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照片中上图为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等旅法青年在蒙达尔纪独吉公园召开留法学生会议的资料照片，下图为如今的独吉公园（拍摄于2021年5月7日）。1920年7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这里召集留法学生会议，做了关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专题演讲。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新华网）
寻梦法兰西
1922年6月3日，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18把椅子摆成一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萧子璋、傅钟、尹宽等旅法、旅德、旅比的勤工俭学青年，以勤工俭学学生会名义，召开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周恩来风趣地说，这样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会议开了3天，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3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赴欧洲考察的章士钊捐了1000法郎，赵世炎等人用这笔钱购买了油印机和纸张。赵世炎负责编辑，陈延年负责刻钢板。晚上回来，大家一起动手油印。1922年8月1日，16开本油印《少年》创刊，每月1期，每期30页左右。第7号起，改为24开本、42页；第10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物。《少年》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先后发表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召开会议，“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织的办法加入青年团”，决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推举周恩来为书记。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影响下，旅欧勤工俭学青年在法、德、比等国建立的共产党小组也得到迅速发展，为成立统一的中共旅欧支部创造了条件。1925年３月，旅德、旅法两个共产党小组合并，改称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1925年3月11日，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截至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共发展党员70名。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位于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门口的雕像（上观新闻）由于组织上海各工会支援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的第二次罢工，1922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又名李森）遭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判处3个月徒刑。不久，公共租界巡捕房来人询问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89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牌子是谁挂的。张国焘听到这个消息，连夜把招牌摘下烧毁，把书记部所有工作人员都遣散了。7月25日，书记部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邓中夏担任主任，并把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改为书记部机关刊物。搬到北京后不久，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晨报》上发布《劳动法大纲》，同时发到全国，号召各工会行动起来，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大纲共计19条，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实行8小时工作制，“体力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六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设立劳动保障局，劳动者参与订立保险事业规章，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的机会等。大纲对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起了重要作用。在此前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在北京建立北方分部外，还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济南、广州建立分部，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工会，先后领导了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0月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京白色恐怖严重，邓中夏根据党组织安排离京赴沪，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迁回上海。1926年，蔡和森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演讲中，称赞“劳动组合书记部，指挥全国劳动运动”“为我党职工运动中心机关，故此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职工运动历史上都算最有力量、最有意义的组织，尤其是对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前途上有很大的关系”。图为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和教员办公室场景还原（北京日报客户端）夜已经很深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所在的院子——刘铁铺（今长辛店大街174号）人影晃动，一个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蓄着长发、操着南方口音的青年一字一顿地说：“明天我们大罢工！”这个人就是刚从北京赶来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呜……”一声刺耳的汽笛声，撕破了1922年8月24日长辛店寂静的早晨，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娘娘庙，罢工委员会发出了罢工宣言。长辛店车站竖起了一面大三角红旗，上书“纠察队”三个大字，队员们拦下了京汉路上的客货车。不久，从北面开来一列军车，车头上插满了柳条枝子，水柜上架着机枪。原来，这是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搬来的救兵。在纠察队队长葛树贵的带领下，队员们跳下站台，截住了军列。两个铁路警察拔出手枪，对着葛树贵叫喊：“散开！不散开我就开枪了！”就见葛树贵把小褂一裂，边迎上去边说：“你要开枪，今儿就试试！”见硬的不成，一个穿着缎子长袍的宪兵司令下车打着官腔说：“我另有军务到北京，正好坐车和你们局长说和说和。”纠察队员不吃他这一套：“有事你上俱乐部说，我们只管摘车头！”就这样纠缠了大半天，赵继贤只得来电话，请俱乐部派代表到路局交涉。火车进了北京前门西站，3名代表进入餐厅谈判，几百名工人黑压压地围在四周。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路局代表只得表示，我去报告局长，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第二天，当工友们满心欢喜地拿到赵继贤签批的罢工条件时，发现路局耍了滑头，把“每人每日涨一毛”偷偷换成了“每人每月涨一毛”。这可把工人气坏了，又派代表进京直闯赵继贤办公室质问。赵继贤只得托词秘书办理公文有误，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全部条件：革除火车房总管郭长泰、短牌工6个月改长牌工、给工人盖关房等11项条件，罢工获得全胜。26日，工人正式复工，从北京开出的火车悬挂“庆祝长辛店罢工胜利”红旗，一路驶向汉口。长辛店八月大罢工的胜利，鼓舞了铁路工人的斗志，被邓中夏誉为“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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