真要谈起源的话，在看到它们在货币理论历史中十分重要的地位后，我在写作本书时对这些起源的记载也是相当怀疑。这些有关起源的叙述一般都刻意地含混其词而非精确记载，毕竟他们是用以论证正当性或排除正当性的手段。因此，我试图避免将洛克塑造为货币非政治化过程中的反派。

相反，对洛克的研究揭示了货币非政治化背后矛盾的政治逻辑。我将非政治化视为一种特殊的欺骗，而非一种自然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魔术师的花招。究其根本， “货币的非政治化”从未脱离政治，而是金钱政治中的一种策略。这即是我通篇提及货币非政治化有其政治属性的原因。

洛克的案例帮我梳理出这一逻辑。毫无疑问，洛克的思想对18至19世纪货币的非政治化有着深远影响。但我好奇洛克是如何与这个骗局产生联系的。因为这很矛盾：他本人常警告人们不要被外表欺骗，并表示我们的语言系统由于充满歪曲和陷阱很容易产生欺骗。在这一背景下，他将自己描述为只想告诫我们不要被欺骗的值得信赖的向导。但这就有一个矛盾：如果洛克是对的，那他自己的话我们又如何能相信呢？

在货币领域，他采取了类似的行为，即先提出本质价值这一概念，随后又表示本质价值并非天然产生，而是来自于以往政府实施并沿用至今的法令。其结果是，洛克发现这与他想说服周围人货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想法相矛盾。但如果人们的想法对货币价值无关紧要的话，何苦去改变大家的想法呢？

在我看来，洛克完全意识到了这些言行不一的矛盾。我怀疑他只会把自己描述成类似于诚实的魔术师的角色，欺骗我们以使我们免受更糟的欺骗，从而保护我们的利益。洛克原本政治观点的特征被掩盖，“完美货币”的理想进入了自由主义政治的盲区：这显然是核心观点，但正因如此，很难被人察觉或抨击。魔术师的诡计以此成为被人们接受的现实。包括公认的魔术师在内，所有人都忘了这一切只是基于视觉错误的魔术而已。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强大的神秘力量！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在书中有关马克思的章节中，您表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同洛克相似，倾向与将货币描述为非政治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斯蒂芬·艾希：

洛克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着奇特的相似，尽管有一处关键差异：那就是自由主义对货币政治的回避（the liberal elision of the politics of money）恰恰对应了左派对货币政治体系的不适应。

当然，马克思是洛克完美货币福音论的重要批评者，而且我认为他是商品货币理论的批判者而非稀里糊涂的理论拥护者。他感兴趣的正是批判性地强调货币作为商品化社会关系的作用。如此，他同洛克一起阐释完美货币的理论。同时，他试图揭示其他社会主义者货币改革提议的幼稚之处，比如法国的蒲鲁东或英国的罗伯特·欧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对货币改革的效果抱有太多幻想。马克思也奚落了议会中的保守党与自由派改革者对于更好的信用创造制度能让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观点。相反，他将争论对象从货币的本质转移到资本的本质。

马克思本人对货币史有很深的了解，并意识到货币领域的政治斗争。然而，由于他拒绝社会主义政治的货币改革，蔑视皮尔派保守党员（Peelite）货币立法的妄想，我们很容易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时，对货币政治的感觉有所减弱。这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得到印证：马克思主义对货币政治和中央银行鲜有兴趣。其结果表现为自由主义对货币政治的回避在左派理论中的映射。

回顾马克思本人以及他未发表的关于货币危机的笔记，我们可以发现他对货币概念的创新，是基于对货币改革争论与货币理论历史的深刻理解。同时，我们也能理解为何马克思重新回到棘手的信用与金融问题上，但终其一生也没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至此，我们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复杂的信用货币政治，这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阐述的更加特殊且没那么教条主义。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在我看来，如果本书中有一个英雄，那他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ens）。你表示凯恩斯认识到对货币的专业性、技术性的需要同民主政治之间的对立。特别是，他认为前者要求您书中所讲的“与政治机器外的民主影响的高度免疫”。但他也认为，经济必须对社会正义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做出回应。您能解释一下凯恩斯对上述对立矛盾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他“间接调节”的理论吗？

斯蒂芬·艾希：

这的确是凯恩斯思想中一对引人深思的矛盾。但是，凯恩斯能成为如此令人关注的思想家，除了他关注的范围广阔，还在于这些矛盾总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在有关新兴经济实体的治理问题中，我们就能找到这种矛盾的一个例子。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它最终必须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尤其是因为这些要求归根结底是对社会稳定的要求——这是一个很“罗尔斯”的（Rawlsian）观点。与此同时，他相信经济问题将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意义，反之亦然，政治问题的经济影响将变得愈发重要。但截止目前，社会正义的要求与所谓技术官僚的治理手段之间并未产生对立。人们完全可以为广大利益行事，同时却违反着民主自治的要求。

图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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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凯恩斯来说，这一问题更加有趣。因为他不是单纯倡导一种民主制度之外的良善的统治形式。相反，他设法解决如何将民主和经济治理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他相信让群众了解经济问题会对此有益，同时也怀疑这以方式是否足以解决问题。凯恩斯相信，民主舆论可以有效制衡那些对社会正义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经济政策。出于舆论的这一作用，他经常在报纸专栏中煽动公众舆论，并寻求将舆论与时下盛行的正统观念对立起来。但凯恩斯同时相信，经济政策必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他对群众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洞察经济理论的细微之处深感怀疑。这位经济金融的大理论家，同时也是公共财政的伟大魔术师。理解凯恩斯需要人们认识到，他能有意识地坚持在他朋友看来相互对立的观点。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您认为凯恩斯在民主政治和经济调节之间的这种对立同样也有国际上的类比。在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试图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来实现本国货币自治和全球货币通用的协调统一。凯恩斯的提议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否决。您认为他的这一愿景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一个可选方案？

斯蒂芬·艾希：

我们可以从凯恩斯清醒的判断和雄伟的愿景中学到很多，尤其是他的建议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凯恩斯指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对全球储备货币的需求。他坚持认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全球化需要可掌控的金融全球化。正是因为我们逃避或忽视这两个见解的企图逐渐搁浅，如今它们让我们不堪重负。

今天，美联储不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事实上也是世界的中央银行。与此同时，它完全不对世界其他地区负责。当它大幅度加息以应对国内通胀压力时，它正猛烈地将“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推向严重的债务危机。我们没有资本管制手段来防止资金从新兴市场涌回华尔街。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置于世界经济的核心，在将本国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造成的矛盾下，我们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难。

美联储为投资者履行支撑全球美元流动性承诺的同时，必然偏离了其对国内争取充分就业的义务。当压力降临之时，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会毫不犹豫地献祭于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祭坛之上。

在这一情况下，重新回顾凯恩斯的理论并不意味着他的“bancor”（他提议的全球货币名称）即将到来。他给我们的是以下两种事物的独特结合：对政治和金融全球化之间矛盾的清醒判断，以及关乎更公正、更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广阔政治蓝图。这种清醒判断和大胆想象的结合必然激发我们对当前制度缺失的批评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想象。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让我们多谈些当代政治。你着重强调了对加密数字货币的民主承诺是错误的。这是为什么呢？

斯蒂芬·艾希：

我们在信息时代中到达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境地。数字货币，尤其是比特币，最初是基于一种不再需要任何形式信任的新型货币的承诺。相反——或者我们被告知——货币的未来将基于密码学，使其超越信任，并将其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也就是从任何人的干预中解放出来。银行家不再可以创造可疑的贷款！央行行长也无法肆意发行货币！相反，通货紧缩的算法通过人为的稀缺性计划消除了对于货币发行与运用的自由决定权。放在过去，这就是对去政治化货币的终极幻想。

但在许多方面，数字货币对现代货币的挑战已然崩溃，至少对比特币这类真正的数字货币来说如此。由于它无法人为干预而只能固定供应，数字货币被证明太不稳定而无法有效地作为记账工具。因为硬币供应与算法的绑定，需求的波动可能产生价格的巨变。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讽刺：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特币作为未来货币理想的失败，成全了比特币作为投机资产的成功。

因此，今天，甚至许多数字信息爱好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数字加密是非政治货币之未来的想法。相反，他们只是将加密货币视为特殊的资产，至少在春季的市场崩盘之前他们是如此做的。目前，私人发行的其他数字货币与公共发行的数字货币（所谓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CBDC）之间的斗争仍在进行。对此，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是坚持将货币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第二是指出对货币非政治化的呼吁表明了自己是赤裸裸的去民主化。

但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一些非常吊诡的事情：数字信息作为一种资产已经开始采用民主的政治语言！随着零售投资的繁荣，加密货币借着“金融民主化”的外衣成为一种投机性资产。包括游戏性质投机在内的，任何使金融服务更加广泛易得的事物，现在都标榜自己为某种民主。即便是善意的评论员也开始发声，好像拥有高度投机性投资是某种有意义的“民主”。

对这种名不副实和歪曲的民主概念猛烈抨击绝对至关重要。我们不得不问，这些口号中所谓“民主”的隐含意义是什么。据我所知，这里的“民主”甚至没有被限缩为所有权，而仅指理论上获得金融产品的能力。至关重要的是，民主所蕴含的平等的任何意义完全缺失了。在数字信息领域，我们未能发现“一人一票”式的基础、平等的民主思想，而是“一美元一票”的激进的非平等口号。这并非 “民主”的应有之意。

现在我们对此该怎么办呢？我有点为这种对民主生活基本原则的粗暴歪曲感到排斥和震惊。我担心这种歪曲的概念渗透于民主政治的其他领域。我还担心这些口号蒙蔽了大家的双眼，让人们对金融去中心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视而不见。但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把它视为我们最终讨论的“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胜利？

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

您注意到，如今货币几乎全部由私人银行发行，美联储已经成为“事实上世界的中央银行”。这个长期与民主问责隔绝的制度可谓天衣无缝。您对未来的设想是什么？在货币政策方面，何者能让民主的未来值得期待？

斯蒂芬·艾希：

在谈到全球货币体系时，我们确实处于一个迷惘彷徨的重大时刻。在本书中，同葛兰西（Gramsci）一样，我沿袭了亚当·图兹（Adam Tooze）等人的提法，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一种“过渡期”（interregnum）。我们可以看出，用以维系货币的理想和叙事已不再适配它们的目的，但我们没有可以替换的叙事体系，甚至缺乏准确表述我们目标的用语。货币中立且无关政治的说法已经破产，但我们不能很好地阐明，更不用说去发现，那些可以替代的想法以及应该确立的制度。

这个系统确实让人觉得无懈可击，它欠缺的只是将系统整合的替代方案。就目前而言，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它也表明了它的不确定性。我感兴趣的是，它的不确定性也促使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因为权力正以一种与太平时期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

正如艾琳·格拉贝尔（Ilene Grabel）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当前货币的“生产的无序性”（productive incoherence）───改编自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一句精彩短语───要求我们评估我们所处的背景，我们的政治责任和我们的语言资源，以便着手去阐明一个不同体系的可能情形。这项任务不能脱离对货币权力的深入研究，但其想象力也不应受货币权力之束缚。相反，首先要丰富我们对政治和民主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我们政府部门的信任，乃至对世界各国政府的信任。

当然，货币民主化绝非易事，但我们总要开始。本书阐明了货币政治思想史上固有的政治与民主的可能和局限，希望能为这一事业提供指引。

文章来源：

Daniel Steinmetz-Jenkins, Cash Is Never Neutral: A Conversation on the Politics of Money, The Nation, October 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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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王伟逸，清华大学2022级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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