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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事

知酒僧 知酒僧
2024-09-21
昨晚和表兄弟几个吃烧烤,喝点酒,他们是祖传的酒量小,年近六十的大表哥更是啤酒一瓶倒。

我打电话给自家姐夫,他也是酒局不断。小地方的人情往来都在酒桌上,我每次回家都深感害怕。他喝酒的地方就在烧烤店附近,半个时辰后终于赶了过来。

一起过来的还有他的两个朋友,也是生意人,老家圈子小,坐下来都不用叙旧,一句话就分得清张三李四。其中一个在方圆十几里地都还算吃得开,过来碰了几杯聊了会儿,喝完酒直接开车回去了,说离家近,深夜路上没什么人。但也是一贯的侥幸心理:只要不出大事,都能搞得定。

我胆战心惊,一直劝阻,他倒是言语间给足了面子,可实际行动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这种经历我在苏州也遇到过,是某个业内大佬,也是劝阻无效,他借着酒劲说不妨事,深夜酒后开车回家了。

这样的人,我跟他们喝酒也仅此一次,绝无下例。

吃烧烤的还有个公安系统的人,约摸四十来岁的年纪,是个小领导,我跟他初次见面,几扎啤酒下肚,结束时他骑着摩托车轰隆隆地回家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他跟我说在老家这个范围内,受唐山事件影响,目前最严查的是烧烤店打架,一旦遇到就抓成典型,其他反而问题不大。

我抬头看了看烧烤店的门头,底下贴着毫不显旧的警方提示:不要打架,打赢坐牢,打输躺医院。

虽然很多人印象里的知酒僧儒雅随和,但实际上受成长环境影响,从小到大也是一路打架。我近些年没少反思,思来想去还是觉得那些架打得很值,哪怕是以如今这个岁数积累和经验判断,在那个年纪也没有比打一架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此一时彼一时,那年头草莽江湖,农民种田,工人上班,混混无事生非,还不兴进城打工,更没有“农民工”这个词,很多年轻人辍学闲散在家,浑身的精力无处发泄,成天光着膀子村头晃到村尾,扎堆寻衅滋事是唯一打发时间的消遣。

小时候,我数次亲眼见到河里浮起的年轻女尸,其中一个还是我村北老实巴交同学的姐姐,这些都成了无头案。那会儿村里的老人闲谈时都意有所指,小声说着些秘辛。至于哪里的小年轻被隔壁村子的混混捅了两刀更是屡见不鲜,隔三岔五就会发生。

这种事我有些年没听到过了,普法初见成效,但更大的原因是人们有事做有钱挣了。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消失了,他们双脚踏上的土地不再局限于一个村庄,眼前有更宽广的平原、高山和大海。

如今经济环境不好,失业人口大增,一个弄不好就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每次回老家,酒桌上都能听到或远或近的故事,讲述者伶牙俐齿绘声绘色,夹杂着个性化的点评,在酒劲之下,有种置身其中的错觉。但往往讲述到最后,免不了或愤慨或惋惜,大多会得出诸如“不能打架”“不能赌”“不能……”之类的结论,然后端起酒碰个杯,一仰头倒进喉咙。

他们在人情世故上的通透让人高山仰止,言谈汪洋恣肆,他们兴许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但对身畔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已然成精,对人性的弱点的探索和把握细至发丝。

在不同环境里讨生活,自有一番旁人难以揣摩的天地。



近来很多人问我酒价是涨是跌,物价局都不去管的事,我哪里能知道呢。

我明白诸位的想法,肯定是想要听到“跌”的声音,这样就能心安理得等一等,不紧不慢,不急不慌,但涨跌还真难说。按之前的估计,跌的概率极高,可是大放水之下,价格与价值再也不是一条线上的好马配好鞍。

作为消费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比如选择喝与不喝,选择喝什么与不喝什么。这两年某些酒的品质与价格也是背道而驰,把时间线拉长点来看,谁抛弃了人民,人民就会抛弃谁。

有些人看衰酒价的原因是需求端紧缩,酒厂却在拼了命地扩大产能,届时酿出的翻倍的酒卖给谁去?供大于求岂不降价哉?

然而事实是,他们确实在急吼吼地扩产能,但并不代表每一家都会真的“扩产”,扩产能的投入是个大手笔,预算惊人,是在位者最好的捞金器。当装钱的口袋够大够深,口袋底随便撒点出来都吃不尽用不清。

各家酒厂军备竞赛般的扩产能是既成事实,问题是:他们会百分百开足马力生产吗?

随着健康概念愈发深入人心,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增多,每年白酒总消耗量呈下降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这点酒厂比消费者的感知更深刻。他们的出路之一是人为打造稀缺性,制造焦虑感,至于消费者是否买账就见仁见智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买涨不买跌的本性却极其相似。

就看谁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把锅里越来越少的稀饭抢先盛进自己的大海碗了。而且单单盛进碗里还不够,得獠牙外露死死护食。

有一说一,部分酒厂确实需要扩产能,也需要扩产,他们有蚕食其他品牌蛋糕的能力,然而成群结队地扩产能是妖异的,绝非是他们被前两年的热浪冲昏了头这么简单。

不要相信媒体意淫的什么上半场和下半场,白酒的未来乱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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