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型：如何从霸权捍卫者走向真正的国际主义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imf/2022/nov/01/al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型：如何从霸权捍卫者走向真正的国际主义

作者：杰米·马丁(Jamie Martin)

译者：王常阳

法意导言

极端气候和债务危机使许多国家面对经济困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导致有效且安全的经济援助无处可觅。对此，哈佛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助理教授杰米·马丁(Jamie Martin)认为，从历史的维度观察，IMF背弃了成立时的初心，已经转变为美国等国家实现外交目的的工具。在亚洲金融危机中，IMF几乎不加掩饰地介入亚洲国家的经济模式，影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局势稳定，因此愈发为主权国家厌弃。为避免在干预主义国际经济援助下沦为板上鱼肉，各国纷纷转向储备外汇，以此绕开IMF的国际经济援助，寻求独立抵御金融危机困局的能力。然而，美联储近年在疫情压力下的不当加息、针对俄罗斯和阿富汗的境外资产冻结，对传统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策略提出了挑战。应当说，IMF正处于历史的岔路口，它一方面因糟糕名声不受欢迎，另一方面其贷款业务受到了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不附条件贷款的剧烈冲击。人们期待IMF走向真正的国际主义，但被美国霸权体系绑架的IMF已经忘记初心，它将走向何方犹待盱衡。

困局：气候灾害、债务危机与IMF的干预主义

去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异常强的季风雨和接近人类生存极限的高温后，拥有数千条来自喜马拉雅冰川河流的巴基斯坦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信德省和俾路支省受灾最为严重，有人估计巴基斯坦多达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淹没。洪水造成1700多人死亡，另有32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数字超过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巴基斯坦最肥沃的一部分农业区变成了巨大的湖泊，牲畜、农作物和基础设施都遭到淹没和毁坏。这场灾难造成的损失目前高达数百亿美元。

八月下旬，当这场灾难的规模逐渐清晰时，巴基斯坦政府正试图避免衍生性灾难。它最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以避免其外债的逾期。如果没有这项协议，巴基斯坦很可能会被宣布债务违约——这一事件会引发经济衰退，削弱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并使其在未来更难以接受可承受的利率借款。不过，该协议的条款是严苛的：只有在巴基斯坦政府承诺采取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如削减能源补贴）之后，IMF才会向其提供11.7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另一个南亚国家的命运表明，如果对IMF的附条件援助置之不理太久会让情势更加糟糕。拒绝实施IMF要求的改革数月后，斯里兰卡政府在债务违约后不久即被一场民众起义推翻。

巴基斯坦的危机一部分应归因于坏运气——特别是毁灭性的大洪水和其对经济的威胁。但是，这场危机也代表了许多处于气候危机前沿的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承受着沉重的债务压力且在获取国际援助时被附加诸如紧缩政策的苛刻要求，它们如何能够负担得起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成本，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准备？

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只是为数众多面临严重债务困扰的国家的缩影。新冠疫情对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造成了重大打击，这些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低利率时代曾经大量借款。疫情导致公共卫生和福利成本飙升，经济被封锁，旅游业崩溃，税收收入锐减。疫情还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导致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这些通胀压力随后又因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以降低美国通胀的决定已将美元价值推至20年来的最高水平。汇率变化使得以美元借款的许多国家面对债务压力更加力不能支，然而与此同时进口成本仍在上涨。美元利率上调还导致投资者以历史罕见的速度将资本撤出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因为更安全的美元投资会产生更高回报。

其结果是，世界经济可能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它将带来深度衰退、政治不稳定和长年的经济停滞。与此同时，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更强的飓风、反复出现的干旱——使那些已经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偿还外债的国家雪上加霜。在这场经济动荡中，IMF比往年更多地为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过去几个月里，随着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加纳和突尼斯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它寻求帮助， IMF紧急贷款的价值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概言之，IMF的工作方式是从成员国那里收集财政资源，然后在遇到财务困难时向它们提供短期援助。IMF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其工作成员由来自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组成。由于投票权由各国的资金贡献所决定，因此作为IMF最大股东的美国对其重大决策有极大的影响力，可以否决影响美国对该机构的控制能力的改革方案。但作为一个几乎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其成员的国际组织，IMF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是唯一一个拥有足够资源、授权和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可以帮助几乎所有面临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

但作为经济援助的代价，IMF通常会坚持要求受援国政府做出它们眼中最困难的决策：减少公共支出、提高税收、实施旨在降低债务与GDP之比的改革——如削减燃料补贴或食品补贴。不出所料的是，政客们往往不愿采取这些措施。这不仅因为改革往往会让选民的处境更糟并降低政客们的支持率，还因为民族自豪感受到了严重挑衅。屈从于一个由外国政府主导的IMF的要求，可以被视为一种羞辱，也是对国内社会失调和治理不善的承认。

图为特斯拉政府的前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Kwasi Kwarteng）2022年10月在华盛顿接受BBC的采访。

图片来源：英国财政部

IMF很少置喙欧洲富裕国家的政策，但少量的批评也可能使该组织卷入国内政治冲突。2022年9月，IMF对利兹·特拉斯减税提议的批评为她的政治对手提供了弹药，并导致了英镑贬值。特拉斯因经济政策的不良后果解雇了前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Kwasi Kwarteng），这项解雇决定是在克沃滕出席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时做出的，当时IMF的主要官员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他政策的不满。[1]在未来特拉斯倒台的历史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很可能 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拥王者”（Kingmaker，意指对美国霸权的支持）了。IMF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当时该组织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过度扩张的代名词，但现在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阻力。它仍然是唯一一个能够保证向几乎任何经历极端财政压力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机构。但美国实力的衰落、其他贷款机构的出现以及IMF盛气凌人的名声，让它处于一个不正常的地位。IMF确实被需要，但很少被人喜欢，它的经济援助能力非常强大，但常常不能让各国同意它的强势条款。如果世界确实如预测的那样，将进入持久的经济动荡期，那么对作为经济托底手段的全球性贷款人的需求将会增加。IMF能否胜任这一任务，取决于它是否从曲折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

背离初心：霸权阴影下干预型IMF的历史形塑

IMF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它在成立时被赋予了何种（理论上的）使命，以及它如何迅速偏离了最初的设想。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当时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会议，改写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在世界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经济学家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领导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货币，促进自由贸易。各国货币将以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兑换美元，而美元则与黄金挂钩，以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汇率进行兑换。

IMF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作用是帮助遭受短期国际收支问题的成员国，而其合作伙伴世界银行则为重建和发展提供长期贷款。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的设想中，IMF将帮助成员国度过金融不稳定的艰难时期，但不会威逼它们在经济衰退期间采取削减预算或提高利率等困难的政策。IMF的干预做派标志着与过去金本位制的决裂。自从19世纪后期开始，金本位制便为那些将本国货币的价值与特定数量黄金挂钩的国家提供了可预测的稳定汇率，此种金本位下的汇率稳定要求在经济危机期间执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像IMF要求的那样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比当下的干预主义，参与创建IMF的官员坚称，该组织应避免发展凯恩斯所称的“祖母式权力”（Grandmotherly Power），即指手画脚、说教式的限制，不适当地限制成员国在财政政策上的自由。

然而，二战结束后不久，IMF执行委员会中的欧洲代表发现——尽管他们与更有话语权的美国同事显然也有战时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重新采用一种与早期金融帝国主义相关的不得人心的做法：对贷款附加政策条件。令欧洲代表懊恼的是，IMF将被授权干预有关财政和货币决策的敏感国内事务。美国代表对允许成员国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美元持谨慎态度，且由于IMF的组织架构让美国对其活动拥有无与为比的支配性控制权。不过，IMF最初并不是在欧洲部署这些干预主义力量，而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智利、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失去了工作。但很快，IMF就在向金融不稳定的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方面有了新的突出表现。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限制之外，这些贷款还要求受援国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如推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取消关税等。IMF之所以如此强势，是因为其他债权人，无论是花旗银行等商业银行还是外国政府，往往都将IMF的事先安排视为一国信誉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IMF更是承担了一项野心勃勃的任务：监督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向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它成为了政治学家兰德尔·斯通（Randall Stone）所说的“历史上最强大的国际机构”。

粉墨登场：亚洲金融危机下IMF权力的无序弥散

在西方，人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记忆并不深刻，因为它被同时期的“9.11”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掩盖了。但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它将在未来25年内重塑全球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夏天，当时泰铢的崩溃引发了一场金融恐慌，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地区。随着投资者抛售一个又一个不稳定的货币，恐慌开始自我延续，从印度尼西亚到韩国，再到俄罗斯、巴西等相对遥远的国家，都因金融危机遭到了严重破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介入，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救援贷款。尽管这些国家在危机发生前都没有明显的财政赤字，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IMF的贷款条件仍然包括收紧货币政策的长期要求。此外，IMF还坚持要求受援国进行一长串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废除被认为腐败、低效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2]。在韩国，IMF将目光投向了现代集团等大财阀，这些大企业与国家和国内银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印度尼西亚，IMF呼吁铲除使长期执政的苏哈托家族致富的庞大赞助体系，如利润丰厚的丁香垄断企业。该企业生产的丁香是印尼流行的Kretek丁香烟的一种关键成分，并由苏哈托的一个儿子控制。

通过干预与货币危机关系不大的行业，IMF的雄心昭然若揭：它希望改变此前被广泛认为运行良好的经济体。特别是，它似乎下定决心要推翻所谓“亚洲模式”的经济管理，其特点是国家主导的对特定行业和企业的投资。“亚洲模式”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极佳效果，尤其在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但西方官员和投资者普遍认为该模式是对计划经济的抱残守缺。对西方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为试图挑战英美自由放任政策的“亚洲模式”敲响了丧钟。

IMF的改革热情使其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要求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尤其使得亚洲人民不能接受。随着美国和欧洲企业以极低的折扣价大举收购泰国和韩国的金融机构，IMF被许多人斥责为新殖民主义。在幸免于最严重危机的中国，《人民日报》也刊发文章指责美国“迫使东亚屈服”。就连2003年成为IMF首席经济学家的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后来也承认，IMF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让它容易受到金融殖民主义的指控。

图为1998年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面前签署一项协议。

图片来源：法新社、盖帝图像(Getty Images)

与此同时，在经历生活成本提高和严重失业危机的国家，削减燃料补贴和食品补贴（如大米、面粉）等紧缩措施加剧了政治动荡。印度尼西亚的危机尤其严重。在印尼盾持续暴跌的1998年，这个国家被政治不满和暴力所笼罩，暴徒对华裔少数民族的袭击导致数十人死亡。在雅加达，军方向特里萨克蒂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的学生抗议者开火，造成四人死亡，并引发印尼各地的骚乱。后来，苏哈托试图提高燃料价格以满足IMF提出的预算盈余要求，反对他的声音因此进一步强化。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

当时，IMF的捍卫者坚持认为苏哈托是自己垮台的始作俑者，声称苏哈托拒绝迅速实施改革，因而未能阻止由他自己的腐败造成的危机。但其他同时代的人均能认识到，让苏哈托立即根除其政权所依赖的整个赞助体系是不可能的要求。一位外交官当时评论道：“要求人们自杀简直是疯了。”

请看1998年1月苏哈托在IMF总裁、法国经济学家康德苏的注视下与IMF签署协议条款的画面，不难看出那是一次羞辱性的主权让渡。而且即使不是阴谋论者也能意识到，尽管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反对任何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伙伴稳定的行为，但美国财政部和许多西方投资者希望苏哈托下台。IMF并没有直接策划苏哈托的下台，但毫无疑问，美国财政部官员已经将政权更迭视为印尼经济的唯一救星。康德苏本人后来也承认：“我们创造了迫使苏哈托卸任的条件。”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印度尼西亚证明了一条历史规律：当公民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他们必将拒绝统治。但鲜有人提及的是，这场危机及其政治影响显然给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教训很明确：必须有能力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并且要确保危机来临时有能力独自应对。

外汇储备：经济霸权下维护主权的共识选择

对许多国家来说，亚洲危机是一次警示。如果将来发生金融危机，它们会避免求助于任何可能干涉其内政的机构。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建立大量的外汇储备。在危机时刻，这些储备可以用来捍卫货币的价值，偿还外债和进口必需品。在这方面，中国一路领先，韩国、巴西、墨西哥等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总值增长了近1.8万亿美元。今天则超过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高于整个非洲大陆的GDP总额。

对一些国家来说，积累外汇储备是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关键，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压低本国货币的价值，从而使出口更具竞争力。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积累外汇储备的目标是防止金融动荡。在一些案例中，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例如，外汇储备的积累帮助许多新兴经济体摆脱了2008年开始的最严重的一轮全球金融危机。21世纪10年代，虽然IMF在救助希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其他地方几乎少有作为——它没有被邀请回到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介入，并对其干预作风颇有微词的国家，如韩国和俄罗斯。

外汇储备的一个显著后果是，资本现在大量从较贫穷的国家转移到较富裕的国家，而非相反。这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形式持有，而各国往往会将美元投资回作为避风港的美国国债。这种做法使得世界各国对美国政府债务有着几乎无底洞的需求，并有助于持续确立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并非所有国家都能以这种方式积累外汇。即使对那些有能力采取此种策略的国家来说，这也并非毫无代价，因为积累外汇占用了本可用于公共投资的资源。一些经济学家质疑政府的决策，他们认为减少公共投资的机会成本，可能超过避免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收益。但储备外汇资产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和战略政策，旨在保证国家的自治权，避免面对印尼、泰国和韩国在1997-1998年经济危机期间面临的窘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保护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几乎没有什么代价是不值得付出的。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恰当地将新兴经济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奉行的这种经济战略称为“自强”（Self-strengthening）——这一术语最初用来描述19世纪末中国、日本等国家为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改革政府行政、军事和经济的努力。

图为原文配图，2022年江苏省的一名银行员工正在工作。

图片来源：盖帝图像(Getty Images)

以俄罗斯为例，它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与IMF漫长而痛苦的接触。在1998年主权债务违约后，俄罗斯在其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导下，在21世纪00年代开始积累外汇储备。得益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策略行之有效。到2008年，俄罗斯坐拥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以至于它可以与格鲁吉亚爆发一场战争，而无需担心金融方面的影响。俄罗斯似乎已经取得了新的战略独立性。

俄乌冲突的爆发，背后可能也有类似的考虑。但是，普京的敌人发动的影响最深远的反击行动之一，是美国及七国集团（G7）其他成员控制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国资产。2022年2月底，超过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被冻结，此举旨在使俄罗斯陷入瘫痪。美国在几个月前针对阿富汗问题使用过同样的策略，当时为了在喀布尔陷落后阻碍塔利班的行动，美国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的美元资产。

然而，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美国的策略未能结束武装冲突。一些人担心这会适得其反，使各国重新考虑将持有美元外汇作为经济稳定的保证机制。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远离IMF并转向外汇储备，那么俄乌冲突可能使各国远离作为首选储备货币的美元。如果此种情况发生，其影响将是地震性的。美元或将被废黜，失去其作为世界主要避险资产的地位。也有观点认为，更可能的是，外汇储备货币将从单一的美元转向多样化的货币篮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雄心勃勃”的金融制裁，可能会被证明与IMF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有类似的效果：让各国重新考虑，如何在自身不控制国际经济基础设施的现实下保全经济自治权。

在历史的岔路口：世界期待IMF改行自新

过去十年中，IMF为修复声誉做出了重大努力。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IMF官员公开承认要求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可能适得其反，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已成为该机构的核心关切之一。IMF对于部分曾经视为禁忌的政策有所放松，例如通过资本管制来限制外国资本流入和流出。此外，对影响深远的国内结构改革提出要求也被视为过时的产物。当IMF的官方出版物《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在2016年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新自由主义：超卖？》[3]的文章时，许多媒体将其报道为IMF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的标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长期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对此消息表示欢迎的方式。

但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转型本身就被夸大了。正如学者亚历山大·肯蒂克伦尼斯（Alexander Kentikelenis）、托马斯·斯塔布斯（Thomas Stubbs）和劳伦斯·金（Lawrence King）在同一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有话语上的转变，IMF对借款国提出与以往一样多的结构性改革要求——解雇公务员、削减养老金、降低最低工资。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2020年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它指出，今天的IMF认识到紧缩会限制经济增长，然而它同时还在继续要求接受援助的国家实行紧缩政策。

然而，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也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认为IMF可能正在经历真正的变化，并不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因为国际贷款业务上的竞争。研究人员发现，先前与中国有贷款安排的借款人往往可以从IMF获得更宽松的待遇。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将紧缩政策或国内改革与其贷款挂钩，这迫使IMF对放宽了提供贷款的条件。其他关于世界银行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贷款国，这一事实在西方引起了相当大的焦虑。阴谋论甚嚣尘上，没有附加条件的贷款有时被视为中国取得他国善意的方式，有时被污蔑为所谓“债务陷阱”。部分阴谋论者将斯里兰卡陷入金融和政治动荡描述为向中国借款的结果。的确，拉贾帕克萨兄弟在从21世纪00年代中期到2022年夏天交替统治斯里兰卡的过程中，曾推行了一项由中国资助的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但实际上，当斯里兰卡经济早些时候崩溃时，该国政府欠欧美私人债券持有人的钱比欠中国政府的还多——而中国在为该国的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将斯里兰卡归因于所谓的“债务外交”的说法如无根之木。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开始进行更多的紧急救助，更直接地替代着IMF的职能。但即使是IMF的批评者也认为，该机构拥有广泛的成员、全球影响力和公共目标，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与国家行为体截然不同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等许多呼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者仍然关注IMF。尽管它有过失误的历史，并且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密切相关，但该机构仍然被视为唯一能够提供类似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机构。

鉴于美国继续在IMF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要求实际重塑IMF的最大压力也来自美国。有迹象表明，当前的全球危机正在迫使政治变革。2022年10月，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召开之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呼吁，考虑到各国央行都在提高利率，IMF应当制定新的、不附加条件的方案，为面临极端压力的国家提供金融援助。萨默斯认为，传统贷款形式所涉及的政治污点正在促使各国在最需要的时候远离IMF。

萨默斯能够提出这样的议案令人吃惊。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他在美国通过IMF对金融危机进行反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萨默斯甚至曾在雅加达会见苏哈托，并亲自说服这位时任印尼总统同意IMF的协议条款。但现在，即使是这位曾亲手帮助IMF释放权力的前财政部长也暗示，世界经济需要一种超越干预主义传统的金融援助。萨默斯声称，今年的年会未能考虑作出拯救世界经济的措施，这在人们的记忆中只会是一次错过的机会。

在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动荡之际，这些会议也可能因为完全不同的东西而被铭记：作为21世纪第3个十年美国实力矛盾性的例证——强大到足以摧毁世界，但却无法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

[1] 夸西·克沃滕的政策主要是指“小型预算案”（mini-budget），主要内容包括：前政府通过的将公司税率从19%提高到25%的计划将被取消；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从45%降至40%；降低购房印花税等。这是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的减税计划，其后英镑兑美元汇率跌至接近平价，保守党的支持率在民意调查中也跌至历史最低点。该计划还罕见地招致了IMF的批评。随后利兹为平息物议，在10月14日解雇了时任前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参见高雅：《上任38天英国财政大臣被撤职、减税政策大转弯，英镑能止跌反弹吗？》，载“第一财经资讯”公众号，2022年10月15日，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dGOpD1cMOTD6PATorgCcew

[2] 裙带资本主义，又称关系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结合，即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此外，有观点认为，由于亚洲社会的特殊社情，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有前现代性、体制性、家族性、全社会性的特点。参见庄礼伟：《亚洲的病痛——剖析“裙带资本主义”》，载《南风窗》2001年第6期，第77页。

[3] See 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 Davide Furceri, Neoliberalism: Oversold?, 53 FIinance & Development 38, 38-41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翻译文章：

Jamie Martin, Is the IMF fit for purpose?, the Guardian, November 6, 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imf/2022/nov/01/all

译者介绍

王常阳，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法学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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