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2023年度人物 丨奚志农：我的心始终在野外
首先，他不想坐车。活动方给安排了赞助汽车的接送，把嘉宾从酒店接到会场来。奚志农坐了一趟就觉得这来回的碳排放没必要，“就100米的距离，坐什么车呀，我溜达过来就是了”。
其次，他不点外卖。面对别人递给他的外卖盒，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打开盖子的“机关”在哪。“这些盒子包装一层一层很精致，但不环保啊。”他念叨起来，说自己至今还没主动点过哪怕一次外卖。
今年将满60岁的奚志农，永远以一身轻便的速干衣搭配迷彩帽示人，就连在大家盛装出席的场合里，也还保持着这个装束。他皮肤黝黑，身形瘦削干练，但说起话来则温和缓慢，让人有亲切感。
奚志农说，自己就是个来自云南乡下的“野孩子”。他的父亲是大理人，母亲的家乡在大理南边的巍山。小时候，他在巍山长大。
在奚志农的回忆里，那是一个很小、很安静的古城。巍山是南诏古国的发源地，城里保存有多处明清时期的寺庙、书院等古建筑；小城背靠文华山远眺巍宝山，红河上游的阳瓜江穿巍山坝子而过，可谓依山傍水，自然与文化气息相互交融。
母亲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校里教书，学校就在一处古代书院里，四周是高大的桉树环绕着。夜晚的时候，能听到猫头鹰在叫，甚至远处偶尔还会传来狼的嚎叫声。
奚志农就这样在山水之间长大。他人生中的第一只动物伙伴，是只小鸭子。那天，街上有人挑着扁担、架着大箩筐，里面是一群毛茸茸的黄色小鸭子，太可爱了。奚志农央求着家里大人，好不容易讨来了一只。
在他的照料下，很容易夭折在小朋友手里的小黄鸭，顺利长成了大体型的绿头鸭。学校里面有池塘，外头有秧田，奚志农天天带着鸭子到处蹚水，给它抓泥鳅、喂浮萍，鸭子长得健康壮实，是他的玩伴。
不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一只肥美的鸭子最终没能逃脱宿命，还是成为了盘中餐。
5岁的奚志农其实也为鸭子做过改命的努力，他抱着鸭子就从家里跑了，东躲西藏，但很快连人带鸭子都被活捉了回去。怎么哭闹都无济于事，他最后的抵抗，就是拒绝吃摆在面前的那盘鸭肉。
现在回忆起这些，奚志农说，自己走上保护动物这条道路，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长大之后，他又目睹很多指向山野生灵的恶意，不假思索地，他想要为它们站出来，做点什么。
少年时期的奚志农正经历着中国特殊的时期，能读到的书非常有限，而大自然这所学校却向他敞开了大门。“我一直就在自然这个学校，读一个永远毕不了业的专业。”
童年在巍山的成长经历，让奚志农对长羽毛的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上小学的那一年，母亲工作调动到了昆明盲哑学校。他说，他是被生生地剥离了那块土地，就像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被关进了笼子，而冲破笼子回到广阔的自然始终是他的梦想。1983年的夏天，奚志农结束了第三次高考在家等待通知，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聊起自己的一个盲生在给一位鸟类学教授做按摩。
奚志农一听到，耳朵就竖起来了。“我要去认识他。”
第二天，奚志农就跟着母亲去了学校，经那位学生的引荐，见到了正在昆明休养的中国著名鸟类学家傅桐生先生。老先生看到一位对鸟类如此痴迷的年轻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此后的十几天，奚志农便天天往傅先生那儿跑。
可惜很快傅先生要离开昆明去另一个地方了，临行前，云南大学鸟类学专家王紫江老师来看望他，傅先生便把奚志农托付给了王老师。此后，19岁的奚志农跟随王老师，成了科教片《鸟儿的乐园》的摄影助理的助理。
不过，这次拍摄却成为让奚志农震惊和不解的一次经历。整个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曾用标本代替真鸟拍摄特写，还为了方便拍摄，就用尼龙绳把鸟的腿拴在树上。有一次，为了拍摄大鸟给刚出生的雏鸟喂食的场景，把雏鸟绑在鸟窝里。镜头拍到了，但绳子忘记解开，第二天，小鸟们都死了。
奚志农无法理解这种拍摄手法，也是因为这次拍摄，奚志农下定决心要学会摄影，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做。
在黑暗中摸索
摄影一直被调侃为“贵族专业”。它要求你根据不同的摄影场景购买机身，再配不同焦段的镜头，还得跟上器材的迭代……没有财力是学不起的。
对于出身大山的奚志农来说，这太不容易了。何况那个年代，还没有如今眼花缭乱的数码相机、智能手机、GoPro和无人机，为了求得一台相机和长焦镜头，奚志农简直绞尽脑汁，恨不得把每分钱都花到刀刃上。
他借用的第一台相机，是王紫江老师那里的一台理光机身，搭配一个秀丽牌的80mm-200mm变焦镜头，在《鸟儿的乐园》拍摄期间初试摄影。
为了买相机，奚志农找了第一份工作。理光相机太贵买不起，他省吃俭用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机，海鸥DF相机。但弊端马上显现：这台相机只自带一个标准镜头，没有长变焦，没法满足鸟类拍摄的需求。
奚志农很快把这台相机转手出去了，换成了一台和理光相机有同样镜头卡口的确善能（Cosina）相机。搭配上借用老师的镜头，便构成了陪伴奚志农初学摄影数年时的设备。
但200mm的镜头焦段还是有些短。在如今的摄影界，焦距至400mm、600mm甚至更长的长焦“打鸟”镜头已经非常普遍。但在奚志农初入摄影的年代，长焦镜头简直是奢侈品，当时的另一种选择是折返镜头，它成像质量没有长焦好，但价格更便宜。
1986年，在一家摄影器材店，奚志农偶然发现了一只600mm的适马（Sigma）折返镜头，但这只镜头要700多元钱。更要命的是，它不适配他手上确善能的镜头卡口。
于是，奚志农几乎是“强买强卖”地把手头上的相机以原价转给自己的老师王紫江，最终把那支折返镜头抱回家。捱了一年后，又从大哥那里借了钱，终于买到了一个适配的机身。
谈及自己经历过的摄影器材，奚志农根本停不下来，如数家珍。“可别把你们的采访变成摄影杂志的文章了。”他调侃记者道。
对于奚志农来说，初入行的十年，是最难的一段时间，用他的话来说，是“在黑暗中摸索”。他的摄影自学之路，唯一能参考的是当时央视播出的《动物世界》节目。
为了能把摄影事业持续下去，奚志农在多重身份中辗转。1989年，他加入昆明教育电视台，策划、拍摄并制作了呼吁人们关注盘龙江的《母亲河在呼唤》，以及报道“爱鸟周”的《心声》两部环保主题专题片。
第二年，他又毛遂自荐，加入了《动物世界》栏目组。期间，他经手编辑了多部优秀的进口自然纪录片，同时也深入滇南的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和滇西北的独龙江进行拍摄，并参与制作了《雾海绿洲》《懒猴》等纪录片。
实际上，在节目组待的一年里，奚志农的身份是个临时工，制作人员的大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后来，他又辗转到云南省林业厅工作，还当过《东方时空》的记者，但都不长久。
他一直就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现在有很多自由职业者，但在80年代，你没有一个正经工作，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我的父母真的已经给了我足够多的容忍和支持。”奚志农告诉《中国慈善家》，“但是当时我的状态是，虽然表面上在做某个工作，但骨子里，很多时候，我的心是在野外的。”
为了猴子，成为“倔驴”
1992年开始，奚志农下定决心，要拍摄到滇金丝猴。那是一段改变他人生的经历。
滇金丝猴一直是个神秘的物种，主要分布地就在云南的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它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只活动于海拔2500至5000米左右的高山暗针叶林内，可谓与世隔绝、难得一见。1890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云南的狩猎中第一次发现了这种毛色灰黑的猴子。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再没有人见过哪怕一只滇金丝猴，也无人知晓这个物种是否已经灭绝。
直到1960年，滇金丝猴的踪迹才再次被发现，之后滇金丝猴遭遇大规模的盗猎，猎杀者不仅攫取猴子的毛皮，金丝猴的骨头也被大量收购为药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科院、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组成的滇金丝猴考察工作，也在20世纪中叶开始启动。1989年，金丝猴及其亚种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保护一级动物，但当时甚至还没有一张野外的滇金丝猴照片。
奚志农与滇金丝猴的缘分，因曾见过滇金丝猴的研究员龙勇诚而起。1992年，龙勇诚和白马雪山保护区开启了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随即奚志农也加入了项目队伍。他几度赶至德钦，在白马雪山营地与兄弟们朝夕相处，翻遍那一片山岭，却一直没能找到猴子的踪迹。曾经，山里暴雨导致道路塌方，奚志农被困在虎跳峡长达五天、失去联系，差点没能再见到营地的考察队伍。
1993年9月15日，是奚志农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在七天的山中探索无果后，众人沮丧地打算返回营地。但就在快到达营地的路上，队员钟泰竟然发现了新鲜的猴粪。兴奋至极的奚志农立马冲到跟前，趴在地上近距离观察还在冒着热气的粪便——这意味着猴子就在不远处活动。在冲上一道陡坡后，他看到了200米外的一棵冷杉树上，正在啃食松萝的滇金丝猴。他拿起相机、用外套垫在石头上，努力克制住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脏，稳住拍摄的手。他就这样拍摄到了滇金丝猴最早的视频影像，且是一个六口之家。
这些影像记录也随后拯救了滇金丝猴们。1995年，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通过了一个商业采伐计划，要砍掉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南侧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那里正生活着200只滇金丝猴。当时还在云南林业厅工作的奚志农听闻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他去地方相关部门游说停止砍伐，却被拒绝了。
那个时候，奚志农虽然拍摄到了滇金丝猴，可手里还没有一张足够近、足够震撼的特写照。“要阻止采伐计划，但是我连一张滇金丝猴的近景都没有。你要保护它，就要让更多人看到，怎么办？我只好在昆明动物所的饲养场里，拍摄了人工环境下的滇金丝猴。”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后来，这张照片也登上了《国家地理》和《时代》杂志，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同样为滇金丝猴奔走呼号的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送上这张照片作为礼物。
奚志农经朋友介绍，联系上了环保作家唐锡阳老师，唐老师建议他上书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保委员会主任宋健，并附上了自己拍摄的照片。加之环保界的多方呼吁，多家媒体大篇幅地对此事作出报道，中央也给出明确批示，以补偿当地财政款的方式，叫停了这次砍伐。
奚志农形容自己的性格是“倔”，是个“苗子”。他解释，“苗子”这个词在云南方言里是形容一个人固执、不听劝，“像头倔驴”。
“像头倔驴”的奚志农，在滇金丝猴事件后，进入《东方时空》栏目当记者。1997年，他进入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拍摄了大量藏羚羊被盗猎者杀害的一手影像。90年代，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盗猎一度极度猖獗，当时的政府干部索南达杰甚至在与盗猎分子的艰难搏斗中牺牲。奚志农拍摄的反盗猎纪录片在《东方时空》播出，此后他又参与制作《新闻调查》的反盗猎调查报道，还组织了一群志愿者，一同建立了保护藏羚羊的网站。这些都成为了唤醒民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的有力材料。
奚志农最终决定辞去记者职务，全身心投入到野生动物拍摄中。回到野外，他与山林并肩，与野生动物共呼吸，但他渐渐意识到，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环保事业在影像中
2002年，奚志农再次离开云南，携家带口来到北京，成立了“野性中国”工作室。它被赋予了一个使命：用影像保护自然。
在创办野性中国之前，1999年，他曾和夫人史立红一起创办了一家名叫“绿色高原”的非营利组织，希望推动滇西北的生态保护。此前在为滇金丝猴奔走的过程中，奚志农爱上了德钦县的一个叫那仁的小村。这个有400年历史的村子位于金沙江西岸，拥有德钦最大片的原始森林，青稞地在藏屋群四周绵延开来，被称作“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绿色高原”开始在那仁试点，开展环境保护教育。
2004年，佳能相机请奚志农作产品代言，代言费10万元。这对他来讲是一笔巨款，但奚志农决定和品牌商量，把代言费换成了一大批摄影器材。他还“忽悠”佳能，“再出一笔钱，我们可以做一个摄影训练营。”野性中国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项目也由此而来。
这些年来，奚志农曾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他们中有保护区的巡护员、保护地的原住民、还有研究人员等等。他们常有机会接触野生动物，如果让他们日常来做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将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但他们普遍缺乏专业的摄影设备和拍摄技术。奚志农想做的，就是把这群人训练成中国野生动物摄影的中坚力量，一是填补摄影领域的空白，二是希望用更多高质量影像唤起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
这个摄影训练营不负奚志农的期待，营员中有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研究大熊猫的学者，有来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有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和科研人员。他们也实现了中国野生动物影像的多个“零的突破”，比如来自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李家鸿，便成为了第一个拍到白眉长臂猿的摄影师。
2016年，奚志农在昂赛大峡谷，认识了当地的牧民次丁和达杰。奚志农看到他们用一台简陋的卡片机，居然拍到不少野外雪豹的照片，很是羡慕。
雪豹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易危物种”，全球现存的成年雪豹数量估计不过4000只左右。比起滇金丝猴，它所生活的海拔还要更高一点，在3000至5000米左右。那是一片难以抵达、更难以征服的土地。即使像奚志农这样追寻野生动物几十年的老摄影师，都不敢奢望自己能亲眼看见雪豹、拍到雪豹。
浏览卡片机里的照片后，奚志农除了羡慕，还有可惜。卡片机像素有限，牧民们的小白拍摄技术也让照片的质量受了些损失。“我给你们提供更好的设备，教你们拍摄，怎么样？”他说。
如此一来，就有了“牧民摄影培训计划”，牧民次丁、达杰、更求曲朋加入，和奚志农的团队一起开始拍摄雪豹。奚志农给牧民们的相机，又是他从朋友那里“半讨半借”来的。
这一拍就是六年。每天，四人背上设备，爬上雪山，四处寻找雪豹。牧民生在高原，身手矫健，熟悉和适应当地的环境，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即便如此，这一天天的奔波也是令人疲惫不堪。“平时出去就戴着干肉和饼子，简单地背着走，饿也饿死了，冻也冻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感觉我自己的脚都不是自己的。”次丁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有时候车子过不去，雪地里面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去，车子里面睡过也有几次的。”
2019年的夏天，奚志农接到当地一位牧民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自己正在挖虫草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母雪豹。奚志农立马从大理飞到成都、再转机前往玉树，奔向目标。
幸好，雪豹和她的两个孩子还在。那也是奚志农和三个牧民摄影师，第一次见到那么小的雪豹。
他们在雪豹洞外的一处斜坡上，支起帐篷，搭建了一个隐蔽点。此后的35天里，每天天不亮，就从海拔4000米的村子里出发，爬500米的垂直海拔，到达机位处，打开摄像机，观察雪豹妈妈和孩子的动静。
“每天都在一个又兴奋、又焦虑的状态里。兴奋，是因为你正在记录下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的交流；担心，是因为每次天快黑的时候下山，都会担心是不是第二天回去，它们就搬家了。每天都在担心，特别纠结。”奚志农告诉《中国慈善家》。
一开始，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留下雪豹的影像纪录，并没想到要把它拍成电影，但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登上了全国的大银幕，并且摘下金鸡奖最佳纪录片的荣誉，这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迄今为止，野性中国的摄影培训计划共培养了超过800名生态摄影师，还在2020年给牧民摄影师办了一场作品展。
广阔的自由天地
和许多草根公益机构一样，运营和资金难题总是长期存在。奚志农坦承说，野性中国一直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基本靠奚志农个人支撑着，他的代言费、稿费、奖金，大多都进了这个项目。他也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比如北京动物园给野性中国免费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房租、水电费用全免，这让奚志农至今感激不尽。
“我一直很惭愧。在别人看来，你这个机构有名气，你这个人也有所谓的影响力，你怎么会缺钱？我们一直在推动公众的自然保护意识普及，可我们自己机构可持续性运营就做得很差。可能是我这方面的能力不够，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机构很多时候还是捉襟见肘，我自己的家庭有时候也捉襟见肘。”奚志农不好意思地说。
所以，他还要拼尽全力。他希望如今被电子科技产品包围的孩子们，能更多感受到自然的魅力。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大女儿奚溪开设了一档名叫《奚游记》的栏目，记录旅行故事、探索自然。雪豹影片的结尾，达杰7岁的女儿也扛起沉甸甸的单反相机，在高原上拍起了动物。这个小姑娘，还参加了牧民摄影师训练营的课堂，并成功结业。
如果坚持下去，这个女孩很可能会在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雪豹摄影师。动物们拥有更广阔的自由天地，人们与动物亲密共享同一片自然，那是奚志农所期待的世界的模样。
对话奚志农
我的心始终在野外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会给自己安排这么多活动？您看上去似乎挺累的。
奚志农：这是我特别大的一个弱点。直到今天，我还是基本上不太能说“不”。所以现状就是快把自己累死，这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情。有的事情是承诺，有些是别人很重要的邀请，我觉得都得答应，就陷在这种状态里了。
2023年，我的飞行次数超过了80次。所以前几天，我和一个老朋友见面，他对我说，你得多种树，你的碳排放超标太多了。
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事情。人不就是生活在矛盾当中吗？我来参加你们的活动，也和更多人有了交流，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是我只要有机会就得去做的事。
这么多年来，都很矛盾。作为摄影师，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待在野外，但是这些年来，时间都被切得很碎，在野外的时间远远不够，达不到标准。
《中国慈善家》：三年前，您用自己的房子来建了一座“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为什么要这么做？
奚志农：很多大理的朋友们都在建民宿。我觉得大理全是民宿，我不想做，还不如把我这个房子改成博物馆。一不做二不休，2021年年底开始进行改建。
我自己挣的一点钱远远不够，还得找朋友去化缘，甚至施工队的钱还有一点欠着的，要到春节前还上。投进去的钱超过了七位数——这么多年我和野性中国挣的钱、接项目的钱，可能也就这么多。所以，很感谢愿意支持我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运营，但是运营费用还是比较高。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手机摄影展，但策展方觉得我们展厅的灯不达标，就更换成瓦数更大的灯。我刚刚收到上个月的电费，一万多！
《中国慈善家》：在《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中有一个重要的段落，是团队在救护了伤痕累累的老雪豹后，最终仍然决定尊重“野性”，将其放归峡谷。做出这个决定难吗？
奚志农：当时我联系了北京动物园的朋友，也联系了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园长。从兽医的角度、从动物园的角度，他们都认为要给它（老雪豹）一个很好的照顾。
大家从通常的角度来看，确实都觉得，它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已经减弱了很多，而在人为环境当中可以衣食无忧，它的寿命还能延长好多年。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它回到生它、养它的地方。我们最后做出这个决定，是认为当它离开这个世界时，要有尊严地离开，而不是在医疗条件优越的医院、在一个笼子里。
《中国慈善家》：您做的事情相当不容易，是什么让你保持了热情？
奚志农：其实这是一种本能。没有人请我去做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对吧？所以，无论是保护滇金丝猴还是后来的藏羚羊、绿孔雀等，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天性。因为我拿起摄影机的那一天，就是为了鸟类。后来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又意识到光盯着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后来我把自己的目光和镜头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中国的野生动物自然环境。一旦有危机出现，我肯定得冲在第一线，这是毫无疑问的，直到现在还依然如此。
《中国慈善家》：您见证了过去40年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的发展，如何评价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水平？
奚志农：20年前，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和国际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以上。但这20年以来，数码影像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让一部分中国的摄影爱好者们把镜头转向了自然，特别是鸟类。20年间，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全世界人数最多、设备最好的拍鸟大军。论单张的照片，我在从前拿的WPY（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是单项冠军，而2019年，鲍永清老师拿了WPY的总冠军，成为年度摄影师。那就是世界上这个领域的最高荣誉。以单张照片来看，我们达到了国际的水平。
但这不是常态，仍然是一个孤例。目前整体的氛围和水平，和国际上仍然是有差距的。而且直到今天，中国的摄影门类里面，也还没有形成野生动物摄影这个行业，职业的摄影师、行业的行动还是很有限。
我自己的英语不行，我能听一点点，说的就很有限，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个事情。我加入了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这也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自然摄影师大家庭，我也请过其中的成员、国际上特别顶尖的摄影师来做训练营的导师，或者带着我们中国更年轻的摄影师，去参加全球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大会。哪能一直由我唱独角戏呢？我想把更多的年轻人推到前台，推到国际舞台上去。
《中国慈善家》：今年中国慈善家·微博年度慈善盛典的主题是“恒心至善”，您会如何诠释其中的意义？
奚志农：善的力量一直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很多人为了理想或信仰，会坚持去做让社会变得美好的事，它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其实我之所以一直做着同一件事，也是出于自己心中的理想。早期，可能是年轻气盛，后来深入做下去了，就慢慢地把它变成了一种责任，会觉得它就是自己的天职。不经意间四十年过去了，我也很感慨。我觉得，野生动物摄影是我喜欢的事情，也是我要努力去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放弃它的理由，无论在哪里，都要继续做下去。
扛着肩上的相机，四十年里，他踏遍中国的原野山林，打破人与自然间的戒备与隔阂。他对野生动物怀有深厚的爱，多年来为它们奔走呼号，切实推动了藏羚羊、滇金丝猴等物种的保护。作为中国自然保护摄影的领军人物，他自发成立公益项目，培训在地牧民，让专业化的野生动物摄影技术得以薪火相传。“用影像保护自然”一直是他的信念。如今，他将雪豹的故事带到更大的荧幕，灯光再次亮起之时，目之所见动物们迎来更广阔的天地。
获奖感言
守护野生动物四十多年，说不累，肯定是假的。但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没人请我去，更没有人逼着我去。四十年前是因为不服气，看到关于鸟类的科教片拍摄，怎么能拍标本？我说，我得学会摄影。
当你学会摄影之后，你就发现那么多的野生动物都不曾被拍到过。我们知道非洲原野的角马迁徙的故事，知道北极熊怎么抓海豹，知道帝企鹅怎么抚育它的孩子，但是我们不知道国内滇金丝猴生活在哪儿，不知道我们藏羚羊的活动情况，更不知道中国有几种犀鸟、有几种长臂猿。
我想，这是我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所以我努力在做，做了40年，但还远远不够。我做摄影训练营、培养牧民摄影师，是希望中国的野生动物更多地被世界看见。因为中国有它野性的一面、充满生机的一面。
作者：龚怡洁人像摄影：张雁文（AXstudio）图片编辑：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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