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是我由内而外的隐喻和悲伤

于去年年初柏林电影节亮相，卡塔里娜·瓦斯康塞洛斯的《鸟类变形记》是一部高度个人化的纪录片，它混合了家族史、由16mm胶卷拍摄的精致影像以及诗歌般的文本，试图追忆并重塑“母亲”的模样。

丰富的隐喻符号经常令观众不知所措，也常伴有形式大于内容的嫌疑，不过在这部影片中，观众可随处捕获丰厚的时空痕迹，一旦进入其中，影像和声音也有了崭新的阅读方式。

受制于种种因素，卡塔里娜无法原样复制一切，所以《鸟类变形记》的多数“所见所听”都是虚构内容。

但她还是选择将现实元素编织进隐喻，打造了一种亦幻亦真的错觉。

比如她没有用虚构人物来代替家庭成员，还使用了许多真实存在的家庭照片，但纵观全片，“绝对真实”的物件仍没有占很大比例。

片中有一处近似于“自我揭露”的段落，悲伤的女孩坐在钢琴前，她的手轻轻放在琴键上，未曾弹下一个音符，旁边却放着一段古典钢琴曲，仿佛来自女孩的指尖。

乐声是真实的，观众聆听乐声带来的情感波动也是真实的，但触发音乐的行为却是缺失的，片中包含很多类似的瞬间，因为“思念”本身就是对缺失的想象，最终乐声会让我们用想象弥补指尖按下琴键的具体行为。

所以《鸟类变形记》的目的也正是肯定“虚构”的价值，面对失去的一切，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靠虚构喂养“希望”。

关于记忆的构建，卡塔里娜参考了自己学习音乐的经历，她希望用以搭配影像的“旁白”像一个唱诗班，她的父亲可以是低音提琴手，她的祖母是女高音，剩下的则是儿童合唱团。

旁白里的人声也经常失去秩序，展示着不同诉说的聚散离合，类似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浪》所呈现的感觉，书中不同的角色来来去去，有着流动的诗的韵律。

片中“母亲”的第一个形象是卡塔里娜的祖母。

她2014年回葡萄牙时，父亲给了她一张录制于1957年的老唱片。

卡塔里娜把它带回伦敦修理，这是其祖母贝特丽丝录给在海上漂泊的丈夫的，为了让他听到家的存在。

第一次听到祖母的声音时，卡塔里娜很惊讶，因为就像在听一个鬼魂说话，她的祖母在她出生两年前去世，她们从未谋面。

在电影中，她把这段录音放在片尾播放，似乎这是由她遥远的祖母亲自叙述了自己故事。

作者的另一个灵感来源是一本1972年的出版物《New Portuguese Letters》 。

这本书比康乃馨革命早了两年，里面收录了 Maria Teresa Horta、Maria Isabel Barreno、Maria Velho da Costa 的书信、散文和诗歌，是葡萄牙女权运动的关键一步。

《鸟类变形记》以祖母去世的1984年为界限划分了前后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主要以肖像和特写填充影像，导演、她的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声音交替出现，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是第三人称，讲述了祖父恩里克和祖母贝特丽丝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相遇，他们结婚并组建家庭。

但是这个男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妻子则在家独自养育着六个孩子，他经常思乡，但只能靠写信来表达思念。

不过祖母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是她靠双手养育了这个大家庭。

卡塔里娜强调了祖母贝特丽丝与树木的联结，在延伸这个隐喻时，她虚构了祖母第一个孩子（也正是她的父亲）的名字“雅辛托”，这是风信子的意思，但其实她的父亲并不叫这个名字。

影片也偶尔展露小小的幽默感。

比如这一段，旁白吞吐着老旧的偏见，女人就应该编织、烹饪、怀孕、哺育……流产，而男人则编撰百科全书、远航探险、发动战争，这段旁白最后被吹风机的声音打断。

影片的第二部分则更加抽象一些，人物关系仅基于情感和联想，影像拓展到山脉、日出和地平线……也因此更拥抱永恒。

这一部分是卡塔里娜对自己母亲的追忆，母亲已经离开她很久了，她以为自己早已熟悉别离，直到她再次发觉，这是她心中隐匿的伤痕。

于是她爬上峡谷，手里拿着一面旗帜，上面印着母亲微笑的脸。

她的祖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信仰帮助她撑过了那段难熬的生活。

导演并没有对宗教的热爱情绪，但她继承了祖母对大自然，以及比人类更宏大的事物的热爱，正是这些“永恒之物”将她、她的祖母以及她的母亲紧紧连在一起，甚至超越生与死的界限。

哀悼无时不在，死亡也因此变得平常，她把母亲的死看作鸟儿的迁徙，就像片名一样，在人类还未明白鸟类迁徙规律的时候，会把所有的鸟类都看成同一种鸟，它们只会不断飞回原地。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把远大于人类生命周期的自然赋予人的形状，并借此认定，那个逝去的重要的人已经抵达永恒，并从永恒回望我们。

如此一来，大自然既是一个隐喻，也死者的归属，这样的归属令生者安心。

卡塔里娜还拍摄了这样的一艘船，这艘船近似于其祖父海上航行时的“家”，它在片中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其祖母捧着它思念远方的丈夫，一次是她的父亲用以思念已逝的母亲，导演把它做成上世纪60年代的老物件的模样，隐喻着飞逝的时光。

卡塔里娜只有美术学习背景，所以其在影像风格上的探索更偏向二维画框内的构图而非影像的纵深。她与摄影指导 Paulo Menezes 执迷于拍摄“静物”对象，所以弗拉芒画派风格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

当然，被引用的还有西班牙画家华金·索罗拉（Joaquín Sorolla），他的画作《母亲》就出现在影片开头的相框中，索罗拉的白色充满了空间，是光线的合鸣。

而且这幅画像极了导演祖母和儿子的老照片。

此外，还有一幅挂上墙壁的画是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农民的婚礼》（The Peasant Wedding） 。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的画则出现在孩子们的童年里，纯真质朴又带着超现实的幻想。

最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葡萄牙女画家侯塞法·德·奥比多斯（Josefa de Óbidos）画作的参照，她擅长画静物，电影中的许多静物都是根据她的画作进行摆拍的。

而其中最精彩的一处，是让静物画里的花卉在影像中绽放。

其实《鸟类变形记》的真正起点是导演在2014年拍摄的首部短片《由内而外的隐喻或悲伤》。

那时她在伦敦求学，与此同时葡萄牙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来自祖国的阴霾氛围促使她有了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和家族史的欲望。

这两种探索之所以能够并行，是因为其家庭是与葡萄牙近代史牢牢捆绑在一起的。

卡塔里娜的祖父生于1926年，那一年卡尔莫纳元帅上台建立了军事独裁政府，此后的独裁统治在葡萄牙整整持续了48年。

她的父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其青春期都浸泡在葡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他很快意识到葡萄牙与欧洲其它国家像是两个世界，自己更是被晦暗的国家束缚了手脚。

卡塔里娜生于1986年，这一代人出生在康乃馨革命之后，没有体验过上两代人所经历的苦楚，自然也对那段历史比较模糊。

所以片中很多细节都透露卡塔里娜对父辈压抑过往的探索，正如这段由旧邮票剪成的段落，暗示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历史。

代际间的分歧也由此产生，导演的父亲和叔叔讲述了自己与父母的分歧，正如卡塔里娜与自己父亲也有分歧。

父母或许知道孩子们是对的，但因为一直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他们无法想象另一个世界。

不过归根结底，这部影片的核心主题还是如何面对“失去母亲”这一创伤。

卡塔里娜也想通过祖母、母亲和自己的故事来探索，在葡萄牙成为一个女人是什么样子。

卡塔里娜的父亲在1984年失去了母亲，这一年他36岁。

卡塔里娜的母亲在她11岁时生病，并于2003年去世，当时她只有17岁。在某种程度上，她和父亲都是半个孤儿。

而这种失去妻子的痛苦，她的祖父和父亲都遭遇到了，恰如巴赫写给妻子的《恰空舞曲》。

死亡像那颗无法被扶起的树，而树正代表着所有被生者思念的人，尽管她的祖母曾经说过“想像树一样站着死去”。

在第一部分，母亲是树，父亲是海，孩子像羽毛一样在他们之间飞来飞去。

而在第二部分，旁白里说“母亲，是唯一全民敬仰的神。”

在《鸟类变形记》，艺术被当作思考死亡的有效媒介，电影将死亡包裹上一层虚构的糖浆，留给人们处理死亡的空间距离，也消融了恐惧，修复了撕裂。

死亡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再将人与世界联结，与此同时，思考死亡也让人们创造希望，创造鼓励生者的话语。

春天来了，人便可以随着植物重生，每个孩子都会成为鸟类，鸟类只会改变外形，却不会真的死去。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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