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应对低生育率危机，教育应如何减负？

日本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27，而中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1.07。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0.874，这个是联合国统计口径，按照韩国自己统计口径就更低，只有0.78。

东亚三国都是出了名的内卷严重，内卷程度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现象，教育如何减负提效才能应对当前的低生育率危机，梁建章在自己的新书《人口战略》中给出自己的建议。

“内卷”这个词最近两年非常流行，而用到教育上也非常恰当。伴随着教育内卷，还出现了“鸡娃”“坑校”等热词，它们都是由焦虑的家长们发明出来的，它们会继续增加焦虑，让家长们在高考筛选的“剧场”里精疲力竭、不堪重负。

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数据，中国学生平均每周学习的时间比发达国家多了十几个小时，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入高考考场的18岁学生多花了几千小时的学习时间，但学生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

中国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继续恶化，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达不到标准。还有很多学生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情愿浪费一年时间复读，甚至有些还被拿出来当作励志的典范。复读不是学习新的知识，完全是为了应试刷题，这是对个人生命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高考和中考，是以前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稀缺时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高考和中考，使得家长承受巨大的孩子升学压力，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给孩子补课。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教育负担，无论是学习时间和费用还是家长辅导学习的时间几乎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也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教育改革必须知难而上，只有大胆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才能解决当前教育效率低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面对当前的困境，我认为需要从缩短学制和教育改革等方面着手，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

探索教育提速

既然智能时代的职业尤其是创新职业需要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而且创新人才的黄金创新年龄、女性黄金生育年龄还都是在30岁左右，这就使得我们要探索能否将教育提速。

基础教育阶段是有提速空间的。因为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现在很多知识不需要死记硬背。现在的人工智能和在线技术可以帮助教学。

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小学是五年制的，我的建议是小学阶段提速一年。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学也是五年制的。现在的中考和高考让学生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复习、应付考试。我建议中学阶段可以缩短一年时间（如果取消了中考或者淡化了高考，甚至可以缩短两年）。

基础教育阶段缩短1~2年以后，中国可以尝试实行10年义务教育，同时普及大学教育。另外，中国的硕士研究生阶段普遍是2~3年，而国际上通常是1~2年，建议也可以适当缩短。

如果能够提速基础教育，把中小学的12年缩短到10年，就可以减轻家长的一些压力，提升生育意愿，还可以让一部分人早点儿步入工作岗位。我对这方面的好处深有体会。

我并不提倡加速每个人的教育进度，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如果不需要应付中考和高考，中学的课程就可以显著加快，基础教育阶段可以省下两年复习应考的时间。

早两年步入工作岗位的好处是巨大的，有人觉得，多出两年工作时间，相对于40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过增加了5%的收入。

实际上，收益远不止于此，这是在20多岁的黄金年龄段里增加了两年的上升期，如果这两年的能力和薪资的提升是每年10%，那么多出两年的上升期，就会在整个职业生涯增加20%的产出。

我可以拿自己来举例，当年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复旦少年班，15岁就上了大学，21岁硕士毕业就开始工作。有了比同龄人早三年工作的优势，一开始可能并不明显，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比同龄人超前三年就成了明显的优势。

1999年，我在29岁时联合创办了携程旅行网，并且带领它发展为中国一家成功的互联网企业。2007年，我37岁时，决定到斯坦福大学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课程通常招收20多岁的学生，偶尔也有30多岁的学生，但几乎从来没有招收过40多岁的人。如果我当时是40岁而不是37岁，那么我就没有机会追求第二个事业，进而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现在我已经52岁了，作为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仍然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早几年进入大学并且完成大学学业，意味着人生中多了几年的提升的时间，还多了几年创业年龄黄金窗口期，可以增强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对家长来说，孩子早两年上大学和工作，可以减轻养育的成本。

按照我们前面对生育成本的分析，早两年中学毕业，可以降低直接成本5万~10万元，也可以减少家长的时间成本，可以对生育率有10%左右的提升。

如果女性能提前完成学业，还有另一个好处，她们将会多出几年时间来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如果在学校的时间能减少两年，将提高10%~20%的生育率，总体可能有20%~30%的生育率提升。

如果政府靠现金鼓励人们生育，达到这样的效果将需要2%~3%的GDP。对社会来讲，提速基础教育可以同时实现提高生育率、减少教育支出、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税基、促进创新等好处，是一项非常难得的多赢的政策改革。

最近斯坦福大学宣布，将接受18岁以下有天赋学生的申请，并为他们毕业的年限提供更多的灵活性。

但是当我在国内鼓励很多家长和孩子时，无论孩子的学习有多么优秀，他们都不愿意提早上大学。这是因为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上一个名牌大学对孩子的未来非常有好处，所以他们宁愿浪费一年时间复习备考，以求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也不愿意提早进入大学。

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

大学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在复杂社会的各种技能，所以应该不分专业和文理科，学习大量的基础必修课，即实现所谓通识化。

我认为通识化下的大学必修课可以包括：1.数学、统计和计算机；2.经济、金融和财会；3.法律、心理、文学等社会人文学科。

让学生在18岁时就选择专业也就是未来职业很不合理，因为在18岁时，他们对每个职业的要求和好坏所知甚少，完全不了解自己喜不喜欢和适不适合。而大多数研究生院和科研院所，也不怎么在意大学生的本科专业，更注重关键的语言和数理能力。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专业选择推迟到大学毕业阶段呢？有些科学专业当然需要学一些专业的课程，但即使是物理学，在本科学一些人文学科的必修课，或者艺术家学一些数理的必修课，长远来看都会有好处。

因此，在大学大部分时间里，广泛地学习各种文理的课程，等到三、四年级再试着去上一些不同学科的选修课，然后决定未来的职业方向，比在高中毕业时就急着定专业要更合理。

如果短期和静态地看，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没用到大学里学习的知识，但人的一生很长，也许可以因大学知识而终身获益，至少增加了很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高等教育的好处可能不仅仅体现在职业发展上，也体现在生活、理财、择偶和子女教育方面。

未来需要更多的通才，以适应社会和技术的新变化。即便看似最稳定和专业化的职业也会面临很多变化。

未来20年里，会有大量工作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或部分取代，几乎所有工作都会受到智能化的影响。以这些能力需求来衡量，我们现在的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甚至某些本科专业的教育都是不够的，例如律师、医生和厨师，未来都会受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都需要掌握一些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的技能。

不光是专业人才，低技能的人才也需要学更多的东西，因为可能需要换工作或晋升，或者工作被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改变了。例如，以前的高级技工如车工、焊工，变成要管理并操纵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现在某个餐馆的厨师甚至是服务员，未来可能会当餐馆经理，甚至自己创业开餐馆，这就需要计算机知识和财务管理的知识。

大学教育普及和通识化以后，年轻人将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的机会，更适应智能化社会的转型，成为更好的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也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缩小贫富差距。

几十年前，中国的确还没有能力普及大学教育，所以必须通过严苛的考试来筛选生源，把大学教育搞成精英教育。

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2020年，中国18岁的年轻人口大约有1 400万，而我国2021年的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 078万，当年普通本专科招生967.5万人（已经接近当年的出生人口），中国的大学资源基本能够让每个人都上大学。

当然，我这里说的大学资源并不稀缺，是指本科教育，而大学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教育资源依然处于稀缺状态。但至少大学的通识教育资源是充足的，尤其通识教育的很多课程可以实现标准化，即使用标准的课程、作业、教材、测评等。实现了标准化以后，就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成本，从而普及大学教育。

普及大学教育，让绝大部分中学生（80%）上大学，就没有必要通过“普职分流”来筛掉一部分学生，这样就可以取消中考，为中学的教育提速创造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大学教育通识化以后，我们可以把本科教育去名牌化，从而解决高考内卷的问题。

淡化高考的筛选作用

本科教育通识化以后，也就解决了优质本科教育稀缺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学校都是采用标准化课程，通过标准化可以拉平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的教育质量。最好教授的大学教程还可以通过网络数字技术进行普及。

其实，名牌大学的教授很多并不教授本科学生，他们讲的课也未必比一般教授或者最好的网课更加出色。一般大学的本科老师只要用最好的网络教程和标准考试，配合一定的课后辅导，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教育质量。

解决了优质本科教育资源稀缺问题以后，名牌大学的本科招生就失去了掐尖生源的理由，也就不应该让高考分数决定名牌大学的名额分配（可以抽签录取），从而把高考淡化为一种及格或者资格考试。

如果名牌大学的本科招生不能掐尖生源，那么大学本科的牌子就变得不再重要，全社会现在只看大学牌子的习惯就会改变。这样，针对名牌大学的激烈竞争就会明显缓和，整体教育的压力减小，效率提升。

我预测，如果不让名牌大学掐尖生源，名牌大学可能会主动放弃本科教育，而集中精力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可能是更高效地使用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方式。

大学本科通识化以后，只有硕士甚至博士阶段的教育资源才是稀缺资源，应该在研究生阶段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生源。现有制度下，在本科阶段选择生源已经不再合理，其后果就是过早的教育分层，同时强化和固化了名牌大学的本科牌子，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既然优质的本科教育资源不稀缺，也就可以取消或者淡化高考，把高考作为一个大部分学生能够通过的资格考试。

用大学生毕业能力考试来取代高考，作为择业和研究生院录取的主要依据后，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竞争预计还是会很激烈，大学生也会更努力学习，这正好解决了当前大学生不努力学习的问题。

虽然也不可避免有刷题的低效的学习，但至少把考试的压力延缓几年，从而可以延缓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考试压力。从考试的时间点选择来讲，大学生毕业考试比高考更能反映大学生当时的能力，考核的科目也会更匹配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

当然，高考改革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改革思路，但普及大学教育，至少能为高考改革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取消中考

普及了通识化的大学教育，就没有必要通过中考去淘汰一部分学生了。现在通过中考分流出的一部分学生，转而走职业培训的道路。

如前所述，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大学教育。现在很多低端的工作如服务员、快递、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10年就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剩下的工作可能是管理并维护这些机器人。有人说制造业仍然需要很多高级技工，但制造业本身的从业人员需求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趋势是越来越自动化和智能化。高级技工也正在逐步被机器人取代，或者升级成生产工程师的职位。

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空姐、酒店前台等工作还会存在，但这些工作都不需要多年的培训。在国外，一般都是高中毕业生经过一个月的企业培训就能上岗，并不需要长达三年的职业培训。

过早地通过中考评价一个孩子，容易让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

每个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样，比如男孩的成熟期普遍比女孩子要晚一些，农村孩子的成熟期也要晚一些，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的，过早分层不利于这些晚熟群体充分发挥潜力。还有弱势群体的孩子更容易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富裕家庭会用更多的资源来让孩子刷题或者提前学习。或许弱势群体的孩子天分和后劲并不差，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起跑晚了，被过早地分流了。

有人说，需要中考分流是因为很多学生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但是有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应该通过以后的资格考试来鉴别，而不是在中学阶段强行分离。

欧亚发达国家中就读大学的学生比例远远高于50%。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有超过90%的学生就读高中，有80%左右的学生就读大学，60%左右的学生有大学文凭。

中国中学生的能力在全球的排名非常靠前，在几次全球的PISA测评中，位于世界最高水平之一，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学生的水平。这个测试的结果并不令人奇怪，中国中考数学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大学录取考试SAT（学业评价测验）的数学考题。

中国的中学生转校到美国的中学以后，理科学习成绩的排名要远远好于在中国学校的排名。因此，在正常状态下，中国应该有80%的人有资格进入大学，而不是现在的50%。

需要与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这可以通过就近抽签入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

没有了中考和高考的束缚，省出的复习时间可以让学生学习更加高效的课程内容，实现更高的学习效率。

比如数学课，就可以把重点放在为大学微积分服务的代数上，简化一些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的内容。以往由于高考不考，家长都没有动力让孩子上编程的课程，现在学生们就可以用省下的时间，学习一些未来可能很有用的计算机编程的入门课程。

总之，没有了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不仅可以省下很多刷题的时间，还可以按照更加贴近教育和企业的实际能力要求去设计课程，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能力。

本文整理摘编自梁建章所著新书《人口战略》，点击下方链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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