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了，虽然刑满释放，还是没能等来正义

2021年3月3日，「陈国清案」的四名被告之一何国强刑满释放。

这一年，已是何国强入狱的第27个年头。

| 何国强从监狱出来坐上妹夫的车，眼中满是泪水。

图片来源：全现在

何国强蒙冤9600多天，让人不禁想起2020年8月刚刚出狱的另一个蒙冤者张玉环。他在监狱中度过了9778天，是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国内公开报道中被羁押时间最长的申冤者（参见我们的文章《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张玉环的9778天》）。

「陈国清案」另外三名被告陈国清、杨士亮和朱彦强都仍在监狱中，如果在未来半年还不能得到释放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打破张玉环的记录。

何国强虽然是第一个出狱的被告，但他经历的波折，一点不比其他三位少。

27年来，他们曾被承德中院四次判处死刑，其中三次被河北省高院驳回，最后一次改判死缓。终审以后，四位被告持续喊冤申诉，经历七次减刑，这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对于何国强，对于张玉环，对于这些蒙冤者来说，人生最好的年华被凭空拿走，任何补偿都永远无法弥补失去的青春。

对于我们而言，他们的冤屈腐蚀着维系社会的法治，同时，也腐蚀着每个人的心灵。

漫长的冤屈

1994年，何国强21岁，住在承德市的庄头营村中，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

但是，当年夏季，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件和这位普通村民联系在了一起。警方由于三个月找不到凶手，想必上级施加了压力，于是，办案人员盯上了一个可疑人物：陈国清。

陈国清也是一个普通村民，正巧那一时期「情绪反常」，总是「郁闷不乐，经常跑到无人处偷偷抹眼泪」。这成了他犯罪嫌疑的「证据」，被办案人员带走。

从留下的10几份对陈国清的侦查和询问笔录来看，笔录之间有很多矛盾，前前后后他供出了十几个「同伙」。最后，何国强、杨士亮和朱彦强不巧成为最终同伙。

四人因抢劫杀害了两名出租车司机而成为被告。不过，当四人到了法庭上，就全部翻供，集体叫冤。

这一叫就是27年。

| 右二为何国强，图为入狱前的何国强在亲戚的婚礼上，他说自己如果没有入狱的话，现在可能已经是爷爷了。

图片来源：全现在

从常理来看，四人的案子疑点重重。

首先，四人的所谓「犯罪」，几乎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当时既没有监控录像，也没有确凿的可靠物证，只有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口供。

陈国清一开始供出了十几个人，后来确定了其中几个为嫌疑人，为什么其他人被排除嫌疑范围，警方没有有力的交代。

四人一到法庭就集体翻供，持续喊冤。最初的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的，就成了疑点。

不仅如此，四人在法庭上指出，他们曾被刑讯逼供，还展示了身上的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遵从「疑罪从无」的标准，宣告四人无罪。这既符合逻辑和常识，也符合一般法律。

可就是这样的案件，前后引起多次社会讨论，历经数次法庭辩论，以及四次判决和七次缓刑，历时27年，他们仍然没有被判无罪。

这是荒谬的，也是悲哀的。

就这样，从1996年10月6日开始，河北省高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楚」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承德中院重审。

1997年8月，承德中院将何国强等四人再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8年2月，河北省高院再次将该案发回重审；

1998年10月，承德中院第三次判决，依然是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到了12月，河北省高院第三次将该案发回重审；

2000年10月，承德中院第四次以抢劫罪判处陈国清、杨士亮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何国强的立即执行死刑被改为死缓两年执行，朱彦强改为无期徒刑。

四人还是不服判决，继续向河北高院上诉......

到了2003年7月，河北省高院直接公开审理该案，不仅社会开始全面关注案件，多家媒体深入报道，而且辩护律师也据理力争。

这是最接近翻案的一次机会。

2003年在河北高院终审开庭时，四名嫌疑人均坚称曾被刑讯逼供，法官同意了四人当庭验伤的要求，但在最终判决时，未认定有刑讯逼供。

何国强刑满释放后，他的那些伤疤依然肉眼可见。但在当时，公诉机关却说，那些伤口极有可能是蚊虫叮咬留下的痕迹。

陈国清的辩护律师吕宝祥每当高院发回重审，就给承德中院一份《发还提纲》，在里面列举了20几个主要疑点，包括赃物下落不明、有无作案时间、被告人翻供、出租车上遗留财物去向、在押犯揭发说疑似作案凶手等。

可是，吕宝祥从未引起承德中院的关注。

不仅吕宝祥认为此案应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也认为，陈国清一案具有典型的「有罪推定痕迹」，其价值在于「打击犯罪」，而非「保护人权」。

2004年，律师、知识分子等等，前仆后继，尝试为陈国清案翻案，媒体也全面跟踪报道此案。

| 《南方周末》在2004年的跟踪报道，当时多家媒体详细报道了陈国清案，引起全国关注。

图片来源：Sina

中国新闻周刊在2004年就有一篇详细报道，题为《律师：「刀下留人」案定性模糊，疑点达20多处》。

报道中提到了陈国清对刑讯逼供的描述，包括用「大背剑、塞瓶子、蹲马步」等手段，逼迫陈国清承认犯罪事实并供出同伙。

这样一场包括被告人家属、律师、知识分子、媒体共同参与的「马拉松」案件，一直持续，从未停止。

为了申诉，此案申诉律师之一、山东天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袭祥栋曾走访了四人在「犯案」前接触的人，找到了陈国清的考勤表，朱彦强的输液病例单等，这些不在场证据都能证明，四人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从吕宝祥到袭祥栋，为陈国清案奔走的律师们，一次次用证据说话，一次次想要用法律为四人洗脱冤屈。

然而，法院还是一次次选择漠视这些证据，一次次坚持错误的判决。

正义还是没有到来。

这样的事不只发生在陈国清案上，在九十年代的冤案中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的荒诞。

为这些案件奔波的律师并不在少数，除了吕宝祥和袭祥栋，还有张玉环的律师尚满庆、王飞，呼格吉勒图案的律师苗立，聂树斌案的律师刘博今、陈光武、李树亭等等。

为了这些冤案，几代法律人付出了巨大努力，有的在二十多年后看到了正义伸张的一天，可绝大多数永远无缘看到。

可以说，这些冤案缺少的从来不是有良知、敢于牺牲的律师。

这才是尤其令人扼腕叹息之处。

而那些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关押在冤狱中的、无助的个体，只能在一次次申诉失败中经受无妄之灾的持续折磨。

2004年的终审判决依然没有改变陈国清等人的命运，他们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陈国清、杨士亮二人原死刑立即执行判决被撤销，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何国强依然是死缓；朱彦强则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决。

那一年，四人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十年之久，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十年没有见过亲人了。

终审之后，他们被送进了河北省第五监狱。在监狱中，何国强见到了来探监的父母。

对他们来说，前路遥遥无期。

繁星与黑夜

2021年3月3日，何国强刑满释放，他没有引起张玉环那样大的社会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破张玉环的记录，排第二总是没人关注的；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道歉。

这一天早上8点多，他从监狱中出来，等待他的母亲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着「27年啦，我的儿啊」。

母子紧紧抱在一起，何国强的手轻拍着母亲，安慰着激动的老人。

何国强出狱第一件事，是去澡堂子洗去「晦气」，他的手臂上清晰地刻着刺青「1994.11.17」，那是他失去自由的日子。

| 何国强手上的刺青，是他在1996年在狱中用订书钉刺成的。
图片来源：网易

他知道，这些年为了给他申冤，父母亲戚都早已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何国强的爷爷去世时没有闭眼，父亲为自己骑车送何国强去派出所而一生自责，母亲则一直在为申诉奔波。

| 何国强回家后给父亲理发
图片来源：新京报 记者苑苏文（摄）

何国强的母亲付玉茹在案发时的1994年只有43岁，是当时四名被告的父母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她已是70岁的老人，其他三家的父母死的死，病的病，每家只剩下一个老人。

付玉茹即在四家父母中是申诉最积极的一位，这些年她头脑中记住的，唯有那些法律文件、案件的细节，早已成为一位申诉和上访的「专业人士」。

每一年，她和其他三家人都一起去上访，奔走于河北和北京之间，往返火车票都能堆成一座山。

| 何国强母亲付玉茹
图片来源：网易

她睡过公园，捡过垃圾，在伸冤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又爬起来再战。她曾因上访和人发生争执进过医院，也曾自己学发微博来扩大影响力，但她终究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力量有限。

当何国强出狱后，她还说自己折腾了这27年，也没有什么用。当何国强终于能看到那些曾经的报道和视频的时候，他才知道父母在这些年都是怎样为他奔走呼号。

当他看到母亲在法院前激动地伸冤时，也不禁流下泪来。

何国强知道，冤案伤害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四个平凡的家庭。这四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不同程度地剥夺了。

不过，世事就是这样，即便在27年漫长的黑暗中，也有人性的闪光。

27年中，除了为他奔走的父母，还有同情他的高院女法官，为他据理力争的、有良知的律师，甚至在关押期间，他还收获了爱情。

2019年的一天，何国强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是一位承德本地的女性所写，她名叫吴丽美，当时37岁，比何国强小9岁。

在信中，吴丽美说自己在网上了解到何国强的案子，认为他是无罪的，并相信总有一天会沉冤昭雪。

吴丽美的高中同学犯了案，关在何国强的监区，因此从同学那里，吴丽美了解到何国强的确是清白的，而且人还不错。这才有了给他写信的冲动。

之后，吴丽美开始和何国强频繁通信，并总是去探监，两人就这样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当然，吴丽美的父母非常反对，何国强的母亲也觉得过于奇怪，一开始并不相信吴丽美。

但两人的感情最终还是打动了双方父母，何国强出狱那一天，吴丽美和他一起回到了他的家中，两人准备尽快结婚。

| 吴丽美在理发店帮何国强擦头。

图片来源：全现在

从某种角度看，这似乎像是命运对何国强的一点点补偿。只是这一点点温暖与那漫长的冰冷与黑暗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为了一点点温暖，人们活了下去；

为了一点点光辉，人们同黑暗斗争。

何国强的人生就是漫长的黑暗与点点星光。

但造成何国强冤屈的原因如果不被反思，很难保证那点点星光总能出现。

该追求怎样的正义？

张玉环、何国强、陈国清，都不是个例。

张玉环案在1993年，陈国清、何国强案在1994年。几乎同一时期，还有一大批冤案。

1994年，湖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的佘祥林因「涉嫌杀害妻子」被判处死刑，1998年改判15年有期徒刑。

结果在2005年3月，他的「亡妻」突然出现，他直接就被无罪释放了。可他平白无故地被关了11年。他向国家提出1000万的赔偿，最后得到了70万。

同在1994年，和陈国清案一样，在河北，一位小伙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聂树斌案。

2005年，真凶被捕，供认了强奸杀人的事实，聂树斌才得到清白，可在十年前，他就已经被枪决。

1996年，内蒙古小伙子呼格吉勒图发现一名女子在厕所中被人杀害，并前往辖区民警那里报案，结果他自己却成了凶手，以「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从发现女尸，到被枪决，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造成了又一起冤案。同样在2005年，当真凶详细描述犯案过程后，呼格吉勒图才被证明无罪，但为时已晚。

同样的冤案还有1996年的江国庆案、1995年的萧山五青年案等等。

这一起起冤案的共同点，就是时间都在1993年到1996年之间，且都被认为是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口供。

在1983年和1996年，全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各地增加警力，决心铲除黑恶势力，减少犯罪。

于是，全国各地拿出了「大跃进」的劲头开始打击犯罪，在「从严从快」的要求下，降低了犯罪，却也造成了大量冤案。

| 图为2001年「严打」时期第三次严打时期的武汉，16辆军用卡车将160名抓获的罪犯游街示众，这样的「严打」一共四次，分别是1983、1996、2001、2010年，在四次的中间也有相当的连续性。

图片来源：VCG

在这一浩浩荡荡的运动中，还有至今被人诟病的「流氓罪」，这一罪名被视为「口袋罪」，涵盖面广，定义模糊。

当时，不仅强奸、猥亵属于「流氓罪」，打架斗殴、闹事、造成不良影响也可以被归入「流氓罪」中，甚至同性恋这一群体有时也会被「流氓罪」论处。

| 1996年「严打」时期。

图片来源：Sohu

在这种情况下，仅1996年这一年就打掉了犯罪团伙9万多个，抓获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42万多人，总计有30多万被判刑。其中，26万多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的确，「严打」让立案总数和重特大案件数量双下降，分别下降了5.4%和1.7%。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那一系列冤案。

为了能够体现「严打」成效，各地势必攀比，且规定破案数量指标。陈国清案的警察就是在三个月侦查无果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刑讯逼供四人，屈打成招。

同样，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张玉环等人也是如此。张玉环当时6天6夜没能睡觉，据他说，他被放出的狗咬了下体，这才被逼无奈承认自己没有犯的罪，坐了9700多天牢。

| 张玉环给母亲的家书

图片来源：新京报 记者张胜坡（摄）

这还只是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也许更加严重。

要知道，任何一个冤案的出现，可能都会使得以往所有的正义受到污染，何况是如此严重的一系列冤案。

通过刑讯逼供来得到口供，以及「流氓罪」等口袋罪，造成程序上的不正义。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污染的是源头。

源头被破坏，法的根基就受到了动摇，以后流出的水，谁还敢喝呢？谁还相信正义呢？

当所有人都不相信正义，只是依赖丛林法则和侥幸心理活着，这样造成的社会的冷漠与黑暗，就算没有犯罪，不是更可怕百倍吗？

犯罪有很多原因，只看犯罪这一结果，并从结果上根治，或是追求结果的正义，最终只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犯罪减少了，但人的价值却被玷污了。

犯罪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完全铲除的。试图完全铲除犯罪，也许在一时间能达到效果，但势必会损害其他方面。

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护程序的正义。在程序正义的情况下，结果可能正义，也可能不正义，但程序不正义，结果则一定不正义。

何国强、陈国清、张玉环等人的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而他们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

在那个全民关注、各方媒体报道、亲人守望相助、律师坚守良知的年代，他们的冤屈尚难昭雪，我们怎么能保证今天这些悲剧就不会重演呢？

蒙冤者和我们的关系，的确就像张玉环的律师王飞感叹的那样：

「（蒙冤者）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只是在我们看来运气不好，他突然有一天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的境遇并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司法运行的规则出了问题。

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之所以没有遭遇他们的灾难，只是你比他们稍微幸运一点，但你不能保证，你的下一刻也是幸运的，你的子孙后代也是幸运的。

所以，我呼吁我们作为普通人，在我们还能够享受到岁月静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去关注这样一些冤案，去关注我们的司法是如何运行的，并且来监督司法，确保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我们和蒙冤者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当这个社会出现了冤屈，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参考资料

侯雪琪. 喊冤27年，四获死刑，「陈国清案」一被告囚满回家. 全现在，2021-03.
中国警察队伍第二次严打，1996年，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 搜狐， 2019-05.
王飞. 蒙冤者. 一席，2020-12.
南方周末. 一个「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 新浪，2004-04.
他们「成为」杀人犯的二十七年. 财新，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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