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岚 王柳 Lidya P.Pranata | “走出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
作者简介 ●●
徐岚(1981—)，女，浙江宁波人，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研究。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东盟；研究生教育合作；一带一路
一、引言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比较教育研究“言必称欧美”，留学人员流向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国家走向富强，教育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在某些方面“领跑”的趋势日益明显，比较教育研究的半径随着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扩大教育交流合作的重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了与沿线国家合作的巨大空间以及我国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和境外办学的重要性，并构建了全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网，指出要“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各国教育提速发展”[1]，表明了我国跨境教育着重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方向性转变。我国在稳居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地位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外教育服务，将推进来华留学教育作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辅助。2015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稳固了我国作为全球新兴留学目的地国的地位。当前，我国接收留学生数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2017年，我国有来自204个国家的48.92万留学生，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增幅达11.58%，高于各国平均增速。[2]从生源看，欧美的生源在前期增长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生源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尤其是来自我国的近邻东盟国家。我国的海外办学也以东盟国家为主要目的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把“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同时也是国家重大外交战略。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由各方平等协商、责任共担、共同受益”[3]，进一步为教育“走出去”确立了指导方向。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如何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构建个体与整体、地区与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是促进世界各国在面临全球性危机时坚持团结合作、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东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与关键区域，其与中国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而且可以增强与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切性，对于实现“政治互通、经济互利、文化相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东盟各国的研究生教育特点入手，分析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现状，论述以研究生教育合作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路，提出深化中国与东盟研究生教育合作的策略。
二、东盟各国的研究生教育概况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简称，1967年8月成立于泰国曼谷，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柬埔寨、文莱等十个成员国组成。各国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文化语言风俗各异，随着东盟联结的增强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东盟各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既有其共通性，亦呈现多元差异的特征。
（一）东盟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
近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较快发展。从1990年到2018年，东盟各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国家增长速度较快(表1)。在研究生教育层面，东盟各国的硕博及同等学力的研究生入学人数亦呈现总体增长的态势，研究生教育规模逐年扩大，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断提升(表2)。
表1 东盟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状况
单位：%
表2 2016—2018年东盟国家研究生入学总人数
单位：万人
但是，东盟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多项指标评估，东盟各国大致可分为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三个层次。[4]各成员国的研究生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居于国际前列，泰国、马来西亚的发展也较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的研究生教育比较薄弱，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术人员中仅有14.5%获得博士学位，具有教授职称的学术人员比例为1.4%[5]；而柬埔寨、缅甸、老挝的研究生教育水平落后，尚处于待发展阶段。
（二） 东盟各国研究生教育结构体系
东盟各国政府为解决公共部门面临的高等教育供需缺口问题，支持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公立高校的教育质量始终优于私立高校。从2010年到2017年，东盟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各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存在差异，研究生教育机构规模不一(表3)。新加坡面积小、人口少，高等教育机构总数不多但实力强劲，在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均位于前50名，私立大学则非常注重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尤其注重发展专业学位，例如新加坡管理学院和英国伦敦大学联合开设会计理学硕士专业学位课程。马来西亚的20所公立大学中，仅有5所为研究型大学，但这5所大学均位于QS亚洲大学排行榜前50名[6]；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占比例达到97%，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学历层次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与英美等国外著名院校合作，凭借双联课程、学分转换等方式，使私立高等教育质量得到持续提升[7]，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研究生，私立高校的硕士留学生人数在2013年超过了公立高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私立高校数量虽然远多于公立高校，但两者的入学人数相差无几，私立高校规模很小、资助受益面也较小。泰国和越南的私立高校增速最为迅猛，2015—2017年的机构数分别是2010—2012年机构数的6.23和10.52倍。但泰国通过完善高等教育政策法规、设立专项周转资金等方式支持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公立高校数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私立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相对较高。[8]越南在2015年之后则呈现“私进公退”的现象，公立高校数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二，但私立高校的招生比例仍然偏低，研究生教育覆盖率明显低于其他东盟国家。[9]东盟十国中，缅甸与泰国最为不同，由于军政府统治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力强，官方不承认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私立高校几乎没有发展空间。
表3 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情况表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方面，东盟各国的标准不同，发展层次各异。新加坡采用的是发达国家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而文莱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少，没有设立专门的鉴定和评价体系，目前主要借用其他国家的质量保障机构进行学术评估。[10]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完备，资格认证和评价机制也较为成熟，主要通过内外部双重保障系统或多个政府教育组织联合发挥作用。例如，泰国的外部质量保障由国家标准与质量评估办公室负责，内部质量保障由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11]；而马来西亚的外部质量保障由国家认证委员会和教育部质量保障司负责，内部质量保障由学术质量保障和管理处负责。[12]越南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较为薄弱，仍在初步发展阶段，质量监管、认证评估等方面有待提高；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柬埔寨则通过成立相关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对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质量评估与认证，但是目前仍面临着认证范围有限、质量控制薄弱等问题[13]；而缅甸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原因，高等教育发展较为落后，与之对应的质量保障体系尚未构建。
（三）东盟各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程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东盟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也有所加快。2014年到2018年，东盟国家出国留学生的数量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只有缅甸、菲律宾和越南在出国留学生比例上不断提升。各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表4)。新加坡在世界一流大学排行中的领先地位使其研究生生源的国际化程度最高，2002年启动的“全球校舍战略”(global schoolhouse strategy)吸引了国外知名大学来新办学[14]，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硕博留学生跨境留学。例如201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有超过60%的研究生来自海外。[15]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居于东盟各国前列，与世界诸多知名高校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例如，泰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去欧美日攻读博士学位，采用合作办学、海外分校、远程大学、虚拟大学等多种跨国研究生培养模式[16]；马来西亚留学研究生的比例不断上升，凭借课程质量、大学排名、英文教学环境等多方优势提高了本国研究生生源的国际化程度。[17]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也积极开展研究生层次的跨境合作，以奖学金的方式支持硕博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开展国际交流，但仍面临着“国内国际化”程度不高、留学生派遣层次偏低、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18]，这三国也都是留学研究生的重要输出国。而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程度很低，目前以引进国外援助、派遣留学研究生出国学习为主要状态。[19]
表４ 东盟国家出国留学生流动状况
单位:万人
综上所述，东盟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有相似的趋势，但更存在差异性，各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机构体系、保障机制、国际化程度层次不一、各有特点。因此，深化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东盟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性特征和差异性发展现实，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以不同方式和程度“走出去”，推动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
三、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现状
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2003年，中国与东盟发展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启动，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是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之一，也成为涵盖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愈加广泛和深入，双方在学生交流、政策互通、合作办学及平台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中国与东盟的留学生流动态势
2009年，中国与东盟在第二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就实施“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达成共识，预计到2020年基本实现互派留学生各10万人。事实上到2017年，中国与东盟互派留学生数量已经超过20万人。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有5个是东盟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马来西亚），这五国的来华留学生人数已达7.9万人。[20]2010—2018年间，东盟国家来华留学学历生总数从22 957人增加到48 993人，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分别从2010年的5 070人和1 064人上升至2018年的11 128人和3 194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4.9%和25%，显示出“留学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品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图1)。尤其是对于东盟中高等教育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对留学中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更加强烈，例如，越南和老挝2018年来华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分别是3 563人和2 318人，明显高于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的新加坡（419人）和菲律宾（158人）；而中国赴东盟留学的学生主要流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相对而言规模较小。
图1 2010—2018年东盟来华研究生数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0—2018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整理。
（二）中国与东盟研究生教育合作的政策支持
随着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加强，双方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计划、条例和协议，为中国和东盟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多层次上的合作提供了制度规划与政策依据（表5）。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与东盟在2016年制定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从宏观角度规定了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在中观规范方面，2010年发布的《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贵阳声明》明确规定了对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联合培养，致力于推进双方高层次人才的交流。截至2020年，中国已与41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和文凭互认制度，其中东盟国家包括泰国(2007)、越南(2008)、菲律宾(2009)、马来西亚(2011)和印度尼西亚(2016)，这为学历留学生、研究生、高级进修生等来华学习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微观合作方面，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以及贵州大学等，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学科特色、地缘或历史上的“亲缘”关系选择与东盟国家的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开展博士生联合培养等项目，加强高校之间的校际交流和高层次人才智库建设；开展高校双联学位制度改革；共建研究中心，为科研创新和学术交流奠定了政策基础。
表5 中国与东盟研究生教育合作的支持政策（部分）
（三）中国与东盟研究生教育合作的平台建设
为了进一步深化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构建教育共同体的进程，中国与东盟在制定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平台建设，包括成立教育合作组织、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设立教育研究机构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先后成立了东盟大学联盟(1995)、亚太大学联盟(1995)等教育合作组织，陆续开展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中国-东盟大学校长论坛、中国-南亚教育论坛、中国-南亚智库论坛等对话会议机制，举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活动，在国家层面为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搭建宽阔的平台。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和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中国-东盟工科大学联盟(2014)、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2016)、南亚东南亚大学联盟(2018)等多个民间组织通过学生互换、举办论坛、智库交流等多种方式促进成员高校之间的交流。
在推进合作办学方面，中国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四国都各设立了一所国外分校，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研究生院、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和老挝苏州大学。[21]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引进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个东盟成员国的29所高校来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设立2个办学机构，47个办学项目（6个本科项目、7个硕士项目、34个专科项目）。[22]我国高校与东盟各国还开展了多个联合培养项目，例如，武汉大学、泰国东方大学和泰国地理空间信息与技术发展局共建诗琳通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双硕士学位项目；西南大学与泰国、越南两国实施研究生中外联合培养计划，建立“1+1+1、3+1、5+1、2+2”硕士双学位、本硕连读双学位等项目[23]，深化了双方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等6国成立了8个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例如中国-印尼高温气冷堆联合实验室、中国-泰国铁路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中国-老挝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等，涉及领域包含生物技术、食品工业、能源基建等方面。除此之外，依托于“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平台，中国与东盟各国也先后建立双边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多个科技园区，探索园区联盟、技术联盟、孵化器联盟等多种合作形式。以上平台建设为双方培养科研人才和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高校还成立了多个东盟研究中心和研究院所。例如，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整合本校的多学科人才力量与学术资源，专门从事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培养了大批东南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向的硕博研究生，同时也举办了东南亚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学术活动，在完善东盟资料信息网络系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对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深入了解，为中国和东盟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上的深层次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以研究生教育合作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中提出“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议。在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硬联通”与“软联通”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在研究生教育上的合作不仅可以从多方面促进各国的互联互通，而且为双方培养高层次人才、拉动经济发展、助力民心相通提供内生动力，不断推动价值共通、目标共推、资源共享的共同发展新理念的落地生根。
（一）深化研究生教育合作是提高双方教育质量、打造留学中国品牌的重要途径
首先，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可以提升双方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新加坡的研究生教育水平位于国际前列，中国高校通过与其合作的硕博学位项目，可以学习新加坡优势专业的科研成果，也可以以新加坡为桥梁借鉴其学习欧美研究生教育并本土化的经验，进而提高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中国也可以向马来西亚和泰国学习母语非英语国家如何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中国亦可以借鉴马来西亚和泰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上的有效经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内外双重质量保障系统。对于与中国相比研究生教育发展程度较低的其他东盟国家，通过深化与中国在学术交流、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教育合作，借助海外办学、科研中心、联合培养、学术论坛等多方平台，可以吸引这些国家优秀的硕博研究生人才，使他们通过中国作为桥梁接触尖端科学技术、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有利于建设“一带一路”发展所需的国际化人才队伍。
其次，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可以助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品牌“走出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趋势是学者和学生的国际流动，以支持当地主办机构的未来发展。[24]东盟来华留学的学历生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来华深造的硕博研究生接受了高水平的专业学习和科研训练，回国后通过服务于本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向新一代学生传授学科知识与思维方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本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也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模式潜移默化地传递到东盟各国。此外，中国在东盟国家设立的多个海外分校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新名片，通过师资援助、硕博联培、科研交流等方式为各成员国提供相应的软实力支持，促进中国的教育价值观和科研学术观在东盟各国落地生根，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推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品牌逐渐从东盟区域走向世界舞台。
（二）深化研究生教育合作是促进双方教育资源共享、提高科研效率的关键举措
首先，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可以实现双方教育资源的互补共享，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与质量，达到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例如，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大学校长论坛、中国-柬埔寨食品工业联合实验室等多平台建设推动了专业知识流动与人才智库对话，促进了双方研究生教育资源的互通与共享，也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高等教育资源基地建设提供外在助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为课程共建、师资共享、资源互助奠定了平台基础，比如厦门大学将本校的优势学科与马来西亚的当地需求相结合，在分校设立海洋技术、会计金融、电子工程等专业以满足当地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师资方面，分校每年三分之一的教师是厦门大学派出的优秀教师；在培养人才定位方面逐渐由本科层次向研究生层次提升，2019年共有371名学生取得学士学位，预计在2022年达成培养1 000名研究生的规模目标。[25]
其次，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可以提高双方的科研效率与研究产出，提升本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排名和国际声誉，逐渐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话语弱势、地位边缘的状态，从而建立更加平等、互惠、共治、共赢的全球高等教育新秩序。国际合作是提高大学研究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学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时，经常能够促进生产率和创造力的大幅提升。[26]2000—2017年间，中国与东盟合作论文年均增长率为17.07%，ESI合作论文产出平均效率从2003—2009年的3.92%上升至2010—2017年的6.82%。[27]中国在提高科学产出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通过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在彼此擅长的学科群进行深入探索，加强了学术科研人员的互通，通过思想交流碰撞促进了新观点、新理念的迸发，利于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的高质量与高效率产出。科研产出影响排名和秩序，因为在目前世界大学排名准则中，与研究产出相关指标的直接权重已超过了50%。[28]
（三）深化研究生教育合作是拉动双方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潜在方式
首先，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可以促进双方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研究生教育是释放人才红利的主要途径，是国家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研究和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可以促进双方的科研创新和学术人员的互通交流，从而助推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例如，中国-东盟海水养殖联合研究与示范推广中心、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等科研平台，不仅联合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还推动了双方在食品、能源、交通、海洋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为各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机遇，进而推动多方企业合作和研究商业化的进程，有利于双方经济的互动联通和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硕博研究生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内生动力，双方的高端人才交流与合作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层次的人才储备和智力依托。
其次，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可以加快双方互利共赢的普惠进程。研究生教育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发展规划相对接，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升级版。[29]研究生领域的人才流动加强了双方高层次信息沟通，提升了中国在东盟各国的科技声誉，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的直接对外投资，使我国的农业、医药、通信等产业更多地进入东盟市场；与此同时，对于东盟各国而言，在获得大量海外资金的同时，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所产生的人才溢出效应，也进一步提升了各成员国的人力资本，进而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并最终回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由此形成知识—人才—资金的良性循环。因此，构建一个合作、互通、共享的研究生教育融合发展平台，不仅可以为经贸发展提供内在的软实力支撑，也有利于推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利共赢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四）深化研究生教育合作是实现双方文化认同、助力民心相通的内生动力
首先，研究生教育合作是中国和东盟加强文化交流的“传话筒”。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政体各异、文化多样，研究生教育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和高端媒介，在促进双方多元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跨境研究生教育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深度融合，使高层次人才培养不囿于单一的角度和视野，增进研究生对他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理解，有利于在学术研究中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观念，通过其“传话筒”的作用，也增进本国人民对其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了解与认同，有利于构建互相尊重、和谐包容、“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东盟各国本来就有着一些与中国共通的文化传统，例如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南亚的许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都有华人聚居区，中国大学的海外办学在传播多元文化理念的同时，也通过了解当地文化、对接当地需求增强了本地居民对文化圈的认同感与自身的文化自信，削减“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开展中产生的价值文化冲突。
其次，研究生教育合作也是中国和东盟增进民心相通的“助推器”。目前战略互信不足、多元文化冲突等问题仍是阻碍中国与东盟构建良好关系的风险因素。[30]因此，跨国研究生教育活动，尤其是高级专门人才、教育科研精英的跨区域流动，会进一步推进双方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和大众情感的沟通，通过人文交流改变国家间误导性的舆论风向，修正不实的误解，使各国的政府人员、社会民众、科研学者都可以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增信释疑，助力民心相通和政治合作，为“一带一路”东盟区域的项目开展提供民意基础。尤其是研究生人才在就业上有很大一部分会进入到学术职业领域，这又会产生传承效应。从根本上说，民心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内生动力，而文化认同又是民心相通的情感根基。[31]因此，深化研究生教育合作是推动中国和东盟民心互通的“软联通”工具，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动力和必要途径。
五、深化中国与东盟研究生教育合作的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上的合作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和东盟的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下一阶段双方要着手推进研究生教育合作基础性、关键性、支撑性工作的落地生根。
（一）完善研究生教育合作机制化、制度化建设是基础性工作
首先，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定未来发展方向，灵活运用双边及多边对话机制，统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局面。1997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已举行过20次双边领导人会议，但教育尚未被确定为“10+1”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双方高层在定期会晤、协商对话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因此要进一步优化东盟-中国“10+1”“10+3”“10+6”等领导人对话机制，尽快将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纳入合作框架，进而充分调动双方在学术交流、硕博联合培养等方面的积极性，为高层次人才和知识资源的流动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双方要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高等教育基金年会等重要交流平台进行研究生教育的沟通协商和合作规划，加强双方在高层次教育合作战略问题上的探讨，逐渐形成高等教育区域共同体的新格局。
其次，要充分发挥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协同作用。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亚洲及太平洋学科一级实施资格框架的指导方针》（Guidelines on Implementing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t Subject Level）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提供了标准指南，以促进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的质量认可与人才流动。[32]基于此，中国和东盟可借助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支持，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及文化资源，建立中国与东盟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多方协作机制。同时，鼓励双方非政府间教育组织的往来活动，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民间研究生教育交流互通的平台建设。目前，卓越大学联盟已与东盟高校成立了中国-东盟工科大学联盟，在工程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与联合培养均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应大力支持C9联盟、北京高科大学联盟等中国高校联盟与东盟高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完善非政府组织在研究生教育层次的合作与对话机制。
再次，双方要完善研究生教育政策支持体系，制定各层级合作的制度化框架。目前中国和东盟对于教育领域的政策规定较为宏观，中长期发展规划设计相对滞后，因此下一步双方要合力编制高等教育合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针对研究生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制定政策协议，各区域与各高校要针对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配套细则。而对于已到期的行动计划和合作协议，要及时进行反思和评估，例如对于《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检验和反馈，总结中国和东盟在研究生教育合作领域的成就与不足，并针对问题做出下一步的规划。
（二）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统一化、合作模式多元化是关键性工作
首先，中国与东盟要着力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统一化、教育资历一致化进程。在亚太地区，国家质量保障和评估框架往往是孤立开发和实施的，它们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33]尽管东盟出台了《AUN-QA指导方针》（2004）、《AUN-QA战略框架行动计划（2012—2015）》（2012）、《东盟资格参考框架》(2015)等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保障制度，但是跨境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化、统一化的认证机制尚未构建。因此，为了积极推进中国与东盟在研究生教育上的深层次合作，双方需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亚太地区发展和加强资格框架准则》(2018)的指导下[34]，进一步对接东盟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努力构建一个双方互通共认、标准一致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资格框架，完善双方在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方面的评价方式。与此同时，基于《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2019)，中国要进一步完善与东盟各国的学历互认、学位互授和学分转换政策，尽快与尚未签订协议的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建立学历学位标准联通机制，实现双方不同层次教育之间的顺利转换，并尝试对接东盟大学学分转化系统(AS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ACTS)[35]，为中国与东盟在硕博人才交流、留学生联合培养方面的合作扫清制度障碍，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学历层次。
其次，中国要根据东盟各国研究生教育水平现状，发展多元化、差异化的合作模式。东盟十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研究生教育发展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新加坡属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水平也居于国际前列，并且有所特色，例如定位研究型和课程型研究生、注重精英主义与实用主义相衔接等。[36]因此，中国与新加坡在研究生教育上的合作应采取学习借鉴的模式，通过国内顶尖大学与其开展硕博层次为主的合作办学项目，借鉴其先进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对于马来西亚、泰国等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应采取双向提升模式，通过实施硕博联合培养方案、加强高层次人才智库交流等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例如，中国与马来西亚可通过科研领域项目合作，将马来西亚在工程技术、自然科学领域的优势学科资源引入中国，推动中国农业科技、人文社会等优质教育资源走向马来西亚。而对于柬埔寨、越南等高等教育欠发达国家，应采取合作帮扶模式，一方面要统筹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从战略高度规划来华留学生的学科专业，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国家的实际需要，培养服务于各成员国未来发展的研究生层次的高级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可通过科研援助、师资交流等方式推动我国优势学科的跨国输出，打造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新名片。
（三）促进研究生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支撑性工作
在合作范围方面，应充分发挥区域地方、高等院校、科研中心等多方主体的协同作用。目前，广西、福建、贵州等省份与东盟各国的联系较为密切，因此应基于陆海相邻的区位优势，统筹推进西南、东南区域的“东盟来华留学示范区”建设，实现中国与东盟在研究生教育上的深层次合作，增强在医疗健康、生物资源、冶金化工等学科领域的资源互补和共享。其次，中国各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应积极与东盟各国相对应的高校进行研究生教育领域的互通合作，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等方式，将本校的优质学科资源与东盟各国的实际需求进行战略对接，同时将合作的层次逐渐向硕士、博士阶段延伸，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供给量。再次，推动双方科研中心的联合建设也是研究生教育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的支持下，建设一批新型的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科技园区等项目，推进中国-东盟科技创新一体化进程。
在参与形式方面，应在双方现有合作方式的基础上，丰富交流活动、创新合作形式。应充分发挥传统官方合作方式——中外合作办学、硕博联合培养、高校师生互派等的积极作用，并进行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充实。同时通过加强民间的学术人文交流以推进研究生教育合作，例如中外高校举办的研究生学术论坛、青年学者跨学科研究项目等，以促进高层次人才之间的交流互通，通过合作编辑出版学术期刊、共建线上云课堂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和研究生教育品牌建设；双方校企之间亦可通过举办寒暑假科研工作坊、学术成果转化博览会等活动来推动产学研项目的顺利实施与成果的有效转化。
在合作保障方面，首先要着眼于疏通语言障碍、资金障碍与程序限制。中国与东盟要联合实施高层次语言人才培养计划，共建东盟各国的小语种开放课程，为双方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合作奠定沟通语言基础。其次，在统筹“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同时，促进奖学金的额度分配向硕博研究生教育层次倾斜。再次，要简化中国与东盟之间研究生教育往来的程序限制，缩短程序审批的流程，降低双方交流的成本，进而提升教育合作环境的感知度与信任感。[37]由此，双方通过疏通多方障碍，可进一步为中国和东盟的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生教育合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六、结语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依托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助、共享、同荣”的价值理念，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日益深化并渐入佳境，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高校、从组织到个人，双方在学生交流、政策支撑、平台共建等方面的教育实践，正逐渐成为构建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先行标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未来中国与东盟更应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携手并肩，深化研究生教育层次的合作，促进双方的政策联动与标准互通，创新合作模式与平台建设，制定高层次人才培养多元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规划蓝图，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奠定互学互鉴的教育合作总基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互利共赢的软实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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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6~28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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