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吨毒饵灭鼠兔：低成本毒杀动物，环境代价谁来买单？

脆弱的生态食物链更脆弱了。

高原鼠兔。图/IC

投放毒饵近70吨，灭鼠8万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今年春季的灭鼠运动开始了。

石渠县是黄河流入四川境内第一县，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补给地和国家重要湿地生态功能区，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保障长江黄河流域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屏障。

不过，长期以来，石渠县是全国草原鼠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高原鼠兔喜欢打洞筑巢，大量啃食植被，而它们繁殖能力非常强。鼠害严重时，土壤连同草皮层一起被拱起形成沙土堆，加剧牧区草场退化、沙化，严重影响石渠县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制约了石渠县畜牧业发展。

受经费困扰，当地选择以成本极低的投毒方式灭鼠兔。但专家指出，这种对高原鼠兔进行大规模生态灭杀的方式，将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造成消极影响。

灭鼠剂对生态的威胁   

鼠兔虽然名字中有一个“鼠”字，但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是两类不同的动物，鼠兔属于兔形目动物，高原鼠兔作为鼠兔的一个物种，因为其过度繁殖造成草场的退化，一直以来都被农牧民认为是一种有害生物。

中国四川省是鼠害种类繁多、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石渠县作为四川全省最大的牧业县，受鼠害影响最为严重。石渠县每年冬、春两季都开展大规模的灭鼠运动。今年3月底，石渠县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灭鼠运动，投放毒饵近70吨，灭鼠面积达13.8万亩。

“本次灭鼠活动，预计可消灭高原鼠兔8万只，增收牧草20万公斤，可供2000只牛羊全年食用，有效促进牧区高原草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石渠县相关负责人说。

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多方关注。有专家指出，鼠害并不是造成一些草原地区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过度放牧才是“罪魁祸首”。有数据显示，石渠县理论载畜量曾为190.8万个单位，而实际已达到269个单位。

随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称绿发会）政研室分别向石渠县人民政府、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局、农业局发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本次活动使用的灭鼠药品牌、成分说明书及采购合同，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特别是涉及生物多样性的调查、评估等文件等。

绿发会生物防治工作组负责人王豁告诉《中国慈善家》，这类大规模的针对特定物种进行的“生态灭杀”应更慎重，尽量避免不恰当地、过度使用农药，建议从生态系统角度的整体性出发，事先要进行充分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目前尚不知石渠县采购的这70吨灭鼠药究竟是什么药物、是哪一类灭鼠药。目前普遍使用的灭鼠药一般是抗凝血灭鼠剂，这种药剂对野生动物、宠物和儿童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威胁。由于其毒性在食物链中向上传播，导致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的安全受到威胁，会对野生生物造成灾难性影响。

比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马里布，灭鼠药成为了当地常见的野生动植物杀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官员现已确认，圣塔莫尼卡山地区有5只大型猫科动物被老鼠毒杀致死，但该地区几乎所有被追踪的猫科动物都发现其系统中有杀鼠剂。2019年12月，位于美国加州的非政府组织“生物多样性中心”起诉了农药管理部门，因为它没有保护好狐狸等其他濒危物种，使其因摄入高毒性的老鼠药而死亡。

绿发会提出，要重新评估大规模运动式生态灭杀高原鼠兔和现有抗凝血慢性杀鼠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应当充分发挥大自然自身的天敌生态控制机制，生态灭鼠。

参与此次灭鼠行动的工作人员完成了近5万亩草原的灭鼠种草任务。

影响生态食物链

著名鼠兔专家、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施大钊曾多次到石渠县调研，他告诉《中国慈善家》，中国高原地区的鼠害由来已久，“各地以往对鼠害的防治过程中，尽管各自有一些地方特色，但总体上方法单一，思想上急功近利，导致多年来鼠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目前，大部分地区使用最多的灭鼠方法仍为毒饵杀鼠剂。一位绿发会志愿者对毒饵灭鼠进行了长期调查后发现，过量投放的灭鼠药导致了一些野生动物的死亡。比如，这位志愿者曾经发现，不少猫头鹰和猫因为捕食吃了灭鼠剂的老鼠后死亡。

过量捕杀还会导致生态失衡。比如，2015年媒体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北京天坛公园的长耳鸮（猫头鹰）的唾液中频繁发现鸟的羽毛。以鼠类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猫头鹰为什么会吃鸟呢？结果发现，就是因为北京灭鼠工作做得太彻底，猫头鹰没有鼠可吃，所以只能吃同类。

“草原上和城市中的环境不同，但食物链都是一个道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兔形目专家组成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伊犁鼠兔保护地专家李维东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这种大规模消灭高原鼠兔的运动完全是错误的。

鼠类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很重要。比如草地上的蛇类，其主要猎物为鼠类，一旦鼠量减少，蛇将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另外，天空中的许多猛禽，它们的主要猎物中，鼠类也占比较大，鼠类数量减少无疑也会影响它们的生存。

李维东介绍，青藏高原上的大部分食肉动物很大程度上依赖鼠兔。鼠兔不仅在夏季是食肉动物最丰富的食物源，而且因为鼠兔不冬眠，因此其在冬天几乎成为惟一的食物源。如果鼠兔被消灭，就意味着一种重要的食物源将消失，就会导致许多食肉动物饿死，并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当地生物多样性。

对此，石渠县林草局灭鼠项目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近几年石渠县灭鼠活动取得成功，鼠害一直在减轻。“我们灭鼠二十多年了，以前用的化学毒饵可能对生态有影响，现在用的毒饵都是生物制剂，投放了这么多年，没有见生物链出现问题，老鹰、狐狸、狼、熊也没有出现大面积死亡事件。鼠害降低后，区域内草原生态恢复得很不错。”该负责人说，石渠县在每块区域投放毒饵之前，都会调查鼠密度，只有在鼠密度很高的情况下才会投放，并对投放区进行15天禁牧。工作人员会分别在投放毒饵3天和7天后，对死鼠进行回收，回收的鼠害进行深坑填埋，无毒化处理。

这样的灭鼠活动真的不会对生态产生影响吗？施大钊指出，石渠县的灭高原鼠兔运动，目前大量使用的是一种叫肉毒素的生物制剂。“肉毒素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对草地的污染和对生态的副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大部分天敌吃了死鼠没事，但这种制剂对一些鸟类有负面作用，甚至误食死鼠还会导致中毒，对整个草原生态食物链产生影响。”

石渠县有“四川省第一畜牧业大县”之称。图/CNSPHOTO

经费难题

针对舆论质疑的声音，石渠县林草局灭鼠项目负责人解释说，70吨毒饵听起来数量比较大，但并不是一次性投放，而是分4次投放到了13万8千亩面积中，每次一亩地平均一两左右。

“我们这里鼠害的面积太大了，经费严重不足，我们现在也在试验避孕灭鼠，围栏陷阱等物理的防治也初步试验完成了，但大面积推广没有资金支持。”上述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年石渠县投入1400万元进行灭鼠，虽然相比往年多了至少一倍，但这个经费仍然只能支撑低成本的毒饵灭鼠。

石渠县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诉苦”说：“几元钱一亩的预算，光请人工就很恼火。我们也想努力提高灭鼠的科学性，这两年也一直在和大学搞围栏陷阱方式研究，进行无害和生物捕捉。我们也知道生物捕鼠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有好处，也能很好地控制鼠害的密度，但资金有限。从目前来看，生物捕捉的成本是30至40元一亩，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承担，毒饵灭鼠两元一亩就能搞定。”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低廉的国产杀鼠剂有几十种，分为速效杀鼠剂、慢性抗凝血杀鼠剂和违禁杀鼠剂。速效杀鼠剂是生产使用较早的一类杀鼠剂，如磷化锌等，与慢性抗凝血性杀鼠剂比起来缺点较多，使用的价值已经不大。

目前广泛使用的是新一代的抗凝血慢性杀鼠剂，这类抗凝血灭鼠药又称“慢性杀鼠剂”、多剂量杀鼠剂，它能抑制体内凝血酶原的合成和使毛细血管壁脆裂，导致内脏出血不凝、流血不止，鼠多次摄食后会在数天累积中毒死亡。

但在中国，对于抗凝血灭鼠剂的环境影响，尚未有充分认识，这方面的研究也不足够。

专家呼吁停止毒饵灭鼠

据了解，兔形目动物是一个特殊的动物类群，是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底层物种，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鼠兔也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在高原的生态系统中了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们的洞穴帮助土壤通风透气、保持水土，同时高原鼠兔本身也是很多其他生物的食物。

施大钊认为，如果不改变思路，将无法改变“鼠害重灾区”的命运。“石渠已不再适合大规模的放牧，畜牧业不应成为主要产业。那里总人口只有几十万人，能不能适当进行分流？”施大钊建议，应当把这个区域和三江源连在一起，成为国家公园，这样一来畜牧业就不再是支柱产业，从而减少鼠的数量对农民的影响。

施大钊还指出，人为的不当干涉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早在2020年，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时候，“生态灭杀”就一度引发争议。支持生态灭杀的人建议，对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但严禁食用。而反对者认为，任何野生动物，无论是是濒危的还是常见的，在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功能和定位，是其它物种无法取代的，因此不应采用生态灭杀的方式。

最终修改草案采纳了反对者的声音，加上了“禁止或者限制在野外捕捉、大规模灭杀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内容。

“动辄以生态灭杀的方式来处理高原鼠兔，是一种错误。许多种类还没有被发现和加以研究，就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所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大面积灭杀鼠兔的行为，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是相悖的，应该尽快纠正。”李维东呼吁说，如果要成功地在青藏高原上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鼠兔应被视为一种有益的因素，应停止对其大规模的毒杀。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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