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宁愿你被社会打脸，也不愿你被社会温暖

今天读完了最近大热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它是讲蛤蟆先生由于从小父母过于严厉，总是在批评他，使得他长大后也倾向于自我否定、自我批评，因此对一切都提不起劲来，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因此干脆就什么都不想做，跟朋友的交往也是习惯性地顺从、取悦，可是每次顺从、取悦之后又对朋友暗生怒火，对自己也就更加轻视、愤怒。虽然他父母已经去世，自己成年的生活有房有车（还有游艇），吃穿不愁，但总是摆脱不了这性格的习惯，最终陷入了抑郁。还好，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终于鼓起勇气去见了心理咨询师，并且通过十次谈话，进行了勇敢而又坦诚的自我剖析，最终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自信、自主地过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本书写得生动有趣，探讨很深刻的问题，却用了童话形式，尤其是作者非常贴心地是从蛤蟆先生的角度来写，因此让读者很容易代入，想到自己的童年、父母、生活、朋友，难怪大卖了200万册。

这本书里的蛤蟆先生，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其实也经常在生活中见到过这种人，明明在别人眼中，他们都是高智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人生赢家，可跟他们一打交道，就发现难以接近，因为他们对社会总是怀着深深的戒心，对别人要么是怀疑、警惕，“总有刁民要害朕”，要么是嫉妒（比他优秀的）、蔑视（不如他的），甚至总莫名地带着些愤怒、敌意。

跟这样的人一聊之后，往往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很不幸的，从小被父母过于严厉地管教，很少能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反而总是经常遭遇到来自最亲的人的打击，那当然会在潜意识里就总觉得“有刁民要害朕”了，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被“害”过来的啊。不停的打击，造成了他们不停的防御心态。 

这样的人，往往要在长大之后，遭遇到社会极大的善意，比如有一位特别体贴的老师，一些很有包容心的密友，很幸运地跟一个安全型的配偶结婚，或者找到了一个靠谱的心理咨询师，才能慢慢治愈。 

但是，生活中也有另外一类人，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生活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任凭生活虐他千万遍，他却待生活仍然如初恋。虽然屡经挫折、打击、欺骗、背叛，但却还是不改一片赤子之心，对人保持热诚，自身保持正直。 

比如陶勇医生，本来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眼科医生，经常为患者开刀治疗眼科疾病，由于遭到暴徒的袭击，受到重伤，其后虽然痊愈，但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已经无法再做手术。这对于一名青年医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他身体恢复以后，接受采访时，几乎没有多少负面情绪，反而更多地是在谈那些失明儿童：

我想，如果自己的手今后不能做手术了，就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组织这些孩子去巡演，讲一些奋发激励、与病魔勇敢做斗争的故事。用故事去卖钱，然后养活他们自己。我觉得人得病其实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社会属性，如果未来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工作，有生活来源，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

（受袭后还穿着病号服在康复中的陶勇医生）

这两种人的不同心理状态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很简单，正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里说的，是童年时形成的反应模式。

我在2021年读的最有收获的书，是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科学学院教授AndyClark写的《预测算法》。这本书内容比较硬核，此处就不展开了。简单地说，就是大脑并不是被动地对外界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做出预测，然后根据外界输入，调整或加强大脑这台贝叶斯机器的先验信念指数及其权重系统，准备做出下一次预测。

当然，你不需要读过这本书，也能理解这个底层逻辑之上的表现：大脑不会对每件事情都做分析、计算，而是大部分事情就依赖过去的经验。如果这件事情能用经验来对付，那大脑就自行“照过去方针办”了。只有在遇到意外的时候，也就是过去方针不灵了，大脑才会根据反馈，来调整自己的预测。但这个调整也不是凭空发生的，而只是在过去方针基础上的微调。换句话说，一般来说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用贝叶斯公式来解释，就是：一件事情（B）发生之前，你就对结果（A）有个大概的猜测（先验概率，P（A），P表示概率），就算后来这个事情的发展跟你的预期不符，你的新看法（后验概率，P（A|B），表示发生了B之后你对A的概率的估计）也不是完全由这个事情来决定，而仍然受过去经验（先验概率）的巨大影响。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如有一天有人向你示好，对你很热情，对于这个事件（B），你会怎么想？简化起见，假设我们就两种想法：A – ta喜欢我；非A – ta想利用我。

那么，你有多大程度可能会认为ta是真的喜欢你呢？这不仅取决于当时这个人的热情看上去有多真诚，更取决于你对A想法（别人喜欢我）的先验概率，也就是你本来就认为别人有多喜欢你。

用依恋模式的理论，假如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父母稳定的温暖回应和看顾，就会形成安全型依恋模式，也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本质看法是：“世界是安全的，别人是好的，我是被爱着的。”换句话说，ta的P（A）——别人有多喜欢我的概率猜测——比较高，所以，当别人来对ta示好时，ta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真诚的，因为别人大部分是好的，而且我确实是值得被喜欢的，所以我要好好回应ta的好意。”然后，由于ta也用善意来回报别人的示好，就更可能形成一段好的关系，无论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还是亲密关系。

相反，假如一个人从小并没有受到父母稳定的温暖回应和看顾，也许是一直比较冷漠的反应，父母太忙，没空管ta，或者父母太严厉、传统，认为不能对孩子表露太多的感情，这就会形成回避型依恋模式，就是对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关系不再抱指望；也许是父母本身情绪不稳定，或者为了控制孩子，比如只有在孩子学习好的时候才对她喜笑颜开，考砸了就冷若冰霜，这就会形成焦虑型依恋模式，就是特别想要得到别人的温暖回应。

不管是哪种，他们的P（A）都比较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信念是：“世界比较危险，别人不可靠，我不值得被爱。”因此，当别人对ta示好时，ta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肯定不怀好意，怎么会喜欢我呢？我又不值得被喜欢。哼哼，不是骗财就是骗色，要当心！”这就更难形成一段好的关系。

就算后来事情发展出乎ta的意料，这个人竟然既不骗财也不骗色，就是对ta真心感兴趣，觉得ta有意思，想跟ta在一起，然后ta也终于醒悟过来了，发现人间还是有真情在，那就能彻底改变ta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吗？

当然不可能。ta只是把自己的基本信念稍微往上调了一点点：“看来世界也没有那么危险，别人也没有那么坏，我也还有一点点可爱之处。”但是，这种成年之后人为的调整，也就是把安全感可能从10分调到20分，跟童年时期就能形成的那种90分、80分的“洪荒安全感”还是没法比。

用阿德勒的话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这种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温暖、安全、幸福的童年的人，对世界、别人、自己抱有一种先天的善意，因此心里总是乐观、自信、充满爱的。当然，他们也会经常被社会打脸，经常失望，被迫调整自己的P（A），但是，这些调整也就是让他们把90分调到70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底色，永远是温暖的。

我自己就非常幸运的是这样一个类型的人，从小得到了包括父母在内的大家庭的稳定的温暖回应。虽然家里很穷，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心里却从来都觉得非常安全，对自己能得到别人的爱、能获得好的回报非常有信心。当然，我长大以后，也是不断地被社会打脸：

我特别好骗，刚回国的时候，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别人说他们是什么身份，能干什么事情，我就会相信，跟他们进行了后来后悔不迭的合作；

我相信别人的承诺，认为每个人在跟我说规划时，都是认真打算要实施的，结果被人忽悠了好几次，最终事情悬在半空中，只好靠我自己去收拾烂摊子；

我假设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结果发现一些人所谓的用积极心理学来使大家过得更幸福，只不过是赚钱的借口，内心根本就不相信积极心理的力量；

我对别人推心置腹，心里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结果马上就被别人拿去添油加醋，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境地……

经历了这些事情，我后不后悔？当然后悔。在造成了这些挫折的时候，我心里每次也是如同慢火煎熬、细针钻心般难受，更不用说给自己的实际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麻烦。至今回想起这些事情，我都是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真希望当初能够更明智一些，更谨慎一些，或者说，更少安全假设，认识到“这个世界还是有危险的，别人不见得都是靠谱的，你也没有那么可爱。”

但是，我会怨恨自己的父母给了自己过于安全的童年，以致于我长大后反复陷入这个困境吗？

当然不会！我至今仍然把这个童年看成是我辈子最大的幸运。因为第一，就算是屡遭打击，我的反弹明显比别人快。同样的一个挫折，别人可能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大概一个星期后，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了。

第二，安全假设也并不仅仅是总在被社会打脸。细数下来，它其实给我带来的好处，我仍然认为要远远多于坏处。我结交了更多真心的朋友，我挑战了很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比如中年转行，放着好好的纽约金融IT程序员不做，回国来做积极心理学），甚至我的妻子，当年也是因为看中了我的“赤子之心”而非其他任何外在因素，才喜欢上我的。所以，其实我的后验信念其实也并不是一路向下地调整，而还是经常在往上反弹的。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人生总是要被打脸的。我宁愿在小时候被温暖，长大了再被社会打脸，也不愿意小时候就被打脸，长大了才被温暖。

因为这两种人生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默认状态就是自信、乐观、好奇、开心的，ta认为这个世界总体上是安全的，因此可以去探索、去尝试；ta对别人抱有一种善意假设，除非已经有了劣迹，不然总是愿意交往看看；ta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改造世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使世界也变得更好。虽然长大以后，会历经各种打击，使得ta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客观，但ta一辈子的心理底色，都是明亮的。

相反，后者的默认状态是焦虑、迷茫、担忧、怨恨的，ta的大脑已经被小时候的经历训练为“这个世界危机四伏，我的第一要务是保护自己”，因此对别人经常是恶意假设，“总有刁民要害朕”；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总在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怕自己不能满足别人的期望，或者被别人看不起，也不太敢去探索世界。当然，ta会慢慢地发现，其实世界没有那么可怕，别人没有那么坏，自己其实也是有能力、值得被爱的，但ta一辈子的心理底色，都是阴郁的。

这样的两种人生，最终的收获，相当于把这两条曲线做积分。从小被打脸的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是蓝色的区域，而从小被温暖的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是红色加蓝色的区域。显然，从小温暖孩子，要划算得多。

所以，我对自己的孩子，就是采取稳定温暖回应，第一要务是形成他们的安全依恋模式。妻子有时候也会质疑我：“这样做会不会宠坏了他们，让他们长大之后再被社会打脸，后悔都来不及？”

我的回答是：会啊，他们长大之后肯定会被社会打脸，肯定会后悔，甚至可能在某些时间点会怨恨我们从小“宠”坏了他们，以至于他们认识不到世界有多糟糕。

但是，人一生总得被打脸，你必须得选择是现在你打孩子、将来ta被别人温暖，还是现在你温暖孩子、将来ta被别人打脸。区别是：选择后者，孩子会爱你一辈子，长大后仍然会跟你保持紧密的联系、到你这里来寻找慰藉，选择前者，孩子会恨你一辈子，转而到其他人那里去寻找爱。

——好吧，这么说好像太自私。但是，即使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如前所述，小时候就被打的后果，也要比长大了才被打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从大脑的贝叶斯模型来看，先验信念的威力要比我们想象得大得多。

如果用数字来比喻的话，就是假设人一生总要挨100次打脸，但是越小的时候，打脸所摧残掉的幸福越多，假设与年龄成反比（1岁时打脸负作用是100，2岁是50，100岁是1），那么你在10岁之前把ta人生之前该打的脸都打完，一年打10次，能打掉10*(H(10)-1)=19点幸福。但如果你10岁之前保护ta，让ta10岁之后才开始被社会“自然”打脸，一年打4次吧，35岁差不多也该成熟了，那才打掉4*(H(35)-H(10))=4.8点幸福。这是4倍的差距。

况且，从我自身的例子来看，被社会打脸也没有什么，打来打去，我不还是活得挺好的嘛？有自己喜欢的事业，组建了很好的家庭，关键是心里一直阳光积极（好吧，我承认我也有过因为童年太幸福而低估了世界的难度，因此遭遇挫折后怨恨父母的时候，但那只是短暂的，对他们的爱才是压倒性的，更何况现在已经完全想通了）。挫折，谁没有呢？

最近一期《积极心理学报》(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上的文章也验证了我的看法。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父母以为告诉孩子世界很危险，是为孩子好——他们错了》，发现超过一半（53%）的父母会认为教给孩子危险世界观更好，因为这样孩子才能对世界做好准备，能更好地被世界打脸。但研究者的大规模调查却发现，事实正相反，持危险世界观的人，在事业、健康、心情等各个维度上，要么比持安全世界观的人差，要么差不多。

虽然这只是一个相关研究，不能因此得出因果关系，但是它是对那些父母的信念的一个强有力的反驳，也就是说，教给孩子危险世界观，并不能让他们在现实世界更成功。

总结一下：

1. 年龄越小，事件对人的影响就越大；

2. 人一生总要经历好事和坏事，尽量把好事放在前面，坏事放在后面，对孩子更有利，效果上相当于经历了更多的好事、更少的坏事；

3. 不用担心“少壮不打脸，老大徒伤悲”，科研结果表示，没有这回事，反而是那些养成了安全世界观的人过得更好。

所以，这篇文章的主旨，估计你也听过，就是从大脑的贝叶斯模型的角度，再次诠释阿德勒的那句“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毕竟脑科学家爬上的每个山顶上都坐着一个佛洛依德或者阿德勒。不过，至少对于我来说，每次在机制上往底层再多挖掘一层，就让我对行为更加有信心了一层。作为一个终生被社会打脸的人，我仍然坚定地希望我的孩子也被社会打脸，因为这至少说明，我没有打他们的脸。

当然，我也并不是鼓吹就无条件地宠孩子。我是主张引导式(authoritative)抚养风格：既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也给他规范行为、建立价值观、提出高要求，只不过这些高要求不是靠打脸来实施的，而是在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之后，言传身教、因势利导来做的。这方面网络资源、书籍论述甚多，就不用我多说了。

不过，从大脑的贝叶斯模型出发，其实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个新的视角：童年的最大任务，就是给孩子提供高级的积极体验，这样ta在长大之后，才会不假思索地寻找生活中的其他高级积极体验，而不是沉迷于低级积极体验或者各种消极体验中。不过那就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了，希望今后跟大家分享。

作者介绍

赵昱鲲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秘书长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国际积极心理学协会驻华代表，北京积极心理学协会副秘书长，美国《积极心理学日报》专栏作家。清华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师从“积极心理学之父”、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著有《消极时代的积极人生》，译有塞利格曼《持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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