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小故事，对我最终的选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一年，我到农村考察，打算做一些扶贫的事。但当地的村民看到我们就伸手要钱，还说有哪些大学已经给了他们多少钱。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在想，扶贫这样一件好事，是不是也有可能异化成一件不好的事情呢？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逐渐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认知，不改变认知，解决的都是表象问题，而且还会在解决旧问题时产生新问题。2006年，我读了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我意识到，社会企业家精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倡导和发扬的思想观念，应该成为现代美好社会的引导力量。如果你看过我们基金会的英文名称，你就会理解基金会成立之初的发心，以及《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基金会的英文名称是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在当时的中国，我们是头一家以社会企业家为名称的基金会。到了2007年，我觉得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于是在几个企业家朋友的帮助下，成立了基金会。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公益的缘起可能要归结到人生各个时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而成立基金会，说明我决定起而行之了。《中国慈善家》：“人的改变是最大的公益”，这也是友成的价值观。如何理解？王平：我认为公益组织的终极目标是关于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17项指标也是关于人的，我们所憧憬的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都是关于人的。人的社会性在于，当个人得到全面良好的发展，不仅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还能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作为公益项目的终极价值理念，这也是我创立基金会最初的发心。当我们说，社会的改变必须通过人的改变才能实现，是基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人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对客观世界而言人是主体，外部世界的存在和特性是通过人的感官和心智来感知和解释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在经济上虽然已经相对富裕的人，过得并不幸福，许多富裕国家的人都存在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的困扰。这足以说明，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个人价值观念并主导个人的行为选择，而个人的价值理念，又会进一步强化社会的价值观。所以，人的改变就是人的认知的改变，人的价值观的改变。认知影响行为，行为影响社会。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举的理念。所以，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针对很多公益组织在设计和实施公益项目上的过于“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仅仅满足于物资和钱财的施予。类似这样的扶贫和慈善捐赠，不但不能提升受助人的能力和调动他的潜力，相反还会给受助者长久的身心损害。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小故事。我还认为，是否力图从根上来解决社会问题，也是区别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的分界线。我理解，传统慈善主要是个人的施善行为，因此有“救急不救穷”的倾向，当然，这种利他行为也是值得称道的。而现代公益则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和组织性的公共行为，其目的应该是系统和彻底地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例如，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经济单向度发展的思考和批评由来已久，而由此产生的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顽劣问题，友成提出了社会价值创造的理念和思想，并且配套开发了社会价值评估“三A三力”标准，实现了从理念到方法的创新。虽然这是一条充满了困难的路，但这却是我命中注定要去实践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路，让我充满了价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