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娟 肖雨蒙 |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改善社会支持系统：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对策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改善社会支持系统：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对策

｜作者简介｜

图 | 崔丽娟教授

崔丽娟，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雨蒙，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生。

｜目录速览｜

一、引言

二、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

三、社会支持系统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四、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适应问题的反思

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改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社会适应的对策建议

摘要

留守儿童是伴随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特殊群体，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引发的亲子依恋断裂，使该群体面临着较高的社会适应不良风险。而社会支持作为一种既包含客观物质帮助，又包含主观情绪感受的综合因素或过程，可对青少年情绪、自我、学业、人际和行为等社会适应方面产生广泛影响。故从社会支持系统的视角分析，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不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父母长期外出，更在于自身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和利用不足。突出表现为关爱支持政策未充分考虑内部需求、关爱主体间组织统筹不足、抚养人“重养轻教”思想行为严重、学校教育补位作用发挥不足、留守儿童自身不善于主动寻求帮助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带来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师资力量加强、社会支持力量整合等，为从根本上加强完善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破解社会适应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有力保障。

关键词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社会支持；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与反社会预防研究”（项目编号：19ZDA3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特殊群体，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我国留守儿童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6 876.6万人，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5.37%，形成了较为庞大的群体规模。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长期与父母分开引发的亲子依恋断裂及监控教育的缺失，往往会对留守儿童的情绪发展、人际交往和学业造成严重影响，使留守儿童表现出多向度的社会适应不良。例如，大量研究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常常体验到孤独感、抑郁等消极情绪，在人际互动中更为被动，更容易产生同伴冲突，学习投入水平更低且学业成绩更差。[1][2][3]社会适应不良不仅会损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还会引发学校回避、逃课、辍学等现象。[4]此外，严重社会适应不良的儿童甚至会产生暴力、违纪违法等反社会行为，对社会的安定造成威胁。[5]

而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包含了来自家庭、同辈、学校乃至社会的支持系统，是面对不利处境的重要资源和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社会支持网络的脆弱和社会支持的不足都增加了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难度。换而言之，农村留守儿童出现这些问题，不只是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导致的，也在于社会支持网络缺乏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可利用资源匮乏、生活得不到可靠保障，是学校、社会、父母、监护人与留守儿童自身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6][7]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提出“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并就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出了要求，这可从根本上破解城乡差距过大、农村“空心化”、乡村教育衰落等导致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社会结构失衡、制度性失宠问题，也为彻底改善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状况提供了充分支持保障，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因此，本文将基于社会支持系统，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提出针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促进对策。

二、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

（一）社会支持的概念

对于社会支持概念的定义，学者还未形成统一观点，定义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支持与帮助的互动关系[8]；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帮助个体应对压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包括能让个体更好地处理困难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支持系统[9]；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客观存在或个体能感知到的，能与他人进行交流，被关心、接纳、爱护的感受，以及所得到的帮助。[10]可见，社会支持的概念既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涉及在此过程中结成的人际关系、提供的抽象或具体资源甚至是带来的主观感受。

综合学者们观点，本文认为要深入理解社会适应的概念，需要将其看作是一个过程与结果相结合、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过程。即社会支持是个人与他人结成人际网络、形成互动关系，从中得到物质、情绪、信息等资源帮助，并伴随产生心理满足等主观感受的过程。以这种视角来界定社会支持，一方面可以更综合、全面地看待和理解社会支持；另一方面提醒社会支持提供者在给予物质的、客观的资源帮助之余，也应同样关注被支持者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感受，使社会支持的力量和效用得到更充分发挥，真正满足被支持者需求。

（二）社会支持的分类

相对于社会支持的概念，学者们对社会支持分类的观点较为一致。Wills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11]House从人际关系的功能分析，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和评价性支持。[12]程虹娟等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及陪伴支持。[13]肖水源将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率。[14]可见，学者们普遍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情绪支持）和物质支持（工具性支持）两种。

其中留守儿童的物质支持包括支付学费、给予零用钱和在生活上的照料等；情感支持包括对其表示关爱、关怀与了解等,使其情绪获得安慰与鼓励。两种类型社会支持在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幸福感和减少情绪、行为问题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而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给予了留守儿童更多金钱和物质上的支持，但是在情感陪伴和情绪支持上则相对缺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吸引农民工回流，就近就业创业，将父母留在孩子们的身边，既满足了留守儿童物质支持需要，又满足了情感支持需要。

（三）社会支持来源

多数研究将社会支持来源分为正式支持系统与非正式支持系统,前者是指来自政府、社会机构、企业、街道社区等正式社会系统的支持，包括对留守儿童的政策救济、经济帮助、教育关爱及心理支持等；后者指来自家人、亲友、邻居、教师、伙伴等个人社会网络的支持。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来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熟人关系网络”。[15]其中，家庭网是内核，学校网、社区网等均派生于此，父母的作用最为关键。[16]

但是，父母外出造成了客观上的情感性支持不足，一些留守儿童在个人社会关系中寻找“替代母亲”角色来满足这种需求，其中最主要的是祖辈,如爷爷奶奶；其次是父系一方的女性亲戚，如姑姑；而朋友是留守儿童情感支持最主要的提供者。[17]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满足儿童安全感、归属感，并为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创造积极条件。[18]此外研究发现，与一般儿童相比，积极师生关系更有助于缓冲留守儿童面临的情绪问题等负面影响，增强情感和行为适应能力。[19]

三、社会支持系统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吸纳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通过自我调控或改变环境，达成与环境的协调、平衡状态，最终使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与社会预期保持一致的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20][21]其中包含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学业适应和人际适应等多个领域。而作为社会适应的重要保护性因素，社会支持是如何起作用的，主要有两种理论模型进行解释。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效果，无论个体有没有遭遇应激事件,社会支持都有助于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缓冲效应模型认为当个体面临压力时，社会支持才发挥作用来有效缓冲应激事件对个体心理状态的消极影响,对遭受应激事件的个体起到保护性作用。[22]目前两种模型都得到了研究结果的支持，但没有达成统一结论，但无论是哪种解释，社会支持都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身心发展与社会适应，且与问题行为具有密切联系，具体表现为：

在情绪适应方面，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状况对抑郁、孤独有显著影响[23][24]，且当个体遭遇应激事件时，社会支持能够缓解焦虑、恐惧等情绪。留守儿童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尤其是感受到的主观支持越多,如与外出父母经常沟通，他们越能充分利用社会支持,越不容易引发情绪性问题行为，越能体验到积极的情感。在自我适应方面，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水平、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促进自尊的发展和心理弹性的构建，并在自杀意念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保护作用。[25][26]此外，在遭受歧视时，社会支持能减少留守儿童歧视知觉的产生和破坏性[27]，对促进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和预防问题行为方面有重要意义。在学业适应方面，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父母冲突性越大，学校适应性越差，而亲密的师生关系能增强中小学生对学校的喜爱和环境的适应。[28]此外，社会支持可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概念、学校归属感、学习倦怠等多个变量、多条路径间接影响学校适应性。在人际适应方面，袁艾兰认为，由于父母情感支持的缺失，留守儿童无法获得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上的引导和帮助，导致个性和性格发展异常，从而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内向、害羞，不愿意主动交流，严重影响了其社会交往，甚至会出现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29]此外，来自教师、社区的支持也与儿童的疏离感、人际交往态度、人际关系发展有密切联系，而提高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有助于解决其人际关系困扰的问题。在问题行为方面，良好的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缓解儿童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反应，还负向预测了攻击、违纪、退缩等问题行为的出现。而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研究显示，低社会支持水平下的留守儿童出现问题行为相对较多，违法和违纪行为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30]，更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和受害者。

综上所述，为留守儿童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和质量，可以有效促进多方面社会适应，减少和防止问题行为的发生。

　四、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适应问题的

反思

（一）关爱支持政策未充分考虑内部需求，部分项目运行不良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2019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就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关爱救助重点和责任分工等内容提出了要求。新闻媒体也在农村建设、扶贫、救助、教育和财政预算等宏观政策视角，对政府在留守儿童监护、救助、安全和犯罪等方面采取的保护措施进行了大量报道。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关爱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31]，表现出了明显的“问题导向”倾向。而留守儿童群体中的许多问题是心理和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外在表现，是“标”和“本”的关系；要长久、彻底地解决留守儿童社会适应问题需要“标本兼治”，从增加心理关怀、日常陪伴和情感沟通入手。但当前的留守儿童关爱支持工作往往以捐款捐物、临时性慰问走访、节日送福利为主，重点停留在物质救助层面上。有些地方搞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今年送书包，明年送书包，这波活动送，那波活动还送，对留守儿童因长期缺乏亲情陪伴而导致紧缺的情感慰藉、心理关爱等方面的帮扶则相对忽视。这种不顾留守儿童实际需求，关爱活动“程序化”“形式化”的倾向，不仅削弱了救助支持的实际效果，还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32]

能提供日常陪伴和情感关怀的留守儿童关爱支持项目也存在缺乏保障、运行不良和效果不佳的问题。在基础设施方面，由于许多地方缺少儿童保护经费预算，部分村没有配备，或实际未启用“儿童之家”等留守儿童服务场所；一些场所在启用后，由于缺乏后续投入，物品补给、耗材购置、设备维修不足，存在服务设施被搁置，场所被荒废的现象。在人员方面，村居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留守儿童关爱工作人员多为兼职，投入的时间精力无法保障，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所具备的专业技能有限，开展关爱支持工作力不从心。而民间或社会组织的支持力量，由于现实中政策资金支持不足、法律规范不完善、专业社工缺乏等原因，发挥作用有限。[33]

（二）关爱主体间组织统筹不足，难以形成支持合力

我国对农村留守儿童实施的社会救助项目众多，但仍存在相关政策和制度缺乏、政府主体责任不清、支持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关工委、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群团组织都承担着一定的留守儿童关爱救助工作，虽各司其职，但负责的救助项目之间也存在交叉重叠。如以“留守儿童之家”或“儿童之家”为名的项目，有些地方是民政局牵头建设，有的地方是关工委和妇联主抓推动，有些地方是共青团主要负责，缺少统一、明确的职责划分和制度性规范。同样，由于缺少统筹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关爱力量的机制和平台，社会上关心留守儿童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处于自发组织和活动的“无序状态”，导致有些组织有动机、有资源却不知道如何投入关爱活动中，有些人士有意愿、有专业技能却找不到合适的组织和活动，这种政府及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不畅，导致重复工作、“救助空白”的状况，既浪费了大量资源，也难以形成关爱支持合力。[34]

农村社区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小社会，也是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一方面随着农村逐渐出现“空心化”以及乡村文化衰落，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另一方面许多村民不了解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亦不知本地设有“留守儿童之家”，使得社区的组织引导、帮扶照顾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此外，有些村干部认为既然当地鼓励劳动力外出，就必然会导致留守儿童的产生，这种趋势是不可能逆转的，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常态和普遍现象；况且“父母外出打工是他们自己家庭的事情，家长外出后，自然要把孩子安排好”[35]。这反映了部分干部、村民未能高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更难以充分组织发挥村委、社区的支持帮扶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留守儿童宣传报道工作存在力度不足、舆论引导力不强的问题。梳理现有媒体报道，表达“困境”“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等匮乏和弱势的负面词汇仍占到相当大比例；关于心理问题、犯罪问题和意外事件等问题性倾向报道居多。社会大众也更多将留守儿童与孤僻、暴躁、懒散、冷漠、冲动易怒等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36]当越来越多的社会媒体、普通大众对留守儿童抱有消极的刻板印象时，一方面会导致大众产生消极态度，甚至歧视行为，减少了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共情和支持；另一方面留守儿童会感受到外界对自己的消极态度，变得内向、逃避，产生对外群体的抵触和敌意，影响了社会支持的力度和效果。

（三）家庭“重养轻教”“隔代监护”现象突出，家校合力难以形成

父母进城务工在客观上改善了留守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但由于工作忙碌和生活艰辛等现实条件限制,以及责任心、教育意识不强和文化素质较低等缘故，一些父母很少联系孩子；即使联系也在很大比例上关注学习成绩（73.6%）、身体健康（54.6%）和吃穿费用（41.1%）等内容，对孩子的交友状况、烦恼困惑、道德教育关注较少，造成了孩子伦理道德教育和情感关怀缺乏的“重养轻教”问题。[37]这使留守儿童在遇到困惑时无人倾诉，面对难题时无人帮助，进而产生较强的孤独感和被抛弃感，容易导致心理和行为问题。在极端情况下，有些外出父母甚至出现了“一托了之”“不闻不问”的状况。2015年毕节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的背后就有父母长期对孩子不管不问的原因。而这种现象并非孤例，杨文娟等的调查显示，我国1—3年级、4—6年级小学留守儿童在身体、情感、教育、安全等方面感到被忽视的概率分别为48.5%和49.7%,均高于城市同龄儿童，形势不容乐观。[38]

在父母缺位之下,非常盛行的是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进行监护的隔代或半隔代抚养教育模式。他们由于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等原因往往只能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在留守儿童的习惯养成、精神情感需要满足、性格行为塑造等方面则相对忽视。[39]这容易使留守儿童形成自我中心、霸道蛮横、胆小怕事等性格,养成好逸恶劳、阔绰显摆等陋习,产生“读书无用”“拜金主义”等不良意识，缺乏社会行为规范认同,产生问题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在这种状况下，需要家庭和学校配合起来，统一理念，联合行动，形成合力进行干预和矫治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但现实情况是家长和监护人对家校合作不重视，参与程度低，有些教师反映“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在台上讲，家长在台下聊家常，效果很不理想，所以现在学校几乎不开家长会了。”而教师在沟通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家长、监护人反映“每次老师打电话不是孩子成绩不好，就是闯祸了，所以抵触联系老师”，这种“出问题才联系”的方式也阻碍了家校双方的沟通。[40]另外，还存在家校间教育监管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外出务工父母认为自己已经将孩子托付给隔代长辈，教育问题就应当由隔代长辈和学校协商去解决；而隔代长辈监护人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和能力去管教孩子，况且孩子送到了学校，自然教育监管的责任在学校；校方认为自己虽然承担了部分教育的职责，但孩子的父母和长辈才是主要监护人。许多留守儿童的品性和行为问题就在父母、监护人和学校三方互相推诿责任中久拖不决，甚至进一步恶化。

（四）学校教育补位作用发挥不足，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重视不够

在父母及家庭教育缺位之下,作为留守儿童人格教育和心理辅导的最理想场所，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补位显得弥足珍贵。教师作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除父母外的另一个“重要社会化他人”，父母亲情缺位使教师对孩子的影响更加突出。留守儿童将情感依赖与需求、对权威的认同转移到教师身上，期望从教师那获得情感支持、安全感和温暖[41]，但实际上教师很难做到。一方面，现有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使大多数教师关注知识内容教育,忽略对学生心理、情感的关心和有效引导。另一方面，农村学校普遍师资短缺，许多教师既要忙于教学，又要照顾学生生活，难以分出精力给个别学生情感关怀；而其中能够进行专业心理辅导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调查显示87.96%的留守儿童没有接受任何心理辅导。[42]

另外，留守儿童是受到侵害和校园欺凌的高危群体，而许多农村学校仍延续传统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重主科、轻副科，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生理卫生课几乎都由班主任代上，甚至不开设相应课程；有引导性的团体活动开展也相对不足，这使得孩子们缺乏在互动和合作中发展交往能力、主动寻求帮助的机会。这些不足都使得留守儿童缺乏安全防护意识，受到侵害也不知道求助的渠道和方法。调查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乡村学校没有开展过预防性侵害方面的教育，有高达17.3%的留守儿童在校园内曾被同学打，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11.2%的比例，遭受偷盗、诈骗、抢劫的概率也较高[43]，这些都严重威胁到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和良好社会适应。为此，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是解决留守儿童无人照看、学习和安全得不到保障，人际交往、情感需求无法满足的有效手段；但部分学校寄宿条件较差、管理不到位，容易给一些孩子，特别是还不能自理的低年级学生造成生活上的困难。

（五）留守儿童缺乏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勇气和方法

社会支持网络与个人之间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支持网络为个人提供资源,而个人也需要主动适应并参与到网络的建立与维系中去。[44]研究显示，初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支持的利用程度却低于非留守儿童。即留守儿童虽不缺乏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但缺乏建构和优化自身社会支持网络的意识，在遇到烦恼或困难时不善于倾诉或主动寻求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社会支持的获得和利用，对此需要广大家长和教师的高度重视。[45][46]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也是影响留守儿童求助意愿的原因，在与留守儿童和曾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访谈中会听到这样的话：“自卑，不敢直视别人眼睛，不敢麻烦别人，迷路了宁可瞎走也不敢问旁边的路人。”此外，12355青少年维权和心理咨询服务热线等求助渠道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率还相对较低，懂得主动利用和积极求助的孩子则更少。因此，需要综合施策提高留守儿童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和勇气，让他们掌握更多的求助渠道和方法。

　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改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社会适应的对策建议

人类需要在与他人合作中生存，要想更好地生存就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协助。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强调，弱势群体问题不仅仅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也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47]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涉及城乡二元结构、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长期性、历史性和政策性问题，在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内部心理等多方面均有体现。若想得到根本性改善，甚至彻底解决，需要将留守儿童问题治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双体系”中通盘考虑，在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支持下，全社会行动起来，从各方面积极投入，共同发力。

（一）关注留守儿童情感心理需求，多措并举保障关爱支持项目开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对社会应当形成怎样的心理气氛，个人应当拥有怎样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提出了期望。这些期望既是社会适应内容中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留守儿童群体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目标；也为留守儿童关爱支持政策和项目应该重点关注什么、着力改善什么提供了方向。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使留守儿童在物质、生理方面需求满足的重要性下降，安全感、归属感、尊重感等偏向心理层面需求满足的重要性突显。因此，留守儿童的关爱支持政策重点需从“解决问题”向以人为本、满足需求转变，更加关注对留守儿童的情感沟通和心理支持，相应的关爱支持项目也要试图聆听他们的声音，走入他们的内心。比如一些项目以“蓝信封”“悄悄话信箱”和结对子帮扶的方式鼓励志愿者给留守儿童写信，传递关怀、鼓励和温暖，从情感方面给予充分支持，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社会关心和重视的，为他们注入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因此，留守儿童关爱支持工作应纳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所实行的项目、采取的措施作为心理服务疏导和干预的一部分，起到防范化解个人极端风险的作用。

保障关爱支持项目正常开展需要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将“儿童之家”等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同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接受社会捐赠和资助，为项目所需的人财物提供必要保障。要特别注意项目运行的后期投入和设备维修、耗材补充，避免出现“建得起，养不起”的情况。同时，需要明确儿童主任等留守儿童关爱工作人员职能，落实补贴制度，通过培训增强关爱保护工作技能，使他们有精力、有资源、有技能投入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去。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和人员，通过购买服务、资助补贴、开发岗位等形式培育、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加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专业和岗位培训，为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基地，促进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留守儿童关爱支持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

另外，还要加强政策执行和关爱支持项目运行的监管和反馈，建立事前评估受助者需求、事中进行协调监管、事后及时反馈效果的机制，杜绝“走过场”“形式化”的重复救助活动。同时引入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作为第三方评估人员，对救助政策执行、关爱支持工作效果进行评估反馈和精准考核，构建高质量留守儿童救助体系。

（二）设立留守儿童专门保护机构，统筹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将留守儿童关爱支持工作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搭建政府为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留守儿童问题治理格局：一是建议在目前已经存在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设立专门委员会或专题工作组，在留守儿童问题治理中承担起长期规划、统筹各方、整合力量和行政监督的主导责任。二是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搭建留守儿童综合保护平台，该平台具有跨主体信息发布，留守儿童侵害监测、报告和救助信息共享等职能，使关爱支持留守儿童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做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齐抓共管。如为解决留守儿童放学后无人看管、无处可去的问题，社会志愿者可以通过平台与主管部门对接，充分利用“留守儿童之家”“社区亲情活动室”和“农民书屋”等场所，带领留守儿童进行课程辅导、课后游戏等活动，减少其参加危险不良活动（如游泳、去网吧等）的可能性。[48]这样既解决了“留守儿童之家”等场所利用率低的问题，又为爱心人士开展志愿活动提供了场所。三是积极发挥媒体对留守儿童群体正向舆论报道的导向作用，扭转大众对留守儿童抱有的“问题儿童”等误解和偏见。让更多人看到留守儿童产生的“问题行为”是被动承受了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割裂、亲子分离的代价，是作为一名儿童在成长中正常心理和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后果，也是社会带有负面刻板印象、为他们贴上消极标签的后果，从而促进全社会关注、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四是充分挖掘、发挥乡村自身所具备的“内生性力量”，比如为解决外来志愿者支持不长久的问题，启动“留守妈妈（村民）互助计划”，在获得充分培训后，由乡村留守妈妈来担任“社区亲情活动室”管理人员，组织、管理、照顾乡村的留守儿童，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打造“永不撤离”的乡村志愿者队伍。[49]

（三）强化家庭功能，改善家校合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着眼于重塑城乡关系，重构乡村形态的战略之举。在振兴乡村产业的过程中，建议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培养生产生活两不误的发展方式，把父母留在孩子们身边。[50]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也是阻断留守代际传播、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有效手段。但因为现实情况限制，短时间内还无法有效实现，因此需要父母重视家庭关系建设，加强亲子联系沟通进行弥补和代偿。

《意见》提出“开展耕读教育”“加快发展面向乡村的网络教育”。因此，建议各地区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手段和载体，定期为监护人和家长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学育儿、教育子女培训和信息，提供儿童教育咨询服务。[51]使留守儿童父母提高对科学教养、充分沟通的认识，重视家庭建设，改善家庭功能。另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在外出务工前需指定合适的监护人，并要求“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建议在对外出务工父母培训时也应加入相关普法内容，使其认识到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再采取对孩子放任不管的方式可能会面临法律的惩处。同时针对儿童监护人失责的情况，采取强制性惩戒手段，广泛宣传典型案例，从说服教育和法律威慑两方面，内外结合、软硬兼施，改变“重养轻教”和“一托了之”思想和行为。

针对家校沟通不畅、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要组织家校双方通过沟通协商明确各自教育监护责任，采取激励引导措施提高学校、父母、监护人参与沟通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讲座、网络课堂等方式邀请教育、心理专家和优秀教师交流传授沟通技巧，促进家校间积极联系，形成教育关爱留守儿童合力。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振乡村教育事业

为改变乡村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乡村教师流失、素质能力有待提升、发展通道相对偏窄、职业吸引力不强等问题，教育部等六部门于2020年8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乡村教师的编制待遇、成长晋升、培养培训等方面都提出了倾向性政策支持；还提出向留守儿童数量较多的地区和学校给予任课教师编制和待遇上的倾斜，要求乡村教师通过家访、谈心谈话等方式，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为此，建议各地区、各部门一方面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期，利用好倾斜性、支持性政策，增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使优质师资“愿意来，留得下”；通过设立留守儿童关爱特殊津贴、在晋级和评优等方面优先考虑等措施激励教师更加关注关心留守儿童群体。通过“特岗教师计划”等渠道引进生活、心理健康教师，根据国家要求开齐、开全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生理卫生等课程。建立心理咨询与辅导制度，配齐心理咨询室，对表现出退缩、回避、抑郁等心理问题倾向的学生及早发现、及时干预，并按照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通知家长；发现受到家庭暴力、忽视遗弃等严重情况要向学校和相关部门强制报告，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投入和建设力度，改善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适当放宽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师编制，按一定比例配备专门的生活教师。通过政策和人财物等多方面的保障重振乡村教育事业，充分发挥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补位作用。

（五）重视增强主观社会支持，引导主动寻求帮助

赵建平和葛操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主观支持是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最重要预测因素。[52]为此，父母应经常与孩子联系沟通,了解其对外界支持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社区或学校可对监护人进行培训，使其更多关心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教师可通过归因训练纠正低支持感受者对社会支持信息的解释,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53]除主观支持外,个体对支持的利用程度也非常重要,只有充分、主动地利用社会支持,才能真正从中获益,维护身心健康。

为此，除积极了解儿童内心世界，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外，还要增强各种求助途径的宣传力度，在学校内外、社区普及和讲解12355、12338等青少年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安全应急求助的方式方法，引导他们在遇到困难、受到欺凌时主动向身边人求助，有效运用社会支持以抵御各种不利因素。但是，这种通过公共渠道，向“陌生人”求助的方式对许多胆小、自卑的留守儿童来说还比较困难，这就需要一种建立在熟悉关系、情感沟通基础上的帮扶方式，来帮助留守儿童卸下防备、打开心结，引导说出困惑和寻求帮助。一对一帮扶是解决留守儿童缺乏勇气求助的有效方式，某地区公安局组织全局女民警开展“爱心警察妈妈”活动，每名女民警与一名留守儿童结对子，利用业余时间走访帮扶。[54]这一活动既为留守儿童解决了实际困难，又在面对面接触和情感交流过程中，给予他们充分的安全感，使他们慢慢打开心门，有勇气说出困惑、请求帮助。这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实际问题解决、自尊心建立、应对方式改善等多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从社会支持系统的视角来探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为我们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留守儿童社会适应，防止问题行为、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思路和应对策略。对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干预，首先，要全面、深入地看待和理解社会支持内涵，在重视物质和客观的社会支持之外，也要深入留守儿童内心了解其主观感受和需求，不但让他们能感受到社会和周围人的支持关爱，更能主动地去寻求帮助、利用支持。其次，要准确把握国家新出台的一系列关心关爱留守儿童、重振乡村教育事业的政策意见、法律规定，将其与留守儿童研究领域成果相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干预措施，使国家政策更好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后，要深刻意识到留守儿童现象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结构而产生，也必将伴随着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协同发展而改善甚至消失。因此，要以战略眼光，从发展产业、振兴教育等多方面，思考和提出能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新思路、新方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使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花朵”，而是与其他孩子一样，在伟大时代的滋润下，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健康茁壮成长。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20~30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格式：崔丽娟,肖雨蒙.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改善社会支持系统: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对策[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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