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者，你维护的到底是什么？

#电影中的“举报”文化

 今日作者   中号蜥蜴

 今日编辑   车小爷

这两天，大家都关注到了一起由娱乐圈掀起的有关“举报”的饭圈大战。如果还有不知道情况的朋友（虽然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先简单介绍下情况。

因《陈情令》等作品成名的知名艺人肖战，其粉丝因为不满知名同人创作平台AO3（archive of our own）上对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同人文，集中举报了平台AO3，导致的结果是这个创作平台，AO3，被404了。

接下来几天，一批激进的粉丝又转移战场到了微博、Lofter、Bilibili等，导致大量的人气同人作品相继下架。这也就掀起了一大批热爱同人文和支持AO3的用户的激烈反击，他们开始在豆瓣给肖战及其作品刷一星，有的则直接找上艺人代言的产品公司要求出“纸质发票”以拉低艺人的品牌价值。这也成为了三月以来，第一件引发各界关注的非疫情事件了。

但是这场粉丝与同人圈的大战，具体过程发生了什么，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重点，

在这次事件背后映射出来的举报文化、污名化、道德警察的身份似乎是更值得近日讨论和探究的命题。

几天前，公众号“影画志”出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连小学生都知道，告老师最丢人》，里面提到以前的香港黑帮片里，举报是会被所有人瞧不起的。

▲ 《连小学生都知道，告老师最丢人》

事实上是这样。纵观世界影史，不少电影里都道出过有关举报文化背后的机理，更深层的原因无非来自我们的历史中不断循环出现过的jiquan机器，和被操控的“乌合之众”。而这颗举报按钮，在许多时候，与其说是维护公俗良序，不如说是一颗借力打力，发泄私愤的工具钮，在缺乏详实权力制约的社会中，按动了一颗引出的是另一颗、下一颗。

《一九八四》里乔治奥维尔这样写道：“《泰晤士报》几乎每周都会刊登这样的消息：孩子们偷听了大人的谈话，即便是很折中的评论，他们都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大人的罪行。当然《泰晤士报》笔下的孩子都是‘英雄少年’，绝非鬼鬼祟祟的窃听者。”

▲ 《1984》

今天集体性的举报行为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中一点也不陌生。回顾中国电影史，第四、五代导演生于长于六十年代重大政治事件之中，“举报”二字对他们来说也分外耳熟。

在第四代导演谢晋的作品《芙蓉镇》里，由刘晓庆饰演的主人公胡玉音买了粮库淘汰的米做米粉，赚了不少钱盖房子，却被嫉妒胡玉音的原国营饮食店经理、商业局科长李国香与二流子王秋赦联手举报，很快被打倒批斗，倾家荡产。在当代00后早已陌生、无法想象的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四清运动”之时，举报从来都是一道利用公权力打压他人之私权利的最快捷径。

▲ 《芙蓉镇》

在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段小楼与程蝶衣等主角，在公众逼迫下不念旧情，互相举报和揭发，随之就毁了奉献一生的艺术。

▲ 《霸王别姬》

而张艺谋的《归来》里，女儿也开始举报父亲。片中女儿正青春年少，恰好如今日大多数饭圈粉丝的年纪，热爱跳舞，把芭蕾舞者视作自己的“偶像”，当她得知自己在劳改所的父亲因思念心切逃跑回家，而导致自己芭蕾舞角色被顶，忿忿不平的她通过举报父亲来表达和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随之换来的是父亲近乎二十年的消失和母亲的孤苦崩溃。

▲ 《归来》

在特殊时期，假正义之名行事，多少可以遮掩住出于谋取私利或惴惴不安的念头。

而举报变成一种自保的留下方式，也内化到个体选择当中。

台湾导演杨德昌在著名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也曾塑造过清高的知识分子父亲一角，白色恐怖时期他被请去“喝茶”，言外之意是让他举报可能有“政治问题”的同僚和故友，理所当然地，父亲并没有举报和捏造事实，而他最终也落得了被体制疏远和排挤的下场。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当人人自危下公共道德观的腐烂，直接击碎了父亲理想主义和傲然的眉目，他从软禁之处归来后惶惶不可终日。这一理想破碎也直接导致了男主人公小四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坍塌，而最终做出了极端之事。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也许有人会说，举报行为并不都是这样可耻，它也应对着某种正义的检举。的确，举报在不同的时候会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举报人在敏感事件中也可以成为吹哨人。但在按下这一颗按钮的时候，每一个屏幕背后的暗影都应该意识到，这个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效力。而这份效力直接导致的、可预期的后果，是否是他所举报的这个个体及其背后的“群体”和公众应得的。

对“应得”二字的理解，就往往涉及到举报人对所面对事件和信息所作出独立是非判断的。而个体判断从何而来？是否与集体所鼓吹的价值绝对吻合？而举报人又是否已经拥有这样独立判断和使用权利的能力？如果答案都不是肯定的，那么在高级别权利所设置的按钮下，人们应该维护什么，要如何保护私人权利的哪一部分自由。这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对“举报”二字慎之再慎，敏感对待的缘由。

面对AO3的强制下线，部分人对同人文的不满转而举报，不免也让人勾连起一些往事。

2017年国内一部经典电影《英国病人》的重映后，豆瓣出现了“三观有点厉害，恕我不同认同。”“把婚外恋说得冠冕堂皇。”“三观不敢苟同，出轨理所当然？”“这电影应该下架”的评论。

▲ 《英国病人》

从那时或许更早开始，“三观”也逐渐成为了国人衡量一部文艺作品优劣和正确与否的标准。豆瓣以及微博上的“三观警察”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中国式政治正确。

将私人道德偏好变成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公共道德判断，而这一种同一性，包含着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侵蚀和统领，所导致的后果也注定会是社会文化的日渐狭隘和个体的精神单一。

在一个随意举报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阿莫多瓦也会被举报和封杀，纳博科夫必定成为淫秽色情。而到头来，举报人也可能摊手说一句，那又怎样，我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可是这一切又是否真的就这样无知又无辜呢？

▲ 阿莫多瓦《捆着我，绑着我》

到了最后不由想起了，伍迪·艾伦在《蓝色茉莉》里设计的一处滑稽无比的举报情节，凯特布兰切特饰演的女主人翁Jasmine因为丈夫Hal涉嫌商业诈骗罪被捕入狱并在狱中自尽而离开纽约投奔旧金山的妹妹，她的生活从曾经的挥金如土变得一贫如洗，由此她变得精神失常，神神叨叨，日日怀念过去丰富的生活。滑稽的是，故事最终揭露Jasmine居然就是举报丈夫Hal的人，她一时冲动的举动无非是想要发泄愤怒和不甘丈夫出轨，却不料换来失常的未来。

▲ 《蓝色茉莉》

当然了，故事中涉嫌法律范畴的检举原本无可厚非。只是在那些无眠的夜晚，那些将举报键用作达成自己私利的工具的人们，难保不会在利益转向之时，又开始扼腕式的自我拷问：啊，我当初是不是举报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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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柏林电影节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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