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生长：苏轼的“杭州词”，道尽了北宋盛衰
宋代一直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既是因为当朝者吸取了历朝历代经验，开始重视科学和文化；也因为宋代的文人们，用他们的笔墨映衬出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
在宋代，苏杭被称为“地上天堂”，是最能体现古代悠闲惬意的市井生活的地方，也是江南风情最淋漓尽致的所在。宋词与苏杭的相遇，是艺术世界与现实地理的交会，而这一交会的中介，则是宋代的那些词人。至于真实的苏杭与诗词镜像中的苏杭究竟有何分别，我们唯有从历史的记录中找到时代的旁证。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宋词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以“杭州词”最为耀眼，这也是后世将杭州称为“中华诗词之乡”的缘由。描绘杭州的宋词，不说浩如烟海，也是多不胜数。这其中，少不了苏轼的贡献。
苏轼是北宋最著名的词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艺术鉴赏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都希望得到他的称赞和题跋。他的朋友圈中既有书法家、画家、收藏家，也有官吏、商贾甚至僧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他在杭州结识的。两次仕杭，苏轼的“杭州词”却风格各异，这让人不禁想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如此之大的转变？一个真实的宋代杭州，又是什么样子的？
2022年5月17日，杭州。中山南路上，打牌休闲的市民。（图/陈中秋）
作家周文翰早年撰写《中国艺术收藏史》时，就对苏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是诗人、词人、艺术家。
如此看来，苏轼与北宋的政治、文化、艺术生态的关系复杂密切，我们从诗词“艺术”的侧面接近苏轼，却也能体会到他一生中种种“不艺术”的为难和苦痛。作为一位词人，他心中的美好与恐惧、无奈，或许正交叉描绘出了那个最真实的北宋。
自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后，杭州成了东南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宋朝时，杭州不仅不抑商，还放宽宵禁。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杭州城在宋代走向了鼎盛。
杭州下辖九县，当时的知府官署设于钱塘县的凤凰山脚下，登上凤凰山，就可以“东望海，西望湖”，杭州城的地理格局一览无遗。城西是著名的西湖和周围的山岭，城东则是钱塘江的入海口和连绵的滩涂。
《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记载，北宋徽宗年间，杭州城郭已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社众多，大街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柳永在杭州游荡时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形容了它的“闹”与“静”。
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仅是水陆两路贸易频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睐有加的地方。与遥远的边关和京城相比，这里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祥和。而苏轼与杭州的命运交织，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彼时，宋朝正当内忧外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皇权不振。宋神宗与王安石为了“变风俗、立法度”，让朝廷大臣之间相互制衡，并且层层监控，使得京城里人人自危，流言蜚语盛行。
作为官员，苏轼和许多人一样，同样好奇王安石要如何变法。后来，他主张保留诗赋的考试，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对。两人政见不一，致使苏轼在官场中败下阵来，甚至不断受到排挤。
此后，苏轼开始公开反对变法，进呈《再上皇帝书》，指出“新政”导致“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这让他与主张“新政”的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苏轼发现，他在朝中的朋友逐渐被肃清，连他向来敬仰的观文殿学士欧阳修请辞退休，也被恶意驳回。他深感郁闷，于是有了去外地当官的打算。后来宋神宗下旨将他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反而心中暗喜。他素来知晓“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对能去杭州一事甚至还有些期待。
根据《苏轼年谱》，苏轼一共有两次仕杭经历。第一次是从宋熙宁四年（1071）至宋熙宁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不到三年；第二次是从宋元祐四年（1089）至宋元祐六年（1091）出任杭州知州，不到两年。
在杭州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苏轼阅尽了湖山美景，也尝遍了民间冷暖。因为他的到来，宋词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并列的存在。宋词、杭州、苏轼，也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苏轼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访了欧阳修向他介绍过的僧人惠勤。惠勤和尚擅长作诗，对苏轼来说，与僧人交往是逃离官场和家庭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览之趣。闲游静坐之间，苏轼写下了“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初来杭州时，心情甚是舒畅。
苏轼从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设茶待客的影响，也开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加上龙井等处又是茶叶的产地，苏轼对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2023年5月15日，杭州。此时，正是词人所写的“绿到西湖”的季节。（图 / 陈中秋）
实际上，苏轼初来杭州时，吟诗作赋还以诗、文为主，直到广结善缘的他，认识了正好退居杭州的张先。
张先是一位交游广泛且文采出众的词人，虽然年长苏轼46岁，但两人性格、志趣相投，相处起来也毫无代沟，还经常一起泛舟西湖，寄情山水、共赋诗词。受张先的影响，苏轼那段时间的作词水平日渐精进。
三月的杭州，各处花红柳绿，士人、民众纷纷出门游赏。有一次，初春时分，苏、张二人到东城门外，苏轼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写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这首词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首词。此后三年，苏轼陆续写了四十多首词，其才华尽显无遗。虽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怀抱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和抱负，发出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感叹。这段时间，也是苏轼诗词写作的爆发期。他写的词，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
令苏轼想不到的是，远在杭州的他，还是被朝中之人盯着不放。苏轼因“杭州词”而声名远播，有心之人便说他在诗词中批评和讽刺“新政”，还将其上升为对宋神宗的不满与反对。
1079年，改任至湖州的苏轼，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遭到多位御史台官员同时发起的弹劾。没过多久，苏轼便被带到了汴京御史台，官署外栽着许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栖宿其上。由此，苏轼的遭遇，便被世人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殁后，旧党复起，苏轼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其也十分重视。然而朝中的党派之争始终没有放过苏轼。看似风光的朝中生活，在苏轼眼里，却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屡遭飞语，再岁江湖之上，粗免烦言”。可见朝中的生活，令其厌烦不已。
1089年，“不追求政治，反被政治追求”的苏轼，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恩准，以杭州知州的身份，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杭州。
关于苏轼“杭州词”的具体创作时间和地点，学界向来众说纷纭。词学名家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笺》一书中，对苏轼写于宋熙宁和元祐年间的“杭州词”进行了整理归类。从数量上看，苏轼两次仕杭的词作，多是写景、送别和抒情的主题，但是从情感上来看却大不一样。
宋熙宁年间，受杭州的官妓制度及“歌词侑酒”的社交活动习俗影响，苏轼的词作表现出明显的社交功能和娱乐功能。如“玉人家在凤凰山。水云间。掩门闲。门外行人，立马看弓弯”（《江城子》），就是“陈直方妾嵇，钱塘人也，求新词，为此作”的产物。可以看出，苏轼这段时间的创作，大多用于同僚的宴集娱乐。
宋元祐年间，苏轼再来杭州时，他的遇宴而歌之作明显少了很多。此时的词无涉风月，即便是送别词，“歌伎”的形象也已经淡出。如写于宋元祐五年（1090）的《点绛唇·再和送钱公永》，便摆脱了传统送别诗词的“粉泪”感伤，而是以“孤帆远，我歌君乱，一送西飞雁”的描写，将离情融入高远的境界。而“寄参寥子”所作的《八声甘州》则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开篇，书写离别之感与两人的情谊，上阕“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更是表现了苏轼归隐山林的意趣。
与苏轼密切交往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指出，苏轼是“以诗为词”。诗只需要分平仄，而词要讲究得多，分五音（宫、商、角、徵、羽）、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还有六律和发音的清、浊、轻、重。一向跳脱率性的苏轼，不爱遵守这些戒律，所以他写的许多词，可读而不可唱。
事实上，苏轼在仕杭前很少写词，因为受到欧阳修严格划分诗文与词界限的文学主张的影响，他将词称为“余技”。这一时期的“杭州词”，也多承袭婉约词风。直到苏轼到了杭州，为了避开“诗祸”而“有意为词”，加上他在文学上一贯求新，才把“诗词本一律”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创作之中。
黄庭坚将这一切归结为“命”，而这个“命”，既是苏东坡的命运，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运。
经历乌台诗案后的黄州贬谪，苏轼看淡了世事，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词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情感，不仅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也初露豪放之气。
1100年，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写道：“出牧余杭，湖山清绝处，盖将解其天弢，与斯人为得其所。士大夫以为国家事体，不当听其去。虽然，又有命矣。”
这段话，道出了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的利弊得失。第一句是说：山清水秀的杭州，懂得苏轼的天资与才能，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适得其所。第二句是说：从士大夫治理国家大事这点出发，苏轼理应在朝廷发挥更大作用，只是事与愿违。
黄庭坚将这一切归结为“命”，而这个“命”，既是苏东坡的命运，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运。苏轼一生颠簸，是党争的结果，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种悲哀，对于北宋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悲哀。
参考资料：《点校二十四史·宋史》；孙凡礼《苏轼年谱》；［清］何文焕《历代诗话》；郑园《东坡词研究》；马俊芬《宋词与苏杭》；龙榆生著《东坡乐府笺》；向百雪、尹梦弦《苏轼仕杭词的北宋杭州城书写》；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作者 段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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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新周刊644期《最忆是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