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守时”的男人——魏云寺和他的海关大钟

🔔魏老师近影

“DUANG…DUANG…DUANG…”海关大楼《东方红》的钟声回荡在外滩上，对于生活在附近的居民来说这是最熟悉不过的声音了。而对那些从小就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说，钟声更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和魏云寺先生（以下称为“魏老师”）聊了一会儿，《东方红》的曲调响了起来，魏老师说：“咱们聊得热络，不知不觉又过了半小时。” 常年与钟声为伴，魏老师对于时间的敏感，早已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本能，难怪他被媒体戏称为全上海“最守时”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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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关大钟结缘

魏老师1954年出生于上海，是上海海关钟楼的第四代守钟人。早在采访之前，我们就通过电视纪录片知道他，所以第一次和他碰面我们并不感觉陌生。魏老师今年已经六十多了，前几年本已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到守钟人的岗位。他介绍说自己平时每天早上6:30左右就到海关大楼上班，这日复一日的时光，给他留下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作息习惯。大楼正常上下班时间是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相对于正常的工作时间，返聘后，魏老师下午三点就可以下班了，相对来说轻松些。

谈起为什么这么多年坚持守钟，魏老师不无感叹，除了一代代海关守钟人的传承，他觉得更多是因为这座大楼所传载的历史使命——海关大楼是外滩唯一一栋自始至今从未改变过功能、一直致力于服务中国海关事业的大楼。大楼于1925年12月15日奠基，1927年12月19日启用，由公和洋行的建筑师鲍斯惠尔 (Edwin Forbes Bothwell)设计，采用简化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其体量感受到了现代建筑的一些影响。海关大楼由9层主楼和5层（局部7层）辅楼组成，钟楼顶部（不含旗杆）离地面76.2米，建成之时是外滩最高的建筑。1927年，当海关大楼正在建造中，《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有这样一段描述：“（其）门廊是纯粹的多立克风格，灵感源自雅典的帕台农神庙，在檐壁的陇间壁上将要画上船只和海神，且大部分装饰具有象征意义。三到七层起主导作用的垂直线条加强了建筑的高度感，与汇丰银行大楼朝向外滩颀长的水平线条相得益彰。塔楼的主体部分为简洁的墙体，以衬托大钟。”

大楼顶部的大钟与英国伦敦国会大厦的大本钟出自同一制造商——由英国约翰泰勒铸钟厂（John Taylor & Co）和JB Joyce & Co设计制造，总造价为5000多两白银，于1927年制成，同年8月从伦敦运到上海。包装木箱连同大钟共重6.25吨，把6吨多重的大木箱吊到70多米高的钟楼时，外滩马路上的行人都停步观望吊装的奇景。1928年元旦，大钟敲响了第一声，逢刻即奏“威斯敏斯特乐曲”。这座大钟楼，亚洲名列第一，世界名列第三，堪称上海近代建筑中的瑰宝。

1982年，魏老师进入海关大楼工作，刚开始他的工作是在食堂负责餐饮。1991年，他从第三任守钟人手里接过接力棒，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守钟人生涯。在他接任之时，大钟已是由电动机械操作上发条，仍需要每三天维护一次。让人意外的是，现在每天奏响的报刻曲已完全是电子的。魏老师介绍道：“毕竟大钟也已是个90多岁的老人，前几年给电子马达版本的操作做了备份，以防不时之需。大钟在1928年1月1日开始运行，第一和第二任守钟人当初都是团队管理，因为最初需要手动上发条，一个人根本拉不动，需要几个人协力一起拉，而现在靠电机拉上去，皮带和马达都是他们自己安装的。现在这套电动装置是在1950年代安装的，自此以后一个人就可以进行上发条操作。”

海关大钟构造

海关大钟拥有三根巨大的发条，分别对应三根钟摆：走时、报刻、整点报时；铁质螺旋形楼梯高20多米，有69级台阶，守钟人每天至少要往返三次巡视

楠木机心房，是大钟的心脏部分

成百上千个齿轮相互咬合着带动大钟，机芯生产商JB Joyce & Co和生产年份的铭文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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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洪流中的钟声

可海关大楼上为什么会有钟？魏老师说：“现在这座建筑是第三代的海关大楼，海关大楼的前身可追溯到1843年上海道台宫慕久设立的西洋商船盘验所，1845年，应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的要求，负责征收外商进出口税务办理的机构迁移到县城北门外头坝（今汉口路外滩），即江海北关，俗称“新关”。1857年，上海道台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代海关大楼的古庙式建筑。1891年海关大楼翻建，第二代海关大楼在主楼的中央有一个钟楼，这是上海在公共场所第一次设立钟楼。当年江海关对进出口船舶征税是用天数计算的，超过夜里12点钟就另加一天。由于进出口船舶来自世界各地，船舶自备时钟误差很大。为了统一报时，江海关税务司在建造第三代海关大楼同时，请英国公司设计了这口亚洲第一的大钟。”魏老师对海关大楼的历史如数家珍，我们也了解到这是因为除了日常维护外，他还承接一些接待来访的任务，让来参观的人了解更多建筑背后的故事。

钟楼的四面分别设置了一个直径5.4米的巨型乳白色钟面

魏老师继续介绍道：“每次上好发条，还需要校准时间。那个年代，虽然有电动装置，但还是蛮辛苦的。校对时间需要听收音机里‘北京时间嘟嘟嘟……’，在六声之后校准，如果错过了就要等下一个小时。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电信发达了，电话机上就有时间可以对准。其实这个所谓的时间对准并不是因为大钟走的不准，海关大钟质量很好因此本身基本没有什么误差，是由于上发条，多多少少会导致时间出现误差。（我的）日常工作还有负责大钟的灯光管理、给齿轮加机油等等。大家看到，不论白天夜晚，大钟的表面都是亮的，哪怕夏天下雷阵雨忽然天黑，海关大钟依然亮着，就是因为有自动光控。这个光控在我进入海关工作时就有了。海关大钟报时叫做“报刻”，就是每15分钟报一次时间。15分敲第一节曲子，30分敲两节，45分敲三节，整点放完整的《东方红》曲子（这个也是参考英国威斯敏斯特大钟的做法）。以前老上海人到外滩不看表的，就是听这个钟声和曲子的长短来判断时间。现在威斯敏斯特大钟的报时歌曲成为了很多学校的上下课铃声了，我看我孙子之前上网课，提醒他们上课的铃声就是威斯敏斯特大钟歌曲，这个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上下课铃声了。”

1967年左右，海关大楼也受到了文革影响。当时代表着帝国主义象征的大钟差点被敲掉，经历多次反复后，最终还是上层领导拍板大钟才得以保留。出于妥协，在大钟立面上把四个钟面拆掉，包上了向日葵的图案。东方红代替了威斯敏斯特报刻曲，就这样海关大钟被保留了下来。文革结束后，暂停了一段时间《东方红》乐曲报时，不报刻时，只报整点。到了1985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恢复了钟面，当初还是英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恢复的，他们希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可以恢复海关大钟钟面以及威斯敏斯特报刻曲。英国当时之所以主动提出恢复海关大钟，主要是因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三个大钟都是英国生产的；更是为了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做准备，女王到访的其中一程就是游览上海。在这个情况下，大钟钟面和乐曲恢复。直到到1997年香港回归，有些华侨便致信北京，请求把威斯敏斯特报刻曲换掉。随后中央政府通知上海市政府换下威斯敏斯特报刻歌曲。从1997年到2003年4月31日，上海海关大楼又变成没有报刻乐曲，只报整点了。2003年5月1日起，海关大楼报刻乐曲恢复演奏，再次使用《东方红》。魏老师提及目前仍有呼声希望用回威斯敏斯特乐曲，因为那是世界通用报时钟声。去年12月，他还参加了黄浦区的外事接待任务，当时十个国家的外国领导，都知道威斯敏斯特报刻乐曲。他表示海关大楼的大钟是世界性的钟，能够用回威斯敏斯特报刻曲也是好的，无需被片面的意识形态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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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芯房的上层是铜钟座，报刻曲原先就是从此发出的，如今已被电子钟声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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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坚守

当我们问起这个工作他还会继续做多久、有没有新的第五代海关大楼守钟人时，他表示现在都是公务员编制，人手紧张，也大都不愿意来做敲钟的活，所以还没有海关大钟接班人的相关安排。不过前几年这个岗位和检验检疫合并了，那边有公务员和事业两套编制，可能会有事业编制的岗位未来招募敲钟接班人。魏老师希望以后能安排两个人轮岗，这样每个人的压力也没那么大。当被问及家里人支不支持、有没有让他早点退居二线的想法，他回答说也不清楚自己还要做多少年，之前到了退休年龄也曾想就退下来在家休息，不过他家里还有位91岁的老母亲需要照顾，即使退下来也很难彻底出去玩，索性就返聘回来继续做下去。

如今，魏老师的家住到了浦江对岸。不过，其实他曾经是一名“老黄浦”。小时候，他住在黄浦区西藏南路那儿，靠近星火日夜商店后面的弄堂里。在附近完成学业之后，他踏上了工作岗位，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每三天给大钟上一次发条，给机芯加油，维护灯控设备——看似平凡的工作，他一干就是31年之久。每一位坚守平凡岗位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守护大钟就是魏老师的理想，即使没有在聚光灯下，这份坚持已足够让他不再平凡。从青年到老年，魏老师站在钟楼上望着对岸的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天都是一个新气象，不变的唯有时间的齿轮永恒地旋转……

海关钟楼上日常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