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大”刘小钢：生命中最珍贵的20年 | 公益SHE引力
非常开心，总有激情，身心投入
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摄影/陈骥旻
公益对刘小钢来说有过痛楚。在二十多年前，她第一次正经踏足公益，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抉择：留下来陪伴癌症晚期、摔倒住进ICU的母亲，还是按时赶去山区的学校，参与奠基捐出的教学楼？
那时候她的选择足以说明一切——尽管无比犹豫和挣扎，她还是飞去了公益一线。
“我总是觉得，我在做我爸妈希望我做的事。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会感到安慰。”她这样告诉《中国慈善家》。
如今，千禾社区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已是公益圈里的大姐大。她每日风风火火，与千禾的团队一同深入社区一线，带领着一群居民一同寻找社区乃至社会疑难杂症的解法。解题的乐趣，以及对公共价值观的追求，让她不知疲倦地奔跑了二十年，一刻也不敢耽搁：“钱，你不知道多少是够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这十几年。”
寻找生命的价值
今年69岁的刘小钢，把自己的人生划分成了三个阶段：二十年上学，二十年经商，再二十年则是做公益。她把这第三个二十年选作“生命中最开心的二十年”。理由无他，只因公益是自己心之所向。
曾经，刘小钢是第一批踏着改革开放浪潮，盖起高楼大厦的人。1981年从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刘小钢进入广东省外经贸委调查处工作。但她觉得体制内按部就班的工作逐渐“没了意思”，于是辞了职，下海创业，在香港做起电脑生意，很快闯出一片天地。1994年，刘小钢回到广州，入股房地产开发，一做又是近十年。
在经商这条路上，她无疑是成功的。但那种似乎“被绑在战车上”一直不停转的状态，让刘小钢产生了动摇。2003年，她决定关掉公司，毅然决然、头也不回地踏上公益之路。
《中国慈善家》：从政府部门任职，到下海做生意，再到现在当全职公益人，这种身份转换难不难？
刘小钢：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曾问过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它是特别自然的，没有说生命中间发生了什么巨变，让我去狠下决心什么的。
其实，第一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比较不好，觉得很累，有点厌倦。第二是我自己感觉，我的热情好像有点用完了，很难再对商业提起特别大的兴趣。但是那个时候才40多岁，我就觉得好像我这种人不工作也不行，下半生你总要找一个什么事情做，对吧？你叫我退休，我会很难接受。
于是，当时就反复地问自己，除了现在的事情，我还能做什么？什么东西还能够成为下半生的一种精神寄托？最起码要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有激情，愿意去投入才行。
那个时候大概是2003年。我当时正在卖楼——我们盖了一栋楼，但特别难卖，也想了N多种办法去卖它，然后慢慢地把最难的时候熬过去了。但是我已经真的觉得很厌倦。
于是我去了英国，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学英文的。当时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和空间远离工作，不要再去被工作缠绕，然后思考一下我自己到底想干吗。另外，我当时也想把英文稍微地捡一下，已经离开大学20年了，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选择在那里待三个月。
在2001年之前，我每年也会带着我们公司的员工去福利院、敬老院，献爱心。这种其实以前也做，但是根本不知道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做。
2001年的时候，我到广西百色去捐了一栋校舍，捐了50万。那是我第一次参与一个有些规模的、不是简单的献爱心的活动。那几年时间里，每年我都会去学校。学校特别偏远，要从广州坐飞机到南宁，然后再坐汽车，之后再换一辆车，花很多力气才能到达山里。那里大概有两三百个孩子。
那个项目当时给了我特别大的触动。我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孩子，还有这样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而且当时我觉得特别高兴，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就觉得，原来钱是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的。
以前，我也非常物质主义，到处购物，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50万或许很多，又可能花不出太大的价值。但是当你把这些资源用在了这些孩子的身上，你会发现，它能让几百个孩子跟外部世界有更紧密的连接，孩子们的眼神都活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心灵的影响是很难估计的。所以，一刹那，它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
那一次之后，几年里我也不断地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带书、带些文具用品。他们也总期盼着我们过来。
后来在英国的那段时间，我就总是在想，已经要进入下半生了，一定要选一件事情去做——这件事情得是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于是我问我自己，过往的哪一件事情让我有这种感觉。我突然间想起来去百色建校的事情，就觉得在那一刹那，真的有那种找到了生命价值的感觉。
政府的工作我干过了，觉得没意思；商业也干了20年，干够了。为什么我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去做公益呢？我觉得我的性格里面是有一种喜欢做社会公共服务的基因的，也不想做着玩，我希望能把它真正做成我的职业，用余生去创造价值。这样，我才觉得找到了一个方向。
但问题是我不懂。业余做一下，是可以的，但让我把它作为职业、很专业地去干这件事，我一无所知。除了它是做好事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我完全不知道。
没关系，我不懂就可以学。原来做商业，我也是不懂的，后来去读MBA了。我下定决心要转行，也刚好在英国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她在美国上学，当时正在剑桥交换，她的爸爸是我的朋友。正好在她的毕业典礼上，我跟她聊起来转行的事，她就告诉我，其实现在这个专业挺火的，叫做非营利管理（Non-profit Management）。我想，非营利就是不赚钱的意思吧，听起来就是我想做的。我转行的时候想做准备，到处去找、想学习，可我也得知道在哪学吧？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突然又找到了一个路径，我就特别高兴。
那个时候，我本来是定了在英国学习三个月。碰到这个女孩的时候，还剩下大概一个半月，我其实已经报了一个英文班，接下来也要去剑桥上学的。但她一跟我讲，我马上觉得迫不及待，还浪费啥时间啊。
其实我儿子说归说，他还是给我在美国买了一本书，收录了所有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专业排行榜。我拿到这个东西简直如获至宝，在里面翻到非营利机构管理专业，前十名全是名字如雷贯耳的名校。我胆子很大，报了前十里面的四间学校。我想着，不收我也没关系，我就先去美国读一年英文。我这个人，一旦知道目标在哪里，就会设计一条路径，然后全力以赴，不管结果如何。我直接放弃了剑桥的课程，飞回国内把工作全部安排好，楼也让别人接手去卖。最大的问题是我英文的确不好，托福考试半年的准备时间里，我必须得想办法——于是我报了新东方，成了里面年纪最大的学生。大班还不行，再报私教，疯狂刷题、买磁带来听。最后我的托福分数差不多是卡线过了前十名大学的最低分数线。
非常幸运，三间大学都给了我offer。先是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我等了哈佛很久，那也是我最想去的大学。我还记得到北京去参加面试，哈佛的老师就问我，好好地做着企业，为什么转行？我也把社会服务和捐赠的经历、还有我的想法跟他们解释了。我说我很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回报社会。对方说，你真的感动了我，回去以后，我会在招生委员会里推荐你，希望你能达成你的梦想。
后来我真的收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虽然它是有条件的，需要我先去上一个月的语言学校。
那个时候，我根本已经无心卖楼、赚钱了。当时我手上还有一块地，甚至那个地点比我现在盖好楼的地段还要好——是现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我如果坚持把它开发完的话，还可以赚很多钱。但我觉得它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生命有限，相对于我的时间，我觉得那个钱不值。我就完全没有犹豫地把地给了政府。其实我亏了600万，但无所谓了，我觉得我赢得的是时间。那时都快50岁了，再卖楼，我下半辈子可能没有机会了。
后来我想捐钱去推动一个大项目的时候，也后悔过那个决定。如果当时把这块地做了，起码可以多赚一大笔钱，就有钱可捐了。但后来想想，什么事情都是要有交换的，对吧？要拿那笔钱，就要用时间去换，甚至现在还做不做公益，也很难说了，生命的路径可能都会变化。
所以这么一想，我又不后悔了。我能够顺利转行，现在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更重要。没钱就去筹款，总有比你钱多得多的人，得有办法用你的能力去感召别人来支持你的事业。钱，你不知道多少是够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这十几年。
转行了以后，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开心的，就是这20年。这20年，跟我直接有利益相关的事情越来越少，脑子里想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也就不会令你纠结。
《中国慈善家》：虽然你说这是生命中最开心的20年，但这里面也有很多困难的时候。那次在妈妈病重的时候，你最后还是决定去百色做公益，应该也是很困难的选择。
刘小钢：是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刺激很大，很难受。那时我妈妈80多岁，已经患肝癌15年了，她一直咬牙坚持。到了2001年，其实是最后一个春节，她一直在医院里，非常虚弱。我把她从医院里接出来，春节哪里都没去，一直陪着她。
广西百色的公益是陈开枝（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带我去的。2000年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全版的关于他的报道，讲他扶贫、做公益。我父母也是政府公职出身，陈开枝是我的叔叔辈，在大院里看着我长大。我觉得他们这辈人做公共服务，其实潜移默化地对我有不少影响。
后来有一次看戏，在休息室碰到他，我就问他做公益能不能带着我。他评价我是傻妞，觉得从来没人跟他这样讲，他一般都是得求别人支持他。后来，他到六隆镇去的时候，想起了我，把我介绍过去给学校捐楼，我也和他一块儿去那边探访了很多次。
那年大年初三，学校的楼要奠基，我准备第二天一早八点多的飞机去广西。结果当晚我妈起来上洗手间，摔了一跤，我们赶紧叫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忙到四五点钟。
我当时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再过几个小时本来该去机场了，但我妈又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特别地挣扎。
大概早上五点多钟，我给陈开枝打了个电话。我说，实在是不能陪你去百色了。他一听，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也很矛盾。但他其实很难，那一年本来有好几个奠基项目，别人都说不能去了，他是寄希望于我的，觉得好歹还有一个人能支持他。可我也说不去了，他就有些绝望。
最终我还是上了飞机。学校活动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收到病危通知书了，你必须马上赶回来。后来我哥跟我说，妈妈当时一醒来发现我不在，都要气死了。大概我回来十天后，她就走了。
望高与俯身
在哈佛学习公益，刘小钢是站在高处的，她很快掌握了“望高”的方法，但回国后，她却发现“俯身”才是更需要去上的一堂课。
在国外，她接触到“社区基金会”的概念，被其理念所吸引。这类基金会把视线集中在一个地域内，其中的人则共同参与构建社区共同体，开展项目来谋求公共利益。人们可以成为捐赠者，可以成为规划者、实践者，也同样能成为受益者。而当作为基本大单元的各个社区进入健康的自我运转状态，整个社会也将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意气风发的刘小钢，希望把这个模式带回中国，但此番栽种却在初期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家庭环境优渥、无忧无虑的她，在公益中才慢慢领略到人间疾苦，她开始“趴在地上学”，走到基层里和人们打成一片。
2009年，刘小钢与两位朋友一同发起成立了千禾社区基金会——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经过15年的探索，千禾逐渐聚焦在流动人口与环境保护两个议题上。
其中，流动人口与城中村的聚集，是广东极其突出的社会现象。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广东省内共有超过5206万流动人口，且还在不断增加，人数相比上一个十年周期增长51.71％；其中省外流动人口达2962.21万人，位列全国第一。
外省流入广东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千禾也因此将流动人口问题作为本社区关注的第一重点，针对流动家庭亲子关系改善、流动儿童教育质量提升等问题展开工作。不仅仅是搭建、完善家校社系统从而保障人群权益，刘小钢与千禾更相信，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远非被动者。如若激发出他们的自主能力和活力，他们很快会为自己的社区带来更多改变。
《中国慈善家》：在哈佛读书时，你曾经拍下了和波士顿社区基金会总裁的一顿午餐。当时你们聊了什么？
刘小钢：其实当时国内去哈佛肯尼迪学院读书的人不少，也有很多原来就做公益的。但是我去哈佛上学时对于公益一点都不懂，知识积累全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肯尼迪学院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会在学生范围内做一次拍卖筹款，形式叫做默拍。他们在一间屋子里放了很多不同的拍品，你看中了什么，就在上面写个价格，两个小时之后，价高者得。
拍品很多，项链、耳环，还有各种各样的书之类的。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与波士顿社区基金会总裁吃饭。我心里想，好有意思。因为我本来也是来读这个专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社区基金会是什么，但总之它是基金会，是做公益的。我想近距离接触一下有经验的公益组织领导人，那是我在当时特别需要的。
我直接就写了200美金，志在必得。果不其然，只有我一个人拍了。事实上，那顿饭是总裁请我的，我的钱则捐给了校方。
那时跟他聊了很多。我是个小白，什么都不知道，就从“什么叫社区基金会”开始问起。社区基金会对于社区改变有什么价值，然后是怎么做的，做这个会有什么挑战，所有有关社区基金会的事情，我全部都请教他。
刘小钢：我去哈佛学习的目的，是回来做我喜欢的事情，于是分分钟都是在用国外的理论对接我脑海里的中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中国的现实是怎么样的，回来以后才发现根本就对接不上。
我形容我当时的状态，是“在飞机上用降落伞跳下来，扑通就挂在树上，上不去，下不来”。当时其实也想过，要不然我就回商业算了。但问了自己100遍，我都还是觉得不愿意回去，我还是想干这个。
后来朱建刚老师跟我说，你现在如果决定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得趴在地上学，慢慢地你会找出一些线索，去对接你学的东西。于是我按照老师的意见去认识一些打工的朋友，看他们如何把人组织起来，和一些群体慢慢混熟，我才觉得自己有一些进步。
所以后来朱老师到处跟别人讲，你们别说刘小钢不行，她现在比我们还更加了解草根组织。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正好是广东狮子会的会长，带着会员志愿者们到汶川去救灾，又认识了很多当地的草根组织，也慢慢感受到公益氛围有了变化。
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每个成员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有选择的意识。自己要基于自愿，投入到一些公共事务里。
欧美社会的情况，跟他们的宗教历史有很大关系，服务社会作为教义的延伸，成了他们很普遍的观念。而在中国，有时大家很依赖政府来替自己做好一切，对公共的事情不愿意负起自己的责任。
做社区基金会的价值恰恰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把社区里普通人的自我意识，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把它激发出来。所以千禾工作的出发点就是在人身上，如何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让大家相互看见、相互关心，从而在乎自己生活的社区。这样一来，社区可能就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千禾成立十五年来，我们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其实过程非常曲折，也转变了不同的路径和做法，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基本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社区。促使人的变化，才能让社区变化，而不是只简单地去做各种活动，把社区搞得热热闹闹而已。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很慢但又有韧性的社区发展模式，或许在十年后会看到变化，也有可能会是失败的结果，但我觉得都没关系。
《中国慈善家》：筹款情况如何，资金上有没有困难？
刘小钢：还可以。2022年大概是1500万，去年是2000万。但现在我觉得要更加注重筹款质量，不是说有人给你钱、叫你干吗，你都去做。
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筹款，就真是这样。但筹款的目的是什么？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为了它找人、发展新议题，等于被钱牵着走。
我们现在比较笃定，知道工作的战场就是在社区，想在这里深耕，把它做好。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捐款人，在理解我做的事情后，能不计较短期效益地支持我们。
刘小钢：其实千禾发展到今天，真的是换了很多不一样的做法。我们最初是支持草根组织，看到哪个做的事情和我们价值观一致，我们就给它支持，大概有几百个组织。后来有很多慢慢地也没了。
这个做法不能说错，但是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感觉沉不到底。像我们这样的资助型基金会，需要去筹款，但捐赠人不明白，你做公益就去做公益，为什么还把这个钱给一个别的组织？所以我们筹款也非常困难，而且资助到最后，好像也不见得非常有效。
所以千禾的这15年，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慢慢发现，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机构，资源非常有限。这么小的基金会，如果想涉及各种各样不同的议题，到最后就是一无所获。
我们发现，必须要聚焦。但怎么聚焦？我们想到，第一，千禾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基金会，是广东省注册的基金会。第二，我们地域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流动人口问题。广东省是全中国最大的流动人口省份，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议题，就是流动人口。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最后一公里”的基金会。很多头部的基金会，它不需要去向外筹款，可以做一些统筹的、提升行业发展的事。而我们虽然资源不算多，但对地面是最了解的。于是，我们就把焦点确定在珠三角的流动人口议题上。
现在这也是我们很鲜明的标签。再去筹款时，一讲对方就清楚了。他会看到我们在这个议题里的能力，比如很清晰地了解到有多少组织在做同样的议题，这个议题里面有哪些重点，我们给出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什么，怎么样让关注的群体发生变化等等。我们的定位越来越明确，资源筹集能力也越来越强，积累的经验和能力也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和一线草根组织一起成长的资助型基金会——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女性不止半边天
千禾社区基金会的办公楼坐落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小巷子里，那是一栋三层的矮楼房，空间有些局促，刘小钢作为理事长更是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单独的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往外望去，举目一片高矮错落的小房子，老城区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无论是办公室内外，刘小钢总是和大家能打成一片，似乎走到哪里，她身边总是围着许多人，颇有一种一呼百应的领袖气质。
《中国慈善家》：我们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报道聚焦女性公益领袖，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刘小钢：我真的基本没有性别意识，好像是“雌雄同体”。这可能跟我家的情况有关。我妈是一个非常好强的女生，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特别喜欢学习。结婚之后，我爸也留给她很多空间，她就去党校、去各种课上学习。我们家也比较少性别上的区分。我一直是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所以原来谁要是问我关于性别的问题，其实我是没有话讲，没有这个意识。
但是自从进入社区之后，我发现性别的分野的确是有的。在我们的社区里，其实管孩子的一般都是妈妈。我们搞了很多的社区活动，爸爸都不出席，基本上都是妈妈。而且我发现，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妈妈改变，家庭就会改变。
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我们讲社区话题，妈妈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支持过一个打工一族的社区，其中一个打工妈妈在我们的支持下出来做了一个公益空间。她身边有一批妈妈，原来只知道在工厂里打工赚钱，每天生活很枯燥单一，但是慢慢地把她们组织起来之后，她们的活力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她们去读了千禾开办的关于孩子的各类课程，成为了城市支教的志愿者。这个打工妈妈的群体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给她们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好的变化，这让我觉得妈妈的力量真的非常大。
刘小钢：在我们公益领域，从业者大概60％都是女性。女性在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止半边天，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非常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觉得公益行业，相比于商业或政府来说，对女性是比较友好的。不过，在有资源的那一端，好像女性也不是很多。可能是在商业或者政府方面，留给女性发展的机会还是不够多，所以掌握资源、顺势进入公益领域的比例也会小一些。而在草根民间组织、民间社会服务机构这一端，一线的领导人还真是有很多女性。
公益领域跟别的领域最不一样的特点是，每一个人的自主性其实都是很强的。如果不是有极强的自主性的话，他不一定会选择进入这个领域。要赚钱，可以去企业，要当官，可以去政府。之所以选择公益行业，很多人是基于一种价值的选择，而这种价值的选择应该是一种非常自主的选择，不是“不得不为之”。所以我觉得，选择做公益的女性，一定真的是有思考过的。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女性来说，她真的可以尝试去看到一种可能性。不是说只能去给人打工，如果对哪一个社会议题感兴趣，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尝试带领一个团队去做。
《中国慈善家》：家人如何看待你的公益事业？
刘小钢：我觉得我跟儿子都是比较独立的两个人，他不会过多谈论我做的事情。比如去年年底我获得了爱心奖，我就问我儿子和儿媳，你妈很奇怪地得了一个奖，有没有兴趣去参加一下颁奖仪式？他们去了，之后也点评了一下，给了我一点认可。
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开心，那就是我跟我儿子在价值观上有很高的共识。对于我做的事情，以及平时对于新闻时政的讨论，我们很多基本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当然，我们是两辈人，所以我关注的人群不一定是他关心的。但是他对一些公共事务有他的理解和角度。比如他对宠物非常有感情，他觉得猫狗是不能买卖的，如果喜欢就得去领养。如果拿它当一个商品去买卖，就绝对触及他根本的价值观，他会非常愤慨。
他现在还在创业。如果有一天，他也有兴趣做公益的话，我希望能支持他，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公共议题。
《中国慈善家》：现在回望自己走过的商业和公益道路，你如果回到从前，会从一开始就选择做公益而不是商业吗？
刘小钢：我觉得两个领域之间，很多逻辑是通的。当然，公益机构会考虑弱势优先，会把资源都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商业也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它是用产品、用商业的逻辑为社会作贡献。我觉得两者要达成的终极愿望，都应该是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们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我越来越觉得，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你本身一定是要带有公益目的的。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于给股东产生最大化的效益，这可能真的走不远。
如果放眼世界，你会发现，好的企业一定是受人尊敬的企业。受人尊敬，源自于它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它的公共目的和它的产品已经不能分割了。为了赚钱造假或者什么黑心企业，根本不会再有生存的空间。企业必须慢慢发展出社会责任感，你做的产品，如果希望它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它内在的逻辑必须指向公共目的。
我以前不懂这些。但今天如果我再回去做企业，我觉得自己会做得更好。而且我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向善的企业，毕竟，我好歹干了20年的公益嘛。
作者：龚怡洁
图片：陈骥旻、受访者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中国慈善家》2024年第2期2024年4月16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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