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子宫，为什么不属于你自己？

“你的伴侣是否曾在你不愿意时强行与你发生性关系？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青少年奥特姆坐在纽约的堕胎诊所中，医生要求她用这四个表示频率的词来回答一些问题。

直到这时，影片的前一个小时都过于冷静和克制的奥特姆才开始抽泣。

/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剧照

2020年同时入围圣丹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曾掀起了人们对美国堕胎权的热议，在此之前，堕胎题材的电影已经是电影节的常客，其中就包括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四月三周两天》、万玛才旦《气球》等等。

/ 《四月三周两天》《气球》海报

2021年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堕胎题材的《正发生》一举夺得金狮奖。

而今年，两部以活跃于1969-1973年美国芝加哥的地下堕胎组织“简”（Jane Collective）为中心的电影《珍妮热线》《无名姐妹》分别入围圣丹斯电影节的首映单元和纪录片竞赛，前者还入围了下周就会开幕的柏林电影节参与金熊奖角逐。

/ 《无名姐妹》剧照

为什么最近几年以来堕胎题材的电影呈井喷式出现？

这恐怕并不能算得上是巧合，一语双关的“正发生”给出了答案：

2016-2020年的美国，包括俄亥俄州、肯塔基州、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犹他州、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等在内的州都通过并执行了一段时间的禁止或限制堕胎的法律，这些法律对寻求人工流产的女性和从事堕胎手术的医生实行严厉的惩罚；

/ 《珍妮热线》剧照

2022年，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的禁止怀孕六周以上的女性堕胎的“史上最严格限制堕胎法”目前仍有法律效力。

欧洲的情况同样并不乐观。

2020年10月，波兰最高法院的判决大范围禁止堕胎，这一决定意味着女性只有在被强奸、乱伦或保护母亲生命的情况下才被允许接受人工流产手术；

尽管欧洲议会已经宣布堕胎合法化，但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反堕胎组织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每年都有数万人参加的反堕胎游行提醒人们堕胎权在欧洲并不稳固。

/ 美国“亲生命”（pro-life）反堕胎游行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首次提出了“生命政治”的概念，随着“一种基于社会身体的国家权力技术”的发明，生命政治是关于生物学的、躯体的、身体的政治，而“身体就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疗就是生命政治的策略”。

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政府对经济干预保持谨慎，而在技术、科学、法律和人口等方面的干预程度则不断强化。

/ 米歇尔·福柯

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越来越多样，它瞄准了历史的、性别化的身体之脆弱性，堕胎这一医疗、家庭和国家争先展示其权力的行为成了如今身体政治战场的前线。

子宫的诅咒

1960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堕胎依然非法，《正发生》和《珍妮热线》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国家意外怀孕的女性的境遇。

这两部影片都选了一个奇妙的节点——如今看来多些荒谬，那就是60年代这个众所周知的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试图堕胎的女性以及从事堕胎手术的医生或护士的惩罚却极为严苛，自主堕胎或通过非法途径堕胎的女性将因此入狱。

/《正发生》海报

经血迟迟未到来，文学系学生安妮（安娜玛丽亚·沃特鲁梅 饰）略有不安地走进医院，在简短的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她已经怀孕。

“这不公平。”在这个瞬间，安妮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在派对上的闲散自如突然成了遥不可及的过去。“请您做些什么。”医生摇了摇头，告诉安妮如果他这么做，他和安妮都会进监狱。

怀孕霸占了安妮的生活，早已下定决心不想要孩子的她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才能流产。

/ 《正发生》剧照

为此，她去了另一家诊所，医生给了她一支“会让你来月经”的注射式药剂，在注射后她尝试用一根细长的针伸入阴道自主流产。

一开始告诉安妮怀孕的医生再检查后发现安妮并没有成功，在询问后，医生告诉安妮她注射的是雌二醇，它不仅不能帮助安妮流产，反而是保胎的药物——其原因竟是彼时的很多医生反对堕胎，或将堕胎视为道德败坏，或认为那不是女人有权做出的选择。

当安妮得知真相后，她痛苦地扭过头，这一镜头让人印象深刻。

/ 《正发生》剧照

在原本就狭小的1.37：1的画幅中，安妮的头部和颈部被挤压在画面的右侧，它轻易地让人联想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格尔尼卡》中的经典元素：

女性的身体被边界的线条所切割，放大的裸露的颈部和面孔，以及惊恐的失神双眼。

/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

被医生欺骗，被朋友抛弃，被老师质问，被拒绝承担责任的男性留在背后，记录怀孕周数的字幕和黑屏越来越频繁，安妮已经没有时间。

《正发生》如何表现疼痛的不断递增？

在安妮第一次试图自己流产时，当她鼓起勇气将钢针插入阴道之后，摄影机从阴部转向了安妮的脸部，观众只能从安妮的表情来“感受”疼痛的程度；

/ 《正发生》剧照

第二次，在怀孕12周时，安妮走进了一间进行非法堕胎的屋子，她把攒的钱塞给一个女人，女人告诉她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固定机位的摄影机从侧面即安妮的肩部位置记录了堕胎手术的全过程，其间除了安妮用力忍住的尖叫和手术刀的声音之外一片寂静；

而第三次，安妮坐在宿舍狭小的卫生间的马桶上，摄影机从安妮的脸部特写下移至阴部，血溅满了马桶壁，脐带从安妮的阴部垂下。

很难想象有任何观众能在这三个段落不咬紧牙关；据悉，在《正发生》于威尼斯电影节举行主竞赛媒体场放映时，有观众因电影过于逼真的堕胎片段而晕倒，并被救护车接走治疗。

/《正发生》剧照

《正发生》选择展示残酷，并且由于其之于历史和现实的紧迫性，它放弃了审查女性身体，也正因如此，安妮的情欲世界并没有在如此沉重的主题下被轻易放弃——在令人窒息的压力下，她在接受手术的前夜与一个酒吧偶遇的男生发生关系。

子宫的诅咒，贯穿着大多数女性的一生，因担心怀孕和疾病而不敢拥抱欲望，怀孕后因种种原因而不得不独自承担人工流产的重重阻碍，再到选择生育之后紧接而来的母职惩罚。

/ 《正发生》剧照

这种疼痛不仅仅是肉身的疼痛，它是政治的、文化的疼痛，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备子宫的状态本身成了被客体化的恐惧的触点。

当肉身的疼痛转化或让个体意识到这种疼痛同样是政治性的疼痛时，改变的机会已经出现。

从政治疼痛，到行动的可能

从具身的政治疼痛到呼吁变革的活动家，这究竟何以可能？《珍妮热线》通过讲述一名在60年代的美国寻求堕胎的家庭主妇的故事实现了与《正发生》的互补。

与大多数以青少年或未婚女性为主角的堕胎题材电影不同，《珍妮热线》另辟蹊径地以一个生活在保守地区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为叙事的中心。

/《珍妮热线》剧照

在影片的开头，乔伊（伊丽莎白·班克斯 饰）正与丈夫和女儿在某个光鲜亮丽的酒店里参加活动，而在酒店的门外，嬉皮士们正在芝加哥的街头游行（艾伦·索金《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运动有更全面的概述）。

镜头跟随着乔伊离开酒店，对抗议者表示不屑的乔伊和丈夫旁若无事地开车回家。

/ 《珍妮热线》剧照

对政治的主动疏远，不意味着政治不会找上你。

乔伊发现自己怀孕后，她在医院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她和她的丈夫，乔伊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生育，生育可能对她造成生命危险。

根据彼时芝加哥的法律，合法堕胎只能由医院组织的评估委员会准许才能进行。

荒谬的一幕随即发生，堕胎评估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均为男性医生，他们质问负责为乔伊诊断的医生如果不堕胎乔伊有多少概率死亡，当医生告诉他们有50%左右的可能时，评估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以医院历史上仅允许过一位女性合法堕胎以及生育不必然危及乔伊的生命为由拒绝了对乔伊进行合法的人工流产。

/ 《珍妮热线》剧照

什么？当生育有很大可能意味着我的死亡时，我为何依然不被（男性）允许堕胎？

恐惧、失望和愤怒吞没了乔伊，表面平静美好的生活突然成了她生命的倒计时。

尽管在生活和精神上都依赖丈夫，但乔伊这一次拒绝坐以待毙，她从街头电线杆上撕下一则写着“怀孕了？很担心？打给简”的小广告，她明白这几个短语的组合意味着从事地下非法堕胎的诊所——

“简”（Jane）是许多女性的通用匿名，而自称为“简”的这些人无疑就是大家看破不说破的提供地下堕胎服务的诊所。

/ 《珍妮热线》剧照

尽管和真实的历史有所出入，乔伊这一角色在堕胎前后的转变——从疏远政治的家庭主妇到瞒着丈夫和女儿成为“简”的活跃成员甚至是执行堕胎手术的“医生”，《珍妮热线》通过肉身的疼痛强调了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在经历剧烈的政治疼痛之后，她开始意识到她者与自己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于是行动的潜能被激发。

乔伊的家庭主妇的身份、她所面临的具体困境以及她的选择都构成了当下为“亲生命”（pro-life）保守派摇旗呐喊的年轻一辈女性（相比于60年代而言）的有力反制。

/《珍妮热线》剧照

同样在2022年圣丹斯首映的纪录片《无名姐妹》（The Janes）采访了“简”的多位成员，她们如今大多都已年逾古稀。

“简”由1965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学生Heather Booth创办，她朋友的妹妹因意外怀孕，为了帮助朋友的妹妹，Booth一开始联系到民权领袖和外科医生Howard，后来又联系到另一位“医生”Nick——Booth和“简”的其她成员后来才得知他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为诊所提供长期的堕胎服务。

当“简”们发现他并不是医生之后，她们要求Nick教会她们堕胎手术的流程。而当越来越多的成员都能执行手术时，在Jane接受堕胎的价格也从高昂的500美元降低至100美元，后来，只要前来寻求堕胎的女性能出钱甚至是象征性地支付，她们都会进行手术。

/《无名姐妹》剧照

“简”也从一个依赖（男性）“医生”的营利组织转变成半公益半营利性质的帮助女性的地下同盟。

行动的先驱总是需要付出代价。1972年，两名天主教女性到警察局举报称她们的嫂子打算堕胎，根据她们提供的线索，警察跟踪并突袭了“简”进行堕胎手术的其中一间公寓，七名“简”的成员被逮捕，被控犯有十一项堕胎和共谋堕胎的罪行，她们每个人在当时可能面临最高110年的监禁。

所幸，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宣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女性的堕胎权，七名被羁押的成员被释放，“简”也成了那个时代的过去式。在73年之后，“简”的有些成员回归家庭，有的继续作为活动家为女性权利斗争。

/ “简”的创始人Heather Booth

通往更包容的身体自主权抗争

在为身体自主权抗争的路上，追问不断地出现：

哪些人被落下了？

在“简”的数十位成员中，仅有一名黑人女性Lois，在《珍妮热线》和《无名姐妹》中，她都作为“简”内部的批评者出现，Lois在找她们堕胎时，发现“简”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白人中产阶级，

她说：“你们都是想要拯救所有人的白人天使，黑人女性在哪里？”Lois最终加入了“简”并致力于为更多寻求堕胎的有色人种提供服务。

/ 《珍妮热线》剧照

在历史上的太长时间，子宫和作为性别分类的女性被直接等同起来。

随着近年来跨性别者和间性群体的可见度的提升，人们开始意识到子宫的种种诅咒并不仅仅由顺性别女性承担，为身体自主和医疗权利而战的也不再是主导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

/ 许多跨性别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怀孕期间的照片

2021年10月2日，在美国举行的女性大游行集会（Women's March）中，跨性别男性（出生时被指配性别为女性，性别认同为男性）斯凯勒·贝勒（Schuyler Bailar）带给世界一个振奋人心的演讲，他是首位参加NCAA Division 1（美国全国体育协会认可的最高级别校际赛事）男子队的跨性别运动员。他对人群说：

“堕胎权是女性的事，也是跨性别男性的事，同时也是非二元性别、性别酷儿、性别流动者的事。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希望它不再是秘密——你不需要拥有子宫才能关心堕胎权，你不需要拥有子宫才能关心自主权，你不需要拥有子宫才能关心人们想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

我是跨性别男性，我一生都在为我想对我身体所做的一切争取权利：做上身手术的权利、接受激素治疗的权利、获得拯救生命的医疗的权利……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拥有获得拯救生命的医疗的权利。”

/  跨性别男性运动员斯凯勒·贝勒（Schuyler Bailar）

从黑人女性加入到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导的女权阵营，到跨性别者和间性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再到“你不需要拥有子宫才能关心自主权”，英文语境中总是接连于某些单词之后的“-包容”（-inclusive）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不仅是对一套与二元论和系统性压迫密切相关的语言的革命，而且让人们开始重视身体自主权的更多微妙之处：

在许多药物的试用中，被试的性别和种族比例是否平衡？为何在外科手术中，女性医生主刀会让女性患者有更高的生存率？为何跨性别男性和/或其ta拥有子宫的性别非常规者在接触相关医疗资源时遭遇了更多的困难？

/ 《正发生》剧照

通往更包容的身体自主权抗争，不是议题，不是口号，更不是什么“政治正确”，它对于身负交叉性弱势的边缘群体来说，正是尊严和生存本身。

在堕胎题材电影越来越多的当下，依然很少有创作者意识到一种更激进的包容之于身体自主权的必要性，我热切地期待能够早日看到这样的作品，因为在为身体自主权抗争的路上，没有任何人应该被落下。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