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银行倒下，金融监管总局启程

闭门活动 .2023.3.16/周四

主题：美国出口管制清单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嘉宾：赵德铭博士（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3月2日，几位银行的朋友约我午餐小聚。刚一落座，行长就兴奋地亮出她手机上的闪亮信息：看，我们最新美元存款产品，利率5%，快把你的美元转过来吧。

5%的存款利息，谁不心动呢？不过，心动不意味着行动。就我而言，东搬西挪地追逐多几个点的利息，似乎不值得我付出的时间价值。并非我小时费率高，而是我家的余额太少。

号称“新兴市场教父”的麦朴思（Mark Mobius）就不一样了。他要挪钱，慢一点就要嚷嚷。据报道，这位投资界大佬公开抱怨他难以把汇丰银行上海账户的款项转移到境外。以他的余额，估计每一天的利息都极为可观。

3月7日，麦朴思回复媒体“看来问题已经解决。”^[1]怎么解决的？我们后面再叙。

3月9日，美国著名的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出现挤兑，客户当日共计要提取420亿美元的存款，硅谷银行拿不出足够资金应对。一个教科书般的“Bank Run”就这样发生了。次日，美国监管机构FDIC接管了该银行。由此，硅谷银行成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倒闭的最大银行，也是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二大银行，仅次于2008年倒闭的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 Inc）。

3月11日和12日，很多因为资金被冻结发不出工资的企业一边借周末喘口气，一边紧急筹措资金。市场上恐慌情绪蔓延，人们猜测谁是下一家倒下的金融机构。

一、好客户，跑得快

硅谷银行在2022年底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并表资产和1,750亿美元的存款^[2]。这样一个拥有40年历史，声名卓著的银行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怎么就倒在了2023年的春天里？

硅谷银行以服务创新企业著称。其存款客户往往是获得机构投资的创新企业，而不是普通百姓。即便个人客户，也主要是高净值人士或信息灵通、执行力强的高学历专业人士。

对于美联储在一年内八次加息的反应，硅谷银行的客户更接近麦朴思的时不我待，因为他们是机构，余额高，信息灵通，执行力强。同样规模的其他商业银行，其很多老百姓客户的行为特征会更接近笔者的佛系躺平，即未必及时知道加息带来的价值变化，知道也未必有精力马上行动。

其实，硅谷银行的客户转移资金主要还不是因为追逐别家银行的优惠存款利率，而是因为他们在风口浪尖上，春江水暖鸭先知。去年11月已经有加密货币行业的交易所FTX崩盘，不久前，加州另外一家服务科技企业的小银行（SilverGate Capital）进入破产程序。整个科技行业都在感受资金短缺的压力。银行的风险已经是台面上的现象。

和2008年次贷风险导致的金融危机不同，硅谷银行并没有从事高风险的投资。过去几年，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风投机构和创业企业都分到一杯羹。这些来得容易的资金成了硅谷银行的优质存款。硅谷银行在五年内成长了四倍。即便这样，硅谷银行也没冲昏头脑，而是把资金主要用于购买非常安全的债券产品。

过去一年间，宏观环境大变，美联储的利率从零冲到4.5%。如此快速大幅加息马上产生两个直接后果。其一，资金成本提高，创业企业融资逐渐困难，之前来得容易的资金形成的规模需要更多后续资金支持，新投资顶不上来，自然就要烧自己的存款。其二，随着利率攀升，固定利率的债券产品价格应声下跌。（这个基本规律的市场机制在此不赘述，其实际效应是无可争议的。）作为上市公司，硅谷银行所持债券的价值缩水世人皆可见，于是引发了一些资本市场的做空。这些做空导致存款客户产生顾虑，有些客户开始转移存款，硅谷银行产生流动性压力，不得不贱卖债券资产，弥补资金，这些亏损交易进一步加剧存款客户的悲观判断，于是很快就走到了3月9日的挤兑。硅谷银行崩盘速度之快和其客户集中在风投和风投旗下企业这个特殊的小圈子不无关系。普通老百姓存款一般都在FDIC的25万美元保险覆盖之下，不担心银行破产，而且普通老百姓存款客户也不会知悉和分析银行的抛售债券的消息。

没有一家银行能面对其所有的存款客户同一天来提款。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基本业务模式玩的就是时间差。时间差管理不当就导致挤兑。1983年，恰好也是硅谷银行创立的那年，年轻的经济学家 Douglas W. Diamond和 Philip H. Dybvig用数理语言为这个挤兑现象做出了简明的经济学模型，此份学术成就为他们和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赢得了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很多角度来看，硅谷银行是个健康的银行，但是账面上的健康不仅不足以改变客户挤兑的心理和行为，而且成就其健康的积极因素后来反而成了挤兑的加速器，福兮祸所伏。

二、“轮子上撒沙子”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麦朴思是这样描述他在汇丰上海的遭遇：“他们不说我不可以把钱转走。但是他们说，‘请提供20年的记录显示你是怎样赚到这些钱的，这太疯狂了’。”

其实并非汇丰疯狂，是媒体乐意传播这种危言耸听。中外银行都有反洗钱的合规义务。别说大额资金跨境移动，即便是人民币存款国内搬家，银行也都有理由关注资金的合法来源。在美国，理财经理乐意为你开户，但是银行的合规专员照样给你打电话发函要求解释资金的合法来源。美国国内转账因为反洗钱调查被暂停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别说耽误几天，找律师走几个月程序才能解决也毫不意外。

醉翁之意不在酒。麦朴思的抱怨之所以在中外媒体能被广泛关注甚至以讹传讹，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加息意味着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陡升。外商在华投资收益不能顺利出境的新闻符合这一市场心理期待。当然，这样的心理期待也会因为此类新闻报道进一步被放大，并且导致现实的改变，即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外汇问题上，类似硅谷银行所经历的挤兑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风险。以麦朴思、索罗斯们为代表的组合资本投资机构希望资本毫无阻拦地快进快出，在世界各国套利恰恰是造成很多国家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早在1972年，也就是美国单方面让美元和黄金脱钩，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次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Tobin就建议一种金融交易税，用于限制外汇资金快进快出。这一概念后来成为广为人知的所谓“托宾税”，其功能，用Tobin自己的形象语言来说就是起到“在轮上撒沙子”的减速作用。托宾税并非奇谈怪论，2015年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长易纲博士曾撰文表示要研究托宾税，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曾提议用类似措施制约高频次的金融交易。

慢有慢的道理。中国的银行处理大额外汇业务，有些是有明文法律根据的合规措施必然产生耽搁，有些则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拖延，比如需要预约，比如“领导今天不在”、“系统升级，改天再来办”等托辞。对于当事人，这些固然令人光火，但对于外汇系统的稳定性，这些行为措施其实就是在轮子上撒沙子的延缓策略。

三、金融监管的行为策略

如果不考虑人性和行为特征，任何法律条文或类似巴塞尔III这样风险防范机制都会沦为马奇诺防线。这一点，兼具英国法治传统和华人文化智慧的新加坡体系深谙其道。最近，新加坡Home Affairs部的第二部长在议会质询场合针对有人要求政府披露审核公民归化申请的具体标准的时候，这样回答：

我们披露具体的审核标准，就会有人有针对性地博弈，这将让我们维护公民归化程序的公正性变得更为困难……大部分申请人来自周边国家，我们这样做是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因素。

法治以透明公开为原则，但是，特定情况需要做出例外的安排。在美国，CFIUS（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不公开其审核的机制。对于新加坡，由于其人口少面积小和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其公民归化的审核规则不予公开。这些都是行为策略。

对于中国，外汇事关国家金融安全，这一认识远在美国因为2008金融危机开始关注系统稳定性之前就已经付诸监管实践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没有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量化宽松和加息而产生重大金融乱象离不开外汇监管的贡献。

外汇治理也并非只是管控堵阻，人民币国际化就是积极疏导引流之举。3月10日硅谷银行成为美国量化宽松和加息打摆子治理模式的牺牲品。纯属巧合，同一天，中国成功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邦交，为中东地区和平做出直接贡献。美国在中东拥有很多军事、政治、文化和外交“资产”，账面价值惊人，但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和新能源格局下，中国看准这些庞大历史资产实际价值快速缩水的窗口期，四两拨千斤，在促进区域和平的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再打下一块基石。

外交需要这样的敏捷性，金融监管更需要看准情势变动中的问题或机会及时出手。硅谷银行从健康到不治虽然发展极快，但并非监管部门无法主动把握的局面。然而，美国金融监管的本本主义严重，美联储宏微观监控缺乏“千里眼”和“顺风耳”等技术/行为手段，其在硅谷银行上的失察是意料之中的局面。联邦政府事前不作为，事后慷纳税人之慨，对所有存款托底，这是错上加错。

中国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突破了原来的一些行业划分，更加注重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穿透监管和全覆盖，避免因为僵化的行业划分而消极徒劳地固守法律法规马奇诺防线。硅谷银行决策僵化坐视本来稳健的投资在加息之后变成风险隐患，最终被自己客户群的眼疾腿快所反噬。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启程之际，硅谷银行的倒下提供了一个分析行为监管的生动案例。

注释：

[1]https://www.yicai.com/news/101694242.html

[2]https://www.fdic.gov/news/press-releases/2023/pr23016.html

来源：律商视点

作者：洪世宏——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跨境业务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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