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芒，黄琳，张华阳|论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八大关系
作者简介：李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生；张华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学术研究无疑是大学教师的重要职责。然而，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却总是面临着诸多关系的制约。因此，以学术“中和观”为指导思想，把握学术研究中“数量与质量”“兴趣与国家”“长远与眼前”“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科学与人文”“教学与科研”“生活与工作”等八大关系，有利于挖掘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规律、目的、价值、方式、规制、范畴、增益与状态，进而有助于帮助大学教师在面对复杂、具体与现实的种种问题中，能够充分认识学术间的相关关系并妥善解决关系间的张力，完善自身的学术体系与发展。
李芒，黄琳，张华阳.论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八大关系[J].现代教育管理,2022(3):48-56.
一个民族或国家欲将光荣屹立于世界必以学术为基础。而“大学教师是研究者，如果把大学教师当作教书匠，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大学想通过科学追求真理，那么研究就应该成为大学的根本任务。”在此应该强调，所有类型的高校都应该进行学术研究，所有大学教师都必须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以其学术功能为基础的。由于教师角色或工作任务具有模糊性，这使得大学教师必须面对工作成就的模糊性，而且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是多元的。因此，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时会被多种矛盾所围困。那么，协调诸多关系便是延续学术生命的前提。如何才能实现圆融有度、顺性扬才？采用“中和观”帮助教师审视学术关系，不失为一种有效思路。此处的学术“中和观”是指从“中”出发，使学术相关关系处于无过又无不及的相对平衡状态；从“和”出发，调和不同学术关系以达到和谐统一。在“中和观”的指导下，以大学学术研究实践为源泉，以事物的本质、条件、方法、效果为逻辑框架，梳理出学术研究中的八对关系。这些关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以及矛盾性的特征，基本涵盖了大学教师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所面临的复杂困境，呈现出大学教师立体式的学术生活样貌。徐光启指出，真正的学者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从方法论而言，所谓会通就是兼顾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方面之间的内部联系。因此，以“中和观”为指导思想，把握学术研究的八大关系，有助于从现实的、全面的视角帮助大学教师思考如何治学、致用，最终实现自身价值。
一、数量与质量：学术研究的规律
数量与质量是一对长期存在的学术关系。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总有些不同的观点，有论者认为不能唯论文数量，要看论文的学术水平；有论者认为学术成果的数量十分重要，能够体现学者的活跃度、勤勉度、贡献度以及影响力；还有论者提出，没有数量哪有质量，学术高质量是一个发展性、过程性概念。我们体会，这些言论在不同方面都具有一定合理性，学术研究“唯数量”的背后隐藏着大学学术研究的内卷化现象，功利浮躁的社会风气引发的学术研究“异化”，已经使部分大学教师成为低质量重复的“发表机器”，同时大学中也存在大量教师不发表、不作为的现象，而要实现大学教师的自我解放，则需要回到学术研究本身，从根源处挖掘“量”与“质”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成为它自身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而量变即事物在原有性质的基础上，发生量的变化，质变则是事物性质的变化，表现为根本性的、显著的突变或突破，二者是辩证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可以说，事物发展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学术创新一定是在不断的量变过程中实现的。从此基本原理可知，大学教师的学术发展，既离不开学术发表的数量，更需要关注学术研究品性；既应该追求质变，又应该追求量变，达到创新发展的效果。这个结论充分说明只有“中和”方可体现学者本真的自我。因此，发表学术成果是大学教师的生存方式，也是大学教师的成长手段，还是大学教师间的对话渠道，它体现了大学教师个体生命力和自身价值的“气盛”程度。
在现实中存在多种具体情况而不可泛泛而谈。当学者达到一定学术水平之后，并且对自己的学术声誉负责、尊重学术生命，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数量少倒是有可能的。那些高产学者和高被引学者的学术成果数量多，质量也能够得到保证。有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曲高和寡，引用率也许就上不去。一般而言，高水平学者的学术成果既有质量又有数量。那些整体学术水平不高的学者，自然是既无质量也无数量了。也会出现有大量研究成果，却少有发表的情况，但总是有数量支撑的。因此，如果是真学术，一定有数量。最怕是没有研究所造成的没有发表。我们体会，“唯数量”与追求高质量的学术高产是两码事。至于何为高质量，是需要多元评判的对象。如大众评价、实践评价、广大学者评价以及小众专家评价等。
总之，数量与质量的关键点在于原创性。原创性成果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商业规则的急功近利导致大学教师学术目的扭曲；二是社会的浮躁风气和各种压力，使大学教师不再甘于坐“冷板凳”；三是非学术事务过多挤压了学术时间；四是大学教师缺乏勇气、耐心、合作及学术基本功；五是学术界缺乏包容性，对异于自身的不同观点以及与传统观念不符的新观念给予排斥和否定。在此还需特别指出，质的创新需要数量化传承、积累和经验。创新者的基本功、刻苦磨砺、对万物的理解以及心境等精华的综合，都会演变为能量，促其达到至高境界。有的人到了老年才开始爆发，而有的年轻人却能横超顿出。所谓“成了精”，才能产生创新成果。
二、兴趣与国家：学术研究的目的
无论任何国家或任何时代的大学教师，都需要直面学术研究价值观的抉择，并因此引发面对作为主体要素的个人兴趣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诚然，学术研究具有自由属性，大学教师可以循着各自的学术兴趣前行，但作为社会存在的大学教师必然肩负为国家服务的重大使命，正如中国古代“公忠体国”的入世思想，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便是“忠”的真实意义所在。因此，面临“兴趣与国家”的关系时，应以“忠”作为基本德行，应对个人兴趣与国家学术发展间的张力。无论大学教师具有何种身份，都应以“忠”作为第一信条。大学教师的社会存在与职业存在都要求对社会的所有物进行思考或实践，进而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精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的存在，最终惠及国家与民族。
尽管大学教师的学术兴趣似乎与社会需求之间存有间隙，然而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可协调性，因为凡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成果必然是与社会发展存在本质联系的，主要体现在：第一，兴趣与国家之间能够达成“中和”链接。个人兴趣能够植根于真实的社会需要中。第二，大学教师个人的兴趣极有可能是预见国家乃至人类未来的先见。第三，国家所规定的重大项目难以包括所有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大学教师根据社会真实发展需要所确定的研究主题，也未必不是国家所需要的重大课题，所以应承认大学教师的独创性，尊重大学教师个体的学术眼光，“发明创造是国家规划不出来的，必须尊重科学规律，要给科学家足够的产生奇思妙想的时间和空间，释放他们更大的创新创造活力”。
影响大学教师进行学术研究的核心要素还应包括人类情感。教师对事物的爱憎或好恶等能够长期影响其理论坚持与政治立场，支持着教师自身理念、信仰和观点的养成，并与他的学术贡献有密切关系。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各自的基本属性，而教师对这些属性的喜爱或憎厌则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例如，学者若痛恨资本家之行径、学术欺骗、学术造假、学术吹牛以及形式主义之风，就会在学术观点中充分体现出批判性。
三、长远与眼前：学术研究的价值
长远与眼前作为一组相对时间观念，引发人类一定要对利益的指向作出价值性选择。然而，对于同时具备“共时性”与“历时性”双重意义的人类整体而言，人们不仅要从线性的历史维度把握事物发展，还要从横向维度处理此种关系。人们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因此，人不可能描述眼前时不涉及长远，更多的是人生活在对长远的希望之中，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是人的本性。而在学术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忘掉了我们正在研究的事物的全面含义。对远景的洞察被湮没在眼前问题之中，对以前的重要问题变得盲无远见。”因此，只有以“中和”思想观照长远与眼前，才能有助于学术研究的价值真正在历史长河中润泽古今。
眼前利益是人们短期需要的利益，是近期可以实现的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可以相互转化。若是没有眼前利益，学术研究便失去了现实性，也便失去了人类开时代风气的进路，而只顾眼前利益又会失去学术研究的“预流”性，极易伤害对核心价值的追求，使“无用之学”灰飞烟灭。所以，大学教师不应沉迷于眼前私利而丧失对长远的追求。当前，部分学者极易遵循唯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的简单逻辑，坚持认为“技术上可行的，就一定要将它实现”，在显示自己学术水平及追逐名利的同时却损害了人类的长远利益，正如像克隆人和培育过冬蚊子等技术，即使是生物技术的最高成就也不可为之。同样，在当下的教育中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教师更是不经之谈，伦理限度要求学术研究必须把握“能做”与“应做”的界限，大学教师应认识到其承担的职业责任、伦理责任、国家责任与政治责任。过度追逐眼前而忽视长远利益，会丧失教师的荣誉。
当前学术研究中的短视主义价值倾向，其本质在于违背学术研究的最高旨向。首先，长远利益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追求的最高利益，只要它被大学教师所认识和把握，就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引领性作用。其次，长远利益是衡量各种具体学术研究价值的最高尺度，可在具体情境中对某种学术研究价值作出最终的价值判断。再者，具有一般性和持久性的长远利益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它可以统一并调节各种具体学术价值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尽管学术价值具有延迟性，但是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不会被人类所忽略。还有的学术价值也许永远看不出来，因为有些价值是无形的。因此，当大学教师树立起长远价值观，以一种全局的、审慎的、动态的眼光认识现代社会的发展，才能既把握眼前，也能观照人类的去处。
四、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的方式
学术研究主要包含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历史研究，而如今在学术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厌倦主观冥想而倾向于客观考察，因而出现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的思想潮流，也因于此，无论中外似乎已达共识，实践价值高于理论价值。因此有论者认为今天的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二是认为理论研究的地位高于实践研究，理论工作难于实践工作。这两种认识均未揭示二者作为事物关系基本规律的中和性，也并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大学教师需正确审视二者间的相互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的思维定势总是理论运用于实践、实践矫正理论。然而，这种思维定势受到适用范围、理论本质、实践角度等三方面的条件限定。第一，从适用范围看，只有在技术实践论的语境下，才存在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的问题，而这种问题的实质是以狭隘的工具理性取代了人类真正的实践活动。第二，从理论本质看，任何系统的学术理论总有不可观察、不可言说的内容，是通过高度的数学抽象与特定的经验材料相联系主动地建构抽象理论和理想模型，能先于经验、观察和实践而推演和预流出新的现实。第三，从实践角度看，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证明必然性及验证因果关系，但是有些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根本无法得到确证，这并不代表该理论不具有效用性，由于违背了传统物理学观念而被认为是“奇谈怪论”的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正是典型例证。
凡是学术研究都必将牵涉具体的理论与实践，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实践的，任何实践都是理论的。其实，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同等重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理论与实践必然相互逼近，实现合体。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所以，第一，理论研究是“无法而法”，无目的的目的性，大学教师只有捕捉既有理性内容又不能用概念表达的东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认识能动性，形成新理念、新思想、新话语，并积极指导学术实践。第二，实践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突出问题性，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目的。但是，仅追求实用的价值而拒斥看似无用的理论研究，反而极易滋生“为实用而实用”的伪学术，有大学教师出于利益目的在严肃的问题上进行貌似严肃的“学术扯淡”。花长时间描述的理论在付诸实践时往往只用很短的时间，这也许是轻视理论的原因之一。此现象恰是理论的魅力和力量所在，理论最深刻、最简约、最严谨、最通达、最管用，但也许很枯燥。另外，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是了解现实，而了解现实却并非易事。现实总要通过社会意识形态所呈现，通过认识规律来把握。如果不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也就无法从没有主观加工过的“客观的现实”转变为已经经过加工的有规律性的“理论的现实”，即提升到理论或学科的高度。由此可见，认识现实亦需主观努力，而思考的结果又应与现实相连。
五、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的规制
自古以来，学术似乎便与政治不可分割，但两者间的关系却始终存在争议，正如人们通常议论的“学而优则仕”，自然将学术能力与政治地位关联起来，然而“学而优则仕”的“优”实则通“悠”，全句应译作“学习之余仍有余力或者闲暇，就去做官”，可见讹传曲解的危害之大。“以学术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韦伯更是直接指出了学术与政治处于两类不同的维度。然而，《千字文》中提出“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统治世界”，都为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夯实了思维基础。同时却又产生了新问题，即学术究竟是政治的先行条件，还是学术高于政治。目前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存在两种认识：一种是学术应该远离政治，凡关涉政治者皆为御用；另一种认为学术本是政治的一部分，应该服务于政治或者反对政治。那么，学术与政治关系究竟何为，必须放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下作具体的、现实的、深刻的讨论，才能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在学理层面，学术与政治毕竟分属两物，应适当保持距离。学术也应保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维护自身相对独立性，同时树立问题意识，需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批判是为了发展，解构是为了建构，只破坏而不建设不是理想学术。在现实层面，当今是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独立、自主的大学教师不依赖于组织是否可能存在。大学教师在公共空间发表言论代表的是独立个体还是有政治信念的组织。显然，当大学教师发表言论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倘若有大学教师宣称只是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而写作，那是绝对不可以相信的，因为所有大学教师只要发言，无论其有无自觉和主观意向，都必定会代表特定的立场、观点及意识形态，尤其是具有政治信仰的党员大学教师。因为，相较于非党员教师来说，党员教师更应是代表一种为政治生存的状态，不仅为国家效力，而更应遵从党性，实现政治自觉。
所以，当部分大学教师面临“学术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时，难免游走于学术自由与政策制定的限界之中，而这两种视角产生的对立矛盾极易导致“豪猪取暖”的尴尬现象。一方面，学术自由指引大学教师不受党派、政治、经济偏见的约束，学术成果不会以任何方式倾向于某种意识形态或党派偏好。虽然韦伯坚称政治不属于课堂，并认为学术与政治间有着严重的分歧。但现实地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研究资本与研究取向不可能不受政治影响，课堂里不可能没有政治。所以大学教师必须把握自身在课堂上传递思想观念的正确性，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落实立德树人。另一方面，政策偏向又极易使大学教师简单地复述与错误地解读政策，学术需要在艰难寻觅高深知识中获得分析政治的渠道，以此做到真正为国家做贡献。
六、科学与人文：学术研究的范畴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并非是一种新现象，萨特自20世纪就率先认识到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继而再有斯诺直指“两种文化”的对垒，直至现在“两种文化”所诱发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日益严重。从近数十年来世界大学的教育趋势来看，科学成为无上尊严的显学。但它有着明确的限度，在科学无法着力的盲区恰恰是人文所发力之处。只有引导科学与人文走中和之路，人类才有出路。其实，中国学术史自古就有专家与通人的区别，专家精一艺，而通人则能开阔风气影响当时后世。
其实，科学与人文具有不易被察觉的联系。科学的任何方面，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成果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科学发现一定是人的发现。同样，人文社会中也充满了科学原理。可以说，学术研究的共同性是以研究方法的混合性为基础的，更深层的含义体现在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中。然而，唯科学主义者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极端推崇并盲目地将自然科学方法滥用于人文社科，严重扰乱科学与人文关系。自然科学方法的有限性源于它的特有属性，一是简约性，即将复杂事物简单化；二是分化性，将系统拆解为零散的、碎片的部分；三是自指性，即用已知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自然界事物。既然有限则必然片面，正如实证主义者从学生活动中抽取可观察、可量化的数据，便宣称是对学生的精准画像。在数据还原时早已解构了学生独立丰富的完整个体，数据难以表现人的情感体验、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因为科学的自指性无法对人类价值作出判断。实证主义者强调尊重科学是无可厚非的，而其本质缺陷却在于拒绝反思，全盘接受自然科学范式下僵死的抽象数据，走向了以自然科学否定和反对人文社科的极端道路。
从根本上看，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保证了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持续演进，是在审慎地试错中寻求人类的必由之路。仅片面地推崇科学，人生必归于枯寂，因为人类所当希冀要求者，不仅是牛顿，也应有莎士比亚……皆所以致人性以全，不使偏倚。不能否认科学的伟大作用，但是它对丰富人类生存内涵却少有实质帮助，而这恰好又是人文所能给予的。以希腊文 “胡曼尼塔斯”为标志的人文具有发展人的历史使命，以思辨、内省和反思为人文方法的三大特色，恰恰能弥补实证研究所无法观察确证的领域，使学术研究更能真正触及灵魂，真正理解事物本质，真正习得对价值的探寻，最终产生新思想。但是，人文学者在对自然科学常识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不应随意挪用当代科学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或者高高在上批判自然科学知识的有效性。
七、教学与科研：学术研究的增益
大学是教育和研究的场所。但是，它存在的理由既不是传授单纯的知识，也不是为了单纯的研究；而是使年轻人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充满想象地思考学术问题，以充满想象的方式传授知识。尽管洪堡从19世纪就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雅斯贝尔斯又补充道，“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是大学至高无上而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然而，至今人们对于两者融合付诸实践的效果却日渐式微，存在部分教师只专注科研而缺乏教学积极性，或是科研人员教学水平低，很难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等问题。确切地说，关于教学与科研互相促进如何可能的追问，实质上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教学与科研的属性定位是什么？二是教学与科研如何实现互动增益效应。以此从根源上探讨“教”“研”融合的必然性与可行性，进而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人才培养是大学教师的核心工作，而科学研究是大学教师的重要工作。大学要通过高水平的教学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建立在优秀的学术研究水平之基础上。教学与科研都服务于生命的成长，而教学需要科研提供内容。一般而论，最好的科研人员也是最优秀的教师。他能够独立地引导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求知过程，接触到科学精神和激情。他自身便是活灵活现的科学。只有那些亲身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能够真正地传授知识，而其他人不过是在传递一套教条地组织起来的事实而已。因此，科学研究是大学教师发展的根基。凡大学，教学是必要要求，科研是充分要求。换言之，无教学则无大学，有大学必有科研。当然，有研究天分的人不一定具有当教师的才能。同时，有些杰出的教师并不发表论文和专著。他们的创造性思想需要通过讲座和讨论的方式，与学生直接交流。
尽管多数教师都认同并有志于兼顾教学与科研，但是很少有实例表明本科生能从他们教师的科研活动中受益，教师的科研取向与学生对教学的满意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追根溯源，其根本原因是大学的研究功能在不断地扩大。我国大学长期存在的“重研轻教”倾向至今仍无大的改观。广大教师总是受到这样的诱惑，给重要的人留下合适的印象，而不是给合适的人——学生留下重要的印象。教学责任越少，职业发展可能越快，不全身心投入教学的比投入教学的更容易获得向前的激励，教师更关心的是被他人所承认的成功，而不是他们自己关于良好行为的认识。他们感到自己的职业进步取决于研究工作和出版的成果。可喜的是，“破五唯”的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出台了，但面对这项世界性、历史性及现实性难题，推进落实进展仍旧缓慢。
一面教学，一面问学，可体会到区别于其他职业而以学术为业的双重趣味。大学教师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科研更具有生命力和育人价值，同时也只有通过科研才能使其教学更加具有创造性和深刻性。没有任何大学教师能够脱离科学研究而凭空捏造出适用于真实课堂的教学。有些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请本科生“一讲到底”，也许是缺乏科研支撑已“无话可说”，反之，无学问者即便口吐莲花也必将毫无教益。课堂上光辉闪耀的隽语箴言，大都来自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有些研究的创造性灵感和逻辑演绎推理只有在语言表达中才能产生。大学教师挖掘教学现场生成的创造性知识进行富有灵感的教学，能保持学术长盛不衰。没有科学研究、思想平庸的教师，就不会有此作为。因此，大学教师有必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将科研成果与心得转化为教学内容。
决定大学教师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科学研究，大学教师要将主要精力用于科学研究。因此，不宜安排课时数过多。无论如何，教学和科研本质上定会相互影响，尤其是需要花费巨大精力的前沿科学研究。一是在时间维度上，教学与科研表现出斗争性并互相排斥；二是在学校维度上，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各自侧重点不同导致两者难以协调。因此，必须承认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矛盾性。我们体会，教学型大学教师也必须从事科研工作，起码应做教学学术研究。所有大学教师都应有效协调两者在各自有限的时间内发挥无限的增益性。
八、生活与工作：学术研究的状态
实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一直是大学教师所追求的美好目标，也是大学教师内心的一块柔软之地。但是，人们逐渐发现在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两者平衡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已有研究从角色压力、边界理论、社会认同及文化等外源性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提供社会支持可协调两者冲突。但回到大学教师本身，无论是由内而外的职业自觉还是由外至内的职业要求，大学教师所特有的职业性质都决定了生活与工作难以平衡。作为真正的大学教师，总是悲怆式地自觉抛弃常人世俗的生活，只为一丝照亮未来的光芒，义无反顾地践行看似不可能的人生辉煌，任何懈怠都将导致失去卓越。因此，他们必将学术研究设为人生中心，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沉浸在真正大学教师的明净之中。
真正的大学教师必然要作出适当的牺牲，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可以说，无论是时间或经历，牺牲是大学教师的天命。大学教师作为真理的献身者，理应追求一种自我解放感，来挣脱世俗的桎梏从随众无思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探寻人类心灵所向的生存方式。然而，有的大学教师却以轻浮之心面对学术，完全背弃学术初心，或原本就无此心，而去享受常人的惬意生活，如此就不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选择成为大学教师的那一天起就已无法再过常人的生活，大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义。
大学教师生活与世俗生活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大学教师生活的特殊性在于坚守学术品味、学术价值，倘若没有学术信仰，大学教师就会魂不附体，灵魂出窍。在实现以学术为志业的征程上，必然险阻丛生，坚定的学术信仰正是克服种种困难的斗士之魂。“引发本能压抑的，正是精神”，学术信仰的缺失，必定导致缺乏压抑享乐本能的精神。所以，唯有将学术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以满怀的热情对人类知识的进步作原创而持久的贡献，才能陶醉于执着的学术产出中，从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快乐，这才是真正大学教师的脱俗乐趣。无论学术是否是“通向真实存在之路”，经过或多或少的迂回，最终都将回归真正生活之道，通向崇高的、精神的，也就是有意义的生活。
九、结语
关系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学术研究中必然存在各类需要有效权衡的关系。因此，“中和观”给予大学教师的帮助并非即时解决矛盾，而是在方法论上给予大学教师思考的机会，能够看清事物本质或内在规律，使大学教师形成“大模样”，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睿智的眼光解决矛盾。大学教师需认清“学术为第一荣誉”的生活不只在于热情和勇气，而是献身于惠及他人的事业，需要恪守“非常人”的辛劳来证明自身，亦是禅宗马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继而是“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正是韦伯在演讲中最后告诫人们的，将学术为志业作为一种朴实的、简单的日常要求，遵循志业的引领成就无上智觉。真正的学者由于自身劳动性质所规定，必将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不可过分扮演社会活动家等角色，不宜成日里抛头露面，应该自觉培育出神秘感、沉静感甚至孤独感，流行与时尚不是大学教师根本的存在方式。其实，学术是为了抵制平庸，学术是为了解放自我。学术是快乐的，因为它是接近殉道的最佳途径，我们热爱学术，我们愿为学术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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