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荐读 2019年第4期 | 彭斐章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研究

肖希明 吴庆梅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

彭斐章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他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来源于文华图专时期所受的教育、留苏时期所受的教育和国内图书馆学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搜集和研读彭斐章先生在各历史时期，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著作、论文，以及学界对先生的访谈和研究先生的文献，总结提炼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彭斐章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可概括为他的图书馆学教育地位观、学科建设观、人才观、质量观、知行观、师德观。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实践性，丰富了图书馆学教育理论，为决策层制定图书馆学教育政策提供了依据，推动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关键词]

彭斐章 图书馆学教育 教育思想

彭斐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他作为文华图专最后一届学生，1953年毕业（毕业时文华图专已并入武汉大学）后即留校任教，至今已从教66年（其间1956—961年在苏联留学）。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名年轻助教、赴国外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留学生，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晋升的第一位教授，从我国第一所图书情报学院首任院长、第一批图书馆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到武汉大学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他从教的历史，几乎就是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史的缩影。彭斐章先生正是在长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实践中，不断思考、探索、总结，形成了他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著作、论文、谈话中，也体现在他领导和参与的图书馆学教育活动中。相较于研究较为充分的彭斐章先生目录学思想，对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至今尚未有专题研究成果出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即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也走过70年不平凡的历程。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系统梳理和总结彭斐章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对于赓续与弘扬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创新图书馆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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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斐章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彭斐章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和不同文化中接受的图书馆学教育有关，更是他长达60余年从事图书馆学教育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的总结。

1.1 文华图专时期所受的教育

1951年，先生考入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文华图专）。这所创建于1920年的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规模不大，但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专业人才，有的甚至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图书馆学家。民国时期政局不稳，民生凋敝，战乱频仍，特别是1938-1946年间，文华图专被迫西迁重庆，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但文华图专始终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并凝练了一种可贵的“文华精神”，即“坚定的图书馆事业信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于图书馆事业；伟大的服务精神。”[1]作为最后一届的文华学人，先生对文华精神自然有更深刻的领悟，认为文华精神是鼓舞他们追求理想、战胜险阻、开拓创新的不歇动力[2]。在60多年的杏坛生涯中，文华精神始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指引着先生初心不改，砥砺前行。

文华图专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先生此后的图书馆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比如，文华图专重视通才教育，学习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从大学二年级以上学生中招生，使生源具有其他学科知识背景。为开拓学生视野，每两周举行一次群育讨论会，邀请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进行演讲以扩大学生知识面。文华图专教学内容注重中西结合，课程设置融西方图书馆学与中国传统目录学、文献学于一体。文华图专主张理论与实践结合，一直设有实验图书馆，让学生轮流参加其管理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文华图专注重外语教学，采用英文教学，聘请外籍教师，开设英文、德文、法文必修课，日文选修课，以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这些教育理念与模式，都对彭斐章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2 留苏时期所受的教育

1955年彭斐章先生顺利通过留苏研究生考试，于1956年11月3日赴苏联国立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今国立莫斯科文化大学)研究生部学习[3]，并选择了苏联著名目录学家阿·达·艾亨戈列茨教授为导师。艾亨戈列茨教授对研究生阶段彭斐章的学习研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彭斐章先生回忆道：“艾亨戈列茨教授学术造诣深厚，治学严谨，德高望重，他对学生寓德于教，严格要求，循循善诱，指点迷津，他将严、导、爱紧密结合起来的指导方法，使我在潜移默化中受益殊深，终生难忘。”[4]艾亨戈列茨教授对于先生的影响，一是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导师与学生一起制定培养计划，并且严格执行，关注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二是要求在科学研究中要树立严谨务实的学风。导师要严格把关学生科研，考证每条数据和文献出处；三是面向实践，强调研究要面向实践，加强应用研究，进行实地调研、资料收集和熟悉文献。艾亨戈列茨教授以身作则，他非常熟悉和了解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学科文献，对于学生是身教重于言传。

正是深受艾亨戈列茨教授的影响，先生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也秉持着严、导、爱的指导方法，对于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学习和科研上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要求他们高瞻远瞩，把握学科前沿，在生活上给予足够的关怀和爱护，与学生形成严师益友的关系。

1.3 国内图书馆学教育实践活动

1953年，彭斐章先生文华图专（已并入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中文编目课程。1956年留学苏联，主攻目录学。1961年回国以后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任讲师，讲授目录学课程，担任目录学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图书馆学教育与其他领域一样受到严重冲击，停止了招生。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先生又站在讲坛上讲授图书馆学、目录学课程。

1978年，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随着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先生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也开始大展宏图。1978年，先生成为文革后武汉大学获评的第一批副教授，并担任了图书馆学系副主任。这一年，他参与创办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科技情报专业，也是全国最早的科技情报专业。这一年，中央做出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决定，先生率先在武汉大学招收了首届目录学硕士研究生。1982年，先生与朱天俊、谢灼华、孟昭晋合编的《目录学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高校目录学教材，先后十次印刷，发行十余万册，并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83年，先生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批图书馆学专业教授。1984年，武汉大学在图书馆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图书情报学院，先生担任了首任院长。此时学院已发展到设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发行管理学四个专业，在校学生达千余人，有10个专业方向招收学制为三年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研究方向扩大到13个，学院还设有函授专修科，学生达1300多人。在先生的领导下，学院制定了“1986—1990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七五规划），提出了出人才，出成果，保持领先地位的发展目标，重点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和加强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努力。先生参与完成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体系的深刻变革》项目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5]。

先生十分重视本科生教育，从教数十年，直到21世纪初，仍以70多岁高龄为本科生讲课。自1978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共指导硕士生40多名。1990年11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先生成为第一批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生导师，并于1991年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至今已指导博士研究生30多名。2004年，先生被遴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此后十多年，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主讲的《目录学》课程，早在1987年就被确定为校级主干课程，1992年被评为学校一类课程。2004年，被教育部评为首批、也是当时图书情报学专业唯一的国家精品课程。2014年，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60多年来，彭斐章先生是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各个历史阶段发展与变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和领军者。他作育英才无数，积累了丰富的图书馆学教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他带领学院师生开疆拓土，高歌猛进，发展壮大图书情报学科与专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如此独特、丰富的实践，犹如丰腴的土壤，使先生根植于这片沃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如此枝繁叶茂，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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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斐章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内容体系

彭斐章先生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2.1 图书馆学教育地位观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虽然有文华图专一直在坚持办学，但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规模有限，社会影响也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书馆学教育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在坚持办学，培养了本科生和函授生共约3000人。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的轨道，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作为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组成部分的图书馆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急需大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而由于前30年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欠账太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彭斐章先生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81年9月，在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学教育座谈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副主任的彭斐章先生在发言中具体分析了当时人才匮乏的状况：“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工作人员约15万人，其中受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仅占2%，……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连一个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的人都没有。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现状，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很不适应，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先生呼吁：“图书馆学教育是‘短线’，应该通过调整逐步得到加强，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的建设的需要”[6],并提出了当时必须解决的几个方面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多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特别是研究生教育为我国图书馆学教学、科研和图书情报机构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的优势凸显。在世纪之交，彭斐章先生高瞻远瞩地指出，从时间上看，本世纪末我国图书情报机构一大批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将陆续进入退休年龄。而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还需要具有超前性和一定的储备量。先生认为，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高度出发，急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够适应现代高新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型的高层次图书馆学专门人才，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7]。

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彭斐章先生思考的是“怎样将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学位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带入21世纪”。他认为，21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将处在一个充满机遇、充满竞争、充满挑战的环境，必须要提高图书情报教育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8]。

纵观几十年来先生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地位的论述，他始终怀着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高度来认识图书馆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他总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以图书馆学教育家的深邃洞见，指引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2.2学科建设观

学科建设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也是图书馆学教育水平和层次的集中反映。它包括学位授予权的获取、学科定位、人才培养制度的建设等。彭斐章先生对图书馆学学科建设高度重视，他推动学科建设许多重要决策和思考，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2.2.1博士学位授予权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正式实施，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为图书馆学教育向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同年11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但当时学界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科要不要设立博士学位存在较大争议，反对的意见认为，图书情报教育是应用性职业性教育，设立硕士学位就足够了，不必设博士学位，而且当时教育部负责研究生和学位建设部门的某些领导也持这种看法。1986年彭斐章先生被聘任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但参加的是语言文学组，评议组讨论的问题都与图书馆学无关。先生审时度势，深刻地意识到博士点的设立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和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于是先生迅速组织力量，收集了美国、欧洲和苏联图书情报学科博士教育的完整资料，起草了在中国设立图书情报学博士学位的专门报告。先生还亲自给教育部研究生管理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写信，详细阐明了在我国设立图书情报学博士学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各种渠道，将信转交到主管部门负责人手中。由于报告和信件论证充分，令人信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0年批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正式列入博士授权学科目录，并分别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点，在武汉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情报学博士点。先生被批准为首届图书馆学博士导师。之后又将档案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由先生任召集人[9]。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点的设立，极大提升了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与国外接轨，向高层次发展开辟了道路。先生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完善，实在是厥功至伟。

先生后来在回顾学位点建设的过程时指出，获得硕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学科建设水平的最重要标志。它既是学科建设的产物，又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学位授权点的建设，既可以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又可以出高水平的成果。高水平的学位点能承担重大的科研课题，高水平的科研工作能为研究生提供前沿研究课题，研究生正是在科学前沿探索和在参加科研课题的活动中得到培养，增长才干的。因此，学位授权点的建立与学科建设有着互动的效应[10]。先生关于学位点建设的思想，是具有真知灼见的。

2.2.2科学准确的学科定位是指引学科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

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就影响到国家的学位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科归属存在不确定性。1981年图书馆学专业划归到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类。1990年公布的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中，又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划归理学门类。彭斐章先生认为，这种学科定位的不确定性对学科发展是很不利的[11]。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新增“管理学”门类，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划归“管理学”，下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并列的二级学科。先生认为这种学科定位“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在学科门类的归属上适得其所，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设置比较规范合理，有利于按宽口径来培养研究生，也有利于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授权审核。”[12]

先生所关注的其实还不仅是图书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图书馆学学科如何与国际接轨，走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作为我国图书情报学院的首任院长，先生可以说是图书情报一体化在国内最早的思考者和践行者。他敏锐地观察到国际上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那就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绝大多数已改名为“图书馆与情报学”（LIS）院系。他指出，我国图书情报一体化的问题虽在80年代引起过热烈讨论，但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教育界仍然是两大块，专业界限划分得很明确。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传统图书馆学对新兴情报学的拒斥和情报学对传统图书馆学精华的抛弃，而这种学科建设格局对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13]。先生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和档案学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在内容、性质、方法、技术手段甚至在学科发展方向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同点或相似点。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四大学科之间相互融合、渗透、一体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因而他主张对学科进行整合，利用共同的师资资源、文献资源、学术资源、设备资源，在宽口径的层次上培养人才，培养学生探索新知识和提高就业和转移工作领域的适应能力[14]。因此他认为，图书馆与情报学应定位于一门关于信息资源的组织、存储、检索利用的科学，其核心是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是科学信息的一般规律。只有有了恰当的专业定位，专业教育才不至于左右摇摆，才有创新的目标[15]。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外iSchool运动的影响下，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教育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这一发展趋势，正是先生当年所预言的方向。

2.3 人才观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最基本最重要的使命。图书馆学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家的彭斐章先生经常思考的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各种竞争和挑战越来越激烈，图书馆学教育必须以时代的使命感培养大批基础扎实、学识渊博、素质优良、富有献身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2.3.1不同层次的人才应该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与要求

图书馆工作对人才的能力需求是有不同层次的，因而必须发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学教育，并明确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格。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人才培养大体上是两个层次，即硕士研究生和本科、专科生。彭斐章先生和时任图书馆学系主任的谢灼华先生撰文认为，硕士研究生作为当时最高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图书馆学重大理论问题和基本问题的研究，图书情报新的技术方法的设计和应用，以及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建立。而本科、专科生应实施通才教育，培养目标是掌握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会运用图书馆的技术与方法，以及初步的图书馆管理能力与社会活动能力等[16]。

进入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教育增加了博士研究生层次。彭斐章先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研究生教育对提高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促进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17]。对博士研究生应该有更高的培养规格。先生认为，博士研究生“应该拓宽学科专业面，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在学科和专门技术上能够做出创造性的成果。”[18]他主张博士研究生要在学科前沿选择合适的学位论文课题。要鼓励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在更宽广视野下选择研究的课题，尤其是交叉学科的选题和前人没有做过的选题。创新能力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图书馆学研究生必须注重培养创新意识[19]。先生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实际上是为学科建设培养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2.3.2复合型人才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彭斐章先生和谢灼华先生就合作撰文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体系和工作管理日益复杂，图书馆业务所需要的技术和方法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因而对图书馆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书馆学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他们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知识面宜宽不宜窄，基础宜厚不宜薄，他们应该是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甘于从事平凡工作，具有求实精神的人才，……他们更应是知识全面、基础较好、了解古今中外的科学体系，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的专门人才。”[20]彭斐章先生认为，1998年颁布新修订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划归“管理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按宽口径培养研究生，使之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后劲。在2000年武汉大学举办的“首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先生在发言中再次提出要“转变教育观念，积极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21]，体现了先生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战略眼光。

2.3.3设立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是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图书情报工作对研究生层次人才的能力要求也在进一步细化，对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在新世纪之初，彭斐章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发展趋势。2000年，先生撰文指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都是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硕士生培养应当转向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设置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硕士势在必行。他认为建立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制度有利于改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规格与类型单一的状况。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明显的实践取向，可以很好地与职业对接，培养目标明确，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式、学位论文选题等方面紧密结合图书情报、信息管理的现实需求。因此，研究生教育体系要从单一科学学位到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并举的方向调整[22]。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纳入当年新增的29种专业学位之列。截至2018年10月，我国共有49所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覆盖了70%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3]。由此可见，先生当年的倡议具有何等的先见之明！

2.4 质量观

彭斐章先生无论是作为图书情报学院的院长还是教授，始终关注和重视图书馆学教育质量问题。先生的教育质量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4.1质量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命线

“质量是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命线”，这几乎是先生的“口头禅”，经常出现在他的论文、报告、谈话中。这也是先生重要的教育理念。早在80年代，先生在展望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时就强调了要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批评了盲目扩大规模，忽视教学质量的倾向，主张建立对教学质量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制度。他认为不但要重视在校学生的教学质量，而且要重视成人教育的质量[24]。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先生更是高度关注。他认为，研究生教育要牢固树立起质量第一的观念，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内容，要将创新意识贯穿到培养研究生的每一个环节。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主要是参与科学研究，直接参与知识创新活动，因此必须注意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广博与专精统一的基础上达到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要求。先生特别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能力上，要坚持提高研究生业务素质和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质量人才。要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和崇尚真理的献身精神，要教育研究生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进程中，将实现自身的价值与国家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25]。

2.4.2师资是提高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关键

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素质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先生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图书馆学教育的恢复与重建阶段，先生就指出：“目前我国图书馆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都远远不能适应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一项带根本性的战略措施。”[26]先生尤其看重研究生导师的作用。他认为，导师队伍建设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要用高标准和严格保证质量的程序遴选那些思想素质好、学术水平高、在国内外有一定学术影响、作风正派、治学严谨、有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的教师担任博士生的指导教师。他提出，高水平的导师应能高瞻远瞩，站在学科领域的前沿，洞察和掌握学科发展的动态，预测学科发展的趋势，善于抓住机遇，确定主攻方向[27]。先生还主张，指导研究生要充分发挥学科点学术队伍的集体作用，改变师徒式的培养模式。要由学术带头人牵头组成一个学术优势互补的团队，这个团队应该是一个团结互助、敬业乐群、奋发向上的培养集体，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育人环境，以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8]。先生还提出要重视教师的跨学科背景，注重师资队伍背景的多元化，鼓励具有其他学科背景、具备相应的某些专门的知识的教师到图书馆学专业任教[29]。

2.4.3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核心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国涌起，教育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彭斐章先生认为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整个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30]。教学内容的改革首先是要正确处理好对学生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教学内容与当前形势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针对80年代社会发展和信息环境的变化，先生认为，改变图书馆学教学内容陈旧的状况是当务之急。图书馆学教学内容要与现代化需要相适应。一方面根据现实需要开设新的课程，另一方面已开设的课程要厘清专业名词概念，不同课程教学内容避免交叉，同时要关注国内外关于图书馆学新的学术观点、学术流派，及时增添新的内容，注意与新学科相结合。他指出当时图书馆学教学内容与现代化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有些应当开设的新的课程没有开设，二是一些新开设的课程缺乏新的内容，对国内外新的学术观点、理论，或是很少涉及，或是牵强附会，看似有不少时髦的名词术语，但内容还是陈旧的[31]。从90年代初开始，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出现了“改名潮”。先生认为，改名是专业教育为适应社会需求所做的调整，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比改名更重要的是改革，即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改革，只有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下功夫，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的重要体现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材建设。先生认为，要建立动态兼容的课程设置体系，加强核心课程建设，以加强学生的基础教育。同时要不断更新选修课或开设专题讲座，及时将学科建设的最新成就充实到教学内容之中，处理好加强基础、拓宽知识和培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32]。先生认为，教材在人才培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要有优质的教材，才能保证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内容的改革与更新，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完善，都要反映并落实到教材建设上。他认为教材建设应体现学科齐全并形成系列、教材层次分明、教材品种配套、教材形式多样等特点[33]。

2.4.4要以科研促教学

教学与科研是高等学校的两大核心功能，但在一些教师看来，两者有时也难免产生矛盾。而彭斐章先生认为，在高等学校里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就没有高水平的教材，教学内容的深度、新颖性和先进性就很难得到保证。以科研带动教学，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让学科发展前沿的知识信息充实到教材和课堂教学内容之中，将深化教学内容，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同时，科研成果通过教学实践产生效用，也促进了科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34]。先生关于以科研促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论述，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教学理念。

2.5 知行观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图书馆学教育必须加强与实践的联系。这是文华图专时期形成的传统，彭斐章先生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认为图书馆学教育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首先，图书馆学教学应采用案例教学法，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既掌握知识又发展能力的效果。对于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应当先实践，然后迸行总结性的讲课；图书馆具体业务技术性问题的课程，应当以实习为主，辅之以讲授。其次，要加强教学实践和毕业实践。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践，让学生有一定的时间参加图书馆实际工作，了解图书馆整个工作流程[35]。他认为研究生教育同样应强调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教学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形式，而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其中硕士研究生在图书馆实习的时间应达到六个月或更多。实践教学有利于学生了解专业业务，寻找到符合实际需要的研究课题[36]。此外，对于老师来说也要加强实践。鼓励学生和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讨论会，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让师生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接触图书馆实践，了解国情，不断地把活水引进到图书馆学教学中来[37]。他认为“文革”时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办馆的模式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值得参考借鉴，即加强图书馆教学和实际部门的紧密合作[38]。先生这种“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对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6 师德观

师德是彭斐章先生从教60多年十分珍视职业操守和品格，也是先生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的师德观，第一是家国情怀。他满怀深情地说“作为文华图专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和解放后最早一批图书馆学教员之一，我一直对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事业充满感情，始终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事业中”，“当人生的坐标定位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教育事业后，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刻激励着我热爱图书馆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不断给我压力，同时也引发了动力。”[39]第二是奉献精神。先生认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需要我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具备为学生成长甘当铺路石，甘为人梯的精神。我热爱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爱我所选，无怨无悔。‘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是我的誓言，‘红烛精神，春蚕思想’是我的追求。”[40]第三是教书育人。先生认为，作为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不但要指导他们做学问，而且要引导他们如何做人。他说，“要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既要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勇攀学术高峰，也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养他们求真务实的学风。”[41]第四是从严要求。先生认为，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代表我国学术水平的一个最高层次，因此对研究生的培养应“严”字当头，并在“指导”二字上下功夫。“严”首先要求导师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其次对研究生严格要求，“指”就是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其走弯路，“导”就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鼓励研究生勇于创新，勇于开拓[42]。第五是为人师表。先生认为，研究生往往以导师为楷模，潜移默化地接受导师的教育和引导，这就要求导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要在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治学态度、学术品德、敬业爱岗、严格要求方面为人师表，成为研究生学习的楷模[43]。先生的师德观，应当成为我们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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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斐章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与贡献

3.1 彭斐章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总结彭斐章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系统性。彭斐章先生从事图书馆学教育60多年，经历了从文华图专到信息管理学院的沧桑巨变，目睹了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作为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先生对图书馆学教育各历史阶段发展的思考与总结，涵盖了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活动、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师德建设等方方面面。这些思想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体系。

（2）前瞻性。彭斐章先生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程相呼应的。他总是在时代变革的重要关头，敏锐地发现并超前地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和主张，而这些理论或主张，往往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凭着对世界图书馆学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强烈意识到发展高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是学科和专业发展的突破口，于是力排众议，百折不挠，终于争取到图书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学科专业发展的关键之举。又如，在新世纪之初，他就预见到社会对图书情报高层次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提出建立图书情报专业学位制度，十年后，这一制度成为现实，而今天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已经成为硕士研究生的主体。

（3）实践性。彭斐章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实践，从纵向上延展了60多年，从横向上覆盖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各领域，因而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源于实践，用于实践，对图书馆学教育实践极具指导意义。例如，先生关于教学内容要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将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理论融入教学内容和教材的观点，就是先生本人长期从事的《目录学》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正是在先生不断探索和创新，使传统目录学实现了向现代目录学的转变，《目录学》这门传统的课程在信息时代依然生机勃勃，2014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又如，先生总结的关于指导研究生、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法，源自他指导研究生的实践，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3.2 彭斐章先生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贡献

（1）丰富了图书馆学教育理论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历经百年，实践活动非常丰富，关注图书馆学教育，并就其中某些问题进行过探讨和研究的，虽不乏其人，但是像先生这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教师、管理者、资深教授等多种身份，从图书馆学教育涉及的各个方面，参与、领导和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的学者可说是绝无仅有。图书馆学教育是图书馆学与教育学交叉的学科。先生将运用教育学的原理来思考图书馆学教育中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图书馆学教育的新理论、新思想，大大丰富了图书馆学教育理论。

（2）为决策层制定图书馆学教育政策提供了依据

理论指导实践，特别是在宏观领域指导实践的重要体现，是为决策提供依据，实现决策科学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先生针对当时图书馆职业人才紧缺的现实，提出大力发展各层次各类型图书馆学教育的建议得到采纳，成为决策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先生组织论证我国建立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制度的必要性、呼吁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养他们求真务实的学风。”[41]第四是从严要求。先生认为，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代表我国学术水平的一个最高层次，因此对研究生的培养应“严”字当头，并在“指导”二字上下功夫。“严”首先要求导师严于律己，严谨治学。其次对研究生严格要求，“指”就是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其走弯路，“导”就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鼓励研究生勇于创新，勇于开拓[42]。第五是为人师表。先生认为，研究生往往以导师为楷模，潜移默化地接受导师的教育和引导，这就要求导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要在学术思想、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治学态度、学术品德、敬业爱岗、严格要求方面为人师表，成为研究生学习的楷模[43]。先生的师德观，应当成为我们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

（3）推动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几十年来，每当图书馆学教育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信息化的步伐发生重要变革之际，先生都能敏锐地捕捉到信息，并进行研究，提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因应之道。他提出的关于图书情报学科建设、图书情报一体化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内容与方式的改革、教材建设、加强图书馆学教育与实践的联系，以及师德建设等各方面的意见、思路和建议，都对学院乃至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彭斐章先生执教56周年暨80华诞》纪念画册

制版编辑 | 姚志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