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雷的第一场直播结束后，关于「伟大律师」的提法引发了争议。
反对者有之。
有人认为，对律师而言，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可，不必「伟大」；
有人认为，强调「伟大」，会把人捧上神坛，让人迷失，不应「伟大」；
更有人认为，用「伟大」这样的词不过是博眼球，只是一种营销手段而已，不该「伟大」。
支持者也有之。
有人指出，脱离具体语境谈「伟大」，就会误解伍雷的本意，这里的「伟大」只是卓越的同义词而已，不必讳言「伟大」；
有人指出，谈论伟大并不意味着自我标榜伟大，高山仰止，当然可谈「伟大」；
也有人指出，在中国做刑辩律师，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不懈努力，为促进法治进程而奋斗，是人皆可「伟大」。
不论支持还是反对，「伟大律师」所引起的争议，实际上伍雷在直播中都有所提及，不妨再次回顾伍雷直播中的要点，看看在伍雷心中，什么样的律师是伟大的律师，如何成为伟大的律师。
伍雷：关于什么是伟大的律师，律师界的同行，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迷茫，不管是刚入行的年轻律师，还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律师，可能对目前状态不满意，需要更好的执业目标和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来讨论的问题，不一定需要带有学理性，而是从一名老律师的角度来观察。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完全可以探讨「伟大律师」的话题。
同时，戏曲界有戏评家，艺术界有艺评家，文学界有文学评论家，那么，律师界评论的职能由谁来承担呢？似乎应由法学家来承担，但法学家侧重的可能是学术性的研究，而律师这个行业是高度实践化的一门行业，在没有一个权威性评价机制对律师行业进行评定之前，律师同行在一起探讨，更有意义和价值。
而本人是否是伟大律师，不妨碍去研究什么是伟大的律师这个问题。
伍雷：我想，伟大律师不是我来认定的，不是今晚参与的各位来认定的，谁来认定伟大的律师呢？我认为是由历史来认定的。伟大的律师，一定是在大时代中涌现出来的，一定是具备特定的标准和内涵。
今天我看见朱孝顶律师的一个采访视频，内容是他在河北代理了一个重大刑事案件，一个女企业家因为举报别人，自己被陷害了，中间历经周折，最后宣告无罪，律师把女企业家给救出来了。大家可以网上看这个案件的信息。
■ 朱孝顶律师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那些还怀疑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伟大律师的人，他还有什么话说？这就是伟大律师。一个伟大的律师一定契合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一定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法律的光辉、法律人内在的精神。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伟大律师的标准。我入行时曾读过丹诺的自传，那么我们是不是在中国也会找到像丹诺一样的伟大律师呢？
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律师行贿的丑闻，还有，到处都在讲律师的成功学，导致很多青年律师认为西装革履的就是大律师、出现在高端会所的就是大律师。
■1925年，「猴子审判案」期间，丹诺与布莱恩在田纳西州代顿的法院。
丹诺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20世纪社会正义的代言人」。可是，是否是大律师，和你的人际交往没有关系，和你的收入多少没有关系，跟你开什么车也没有关系。
在追求法律的意义上，能够从法律人角度代表这个时代，成为后人写这段历史时没法忽略的律师，就是我心目中的伟大律师。
对照这样的标准，也许就会发现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律师。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伟大律师所办理的可以载入史册的案例，他自己也就可能成为呈现这个时代转折的记录。
所以，律师界要推广这些伟大的律师。每当青年律师向我咨询职业规划，或者我身边的律师在讨论怎样成长的时候，我总是给他开出律师名单。
如果想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好一点，你就要观察这个伟大律师，你要到网上搜索这位律师全面的情况：他怎么办案、怎么做公共传播、怎样写文章、怎样进行法庭表达。
如何成为伟大律师？
伍雷：怎样成为一名伟大的律师？世间没有绝对正确的道路，我们只能提出观念性的东西来。
这就是要和青年律师探讨的经验之谈，这样才能达到伟大律师的标准，这是一个路径，这是一个选择。
我主要侧重于谈刑辩律师。
在今天中国法庭上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提高刑辩律师技能来解决？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法庭上的问题、冤案或者说司法不公的解决与否，是否取决于刑辩律师的技术？现在的律师培训市场，都在不停地讲发问、取证、质证等技术问题，我不是说这些培训不好，我担心这些培训可能让人忽略了刑事法庭上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那么有人说，不这样培训青年律师，该怎么培训青年律师呢？这就是今天探讨的问题。
显然，中国法庭上出现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于辩护律师技术不好造成的，这应该也是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
譬如，河北承德的陈国清案，中国最著名的冤案，也是我今年要继续推动解决的重大冤案。（参见「明白知识」的文章《27年了，虽然刑满释放，还是没能等来正义》）北京大学陈永生老师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冤案，就在研究这个冤案，现在是博士生导师了，这个案件还没有解决。
■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老师
二十多年来，我已经是陈国清案的第四代律师了，我本来以为，应该在我这代律师能够解决，但非常遗憾没有解决。我们看陈国清案的案卷，我们会非常清楚地发现，当年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是高水平的，没有什么技术的问题，回看二十年前的那代老律师，我们很难说技术超过了他们，当年的律师辩护是非常给力的，已经完全说明白了陈国清案是一个冤案。譬如，金哲红案，这是我跟袭祥栋律师办理的重大申诉冤案，发生于吉林省，实际服刑二十多年，申诉成功后，金哲红无罪释放。当年的辩护律师非常顽强，对金哲红案的辩护非常到位，但仍然没有解决这个案件，冤案仍然造成了。我讲技术到理念的问题，是因为担心我们太过重讲技术，会让我们青年律师认为，我们提高自己的技术就可以胜利，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技术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或价值。我们看二十年前的刑事冤案，我们会感觉到在当时非常明显的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法官为王，只注重口供、只注重有罪证据、不注重客观证据，甚至每当刑辩律师提出一个无罪证据，公安就去抓证人。二十年后，我们很悲哀的发现，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大量的案件呈现出口供为王，我们提倡的审判在法庭、判决在法庭其实并没有实现。
譬如说死刑，死刑案件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审判质量会有所提高，我们在和念斌聊天的时候提到，如果死刑复核权不收回，念斌就是今天的聂树斌，而聂树斌当年成了刀下冤魂。念斌案的成功，就在于经几代法律人的努力，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
不是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不重视技术，为什么还会碰见冤案就惨败？我们反思一下，再过份强调技术，能不能得到根本的提高？
我在思考，出台了那么多跟刑辩律师有关的诉讼制度，似乎是在降低刑事案件的错案率，中央有关部门也对冤假错案深恶痛绝，但还是出现了那么多冤杀冤判。出台了很多的司法规定和解释，但其中有些规定我认为在实践中失败了：
譬如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本来是很好的制度，但当把一个人打服了，再去做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有什么意义呢？
譬如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实践中演变成了排除律师辩护理由的制度；
譬如认罪认罚制度，已经在实践中变成了被告人在高压下避免被更重刑罚的违心制度，前几天何兵教授也发声对认罪认罚的应用提出严厉的批评。
如果这么好的制度仍然不能有效杜绝冤假错案，那么我们应当从根本上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反思，因为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避免冤假错案。
扪心自问，我们真的避免了冤假错案了吗？我每天都在接触冤假错案，有那么多冤假错案还在进行艰苦的申诉，有蒙冤时间五六年的当事人找我们，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待，因为还有那么多蒙冤二十年以上，甚至死刑、死刑已经执行完毕的重大冤案的工作需要去做。而且，我感觉刑事冤案还在继续频出。
我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会问，你伍雷有没有根本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没有，肯定没有。
我讲这样的问题，是提出来必须承认技术的有限性。在承认这两者有限性的基础之上，来改变我们的观念，即技术不是万能的，刑事辩护也不是万能的。
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观念的刑事辩护，要首先告诉当事人，辩护可能失败，如果一个律师经常标榜自己是无罪辩护专家，经常在晒他无罪辩护的案例，当然你可以相信，但没有那么多的无罪之王。这会让年轻律师误以为学习技术就可以成功。但刑事辩护经常惨败，包括死刑案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李小双的死刑复核案件，当时执行死刑时，他妈妈给我打电话，我特别难过，我认为他不应该死。所以从技术到理念，首先要承认技术的有限性，这是第一个理念。我们当然要重视法庭、技术、辩护本身，这是观念之一；观念之二，刑事辩护重心要前移。刑事法庭开庭是无奈的选择，在法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一个好的刑事辩护律师，一个负责任的律师，应当不停地往前移，一定要移到法庭开庭之前，在开庭前解决大部分主要问题。怎么往前移，这就是学问，这就是经验。有时候是大量谈判，有经验的律师在前面会有谈判的策略，有时候是施压。我们以前讲的是，刑事辩护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法庭辩护环节。单就法庭来讲，已经在往前移了，证据辩论已经到了让法庭辩论可有可无的程度了，起诉书宣读不下去，法庭上发生了当事人喊冤的事情。刑事辩护重心的前移，越是重大案件越是要解决在开庭之前。在当下这个重大的案件，放在法庭这是非常危险的。最近我观摩的几个案件，律师们贡献智慧、贡献自己的策略，70%的工作量在开庭前就已经完成了。刑事辩护胜利的因素有很多，既要斗争到位，也要尊重公检法，这都不矛盾；斗争和谈判、沟通也是不矛盾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上的策略。在很多年之前，我们的重大冤案申诉到最高院，然后不停地写信，写明有多少证据证明无罪、有多少媒体重视。我们写的所有信件，审委会都在认真地看，写信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总的思路就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庭，但不是忽略、轻视法庭，而更应当重视法庭。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羞辱、斗争检察官、法官为目的，在人格上还是要尊重他们，当然短兵相接就可能擦枪走火。譬如包头案，庭审还没结束，公诉人就成为了犯罪嫌疑人，公诉人本身有犯罪事实，早晚一定会案发，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罪行，所以这不是律师举报的功劳，律师讲的仅是法律、事实、证据。因此，观念在刑事辩护中非常重要。还有热情代理，就是满怀高度的热情去代理案件。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有一位大牌律师，在一个重大案件庭审中总共发言不超过10分钟，当事人冲着律师名气去的，根本不知道律师的工作方法。人都是学好不学坏，见贤思齐，青年律师不能学这些。刑事律师要对辩护伦理高度重视。想尽一切方法、动员一切力量，以保护人权、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标。一个好的律师，总是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极限施压。要想把冤案彻底平反，不可能喝着咖啡上着网就能把当事人救出来，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需要穷尽一切合法的手段、途径、资源，整合一切有利于我们的资源，来动员、协调、帮助、申诉、反映来形成合力。一个刑事案件的解决真的太难了。念斌的姐姐念建兰说：「启动一个冤案，一个派出所所长就可以了，解决一个冤案，需要最高法院的院长。」热心代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绝不放弃的精神。我们经常说冤案很多、司法不公很多，那么，每一位中国律师都非常认真、执着，是不是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跟国家司法改革的方向相呼应，会降低冤案发生的概率呢？很遗憾，并不是每位律师都做到了。我有两位比较熟悉的老律师，一位是福建的林洪楠律师，一位是海南的曹铮律师。两位律师都年近九旬，仍然战斗在刑事辩护的第一线。林洪楠律师就像一个宝藏，在福建多个重大冤案平反案件中，都有他的身影。甚至可以说，那几个案件中，如果没有林洪楠律师等老一辈律师艰苦卓绝的斗争，那些被告人就被执行死刑了。
■ 林洪楠律师
譬如吴昌龙案，林洪楠律师为吴案写的申诉材料都有几大卷，后人看了都非常非常感动。曹铮律师，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步云老先生是同班同学。前几年，在北京跟我讨论一个他在浙江代理的非法行医案。曹铮律师为办案，他拄着拐杖，由助理领着，到北京向全国人大递材料，最后奇迹出现，全国人大直接纠正，浙江省公安厅办理的类似案件全部撤销。我和曹铮律师在办理陈满案中成为忘年交。
图：王健
提到林洪楠和曹铮律师，意在说明，那些90岁老律师前辈，一刻都不放弃，我们怎么去放弃呢？刑辩律师没有固定的培养模式，一个顽强的没有经验的青年律师，执着地去拯救当事人，可能他的辩护效果超过一个500万律师费的律师。譬如有一个珠海的案件，辩护律师自己不被外界关注，数十年默默努力，最后宣告无罪。所以说，一个执着的律师，即使没有知名度，你只要不服输，只要不放弃，你完全可以胜出。
很多律师会找到我，讨论他的职业定位问题，比如怎么选师傅？如何选律师事务所？或者有律师年收入已经很高，但现在找不到目标，怎样去改变自己？这些都是碰到了执业的困惑。这是非常有必要坐下来研究的问题，或者说，进入律师门槛之前就要研究的问题。如果不研究，可能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两年抓律师抓的那么多，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没有把这部分研究透。譬如近几天流传的消息，一个最高院法官辞职出来的律师，去给海淀区法院院长送30万，这不是严重的司法丑闻吗？如果早一天讨论这些问题，可能会避免，这些大道理需要不停地说。你看你的老师怎么说，言传身教，如果老师都教你行贿，你就赶紧跑，不然你就会被抓起来了。不管司法怎么糟糕，律师都不能行贿，否则就是同流合污，否则就把自己迈入了危险的境地。假如有律师找我沟通咨询，我一般都这样问：你现在是否意识到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有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给客户关系、同行关系、品牌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否意识到你再也无法守住你门前的阵地了？好的律师可以突破地缘关系，打到你门前了。谁想画地为牢，现在不行了。无数好的律师在互联网优质资源配置下，迅速进入各地，好多省份中比较好的案源都被外地律师拿走了，甚至重大案件都被外地律师拿走了。你是否感觉到律师市场面临着深刻变革？你不仅要会出庭，你还要写作能力超强，你要自带流量，要认识法学家、媒体熟悉等。传统观念已经完全跟不上形势了。一个有十年、二十年资历的老律师，可能会迅速惨败给刚刚杀出五六年的年轻律师。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公益化品牌的积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的体会。当你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的时候，当你抱怨公众对你不认可的时候，当你抱怨同行对你不认可的时候，当你感觉案源不饱和的时候，当你赚钱赚得很多也不开心的时候，说明你的公益化投入不够，说明你很久没有跟穷人打交道了。当你在公共议题中看见出现最多的律师的时候，你不要只看他的光环，你要看见他在公益案件中付出了多少。以王飞律师为例，现在援助的案件就有十几二十个，援助案件要占他绝大多数的工作量。
■ 王飞律师
如果你想突破自己，想发展自己，想达到好的心态，就要去帮助值得帮助的人，你会在那些案件中找到自我。数钞票的快感当然很好，但永远赶不上有人从看守所放出来和你拥抱的那一刹那，伟大律师就是在那一刻产生的，会给公众一个强有力的冲击。这样也树立起来了良好的形象，一定会成为高知名度的律师，而全世界没有一位高知名度的律师不赚钱。
如果想在中国律师行业做到一定的高度，我想，一定是比对社会的贡献。而成长的路径、不二的法门，就是以律师身份帮助穷人。我们倡导的就是关注穷人，帮助穷人。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冤案吗？很多冤案家属找到我们，但我们实在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去看卷、去研究，于是我们向全国各地律师去求助。有一天，一位连云港的青年妇女领着两个孩子，在我门前守了几天几夜，说家属涉恶被判了二十年，现在整个生活都塌掉了，请求帮助伸冤，见了就哭，你能怎么办？如果中国40万名律师，每一个律师都关注这样一个案件，我相信我们的法治会更好，会和公检法形成一种良性的监督配合关系，会监督权力更好的运行。我提出一个律师公益化的指标：两个50%。即公益援助案件应该在你整体案件中占50%，外地案件也要占50%。现在就可以开始做，有什么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呢？据《南方周末》报道，2014年到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案件255件，有律师参与的仅22件，占8.6%，现在数据可能会高点。目前全国约70%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参与，意味着刑诉法规定的那么多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目前中国有专职律师40万，刑辩律师最多占10%，应当在3万左右。2019年全国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刑事案件141万起，提起公诉181万起，2019年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9万起。所以，计算一下，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181万起，那么公安侦查也至少181万起，一审也大概是这个数字。理论上，律师可以代理的刑事案件就接近600万起，如果再加上二审、再审案件，可以委托律师的刑事案件有接近1000万起，当然这个数字是估算。没有其它哪个国家的刑辩律师具有如此挑战性，中国的3万名刑辩律师根本不能满足市场需求，80%左右的人得不到刑事辩护。所以，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伍雷：我认为律师的竞争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你自己的公益化奉献有多少，第二个是你的学习能力有多强。如果你对自己不满意，那毫无疑问，你需要学习。所以，我们请刘苏里老师和王人博老师推荐了书单，我希望一个好的律师每年要准备一万到两万的读书费用，大家没事就要读书，提高竞争力。你的后劲全来自于读书，没有强大的读书能力，就没有强大的输出能力；没有读书，没有人跟你深刻聊天。律师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律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读书多，比如，斯伟江律师、张磊律师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张磊律师近照
本来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谈论读书而产生的，读书比出去吃饭、洗脚都好。我们可以去买书，每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都应买书，律师事务所一进门就应该有书架，一年买100本，三年300本就可以放满。大家不要小看读书，读书对于律师来讲非常重要，不仅读法律书，什么都要看，律师要懂社会。如果真的想在律师行业做到比较好的状态，一定是比社会贡献有多大、学习能力有多强，这也是我判断一个律师有没有发展后劲的标准，有没有竞争能力的一个标准。今天谈律师职业定位，谈律师观念的转变。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曾国藩谈读书的名言，现在可以把这句话直接引入律师行业。他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把立志放在第一位，律师也应该这样。律师怎样去定位？每一位律师都要成为伟大律师吗？
我看不是，但是每位律师都要知道成为伟大律师的路径，即，要知道怎样才能推动司法的进步，怎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少经受冤案，怎样才能让冤案受害者感受到一点曙光，这些都是我们刑辩律师需要去做的。我今天和大家做一个经验上的分享，我也希望青年律师多和我联系，我也愿意和青年律师一起讨论职业规划，讨论执业技能的加强改进，讨论如何帮助当事人，我也愿意和大家面对面交流以及对案件进行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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