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逃离北上广成为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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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这个世界坏人已联合起来了，很多人不满于生存状态却无力改变，变成了愤青
“在北京活得那么累，你说你到底图啥？”“房价那么高，工资都付给房东了，有什么意思？”“大城市开销这么大，一年也存不了什么钱。”“连个对象都找不到，还不如回家，都帮你置办好。”
买不起的房子，挤不上的地铁，散不去的雾霾、控制不住的无力感……
因为压力、因为疲惫、因为孤独，每一个还在大城市打拼挣扎的人，谈起“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内心总会有波澜。我们谈论了很久、争吵了很久，但真正逃离走的，又有几人？久而久之，“能逃离北上广竟也变成了一种奢侈，一种权利。”
无论是逃离还是停留，终究是每个人的自我选择，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的又一次权衡。（为什么日本学者写的中国历史却风靡全国政商圈？）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
为什么全民迷恋“北上广”？
文 | 许子东
前年在北京办讲座，碰到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两人分别是大网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开着一辆宝马X1，颜色并不好看，据说是特价产品。他们开车送我，在四环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车。
从聊天中得知，他们多年前在北京四环外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当年一百多万，现在值八九百万，可是他们却说毫无意义，只有一套房，卖了也买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个多小时。
看得出，他们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牢骚很多。
于是我就问：“你们都是武汉人，为什么不到武汉找类似的工作呢？房子卖了八百万，到武汉两三百万就可以买到更大的房子，余下的虽说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减轻生活压力，也许还可以环游世界，不会整天塞车在雾霾路上……为什么不逃离北京呢？”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
男的说：“我们也想过，也有实际可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或者说不甘心。”
女的问：“许老师，设身处地地想，你会离开北京吗？全家，而且可能是永远的离开？”，一下子把我也问倒了。
北上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了。房价飞涨，生活艰难，但又极具吸引力。有人为了进入北上广，不惜一切；有人却又生出念头，想逃离北上广。
塞车的大把时间里，我跟他们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
首先，你们的生活目标到底是城市，还是工作？是户口，还是专业？
几十年前问这个问题真是太奢侈了。
1966年6月13日全国停课闹文革的时候，中国有大学生五十四万、中学生一千多万、小学生一亿多，全部停课。这三个数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一个中国知识人口的金字塔。
除非是被迫或是思想觉悟特别高的人主动去边疆，否则正常的北京人、上海人是不会离开的。为了专业需求放弃大城市的人极少，因为有专业需求的大学生总数就极少。
今天不同了，小学生还是一亿多，可是初中、高中生各有两三千万，在校大学生也是两千多万。
如果说，五十年前中国的知识人口是一个金字塔，那今天就是阿波罗神庙上的柱子，下面略宽，上面几乎一样粗，这样才有机会再谈知识人口的结构变化、对全民文化需求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
回到北上广话题。这说明几千万大学毕业生，现在有选职业还是选地方的权利了。
有数据表明， 2012年，北大有七成的本科生和四成的研究生选择京外就业。到2015年，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突破50%。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如果自愿降低专业要求，随便在北京找个工作是很轻松的；选择京外就业，说明他们的职业考虑大于城市的考虑。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方向。
在美国，大学生、研究生很少有把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生活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如果在二、三线城市有一个机会（美国没有二、三线城市的说法，姑且用之），薪酬多30%-50%，他们多半会转工跳槽了，不光是为了钱，薪酬代表职位，代表你受重用、有前途。
这种情况跟美国各城市之间生活方式接近、物质差距不那么大有关。
如果一批老同学见面，一个在达拉斯年薪十五万，一个在纽约年薪十万，当然前者更自豪。而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呢，一个在武汉挣一万五，一个在北京挣一万，大家会怎么看？他们自己又会怎么看呢？
这不单是北京、上海的问题，台湾、香港的大学生们，迄今为止大部分都从未想象过要到别处去谋生（别处不是指巴黎、纽约）。
因此，台湾大学毕业生起薪点22K台币已经炒了很久了，22K台币相当于五千多人民币，相当于北上广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工资，可是台湾的总体生活水准更高。同样，香港大学生面临外来人才的竞争，找不到出路，前途堪忧。
如果以专业优先来选择城市，不同专业就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是在大学教书或者做研究，那么城市不重要，大学才重要。美国很多一流大学都不在“北上广”级城市，普林斯顿、斯坦福都是独立的小镇。芝加哥大学虽然在大城市，却靠近城南的贫民窟，绝非适合居住之地，但是人们只追求专业，不在乎环境。
中国的问题是好大学集中在北上广，北上广压力大，选专业、选城市成了一回事。（即便是夏秋日，读《南渡北归》 仍觉寒冷，心如滴血···）
从事新技术，高科技领域呢？
硅谷在加州中部小城，谷歌、波音在华盛顿州西雅图。而在中国，你要做IT，要到高层的研究机构，就要到北京中关村，各大门户网站也都集合在中关村。
我开玩笑，要是那里一停电，中国的文化中心马上休息，这是科技产业布局上的“北上广”。难怪这么塞车，城市化道路不可承受之重。
也有些专业人士必去波士顿、纽约的，比如艺术、建筑领域。学电影的必须去洛杉矶。想做官的倒无所谓，在美国哪里拿到选票哪里就好。在中国也是，要上升，先下到地方去锻炼。
随着社会的发展，能逃离北上广是一种奢侈，一种权利。
如果说主动离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进城的又是怎样的人口呢？
上海目前总人口2415万，其中外来人口983万，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统计表明，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另一类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
上海的服务业77%靠外来劳动力，建筑业74%，住宿餐饮74%，批发零售62%，制造业61%——说通俗一点，如果不考虑专业，想进北上广的人口处在社会生产链的较低端。
对他们来说，城市竞争天生就不公平：没有户口，小孩读书成问题，没有原来的公家分配房子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且现在限制越来越多，进北上广的门槛越来越高。
所以，这么多人想进来，我们怎么舍得走呢？这对夫妻虽然没有明说，我却听出了他们的意思。
在中国人看来，大家抢着要的东西总是好东西。
有篇文章述说北上广新白领们的忧虑和心理优越感。
心理优越是外部压力带来的，夺回控制感的需求，认为自己经过多年的残酷竞争，争得了相对光鲜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广，说明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身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时候也怀旧，怀念家乡，但还是相信北上广的社会阶层更平等些，女性平权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
有些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对于社会新的游戏规则的追求，都构成了他们无法从北上广逃走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对那对夫妻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有专业选择的能力，也有经济上的支撑。
男方在大的门户网站就职，或许在北京更有发展，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错。女编辑问，比方说呢？我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袁滕飞视频全网下架，《这个历史挺靠谱》千万别再禁了）
可是“理想国”也是在北京啊，她这样回答。
全民迷恋北上广，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中国城市化的目的和理想。
本文选自 许子东《书生之见：子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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