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选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随手拿来”，不是“全凭运气”，更不是“灵光一闪”。从来就没有什么轻轻松松的探路者，毛泽东是在运用诸多“主义”解决现实问题中多次碰壁、反复寻找、不断总结和比较后，才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的。对于最终的选择，毛泽东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道尽了个中的艰辛与苦涩。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多线条而不是单线条的，在20世纪初期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和百花齐放的新思潮的冲击下，他对各种理论学说的接触和探索在一定时期内几乎是并行的，很难在时间上分出先后来。但是政治启蒙的“起点”，倒是比较清晰。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段政论文字：“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表达的是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的主张。刚刚走出韶山调研的毛泽东年仅十四岁。图为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这写于毛泽东1910年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期。他从表兄文运昌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即刻就被“圈了粉”。梁启超的文风观点与旧式私塾教授内容完全不同，仿若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毛泽东不由沉浸其中，读了又读，一些篇目甚至到了能记诵的地步。一年后，17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受省城长沙革命氛围所影响，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提出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毛泽东后来在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谈起此事：“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说这段话时，43岁的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的壮举，正在西北开辟中国革命的一个辉煌时期。回首1911年的自己，他用了“有些糊涂”的评价。但当时湖南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提出革命派与维新派“杂糅”的“救国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在毛泽东是一个敢于质疑和善于反思的人。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他很快开始思考，为什么康良维新“跪着造反”会失败；也开始分析，为什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让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他开始明白，仅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那时，对于组织起来以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他还没有想清楚，但到底放弃了对梁启超的“执着”。1920年10月3日，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的观点。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友人罗章龙：“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虽然当时的毛泽东对梁启超等人局限之处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但至少说明，他已经进行了扬弃，走到了他们的前面。在五四运动后期，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除了以马克思列宁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还包括无政府主义，如互助论、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空想，但因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且其主张的“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状态更易受到小资产阶级追捧，故而在当时追寻救国道路的年轻人中很有“市场”。毛泽东也曾是无政府主义的赞同者之一。1918年8月、1919年12月，他因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和驱张运动两次赴北京。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参观过由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组成类似新村的“女子工读互助团”，拜访过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并多次和无政府主义的推崇者们畅想过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前景。1919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中发表文章，公开了自己改造社会的构想——一个详细的新村计划：先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再由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新家庭合成新社会；新社会里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银行、公共工厂等，一个个新社会连成片，就成了“理想国”。当然，“主义”最终要靠实践检验。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1918年6月，他刚从湖南一师毕业，就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进行过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实验”，他们一边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一边自己挑水拾柴，生火做饭，但没多久就因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中断。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张文亮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开始了工读互助生活的再一次实践。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成长的毛泽东，很快便察觉到了这种团体生活中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不到一个月，他就已经得出结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毛泽东还设想过通过地方自治的办法，来反对腐败专横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从自己熟悉的湖南入手，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1920年7月22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这种貌似开明的姿态，重新燃起人们的希望，毛泽东也不例外。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祃电”发表之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得知后他第一时间赶回长沙，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4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具体主张。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献礼剧《毛泽东》中，谭延闿祝贺文化书社的开张
谭延闿笼络人心政策的背后，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自己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眼见自治运动呼声日高，担心控制不住局势的谭延闿，在9月13日匆忙召集“自治会议”，演起了“包办制宪”的戏码。毛泽东等即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却在事后拒绝了其中所有要求。11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动用警察造成高压的恐怖气氛。湖南自治运动最终不了了之，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原点。此时的毛泽东，已有些心力交瘁。他到江西萍乡休养了一阵，冷静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旧势力身上，就是与虎谋皮。他终于明白：“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918年10月，毛泽东结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但他更为人钦佩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获得一份工作，自然受到了李大钊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1919年7月，毛泽东在自己的早期代表作《民众的大联合》中公开赞颂了十月革命：“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一九一九年十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二次到北京，毛泽东与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通过和李大钊的讨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甚至放弃了原本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想法，而准备“往俄”。他把《共产党宣言》放在案头，还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1949年进北平前，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另一个对毛泽东影响巨大的人，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两人同样相识于毛泽东第一次赴北京期间。1920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又专门在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正在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和他谈到了自己阅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能在一生中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毛泽东是幸运的。与陈独秀会面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办起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文化书社经营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劳动界》等各类马克思主义书刊；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则负责发行《俄罗斯丛刊》，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文化书社社址在事实上成为了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而俄罗斯研究会介绍留俄的进步青年中，有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1921年的新年伊始，长沙雪落纷纷。文化书社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正讨论着一个宏大的话题——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立场鲜明的发言。他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方法后得出结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献礼剧《毛泽东》中，介绍了文化书社的缘起：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经历过望尽天涯路的迷惘，感受过衣带渐宽的憔悴，才能知道灯火阑珊处的心之所向是多么珍贵。这个刚刚28岁的青年，终于告别了歧路彷徨，选定了自己的信仰。后来的历史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