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外交部宣布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这不仅是对中国旅游市场一项重大利好，而且也表明了加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自信，折射中国从高层到民间，发展入境旅游都已成为共识。

6月30日，携程集团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程二代程长礼金”。2023年7月1日起，入职满3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一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自2015年12月起，携程集团同时发布了孕期交通费、生育礼金和生育医疗补贴等福利，并在此后陆续增加了孕妇躺椅、辅助生育以及母婴室等10余项福利。在此次生育补贴政策出台前，携程年均在生育福利上的投入近800万元。据统计，2022年对比2015年，携程员工年新生儿家庭占比增长147%，其中二胎占比增长329%。此外，2022年2月，携程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的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不仅减少了通勤的拥堵，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缓解高房价和提高生育率。携程出台生育友好政策的背景，是中国面临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并且总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出生人口崩塌必将导致中国年轻人口的规模在二十年后出现严重缩减，原本的规模优势和年轻优势会出现逆转，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打折扣。这和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经济类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某些领域的科技实力一度超过美国，人均收入高峰时期比美国还高20%。但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老龄化加深，其高科技产业逐步停滞，三十年后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人均收入倒退到只有美国的一半，甚至很多产业被中国和韩国赶超。日本的现在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由于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未来我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将比日本更严重，科技和综合国力的倒退程度可能比日本更严重。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成本过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在中国把一个孩子从0岁抚养到刚满18岁所花费的成本平均为48.5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关键是要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发放育儿补贴就是减轻生育成本的一项重要措施。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GDP的3%-4%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在欧洲国家中属于最高之列。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政府(例如杭州、济南、武汉东湖高新区)纷纷出台育儿补贴政策。但我认为，育儿补贴政策应该由中央层面出台更合适，一是因为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补贴生育，二是因为地方政府并不一定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孩子长大后有可能到外地工作，为整个国家做贡献但不一定是为本地做贡献。生育既是一件家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因此，生育成本应由家庭、国家（或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政府财政补贴生育无疑是应该的；而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恰当地承担一部分成本，毕竟人力资源既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符合国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大方向。近年来，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先后推出了鼓励企业员工生育的政策，其中，携程最新推出的给员工发生育津贴的措施，就是知名大型企业鼓励员工生育的一个典型例子。企业鼓励员工生育，固然有可能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但也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以及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当然，要鼓励生育，政府应该起到主要作用，企业只起到辅助作用。尤其是，由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不可能提供太多生育福利，所以育龄家庭主要还是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生育福利。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有效提高生育率。我在新书《人口战略》中分析过，需要用GDP的2%-5%来补贴生育，才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左右。我在《人口战略》一书提出的补贴生育措施包括：一、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三孩以上（包括三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18岁或20岁。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三、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补贴生育虽然会增加不少财政支出，但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等问题，恰恰可以通过提高生育福利来刺激经济，形成一举两得的效果。短期来说，补贴生育的福利支出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是60年来人口首次下降。总和生育率跌到了1.1，低于日本，我们成为了世界生育率倒数第二低的国家。这一数据公布后，社交媒体的热搜词，好像被“生孩子”霸屏了。话题标签换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新闻却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愿生了？”又试图去解答同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提高生育意愿？”育龄女性数量持续减少，是中国出生率低的重要原因。而且目前来看，女性结婚生育的意愿，还在进一步下降。现代社会，生育率之所以降低，无外乎两个因素：不能生、不愿生。生育问题上男女都有份，但毋庸置疑女性因素占决定地位。所以社交媒体上针对人口负增长的现场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声音：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导致她们不想生孩子了？甚至，有人延伸到，女性不读这么多书，生育率就能升上去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梁建章先生在他最新出版的书《人口战略》中对于女性生育意愿下降、非婚生育、辅助生育、女性平权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解读。本文整理摘编自《人口战略》。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育小孩并不矛盾当我们说要大力鼓励生育时，总有人会问，这是不是会把女性当成生育机器？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否会下降？包括职场上会不会加剧对女性的歧视呢？这是一些很好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不会，只要我们的政策是所谓的“利诱”而不是“威逼”。所谓的“威逼”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不是独立的，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利，鼓励生育变成了鼓励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压迫女性，违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所谓的“利诱”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是独立的，有着很好的福利待遇或者经济能力，而社会是用更好的福利和各种生孩子的好处或者减负措施，来鼓励女性自主地生孩子。这非但不会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使得女性实现事业和孩子的双重收获，更幸福也更有社会地位。当然，当今世界里，“利诱”和“威逼”是并存的。一些落后国家在生育问题上多少存在着“威逼”的成分。因为在这些国家，女性并不独立，在经济上往往依赖男性。但如果女性在经济上实现独立，鼓励生育则必须大幅度增加女性生孩子的福利，这就是所谓的“利诱”，可以提高女性地位，增加福祉。如下图所示，女性工作率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不得已而生很多孩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单向的，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部分国家女性工作率与生育率的关系图中的

日本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27，而中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1.07。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0.874，这个是联合国统计口径，按照韩国自己统计口径就更低，只有0.78。东亚三国都是出了名的内卷严重，内卷程度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现象，教育如何减负提效才能应对当前的低生育率危机，梁建章在自己的新书《人口战略》中给出自己的建议。“内卷”这个词最近两年非常流行，而用到教育上也非常恰当。伴随着教育内卷，还出现了“鸡娃”“坑校”等热词，它们都是由焦虑的家长们发明出来的，它们会继续增加焦虑，让家长们在高考筛选的“剧场”里精疲力竭、不堪重负。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数据，中国学生平均每周学习的时间比发达国家多了十几个小时，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入高考考场的18岁学生多花了几千小时的学习时间，但学生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中国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继续恶化，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达不到标准。还有很多学生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情愿浪费一年时间复读，甚至有些还被拿出来当作励志的典范。复读不是学习新的知识，完全是为了应试刷题，这是对个人生命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高考和中考，是以前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稀缺时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高考和中考，使得家长承受巨大的孩子升学压力，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给孩子补课。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教育负担，无论是学习时间和费用还是家长辅导学习的时间几乎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也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教育改革必须知难而上，只有大胆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才能解决当前教育效率低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面对当前的困境，我认为需要从缩短学制和教育改革等方面着手，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探索教育提速既然智能时代的职业尤其是创新职业需要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而且创新人才的黄金创新年龄、女性黄金生育年龄还都是在30岁左右，这就使得我们要探索能否将教育提速。基础教育阶段是有提速空间的。因为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现在很多知识不需要死记硬背。现在的人工智能和在线技术可以帮助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小学是五年制的，我的建议是小学阶段提速一年。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学也是五年制的。现在的中考和高考让学生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复习、应付考试。我建议中学阶段可以缩短一年时间（如果取消了中考或者淡化了高考，甚至可以缩短两年）。基础教育阶段缩短1~2年以后，中国可以尝试实行10年义务教育，同时普及大学教育。另外，中国的硕士研究生阶段普遍是2~3年，而国际上通常是1~2年，建议也可以适当缩短。如果能够提速基础教育，把中小学的12年缩短到10年，就可以减轻家长的一些压力，提升生育意愿，还可以让一部分人早点儿步入工作岗位。我对这方面的好处深有体会。我并不提倡加速每个人的教育进度，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如果不需要应付中考和高考，中学的课程就可以显著加快，基础教育阶段可以省下两年复习应考的时间。早两年步入工作岗位的好处是巨大的，有人觉得，多出两年工作时间，相对于40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过增加了5%的收入。实际上，收益远不止于此，这是在20多岁的黄金年龄段里增加了两年的上升期，如果这两年的能力和薪资的提升是每年10%，那么多出两年的上升期，就会在整个职业生涯增加20%的产出。我可以拿自己来举例，当年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复旦少年班，15岁就上了大学，21岁硕士毕业就开始工作。有了比同龄人早三年工作的优势，一开始可能并不明显，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比同龄人超前三年就成了明显的优势。1999年，我在29岁时联合创办了携程旅行网，并且带领它发展为中国一家成功的互联网企业。2007年，我37岁时，决定到斯坦福大学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课程通常招收20多岁的学生，偶尔也有30多岁的学生，但几乎从来没有招收过40多岁的人。如果我当时是40岁而不是37岁，那么我就没有机会追求第二个事业，进而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现在我已经52岁了，作为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仍然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早几年进入大学并且完成大学学业，意味着人生中多了几年的提升的时间，还多了几年创业年龄黄金窗口期，可以增强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对家长来说，孩子早两年上大学和工作，可以减轻养育的成本。按照我们前面对生育成本的分析，早两年中学毕业，可以降低直接成本5万~10万元，也可以减少家长的时间成本，可以对生育率有10%左右的提升。如果女性能提前完成学业，还有另一个好处，她们将会多出几年时间来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如果在学校的时间能减少两年，将提高10%~20%的生育率，总体可能有20%~30%的生育率提升。如果政府靠现金鼓励人们生育，达到这样的效果将需要2%~3%的GDP。对社会来讲，提速基础教育可以同时实现提高生育率、减少教育支出、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税基、促进创新等好处，是一项非常难得的多赢的政策改革。最近斯坦福大学宣布，将接受18岁以下有天赋学生的申请，并为他们毕业的年限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当我在国内鼓励很多家长和孩子时，无论孩子的学习有多么优秀，他们都不愿意提早上大学。这是因为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上一个名牌大学对孩子的未来非常有好处，所以他们宁愿浪费一年时间复习备考，以求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也不愿意提早进入大学。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大学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在复杂社会的各种技能，所以应该不分专业和文理科，学习大量的基础必修课，即实现所谓通识化。我认为通识化下的大学必修课可以包括：1.数学、统计和计算机；2.经济、金融和财会；3.法律、心理、文学等社会人文学科。让学生在18岁时就选择专业也就是未来职业很不合理，因为在18岁时，他们对每个职业的要求和好坏所知甚少，完全不了解自己喜不喜欢和适不适合。而大多数研究生院和科研院所，也不怎么在意大学生的本科专业，更注重关键的语言和数理能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专业选择推迟到大学毕业阶段呢？有些科学专业当然需要学一些专业的课程，但即使是物理学，在本科学一些人文学科的必修课，或者艺术家学一些数理的必修课，长远来看都会有好处。因此，在大学大部分时间里，广泛地学习各种文理的课程，等到三、四年级再试着去上一些不同学科的选修课，然后决定未来的职业方向，比在高中毕业时就急着定专业要更合理。如果短期和静态地看，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没用到大学里学习的知识，但人的一生很长，也许可以因大学知识而终身获益，至少增加了很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高等教育的好处可能不仅仅体现在职业发展上，也体现在生活、理财、择偶和子女教育方面。未来需要更多的通才，以适应社会和技术的新变化。即便看似最稳定和专业化的职业也会面临很多变化。未来20年里，会有大量工作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或部分取代，几乎所有工作都会受到智能化的影响。以这些能力需求来衡量，我们现在的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甚至某些本科专业的教育都是不够的，例如律师、医生和厨师，未来都会受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都需要掌握一些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的技能。不光是专业人才，低技能的人才也需要学更多的东西，因为可能需要换工作或晋升，或者工作被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改变了。例如，以前的高级技工如车工、焊工，变成要管理并操纵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现在某个餐馆的厨师甚至是服务员，未来可能会当餐馆经理，甚至自己创业开餐馆，这就需要计算机知识和财务管理的知识。大学教育普及和通识化以后，年轻人将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的机会，更适应智能化社会的转型，成为更好的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也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缩小贫富差距。几十年前，中国的确还没有能力普及大学教育，所以必须通过严苛的考试来筛选生源，把大学教育搞成精英教育。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2020年，中国18岁的年轻人口大约有1

房价和教育是养育孩子最主要的两个成本，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么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尤其令人困惑，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能力最强的国家，几个月就能造一条路，几个星期就能建造一座房，而且成本比其他国家还低，质量还好。在建设能力如此之强的中国，我们建房的成本和效率应该是最有优势的，怎么我们的房价却是最高的呢？梁建章在其新著《人口战略》中，对中国的高房价问题进行了拆解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政策。下文整理摘编自《人口战略》。人口流动和房价两极分化中国的房价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高，尤其是到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4月份中国就业数据显示，16—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为20.4%，继续上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目前中国就业结构性问题仍比较突出，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青年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稳定和扩大青年人就业仍需持续加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从2017年至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还出现了总人口的负增长。中国2022年的生育率只有1.07，几乎是世界最低。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估算，如果没有实质有效地鼓励生育政策，中国新出生人口将在2023年降至900万左右，不到2016年新出生人口数1883万的一半。这种几年内新出生人口出现腰斩的下降速度堪称空前，即便用暴跌来形容也毫不夸张。更麻烦的是，下跌趋势在未来还将持久延续。由此可见，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年轻人遭遇高失业率，另一方面是年轻人又缺钱生娃。可仔细想一想，上述两种困境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哪里矛盾呢？这就要从底层逻辑进行思考。失业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整个社会有太多的时间不知如何被利用。没钱生娃又意味着什么？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没钱就是没有资源投入，而资源投入又是可以用时间来兑换的，也就是整个社会无法将更多的时间投向生养孩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矛盾是，一方面是时间过剩，另一方面却没有时间生娃。这种矛盾或者说资源错配，其实就是政策上的缺失，换而言之，只要政策调整得当就能化解这些矛盾。我的建议是，向生育孩子的家庭发钱，既有利于降低青年人失业率，也有利于提升生育率。人口和就业的关系在有些人的意识中，或许会认为当工作机会整体减少时就应该减少人口。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思维误区，其谬误之处就在于，以为就业岗位永远都只是静态固定的，由此认定更多人去竞争固定数量的工作岗位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失业。这也是我以往在论述自己的人口理论时，经常遭遇外界质疑的一个方向。如今在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形势面前，我更有必要来澄清这个误区。上述误区的根源，在于认定工作岗位的数量固定不变。但实际上，工作岗位终究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所有工作机会都源于人的需求。因此，人既是求职者，又是工作机会的源头。如果人口大幅度减少，竞争工作机会的人数固然会变少，可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缩减，而且会因为更难实现匹配而加重就业困难。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是，正在经历少子化且人口不断萎缩的东北地区，就业景气指数通常在全国各大区域垫底。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而且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也许会因为潜在观众市场太小而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到了人多的地方，同样一个人就可能依托市场规模而成为专业演员。再者，人口多的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教师、售货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类唯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职位可能就不复存在。中国人口在过去30多年里的流动趋势，就是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低生育率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事实上，人口减少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下降，意味着各方面的需求都出现萎缩，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数在近五六年间几乎腰斩，未来必然会出现幼儿园规模缩减乃至部分关闭，再然后会延伸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势必导致教师、学校相关的就业机会随之大幅度减少。教育行业的影响只是一个例子，少子化会逐步影响各行各业的需求，其中包括尤其重要的房地产行业。中国房地产近阶段的持续低迷当然存在多种因素，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几年生育率出现了暴跌。房屋的使用年限通常是七十年到一百年，所以房屋的使用价值不仅基于现有年轻人口的居住需求，也取决于未来的人口规模和房地产需求。如果未来的房地产整体需求会因为人口规模下降而出现萎缩，势必影响到房地产的投资回报和投资意愿。所以哪怕目前的生育率暴跌还要过二十年才能直接影响到住房需求，但考虑到房地产是一个建设周期和使用周期都较长的行业，所以悲观预期会导致低生育率当前就对房地产投资产生立竿见影的抑制作用。而且房地产低迷还会拖累一大批相关产业，比如家电、家具、装修等等。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占GDP的整体比重在20%左右，如果这些产业的投资和需求持续低迷，就会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从宏观来讲，长期少子化会加重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和财政负担。因为用于养老的公共开支，其实需要通过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征税来筹集。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随着政府养老支出的增加，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少子化还会削弱创新力，因为根据创新力模型，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人口减少会削弱规模效应，并且老龄化社会的创新活力还会大幅度下降。创新力的下降会在根本上动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这是一个非常宏大和复杂的话题，详见我的新书《人口战略》。补贴生育可以一举两得我一直建议政府给有孩子尤其是多孩的家庭发钱，从而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帮助更多年轻人完成儿女双全的愿望。我建议补贴生育的财政支出至少应该占GDP的2%-5%，具体可能需要支出几万亿来补贴生育，才能显著地提高生育率，也才能显著缓解失业率。鉴于当前的就业和人口形势，迫切需要出台和落实大力度的生育减负政策。

5月12日，随着2022年广州统计公报出炉，四座一线城市最新人口数据均已公布。截至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为1873.41万人，对比上年末数据，减少7.65万人。根据此前深圳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深圳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而2021年末，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8.16万人，一年时间减少1.98万人。此外，2022年，上海人口减少13.54万人，北京人口减少4.3万人。这意味着，四座一线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合计减少约27.5万人。如果细究原因，广深人口下降，主要还是在疫情背景下，受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外来人口回流等因素影响，有很强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并且深圳从2021年开始收紧了落户政策。这其中，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生育成本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内陆的一些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有所提升。众所周知，房价和教育是养育孩子最主要的两个成本，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之所以是世界最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么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尤其令人困惑，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能力最强的国家，几个月就能造一条路，几个星期就能建造一座房，而且成本比其他国家还低，质量还好。在建设能力如此之强的中国，我们建房的成本和效率应该是最有优势的，怎么我们的房价却是最高的呢？携程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其新著《人口战略》中，对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大城市病现象进行了拆解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政策。下文整理摘编自《人口战略》。人口流动和房价两极分化中国的房价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高，尤其是到了

2022年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联合国发布数据称：全球人口将在2022年11月15日突破80亿大关；而印度人口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这将为印度开启新的篇章，印度的庞大人口体量会提升其国际地位，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它还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如果按照预测，印度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因此影响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了吗？中印人口之争已经持续多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是福是祸还在争论之中，而老龄化加剧、人口出现负增长，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携程创始人、人口学家梁建章在其新著《人口战略》中对印度的发展历史、人口结构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下文整理摘编自《人口战略》。印度为什么还是个穷国？历史上的印度，曾经拥有和中国一样伟大的灿烂文明，跻身于几大文明古国之列。在过去的

中国古代的人口历史中国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着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面积都处于温带，处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理想环境。尤其如果与古希腊、古埃及等国家相比，中国在气候和地理位置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与其他位于温带的国家相比，中国又更早地进入对本地区进行充分开发的阶段，形成了有利于人口聚集和繁衍的环境。第二，中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以及农业技术的开发。“民以食为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历代封建君主谨记，执政者始终重视对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农具就已经得到推广，牛耕也开始普遍应用。宋朝以后，南方的广大沼泽地区被开发成高产水田，一度成为最富裕和人口最稠密的鱼米之乡。第三，在经历过一些导致人口大幅度降低的乱世之后，中国社会从明清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尤其如果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相比，在那五六百年里，中国并没有长时期经历大规模的战乱或瘟疫，反而依靠对玉米、土豆、红薯等新作物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并迅速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为人口规模的持续性增长奠定了基础。关于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总量，学界存在着多种观点和分析，并没有绝对权威和统一的数据。我们在这里结合部分主流观点，按照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一下大致的概括，所使用的数据主要用于反映整体趋势，并不代表作为相关朝代人口统计的唯一正解。第一阶段，秦朝直至南北朝。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口总量的低谷大致出现在秦末汉初。在西汉初期，人口总量最少时大概只有1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最近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如果只按目前的这种生育减负的政策力度，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几十年内成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已进入负增长，生育率不到1.1，其中，上海市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7，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的低预测成为现实，到2053年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可能低于美国，到2100年，新出生人口只有94万，还不到世界新出生人口的1%。根据育娲人口研究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国家庭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为此，我们提出了以下十项生育减负的政策建议，重点是减轻育龄家庭的养育和财务负担，时间负担和教育压力。一、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对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18岁或20岁。很多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会针对多子女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比如：法国孩子出生首先可获928欧元奖金，0～3岁每月有185欧元补助，3～20岁每月有65～231欧元补助，每月还可获得169欧元的额外补助。德国目前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可获184欧元，第三个孩子每月获190欧元，第四个孩子起每人每月获215欧元。相比这些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要严重得多，所以也必须推出同等甚至更大力度的现金补贴政策。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之所以要现金和减税相结合的方式，是考虑到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比农村要高很多，而城市里的父母也缴纳更高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另外，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可以针对上述税务补贴政策再打一个补丁，即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而言，通过该项政策所获得的补贴将设置上限，进而确保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有人说补贴生育不公平，这么多钱是来自于全民的税收，那么对于单身或者丁克家庭是否不公平？其实长期而言补贴生育还是公平的，因为小孩未来对整个社会的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会惠及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不生小孩的人。可以说，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实际是生小孩的人补贴了不生小孩的人，补贴生小孩的人只是纠正了这种不公平。试想一个养育三个小孩的全职母亲对未来社保的贡献和长期社会的贡献，并不一定亚于一个职业女性。三、购房补贴。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购房补贴的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同时加大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四、增建托儿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8.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2.6%。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而且现在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因此，许多双职工家庭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带，这是抑制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这种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大力建设托儿所。特别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和数量多而闻名于世，根据OECD数据，2017年法国3岁以下小孩入托率达到56.3%。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我们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以上四项措施是效果最明显的，估计能够提高生育率30%-50%。如果没有这些福利，未来中国生育率会下降到0.8（相当于现在韩国的生育率），而如果有这些福利，未来中国生育率可以提升到1.1至1.2，接近日本的水平。这些措施需要财政真金白银的支持，估计需要GDP的1-3%，但这是非常值得的。以下几项主要是政策方面的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但是需要观念上改变。五、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六、提倡灵活办公。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为此，鼓励企业允许员工以包括居家办公在内的多种灵活形式参与工作，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本来很重的育儿压力。特别是对于有小孩的女性员工，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每周还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七、引进外籍保姆。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建议借鉴我国香港地区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经验，允许从国外引进参与抚养孩子和家政服务的专业人员，从而为家庭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八、扶植辅助生育技术。当今社会，许多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他们想要孩子，就需要辅助生育技术的帮助。为此，在确保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鼓励在更广范围内使用辅助生育技术，帮助原先各类受困于不孕不育等疾病的家庭看到迎接新生命降临的希望。九、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在很多欧洲国家，非婚生子女所占的比例甚至可能超过一半，即不再强行将生育与婚姻挂钩，尤其是确保“单亲妈妈”也能在社会上获得公平的对待。相比之下，中国的非婚生子女目前仍可能在户口登记等方面遭遇一系列障碍。近日，《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因其修订内容涉及“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而引发热议，其实也反映出对于该项问题的重视已刻不容缓。最后一项是教育改革，这是最重要的，之所以放在最后，是因为改革起来比较困难，短期很难在社会上达成共识，但是势在必行。如果能够大幅度降低教育压力，就可以把生育率提升50%。十、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建议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实行十年免费义务教育。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可以通过就近抽签入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岁获得硕士学位，提早2—3年走上专业类岗位。这既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让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时间成家立业，从而提升生育率。结论：以上十项生育减负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总额，估计要达到GDP的2-5%左右，但这是必须的。因为中国的低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所以必须要有世界上最大力度的生育减负政策。这也是成功鼓励生育的那些国家（如北欧国家），所需的鼓励生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如果每个月只是几百元的补助，远远不足以劝说大部分家庭多生一个孩子。现在是鼓励生育的好时机，因为中国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如果错过当前的鼓励生育时机，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储蓄率下降，养老负担加重，财政上就会捉襟见肘，届时就拿不出这么多钱鼓励生育，那就会真正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不能自拔。尤其是短期中国经济正在面临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的问题。通过提高生育福利来刺激经济，是一举两得的政策。短期来说，生育减负的福利支出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维持民族长盛不衰。

实施三孩政策完善配套措施:http://www.china-cer.com.cn/guwen/2021062213274.html[10]中国人民大学等.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209/t20220914_660850.html.[2]周程.

死亡人口预测我们预测2023-2100年死亡人口的结果如图7：图7:2023-2100年中国死亡人口预测资料来源：育娲人口2030、2050、2070和2100年死亡人口预测如表2所示：表2:

根据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就意味着，早就引发关注和担忧的“负增长”终究还是来了，也是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实对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人来说，出现负增长原本就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数都在持续减少，从2016年的906万人一路跌至2021年的48万人，所以2022年的负增长只是延续了近年来的趋势。至于导致这个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则是生育率的持续低迷。2016年，当时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动下，全年新出生人口达到了1883万人，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势头。然而短短6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已经降到了956万人，非但跌破了千万级别，而且只有2016年的一半左右，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糟糕。进行一下横向对比，总人口规模与中国大致相当的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在2000万人以上，达到了中国的两倍以上，未来人口总量将远超中国。如果按照人均寿命80岁来算的话，中国即使勉强能够维持每年900万的新出生人口，长远来看也只能维持七亿多的人口。继被印度超越之后，未来的人口规模还将被美国、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很多高生育率国家超过。按照每年956万的计算，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通常我们把生育率在1.3到1.5就叫做超低生育率，日本的生育率就是在1.4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0.3个孩子，甚至可以称为极低生育率，几乎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仅略高于韩国），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少了0.5个孩子，未来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更令人担心的是，2022年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几乎不可能是谷底，而是会成为见证持续下滑的一个新起点，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迅速扭转趋势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几年身处疫情防控的特殊历史时期，但考虑到中国之前曾经取得卓有成效的防控效果，至少以2022年的人口数据而言，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2023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倒是有可能因为疫情压力而进一步下滑。整体而言，中国人口的首次“负增长”，并不能主要归因于疫情影响，而是各种长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即便未来中国迅速摆脱了来自疫情的负面影响，也不意味着新出生人口数据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不应当对此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仍然必须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少子化直接导致人口规模萎缩，人口结构老化则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那么，如果“负增长”成为长期陪伴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种常态，又会带来哪些后果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问题。目前每年新出生的人口，会在二十年到四十年后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客观上会承担包括养老在内的众多社会责任。那么随着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持续下滑，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财富创造者的规模会出现萎缩，需要社会提供资源支持的老年群体却在不断扩大。与现在相比，就是更少的年轻人必须担负起更重的养老压力。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年轻人口的规模出现严重缩减，很可能会动摇中国经济的创新基础。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来自于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优势，如果人口总量日益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口规模的减少，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另外伴随着经济放缓和人口老化，必然导致年轻人创新和创业意愿的下降，进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也会大打折扣。这和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经济类似，而且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要比日本来得更快和更猛烈。正是忧虑于此，所以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不断呼吁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应当出台一系列有助于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应当说，其中的部分建议，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获得了采纳，比如深圳市正在对《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计划对生育三孩的家庭最高补贴3.75万。除此之外，山西、陕西、云南等地近日也都已推出或酝酿推出类似的政策。在我们看来，上述政策的力度仍然远远不够。一方面，相比日益高企的养育成本，现有的现金补贴力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真正起到激励家庭生育的效果。欧洲的一些鼓励生育比较成功的国家，平均会拿出GDP的2-3%来鼓励生育。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更为严重，可能需要拿出GDP3-5%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曾建议以给与家庭现金、免税和补贴房贷利息的方式来降低育儿成本。而且如今正是发放育儿福利来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因为整体经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正好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如果这些政策向有孩子的家庭有所倾斜，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鼓励了生育又提振了经济。另一方面，现金补贴也并不足以消除家庭对于生育问题的全部顾虑。比如针对新生儿可能牵扯家庭太多精力的问题，中国未来需要新建更多的幼托机构，将0-3岁孩子的入托率从目前的不足5%提升到50%左右，用社会的力量帮助家庭分担养育责任。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个社会对此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又比如，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巨大学业压力，也是导致年轻父母不敢多生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的顾虑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对于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比如通过取消中考、缩短学制等措施，将孩子们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最终也将有利于提升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早已预测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但是过去五年的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低生育率的危机到来得如此猛烈，还是令人触目惊心。这次中国人口出现了久违多年的负增长，其实是再一次给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由于生育率走低而可能引发的各类忧患，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已变得越来越近。可以说极低生育率的灰犀牛已经清晰可见。这五年的生育率崩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差不多20年才能彻底显现出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期都是乐观的），但对于中国的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灰犀牛正缓慢而坚定地冲过来。如果希望摆脱或者至少是降低人口危机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则必须有所作为，且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在学前教育阶段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是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缺口，另一方面，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下降，目前针对3-5岁儿童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可能从高覆盖率进一步演变到供给过量。

2023年新年伊始，央视财经《对话》邀请携程集团梁建章等企业家齐聚《对话·开年说｜启动，2023！》节目，探讨关于2023年中国经济和中国旅游行业的相关思考。疫情防控放开后的中国经济信心与韧性来自于哪里？未来一年旅游行业将面临怎样的新机遇?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追求快乐？是享受自由？是投身公益？还是自我实现？在这其中，旅游又有多重要？12月2日，在中国澳门举办的“与时·聚进”携程2022全球合作伙伴峰会现场，作为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同时也是人口经济学家的梁建章，通过连线演讲的方式，向现场的嘉宾分享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创新和传承”，无论是从知识层面，还是基因层面，都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诠释。而旅行，对于创新和传承的意义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宇宙的浩瀚，生命的短暂和渺小，但是基因和知识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我们就是要让人类的创造力无限传承下去。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所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创新，传承和旅行之中去。”以下是梁建章亲自撰稿的完整观点内容:创新和传承不仅关乎国家，更可以启发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哲学家、科学家、宗教领袖和每个普通人都在思考的终极问题，但却始终没有标准答案，甚至难以达成普遍共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就是为了勤勉工作养家糊口，生命的意义似乎是一个很虚的命题。可当一旦有机会在安静的夜晚仰望星空时，人们难免还是会思考生命的意义。有人说，人生没有意义，只剩下赚钱和享乐而已。或许这代表了一些人的认知，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温饱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再多的物质享受也未必能带来更多额外的快乐，人们自然就会转向追求精神享受。那么，又该追求何种精神享受呢？究竟哪种精神追求能够带来长久的快乐？于是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毒性变得更弱。但根据我的分析模型，只要我们普及老年人群的接种率，就Omicron当前的病死率，防死亡策略已经远优于防感染政策，详见我的文章中的量化分析。

文：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特别鸣谢：白学松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摘要本报告所称的“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一部分。在本报告中，“生育成本”与“养育成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育儿费用。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区分：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0万元。按31省份区分：北京和上海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96.9万元和102.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29.3万元，贵州省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3.3万元。按收入水平区分：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1.6万元；占总人口60%的中等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9.5万元；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0.8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城镇一孩0-17岁养育成本为63.1万元；城镇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49.7万元；城镇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37.7万元。农村一孩0-17岁养育成本为38.1万元；农村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30万元；农村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22.8万元。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达40%，比起九十年代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更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按照1062万新生人口计算，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5，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之一。为此，全国层面亟需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外国保姆、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以及高考和学制改革等。目录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5、估算31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7、估算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的养育成本8、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11、中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12、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13、减轻生育成本的具体措施1）现金和税收补贴2）购房补贴3）增建托儿所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6）推广灵活办公模式7）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8）允许辅助生育技术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14、结论图表目录表1：全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表2：全国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养育成本表3：城镇和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表4：分地区的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单位：元）表5：按收入水平区分的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表6：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0-17岁的养育成本表7：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表8：部分国家和地区2011年15-64岁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数表9：减轻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议和预估效果图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图2：各阶段养育成本占总养育成本比例图3：按收入水平区分的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图4：按孩次区分的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图5：部分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正文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估计这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因此，我们改用2019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说明：在本报告中，0-2岁是指0岁至不满3周岁；3-5岁是指3周岁至不满6周岁，对应幼儿园阶段；6-14岁是指6周岁至不满15周岁，对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15-17岁是指15周岁至不满18周岁，对应高中阶段；18-21岁是指18周岁至不满22周岁，对应大学本科阶段。养育成本包括如下两大部分：一是消费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两大类。教育支出包括保姆费、托儿费、学杂费、教材、参考书、课外书费，教育软件费，学习所用交通费，择校费，在校伙食住宿费，课外辅导费，以及其他教育费用。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娱乐支出。二是非消费性支出，包括保险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捐款等。消费性支出是养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费性支出只占养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本报告估算的养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费性支出。根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如果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是相同的，那么把孩子抚养到18周岁之前的平均支出为：21559*18=388062元，其中，城镇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8063*18=505134元，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3328*18=239904元。但实际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并不是相同的，所以上述的估算成本并不准确。下面分别估算不同阶段的平均养育成本。首先是怀孕期间的成本，包括办卡建档、营养品、产前检查费用以及备孕用品，估算平均支出为1万元左右。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费用，包括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无痛分娩。这项费用的高标准和低标准相差很大，估算平均支出为1.5万元。如果产后需要去月子中心，则费用更高。0-2岁婴儿的养育成本，我们假设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则平均每年为21559元，三年共64677元。3-5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的基础上，再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即每年12000元）的幼儿园或学前教育支出，则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1559+12000=33559元，三年共100677元。6岁-17岁子女的教育成本较高，而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则少得多。例如，2011年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成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研究课题组”，之后在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石家庄、西安、成都、银川共8个省会城市近5000名中小学生家长中展开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的数据显示[3]，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3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支出构成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13元。假设有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正在上中学的孩子），那么这个家庭2019年的教育文化娱乐总支出为2513*3=7539元。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家庭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孩子占了大部分，父母只占小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估算这个家庭孩子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13*2=5026元，而父母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13元。根据上述估算方法，我们可以把6-14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已经包含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513元）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513元，即按2019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1559+2513=24072元。考虑到高中阶段不再是义务教育，并且有部分高中学生是在校住宿，所以我们把15-17岁高中三年的养育成本在6-14岁孩子养育成本的基础上，每年再加上2000元，即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4072+2000=26072元。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218元，即约48.5万元。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虽然中国法律规定18岁是成年年龄，父母没有义务抚养已满18岁的子女，但实际上大多数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还需要估算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公立大学的学费随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为每学年5000-8000元，个别专业（例如艺术、音乐表演等专业)）每学年8000到10000元。民办大学的学费一般为每学年1.2万-2万元。住宿费每学年800-2000元左右。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平均每学年学费按1万元计算，住宿费按每年1500元计算，生活费按每月2000元计算，则大学本科期间每年的养育成本为：10000+1500+24000=35500元，四年共142000元。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218元，即约62.7万元。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实际上，城市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养育成本。所以，还需要分别估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4、估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130%，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61.8%。按照上述比例估算，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0783元，即约63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299865元，即近30万元。至于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无论是城镇孩子还是农村孩子，学费和住宿费是一样的，区别主要是生活费。5、估算31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表6-20《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2019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3038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00%；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5605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12%，依此类推，可以得到全国31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如果31省份居民的养育成本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31省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如表4：

最近，国内十几个城市被选为基础教育改革的试点城市，也让“教育改革”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在诸多传闻和猜测之中，关于缩短学制的改革则聚焦了最多目光。

随着最近教育新政的推出，过去几年蓬勃发展的课外培训行业受到重创，多家上市公司瞬间蒸发了几千亿市值。与此同时，国家最近还推出了鼓励三胎的新政，把提高生育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教育减负。不难看出，这两项政策之间其实密切相关。因为在众多养育压力之中，最费心费钱的莫过于择校以及基于此目的进行的课外培训。所以，教育减负的确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关键。但是，目前所出台的教育新政只是打击供给，可只要还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最终效果可能不会很理想。这种单纯依靠控制供给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其他行业也不太成功。比如在房地产行业，严控大城市规模，靠行政命令来限价和限购，这些意在打压房地产的政策，显然并不能解决人们对于大城市房子的刚需。拥有诸多优势的大城市，始终是大多数人向往居住的城市。一味地控制供应端，非但不能解决刚需，反而导致买房变得更难、更贵。同样的道理，如果只是强行消灭了课外培训的供给，但是刚需仍然存在，那么比较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随着有组织的大课被禁，导致一对一私教的需求变得更大，于是私教的价格反而上涨，导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负担反而变重了。更何况，如果没有平台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高效对接，家长寻找私教老师的费力度会上升，恐怕也只会变得更焦虑。更进一步来看，哪怕大部分一对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么最终的结果，无非只有很有钱和很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子女的“补课权”，这种状况在现有的考试择校制度下只会显得更加不公平。正因为如此，尽管韩国在历史上曾经也立法打击课外培训，但却效果不佳。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呢？我认为，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需求问题。补课的确是一种内卷的畸形的需求，看似让每个人看到希望，实则对整体有害。但问题的根源并非补课，而是应试和择校制度。现在的考试，主要就是被下一阶段的名校和重点学校用来掐尖选人，然后整个社会就自然形成一种习惯——只认学校的牌子。在这种普遍认知下，所有人都为子女能上名校而倾尽全力。所以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让学校掐尖。教育经费的投入，由学生多少而非学校名气来决定，并且要求优质老师在不同学校轮岗，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以后不再有所谓重点学校了。人们需要考虑的是，是否真的有必要搞出一批重点学校？这就涉及到我之前提到过的一个观点——只有当教育资源稀缺时，才有必要设置重点学校，实现把最好的教育资源分配给最好的学生。比如，科研资源或者杰出教授的指导都属于稀缺资源，所以具有研究性质的硕士或者博士院，需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筛选。但是大学本科，完全可以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普及，更不用说可以标准化的中小学教育了。所以在教育资源不缺的今天，不应该再有所谓的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问题后面讲）。教育资源均等化还可以减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学阶段，让社会底层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同校上课，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时期的同学都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无论对富人或穷人的孩子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小学阶段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应该具备社会共识和可行性。完全可以尽快取消中考和重点中学，实行就近入学等随机分配生源的办法禁止掐尖生源，并且实行包括教师轮岗等均等化的措施。这样既解决了中小学的择校刚需，也就解决了补课压力。现在还在保留中考的理由之一，据说是要限制高中而发展职业教育，目标竟然是要让百分之五十的人去念职业学校。而实际上，绝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不愿意上职业学校，这就加剧了中考和高中择校的压力。发展职业高中完全是工业时代的想法，在信息和智能时代已经过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取代很多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高级技工需要升级成为智能工厂的管理者，就需要接受大学的教育。中国未来会大量存在的低端职业将集中于服务业，现在所谓的职业培训，大多是空乘和酒店服务员等服务行业。为满足这些岗位的需求，其实安排相关员工在公司里培训一个月就足够，根本没必要耗费时间去搞为期几年的职业培训。另外，即便空乘这样的工作看似不太需要大学的教育，但空乘人员一旦经历了大学教育，未来会获得更大的晋升空间，或者是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或者成为更好的配偶或者父母，这段大学教育经历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有好处。如果违背了市场和家长的意愿，强行去限制高中和大学教育，结果就是又加剧了无效的应试补课压力。当然，只是不让办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只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高考和大学名校还是摆在那里，为高考而进行补课的刚需依然存在。其实要解决问题，办法还是一样的，那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并且实现大学本科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普及大学教育的前提，是我们拥有足够的教育资源，那么这部分资源够吗？现在大学录取率已经达到50%，但是实际需求可能是70%，现在大学每年还在扩招，随着每年出生人口的下降，未来大学资源不是稀缺而是过剩。另外，现在大学本科的教学应该通识化，所有学生应该学习掌握计算机、统计、人文、经济等基础知识。详情点击查看梁建章：为什么应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实现通识化和标准化之后，教学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完全可以在提升数量的同时提升质量。有人说，大学生毕业的起薪还不如工人或者快递员，为什么要普及大学教育呢？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而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只是起薪，如果把未来的晋升机会和人生整体满意度综合起来考虑，即便在扩招背景下，读大学的回报还是远远高于职业学校。又有人说，普及大学教育导致没人愿意当快递员怎么办？我早就批驳过这个逻辑。在市场经济下，不可能找不到快递员，只是快递员的工资会随之提高，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提高是好事，但只要家长还愿意让小孩上大学，我们就应该满足这个理性的要求，这对选择上大学的孩子和选择不上大学的孩子都有好处，既让前者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又让后者的工资获得了提升。而且随着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普及，哪怕课程内容与今后的工作不直接相关，也有利于培养更好的公民和家庭成员。等到通过普及大学教育实现均等化以后，就可以淡化高考和重点大学。当然，进入研究生院或者其他工作岗位时，依旧需要筛选和考试的。相比高考，大学生毕业考或者研究生入学考会变得更重要，也就意味着，年轻人在大学阶段的学习压力会加大，这才是一件好事。目前在高考被赋予至高地位的同时，那些依靠高考成绩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在大学阶段反而不再努力学习，白白辜负了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资源。如果通过改革增加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对于家长来说并不会增加太多的负担，因为大学生已经成年，可以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然，比起基础教育的改革，大学教育改革可能尚未形成社会共识。那么现在可以做的，首先从取消中考和重点高中开始。如果没有中考（甚至于没有高考）的择校压力，那么整个教育的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把刷题的时间省下来，让学生们提前一两年完成学业。年轻人就可以早点毕业，从而更早地参与工作和组织家庭。或者在把刷题的时间省下来之后，鼓励学生们去学习更丰富的知识，或者发展更多的兴趣爱好。只要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就可以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用于提升落后地区和落后学校的教育水平，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性。如果没有考试和择校压力，课外培训机构会以更加健康的方式存在，补课将不再追求考试刷题，而是真正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比如，部分家长还是会在周末带着小孩去学计算机或者奥数，不再是为了考试，而是希望培养学生的兴趣。学校也会推出更多与兴趣有关的课程，而不再是像现在这样一切教学都以考试成绩为目的。只要补课的需求和动机变了，那么补课就会成为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养育小孩将不再是压力和负担，而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和乐趣。总而言之，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才是解决减负问题的根本。如果改革高考制度和普及大学还未形成共识，可以先从取消中考、实行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开始改革。此举将大幅度提高教育的效率，减少教育不平等，也可以使得课外培训产业走上健康的轨道。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来增加家长和学生的幸福度，并且减轻养育成本。未来在鼓励生育过程中，还需要在税收减免，幼托配套和住房优惠等方面相继出台配套政策。至于教育减负，则注定将成为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方面。

最近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使得低生育率在中国进一步成为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年轻夫妇不愿意生小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教育的深度内卷——教育孩子实在太费力费钱了！至于近来的教育新政，又加剧了家长的焦虑感。一些地区要限制高中的招生人数，并且把职业高中的比例提高到50%，这非但让家长继续担心孩子考不上好大学，甚至还要担心考不上高中了。关于限制高中人数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职业技术人才，例如更多的工人和服务员，方式则是通过职业高中来培养这些就业人员。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所有年轻人都上了大学，似乎就没人从事工人、服务员等职业，所以必须阻止一半左右的年轻人上大学。但上述逻辑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只要薪资足够高，一定可以找到工人和服务员。对于劳动者来说，即使拥有大学文凭，只要能拿到的工资足够高，他们还是愿意做工人、服务员甚至农民。如果所有年轻人都上了大学，不会没人去做服务员和工人，只是这些职业的工资或许会比现在更高。所以换句话说，限制大学生数量所产生的后果，实际是不让服务员和工人的工资涨的太高。显而易见，不应当为了维持工人和服务员低工资而限制大学生数量，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工人和服务员的工资接近专业人士，反而有利于减缓贫富差距。有人说，工人的工资过高，恐怕会导致中国的产业失去竞争力。这种想法，其实颠倒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我们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全民共同富裕吗？实际情况是，工人的素质会因此得到提高，虽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了，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增强了。十几年前的大学生扩招政策曾饱受争议，但是事后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正是中国目前的优势所在。其实在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起薪和工人的差距的确越来越小，甚至发生了逆转。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那里也很普遍。但即便如此，学生和家长上大学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少，这是理性的吗？我在博士论文就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这是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即便大学生的起薪低，但是以后几年却是涨的快，从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上大学的回报还是很高的。有人会说，大学教育对于很多职业来说是浪费，做一个工人和服务员不需要大学教育。的确，大学很多课程对于部分职业比如餐馆服务员的确没有多大用，但是按照这样的思路，高中教育甚至初中教育对于做餐馆服务员也基本没用，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中学教育呢？同样的道理，也不能轻易得出“大学无用论”的判断。

如今生物科技的发展，已经可以延缓衰老，未来甚至可以达到永生。然而梁建章在科幻小说《永生之后》中描绘的是另一番景象：当社会缺乏新的生命加入，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可能就会停滞，成为一个所谓的固化的“天堂”。

毫无疑问，我并不鼓励非婚生育，但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也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因此，我建议在法律和法规上去除任何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逻辑上讲，只有当生四胎的人和不生的人一样多，生三胎和生一胎的人一样多，一个社会平均才会生够两个。但实际上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生四胎，而生一胎的人要远远比生三胎的人多，可见未来中国的生育率问题之严重。

此外，以前还有一条奇怪的法律，任何企业想要扩大经营，雇超过一百多名员工，就需要经过政府的特别审批，这成为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的一大限制。而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如果要解雇工人，也必须经过政府的特备审批。

许多研究也显示，移民往往更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比本土人口的生育率更高，更加重视子女教育。与美国本土人口相比，美国的高技能移民在申请专利上的概率约为本土人口的两倍，而创业成功的概率大约高出30%。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的人口状况。俄罗斯虽然地处欧洲大陆，但它其实不是欧盟成员国，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并不能自由地迁徙到其他欧盟国家。除此之外，俄罗斯在文化和政治上与西欧国家不同，更相似于东欧国家。

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1.7万人，这是日本从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超过百分之28，这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首次是削弱创新力和拖累经济。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升级的挑战，尤其需要创新来推动，而大城市则是最具创新力的。严控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将推高在大城市的人力资源成本，使得城市的创新力被大幅削弱。

这个生育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例如，2019年法国的生育率是1.86，美国的生育率是1.7，日本的生育率是1.4。

此外，到2100年的时候，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其人口数量将是当前规模的五倍。与此同时，非洲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年轻的。2015年的时候，15岁以下的儿童占41%，15—24岁的人口占19%。

少儿抚养比是指儿童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老年抚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总抚养比就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加之和。如果总抚养比低于50%，在人口学上就称为处于“人口红利”时期。

有哪些人口误区呢？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思维下，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减少人口利国利民”。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对人口问题存在一些糊涂的认识，或者说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下面我举一些例子：

空气污染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要远远小于与空气污染和人均GDP的相关性。随着人口密度的上升，空气污染指数上升得比较慢；随着人均GDP上升，空气污染指数下降得比较快。比如说全国减少一半人口

还有经济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如果某种资源变得稀缺，短期经济体还没有调整，价格也许会上升。但如果价格长期走高，即便没有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就导致这种资源在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生产一百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一千件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中，例如银行、邮政、电信，在一个大城市中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也远比在一个小村庄提

当下对于人口问题，大众普遍存在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认为人口过多将会“平均”掉人均GDP。实际上，人均GDP并不取决于人数，而是取决于生产效率：在同样的效率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会越高。

再来看冰岛，这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名妇女育有两个孩子。在冰岛，女性参加工作比例超过70%。这部分得益于冰岛相应的社会福利，比如90%的冰岛儿童都能进入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幼儿园就读。

但也有一些数据反馈出的情况令人担忧，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

中国的大城市并不缺地，大家其实可以算一算，即便所有中国人都住上别墅，也就用到1%-2%的国土面积。中国既然不缺地，中国的造房子和基础设施的效率又是世界最高，房价就不应该成为养不起孩子的理由。

当然100万是个平均数字，实际可以向二孩和多孩倾斜，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生活成本浮动，形式上可以是现金、购房补贴、所得税或者社保减免。还有可以补贴企业的产假成本和幼托教育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当然100万是个平均数字，实际可以向二孩和多孩倾斜，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生活成本浮动，形式上可以是现金、购房补贴、所得税或者社保减免。还有可以补贴企业的产假成本和幼托教育等。

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生产一百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一千件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中，例如银行、邮政、电信，在一个大城市中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也远比在一个小村庄提

当下对于人口问题，大众普遍存在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认为人口过多将会“平均”掉人均GDP。实际上，人均GDP并不取决于人数，而是取决于生产效率：在同样的效率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会越高。

这个生育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例如，2019年法国的生育率是1.86，美国的生育率是1.7，日本的生育率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